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推理] 《二月三十一日(出書版)》作者：[英]朱利安·西蒙斯/譯者：翁裕庭【完結】
內容簡介：
傑出的廣告公司經理安德森，在妻子薇樂麗墜樓身亡後，就開始表現失常，不但在工作上不能全神貫注，還動輒疑神疑鬼，到最後連處理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的能力也都喪失了，他是否別有隱情，作賊心虛呢?還是隻是思妻情切?
資深警官克瑞斯自認為是上帝的世俗替身，為了探求事實真相，往往不擇手段，他在薇樂麗意外死亡案中，嗅出了一絲不尋常的氣味，乃決心鍥而不捨的追查，務求薇樂麗真是被謀殺的嗎?克瑞斯警官是否能如願揪出兇手呢?
作者簡介：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gustave symons，1912-1994)，英國偵探小說作家、評論家、詩人，一九三〇年代原為英國新銳詩人，二次大戰爆發前以機鋒敏銳的評論家身分，為人所稱道。
一九四五年出版《the immaterial murder case》，正式跨足推理創作文學界;他也是著名的傳記作家，曾為愛倫·坡、柯南道爾(西蒙斯還曾仿作福爾摩斯式的推理小說《a three pipe problem》)等人作傳。一九九〇年獲犯罪寫作協會鑽石匕首獎，表彰他對推理創作界的卓越貢獻與成就，並兩度獲得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一九八二年獲頒推理大師獎。
西蒙斯是大聲疾唿推理創作應跳脫傳統解謎的窠臼，轉而著重描寫人物心理層麵的先鋒。《二月三十一日》將所謂正派人士暗行暴力迫害之惡行惡狀刻劃的淋漓盡致，實為完美體現其主張的經典作品。
《二月三十一日》——犯罪小說的“文藝復興”
·兩位文藝復興人
文藝復興式的博雅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在英國文壇的地位十分類似在美國的安東尼·鮑查(anthony boucher，1911-1968)，他們都是讓“推理小說變得受人尊敬”的關鍵人物。
鮑查自一九五一年起在《紐約時報》寫一個推理小說書評專欄，寫了十七年共八百五十二篇，幾乎關照了所有同時代推理小說的創作者，影響廣闊深遠。而西蒙斯比鮑查稍晚，長期在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藝文版上撰寫推理小說書評專欄，他的慧眼獨具發掘了無數新人，他的洞見幽微也讓許多本來不受注意的推理傑作得見天日，他的淵博敏感、寬宏視野與細膩論述又讓讀者在心領神會之餘，驚覺原來推理小說曾經做到了那麽多事。
朱利安·西蒙斯晚年曾經迴顧起撰寫推理書評的往事，他自己覺得有點像是無心插柳的意外，過程又充滿文壇恩怨的八卦。他去世那年出版的推理雜文集《犯罪行徑》(criminal practlces，1994)裏，在導論中他就迴憶起撰寫推理小說書評的緣起與經過，以我在台灣編輯圈近三十年的老驥經歷，讀起來感覺是無比的親切與興味盎然，且讓我在這兒簡述一番……
話說一九五八年初，朱利安·西蒙斯接到來自《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leonard russell)的一通電話，問他是否願意成為該報的推理小說評論特約作者，每個月交兩篇稿子，一年的酬勞是六百英鎊。六百英鎊在當時是個誘人的大數字，而當時西蒙斯本來的書評工作也讓他感到厭煩，很想試試新鮮的領域，他沒怎麽多想就一口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寫竟寫了三十五年，而他也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推理小說書評家。
在西蒙斯口中，促成這段姻緣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倒是一個頗有意思的人物，他精力旺盛、慷慨大方、新點子源源不絕、對新構想極富熱情卻也極容易衰退;他是倫敦文藝圈的一個社交核心，家中邀宴與訪客不斷，文豪與名流穿梭不息，誠然是往來無白丁的景況。但李納德·羅素也是極有主見兼好大喜功的媒體人，常常胸有定見，喜歡把想法強加於他人的見解之上(眾多作家的迴憶錄或自傳裏：永遠不缺這樣強勢操縱型的編輯人物，有時候不免讓我們懷疑有許多作家的誕生，背後另有看不見的黑手)。
有一次，李納德又為一個新鮮的點子所吸引，他興致勃勃要朱利安挑選出心目中史上“最佳100推理小說”，準備在報上大事宣傳，創造一個大話題，朱利安·西蒙斯遵命照辦，百般思索，終於交出了一張書單與他的解讀;李納德突然又覺得隻用一個人來挑選恐怕代表性不夠，又興沖沖邀了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席瑞爾·海爾(cyril hare，1900-1958)、尼克拉斯·布雷克(nichs ke，1904-1972)、雷克斯·史陶特(rex stout，1886-1975)等諸多名家共同來“改進名單”，做了若幹修正;後來又靈機一動，認為應該隻選九十九本，留下一本給讀者票選，讓大眾有更高的參與感。本來好脾氣的西蒙斯忍不住抱怨說，那些名家挑選的作品固然很好，但絕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百選”，而讀者票選出來的作品，更是他絕不會考慮的作品。
即使如此，這份書單對李納德·羅素來說還是太“冷門”了，他發現書單中的選擇竟有三分之一是絕版書，很多作品也是對通俗大眾毫不知名的僻作;他又要求西蒙斯刪去絕版書，改選書市上買得到的書。西蒙斯在文中所迴憶的，就是這樣一種既受知遇又受幹預的編輯與作者的愛恨交織關係(一直要等到李納德·羅素過世之後，西蒙斯才有機會真正出版他“原版的”心目中百大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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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的廣告公司經理安德森，在妻子薇樂麗墜樓身亡後，就開始表現失常，不但在工作上不能全神貫注，還動輒疑神疑鬼，到最後連處理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的能力也都喪失了，他是否別有隱情，作賊心虛呢?還是隻是思妻情切?
