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晨為何如此關注裏見甫的事情呢？
這是因為，馮晨自從加入組織，接觸情報工作後，對在中國活動的日本人特別敏感，馮晨始終認為，做新聞的人同搞情報的人是永遠密不可分的。
在馮晨看來，中日全麵戰爭一觸即發，多深入了解一些，這些多年來活躍於中國大江南北的日本記者們，對掌握日本的戰略動向非常有用。
馮晨剛剛把茶水給尾崎秀實泡好，尾崎秀實上衛生間轉了迴來。
尾崎秀實端起茶杯子，坐到床上喝了兩口，繼續開始給馮晨講著裏見甫的事情。
奉天的關東軍，給裏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裏，設了個辦公桌，讓裏見甫與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擔起了軍中的宣傳工作。
而此前，裏見甫當記者時，完成的那份“中國社會世論形成方式”的研究報告，也獲得了軍部高層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日本軍方的信任。
裏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裏幹得非常賣力！
在此期間，他不但結識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眾多出身於日本舊知識分子的軍人。
此外他還結識了第4課課長鬆井太久郎、以及該課的少佐參謀臼田寬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純久等人，4課上尉參謀橫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時常光顧他的辦公室。
裏見甫一邊工作，一邊同這些軍人們侃侃而談，心情十分愜意。
當時，關東軍第4課的主要任務，就是親手創建滿州國通訊社，也就是國通。
三十年代初，“一國一社製”正成為引領世界通訊界的潮流，為此，日本陸軍省次長小磯國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訊體製的議案。
可是，官方的聯合通訊社和民辦的電報通訊社卻認為：統一之舉為時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兩社在組織結構及辦社立場上意見相佐，故而致使日本國內兩社統一受阻。
九一八事變後，日方決定首先統一滿州國的通訊體製。
為此，日本聯合通訊社的岩永裕吉建議，取滿州國的“國”字為頭、簡稱“國通”，這個建議，經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裁決後，開始籌建“國通社”。
一開始，這個“國通”社的社長，是準備讓高柳保太郎預備役中將擔任的。
這位高柳保太郎是何許人？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亞出兵”時的日本派遣軍參謀長，日本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生。
這時，同裏見甫關係密切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想了想，認為：“幹嗎還要另外找人呢，裏見甫不挺好嗎”。
本莊繁知道，裏見甫有個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陣就得挪地方，他就把裏見甫找來問道：“我讓你負責國通社，你不會突然撂挑子走人吧？”
“司令官安排的事情，我怎麽能撂挑子走人？”
這次裏見甫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本莊繁就定下來讓裏見甫來幹。
但是，裏見甫當時隻有36歲，按日本人的習慣，好像當社長太年輕了點，於是本莊繁就讓社長位置空缺著，由裏見甫擔任“國通”的“主幹事”，實際上行使的是社長的職權。
另外，時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曾經就滿洲國通社成立，與日本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的班長鈴木貞一中佐進行了磋商。
在情報部長白鳥敏夫的授意下，該部的須磨彌吉郎書記官，奉命趕赴奉天，就滿洲國通社的設置、其他通訊社的合並等，同關東軍協商。
其實，當年在北平時期，裏見甫與須磨彌吉郎就是故友，所以在他們會麵時，彼此毫無拘束，雙方坦誠地亮出了觀點，一拍即合。
其後，裏見甫向關東軍總部匯報了會談結果，為了順利合並其他通訊社，本莊繁司令官指示，由關東軍第4課重新擬定統一草案。
擬定出的新的統一草案，貫徹的仍是日本軍方的意誌。
因為關東軍第4課的任務，就是親手創建並掌控‘國通’，所以隻按軍方的命令行事，根本不采納外界的任何意見。
也就是說，一旦該方案獲準後，全部交給關東軍去實施。
然而，要真正實施統一這個方案，阻力非常大，關鍵問題是.這個方案要獲得日本國內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的承認。
隻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統一方案也就無法實施。
雖說僅在滿州實行“一國一社製”，但日本國內的聯合與電通兩社是否讚成？尤其是電通能否理解？當時都存在著很大的懸念。
