“不行，我親愛的朋友，在我們沒有把話說完，沒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我們哪裏也不去了。怎麽，你不相信我們會保護你嗎?”
娜斯佳勉強笑了笑，撫摸了一下科羅特科夫的肩膀。
“尤裏，你現在是作為領導在說話，你沒有權利懷疑自己的部下，你應該支持他們的信心和精神力量。你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不必欺騙我，我幾乎自己騙了自己一個半月了，這已經足夠了。至於遺囑的事嘛，這對舒特尼克和你組織保護的能力沒有直接關係。舒特尼克——這隻是一個藉口而已，關鍵是要想到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就是這個笨豬的第七個受害者。完全有可能遭遇車禍，被電擊死，吃了變質的罐頭中毒身亡或碰上一個敷衍塞責的口腔科醫生，染上愛滋病。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隨時死去，尤裏。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想法，我們把它從意識中趕走，因為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它在毀掉我們生活的前景，但是我們要把這個想法趕走，生活本身的安排不會改變。人是非常脆弱的生物，我們當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堅信我們能活到耄 耋之年。為什麽認為七十歲之前不要考慮立遺囑呢?許多人到九十歲還不考慮立遺囑呢。當我明白了舒特尼克打算對我下毒手時，我的眼睛似乎睜開了。我突然清晰地想到，我真的很快要死了。我要死了，很快要死了。”她很慢地重複說，仿佛在仔細聆聽自己的話，“從一方麵講，應當積極努力防止出現這種情況。但從另一方麵講，我應做到一切可能做到的。萬一我死了，希望我的死給我的親人帶來的麻煩和不安越少越好。最理想的是在墓地或骨灰盒存放處買一塊地方，免得阿廖沙再為這事忙活。你知道這怎麽辦理嗎?”
科羅特科夫驚恐地望著娜斯佳，仿佛他麵對的是一個復活了的死人。
“你說什麽?”他說道，一邊吃力地措辭，“你自己能聽見自己說話嗎?”
“能聽見，尤裏。我的聽力完全正常。”
“你的頭腦可不完全正常!”他脫口說道，“你在自我安葬嗎?你真他媽的活見鬼?!”
“尤裏，”娜斯佳麵帶微笑，曼聲責備地說，“唉呀，你這樣跟女士說話太不文雅，而且是跟你的部下說這麽粗魯的話。”
“粗魯的話我還沒說呢，如果你再幹蠢事的話!我把你……把你……”他氣得喘不過氣來，“我把你鎖在家裏，不讓你出門，直到我們抓住舒特尼克，懂了嗎?”
“他會把整座樓炸掉的，他是個亡命徒。”她平靜地反駁道。
“我們會派警衛隊把大樓保護起來。”
“是嗎?誰準許你這樣做呢?我是什麽，是國防部長?國家總統?以後你會看到，我們的舒特尼克是一個目的性非常強的和詭計多端的人。你知道他將對你的警衛隊作出什麽反應嗎?他將會對這棟樓進行觀察，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去同他認識，付給他可觀的一大筆錢，請他把一個小包帶進樓裏，而這個人毫不懷疑地就一口應承了。你的大受誇獎的警衛隊總不能不讓居民進樓吧，而且他們也不會去檢查書包呀。這就是全部情況。夠了，尤裏，不要再給我講永生的道德經了。我們迴局裏去。”
科羅特科夫啟動了汽車，一路上，他心情抑鬱，一言不發。
◎ 兇手
避免那種死亡的第二條路是死在敵人手下，但我認為這樣死不值得。
罪犯也可能成為敵人，而真正的敵人卻是企圖使我的祖國蒙受損失的人。我愛自己的祖國。從小父親就教導我愛國，父親是一個忘我地忠誠於自己國家利益和隨時準備為她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堅定的愛國者。我認為“祖國”這個詞本身就是神聖的，而“如果祖國需要”這句話絕對不是空話。
從小我就聽父親講過，我們的國家是最優秀、最正義、最善良和最美麗的國家，所以我應該為我能夠生長和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感到自豪，為命運給了我為自己的祖國做哪怕一點點好事的機會而感到幸福。我對父親的話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的懷疑。當然，奶奶對這些觀點是不同意的，但關於這一點隻是我長大成人後才知道的。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我從來沒聽她說過一個字，說我們所生活的國家並不是那麽美好和正義。我惟一一次了解到奶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她跟父親的一次談話。她要求父親變換一下工作的地方，轉到莫斯科去，離兒子，也就是離我，近一些。但是這次談話是她和爸爸單獨在書房裏進行的，不想讓我聽見，這是其一;其二，這次談話奶奶沒有給我留下任何有反愛國主義觀點的印象，因為我所偷聽到的談話主要是有關父親的情況。當時我了解到，我爸爸根本不是挖土工和裝卸工，而是研製新式武器的功勳科學家，這使我這十歲的孩子的心靈充滿了莫大的喜悅和自豪，以致其他一切我都沒有去注意。雖然奶奶性格複雜，但她無疑是個很有智慧的人，並十分清楚，既然我還得在這個國家裏生活，那就不該給我的頭腦裏灌輸那些影響順利適應現實生活的思想感情。
其實，適應是很順利的。我真誠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全心全意地想成為一名對祖國有用的人。不管怎樣，不管政權更迭和道德價值觀改變，不管經濟和政治的突變——正是這些突變把“我們是最優秀的”這一理念明顯置於了被懷疑的境地。英國人有一種說法：不管我的祖國對與不對，但她畢竟是我的祖國。我愛她並為她而自豪。任何經濟和政治的動盪都無法消除和動搖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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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勉強笑了笑，撫摸了一下科羅特科夫的肩膀。