資深警官克瑞斯自認為是上帝的世俗替身，為了探求事實真相，往往不擇手段，他在薇樂麗意外死亡案中，嗅出了一絲不尋常的氣味，乃決心鍥而不捨的追查，務求薇樂麗真是被謀殺的嗎?克瑞斯警官是否能如願揪出兇手呢?
作者簡介：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gustave symons，1912-1994)，英國偵探小說作家、評論家、詩人，一九三〇年代原為英國新銳詩人，二次大戰爆發前以機鋒敏銳的評論家身分，為人所稱道。
一九四五年出版《the immaterial murder case》，正式跨足推理創作文學界;他也是著名的傳記作家，曾為愛倫·坡、柯南道爾(西蒙斯還曾仿作福爾摩斯式的推理小說《a three pipe problem》)等人作傳。一九九〇年獲犯罪寫作協會鑽石匕首獎，表彰他對推理創作界的卓越貢獻與成就，並兩度獲得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一九八二年獲頒推理大師獎。
西蒙斯是大聲疾唿推理創作應跳脫傳統解謎的窠臼，轉而著重描寫人物心理層麵的先鋒。《二月三十一日》將所謂正派人士暗行暴力迫害之惡行惡狀刻劃的淋漓盡致，實為完美體現其主張的經典作品。
《二月三十一日》——犯罪小說的“文藝復興”
·兩位文藝復興人
文藝復興式的博雅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在英國文壇的地位十分類似在美國的安東尼·鮑查(anthony boucher，1911-1968)，他們都是讓“推理小說變得受人尊敬”的關鍵人物。
鮑查自一九五一年起在《紐約時報》寫一個推理小說書評專欄，寫了十七年共八百五十二篇，幾乎關照了所有同時代推理小說的創作者，影響廣闊深遠。而西蒙斯比鮑查稍晚，長期在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藝文版上撰寫推理小說書評專欄，他的慧眼獨具發掘了無數新人，他的洞見幽微也讓許多本來不受注意的推理傑作得見天日，他的淵博敏感、寬宏視野與細膩論述又讓讀者在心領神會之餘，驚覺原來推理小說曾經做到了那麽多事。
朱利安·西蒙斯晚年曾經迴顧起撰寫推理書評的往事，他自己覺得有點像是無心插柳的意外，過程又充滿文壇恩怨的八卦。他去世那年出版的推理雜文集《犯罪行徑》(criminal practlces，1994)裏，在導論中他就迴憶起撰寫推理小說書評的緣起與經過，以我在台灣編輯圈近三十年的老驥經歷，讀起來感覺是無比的親切與興味盎然，且讓我在這兒簡述一番……
話說一九五八年初，朱利安·西蒙斯接到來自《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leonard russell)的一通電話，問他是否願意成為該報的推理小說評論特約作者，每個月交兩篇稿子，一年的酬勞是六百英鎊。六百英鎊在當時是個誘人的大數字，而當時西蒙斯本來的書評工作也讓他感到厭煩，很想試試新鮮的領域，他沒怎麽多想就一口答應了，沒想到這一寫竟寫了三十五年，而他也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推理小說書評家。
在西蒙斯口中，促成這段姻緣的文學主編李納德·羅素倒是一個頗有意思的人物，他精力旺盛、慷慨大方、新點子源源不絕、對新構想極富熱情卻也極容易衰退;他是倫敦文藝圈的一個社交核心，家中邀宴與訪客不斷，文豪與名流穿梭不息，誠然是往來無白丁的景況。但李納德·羅素也是極有主見兼好大喜功的媒體人，常常胸有定見，喜歡把想法強加於他人的見解之上(眾多作家的迴憶錄或自傳裏：永遠不缺這樣強勢操縱型的編輯人物，有時候不免讓我們懷疑有許多作家的誕生，背後另有看不見的黑手)。
有一次，李納德又為一個新鮮的點子所吸引，他興致勃勃要朱利安挑選出心目中史上“最佳100推理小說”，準備在報上大事宣傳，創造一個大話題，朱利安·西蒙斯遵命照辦，百般思索，終於交出了一張書單與他的解讀;李納德突然又覺得隻用一個人來挑選恐怕代表性不夠，又興沖沖邀了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席瑞爾·海爾(cyril hare，1900-1958)、尼克拉斯·布雷克(nichs ke，1904-1972)、雷克斯·史陶特(rex stout，1886-1975)等諸多名家共同來“改進名單”，做了若幹修正;後來又靈機一動，認為應該隻選九十九本，留下一本給讀者票選，讓大眾有更高的參與感。本來好脾氣的西蒙斯忍不住抱怨說，那些名家挑選的作品固然很好，但絕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百選”，而讀者票選出來的作品，更是他絕不會考慮的作品。
即使如此，這份書單對李納德·羅素來說還是太“冷門”了，他發現書單中的選擇竟有三分之一是絕版書，很多作品也是對通俗大眾毫不知名的僻作;他又要求西蒙斯刪去絕版書，改選書市上買得到的書。西蒙斯在文中所迴憶的，就是這樣一種既受知遇又受幹預的編輯與作者的愛恨交織關係(一直要等到李納德·羅素過世之後，西蒙斯才有機會真正出版他“原版的”心目中百大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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