滿州事變爆發後，日本國內各個新聞社，均將重點集中到了滿州，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都為此逐步擴大了各自的機構及人員。
果不其然，裏見甫製訂的草案，提交上去後，便產生了由誰來加以歸納、整理及最終定稿的一係列問題。
當時的日本陸軍省和外務省，忙於籌建滿洲國，都無暇顧及此事。而關東軍司令部的第4課更是處於人手不足的緊張狀態。
突然有一天，主抓“一國一社製”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對裏見甫說：“你也來參加這項工作吧！”
“臼田君，我一直是記者，讓我參加這項工作不好吧。”裏見甫推脫著。
“裏見君，你雖然是記者，在我們看來，你同國內的兩大通訊社之間素無瓜葛，很適合公正地抓這項工作。”臼田少佐堅持著自己的意見。
“臼田君既然這樣說，那我就勉為其難吧。”裏見甫心裏想，草案既己提交了，還是順其自然吧。
在關東軍的支持下，滿洲“國通通訊社”的創立，竟順利得意乎尋常，與此同時，裏見甫也開始在新聞界中名聲鵲起。
不僅如此，日本國內的“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借“國通通訊社”發展之機，展開了積極的合作。
在1935年，“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最終合並成了“同盟通訊社”。
從根本上來說，滿洲的“國通”隻是一個地方通訊社，國際上沒人承認“滿洲國”，按說“國通”不應該有什麽大的國際影響。
但是，早在1933年5月“國通”和路透社簽訂了一個合作協定，一下子讓“國通”成了有國際知名度的通訊社。
裏見甫創立“國通”之舉，更加深了日本軍方對他的賞識。
日本軍方開始把一些隱蔽的特殊任務交給他處理，例如滿州國成立伊始，軍方讓他搞的哈爾濱大觀園的宣撫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馬占山的便衣隊、民黨團、朝鮮人的鴉片販賣者等，都混居在大觀園內，使得那裏的治安極度惡化，簡直變成了反滿抗日活動的根據地。
在關東軍司令部第4課的指示下，裏見甫攜同軍方，開始對哈爾濱大觀園這條娛樂街展開了宣撫工作。
裏見甫不僅親自坐鎮“大觀園”，而且還充當了整個行動的總指揮。
盡管此次宣撫工作，最終並未取得輝煌成就，但裏見甫的指揮才能卻受到了軍方的高度評價，這也為後來軍方重用他奠定了基礎。
此外“國通”成立後，裏見甫先請大矢信彥擔當了該社的首任總編局長，當“國通”走入正軌後，他又把該職位轉給了鬆方三郎。
裏見甫本人，轉移到了天津，並在天津創辦起了華文報紙《庸報》。
其實《庸報》也是受控於關東軍第4課，是一份麵向中國讀者的刊物，其目的是為了對抗上海的《大公報》，裏見甫在《庸報》上用的筆名為李嗚。
也就是在天津期間，裏見甫結識了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
這是因為，馮晨自從加入組織，接觸情報工作後，對在中國活動的日本人特別敏感，馮晨始終認為，做新聞的人同搞情報的人是永遠密不可分的。
在馮晨看來，中日全麵戰爭一觸即發，多深入了解一些，這些多年來活躍於中國大江南北的日本記者們，對掌握日本的戰略動向非常有用。
馮晨剛剛把茶水給尾崎秀實泡好，尾崎秀實上衛生間轉了迴來。
尾崎秀實端起茶杯子，坐到床上喝了兩口，繼續開始給馮晨講著裏見甫的事情。
奉天的關東軍，給裏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裏，設了個辦公桌，讓裏見甫與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擔起了軍中的宣傳工作。
而此前，裏見甫當記者時，完成的那份“中國社會世論形成方式”的研究報告，也獲得了軍部高層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日本軍方的信任。
裏見甫在關東軍第4課裏幹得非常賣力！
在此期間，他不但結識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眾多出身於日本舊知識分子的軍人。
此外他還結識了第4課課長鬆井太久郎、以及該課的少佐參謀臼田寬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純久等人，4課上尉參謀橫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時常光顧他的辦公室。
裏見甫一邊工作，一邊同這些軍人們侃侃而談，心情十分愜意。
當時，關東軍第4課的主要任務，就是親手創建滿州國通訊社，也就是國通。
三十年代初，“一國一社製”正成為引領世界通訊界的潮流，為此，日本陸軍省次長小磯國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訊體製的議案。
可是，官方的聯合通訊社和民辦的電報通訊社卻認為：統一之舉為時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兩社在組織結構及辦社立場上意見相佐，故而致使日本國內兩社統一受阻。
九一八事變後，日方決定首先統一滿州國的通訊體製。
為此，日本聯合通訊社的岩永裕吉建議，取滿州國的“國”字為頭、簡稱“國通”，這個建議，經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裁決後，開始籌建“國通社”。
一開始，這個“國通”社的社長，是準備讓高柳保太郎預備役中將擔任的。