“尤裏，你現在是作為領導在說話，你沒有權利懷疑自己的部下，你應該支持他們的信心和精神力量。你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不必欺騙我，我幾乎自己騙了自己一個半月了，這已經足夠了。至於遺囑的事嘛，這對舒特尼克和你組織保護的能力沒有直接關係。舒特尼克——這隻是一個藉口而已，關鍵是要想到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就是這個笨豬的第七個受害者。完全有可能遭遇車禍，被電擊死，吃了變質的罐頭中毒身亡或碰上一個敷衍塞責的口腔科醫生，染上愛滋病。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隨時死去，尤裏。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想法，我們把它從意識中趕走，因為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它在毀掉我們生活的前景，但是我們要把這個想法趕走，生活本身的安排不會改變。人是非常脆弱的生物，我們當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堅信我們能活到耄 耋之年。為什麽認為七十歲之前不要考慮立遺囑呢?許多人到九十歲還不考慮立遺囑呢。當我明白了舒特尼克打算對我下毒手時，我的眼睛似乎睜開了。我突然清晰地想到，我真的很快要死了。我要死了，很快要死了。”她很慢地重複說，仿佛在仔細聆聽自己的話，“從一方麵講，應當積極努力防止出現這種情況。但從另一方麵講，我應做到一切可能做到的。萬一我死了，希望我的死給我的親人帶來的麻煩和不安越少越好。最理想的是在墓地或骨灰盒存放處買一塊地方，免得阿廖沙再為這事忙活。你知道這怎麽辦理嗎?”
科羅特科夫驚恐地望著娜斯佳，仿佛他麵對的是一個復活了的死人。
“你說什麽?”他說道，一邊吃力地措辭，“你自己能聽見自己說話嗎?”
“能聽見，尤裏。我的聽力完全正常。”
“你的頭腦可不完全正常!”他脫口說道，“你在自我安葬嗎?你真他媽的活見鬼?!”
“尤裏，”娜斯佳麵帶微笑，曼聲責備地說，“唉呀，你這樣跟女士說話太不文雅，而且是跟你的部下說這麽粗魯的話。”
“粗魯的話我還沒說呢，如果你再幹蠢事的話!我把你……把你……”他氣得喘不過氣來，“我把你鎖在家裏，不讓你出門，直到我們抓住舒特尼克，懂了嗎?”
“他會把整座樓炸掉的，他是個亡命徒。”她平靜地反駁道。
“我們會派警衛隊把大樓保護起來。”
“是嗎?誰準許你這樣做呢?我是什麽，是國防部長?國家總統?以後你會看到，我們的舒特尼克是一個目的性非常強的和詭計多端的人。你知道他將對你的警衛隊作出什麽反應嗎?他將會對這棟樓進行觀察，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去同他認識，付給他可觀的一大筆錢，請他把一個小包帶進樓裏，而這個人毫不懷疑地就一口應承了。你的大受誇獎的警衛隊總不能不讓居民進樓吧，而且他們也不會去檢查書包呀。這就是全部情況。夠了，尤裏，不要再給我講永生的道德經了。我們迴局裏去。”
科羅特科夫啟動了汽車，一路上，他心情抑鬱，一言不發。
◎ 兇手
避免那種死亡的第二條路是死在敵人手下，但我認為這樣死不值得。
罪犯也可能成為敵人，而真正的敵人卻是企圖使我的祖國蒙受損失的人。我愛自己的祖國。從小父親就教導我愛國，父親是一個忘我地忠誠於自己國家利益和隨時準備為她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堅定的愛國者。我認為“祖國”這個詞本身就是神聖的，而“如果祖國需要”這句話絕對不是空話。
從小我就聽父親講過，我們的國家是最優秀、最正義、最善良和最美麗的國家，所以我應該為我能夠生長和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感到自豪，為命運給了我為自己的祖國做哪怕一點點好事的機會而感到幸福。我對父親的話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的懷疑。當然，奶奶對這些觀點是不同意的，但關於這一點隻是我長大成人後才知道的。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我從來沒聽她說過一個字，說我們所生活的國家並不是那麽美好和正義。我惟一一次了解到奶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她跟父親的一次談話。她要求父親變換一下工作的地方，轉到莫斯科去，離兒子，也就是離我，近一些。但是這次談話是她和爸爸單獨在書房裏進行的，不想讓我聽見，這是其一;其二，這次談話奶奶沒有給我留下任何有反愛國主義觀點的印象，因為我所偷聽到的談話主要是有關父親的情況。當時我了解到，我爸爸根本不是挖土工和裝卸工，而是研製新式武器的功勳科學家，這使我這十歲的孩子的心靈充滿了莫大的喜悅和自豪，以致其他一切我都沒有去注意。雖然奶奶性格複雜，但她無疑是個很有智慧的人，並十分清楚，既然我還得在這個國家裏生活，那就不該給我的頭腦裏灌輸那些影響順利適應現實生活的思想感情。
其實，適應是很順利的。我真誠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全心全意地想成為一名對祖國有用的人。不管怎樣，不管政權更迭和道德價值觀改變，不管經濟和政治的突變——正是這些突變把“我們是最優秀的”這一理念明顯置於了被懷疑的境地。英國人有一種說法：不管我的祖國對與不對，但她畢竟是我的祖國。我愛她並為她而自豪。任何經濟和政治的動盪都無法消除和動搖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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