這位高柳保太郎是何許人？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亞出兵”時的日本派遣軍參謀長，日本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生。
這時，同裏見甫關係密切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想了想，認為：“幹嗎還要另外找人呢，裏見甫不挺好嗎”。
本莊繁知道，裏見甫有個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陣就得挪地方，他就把裏見甫找來問道：“我讓你負責國通社，你不會突然撂挑子走人吧？”
“司令官安排的事情，我怎麽能撂挑子走人？”
這次裏見甫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本莊繁就定下來讓裏見甫來幹。
但是，裏見甫當時隻有36歲，按日本人的習慣，好像當社長太年輕了點，於是本莊繁就讓社長位置空缺著，由裏見甫擔任“國通”的“主幹事”，實際上行使的是社長的職權。
另外，時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曾經就滿洲國通社成立，與日本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的班長鈴木貞一中佐進行了磋商。
在情報部長白鳥敏夫的授意下，該部的須磨彌吉郎書記官，奉命趕赴奉天，就滿洲國通社的設置、其他通訊社的合並等，同關東軍協商。
其實，當年在北平時期，裏見甫與須磨彌吉郎就是故友，所以在他們會麵時，彼此毫無拘束，雙方坦誠地亮出了觀點，一拍即合。
其後，裏見甫向關東軍總部匯報了會談結果，為了順利合並其他通訊社，本莊繁司令官指示，由關東軍第4課重新擬定統一草案。
擬定出的新的統一草案，貫徹的仍是日本軍方的意誌。
因為關東軍第4課的任務，就是親手創建並掌控‘國通’，所以隻按軍方的命令行事，根本不采納外界的任何意見。
也就是說，一旦該方案獲準後，全部交給關東軍去實施。
然而，要真正實施統一這個方案，阻力非常大，關鍵問題是.這個方案要獲得日本國內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的承認。
隻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統一方案也就無法實施。
雖說僅在滿州實行“一國一社製”，但日本國內的聯合與電通兩社是否讚成？尤其是電通能否理解？當時都存在著很大的懸念。
滿州事變爆發後，日本國內各個新聞社，均將重點集中到了滿州，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都為此逐步擴大了各自的機構及人員。
果不其然，裏見甫製訂的草案，提交上去後，便產生了由誰來加以歸納、整理及最終定稿的一係列問題。
當時的日本陸軍省和外務省，忙於籌建滿洲國，都無暇顧及此事。而關東軍司令部的第4課更是處於人手不足的緊張狀態。
突然有一天，主抓“一國一社製”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對裏見甫說：“你也來參加這項工作吧！”
“臼田君，我一直是記者，讓我參加這項工作不好吧。”裏見甫推脫著。
“裏見君，你雖然是記者，在我們看來，你同國內的兩大通訊社之間素無瓜葛，很適合公正地抓這項工作。”臼田少佐堅持著自己的意見。
“臼田君既然這樣說，那我就勉為其難吧。”裏見甫心裏想，草案既己提交了，還是順其自然吧。
在關東軍的支持下，滿洲“國通通訊社”的創立，竟順利得意乎尋常，與此同時，裏見甫也開始在新聞界中名聲鵲起。
不僅如此，日本國內的“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也借“國通通訊社”發展之機，展開了積極的合作。
在1935年，“聯合”與“電通”兩大通訊社，最終合並成了“同盟通訊社”。
從根本上來說，滿洲的“國通”隻是一個地方通訊社，國際上沒人承認“滿洲國”，按說“國通”不應該有什麽大的國際影響。
但是，早在1933年5月“國通”和路透社簽訂了一個合作協定，一下子讓“國通”成了有國際知名度的通訊社。
裏見甫創立“國通”之舉，更加深了日本軍方對他的賞識。
日本軍方開始把一些隱蔽的特殊任務交給他處理，例如滿州國成立伊始，軍方讓他搞的哈爾濱大觀園的宣撫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馬占山的便衣隊、民黨團、朝鮮人的鴉片販賣者等，都混居在大觀園內，使得那裏的治安極度惡化，簡直變成了反滿抗日活動的根據地。
在關東軍司令部第4課的指示下，裏見甫攜同軍方，開始對哈爾濱大觀園這條娛樂街展開了宣撫工作。
裏見甫不僅親自坐鎮“大觀園”，而且還充當了整個行動的總指揮。
盡管此次宣撫工作，最終並未取得輝煌成就，但裏見甫的指揮才能卻受到了軍方的高度評價，這也為後來軍方重用他奠定了基礎。
此外“國通”成立後，裏見甫先請大矢信彥擔當了該社的首任總編局長，當“國通”走入正軌後，他又把該職位轉給了鬆方三郎。
裏見甫本人，轉移到了天津，並在天津創辦起了華文報紙《庸報》。
其實《庸報》也是受控於關東軍第4課，是一份麵向中國讀者的刊物，其目的是為了對抗上海的《大公報》，裏見甫在《庸報》上用的筆名為李嗚。
也就是在天津期間，裏見甫結識了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