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迴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
化名李天才的李渤海，擔任了“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
李天才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革命理論產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武陽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了張學良。
於是，潘武陽便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
張學良很快喜歡上了年輕精幹的潘武陽。
潘武陽的博學和見解，讓張學良折服，張學良把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武陽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
李天才在武漢“剿總”司令部裏設了一個機要組，自己親自任組長，把他信得過的人全部安插在裏麵。
李天才安排潘武陽當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負責電訊處，這個崗位幾乎可供潘武陽毫無遺漏地獲取武漢“剿總”的軍事情報。
張學良對工農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取得的勝利感到不解，特別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後，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卻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
張學良很困惑，不論是武器還是裝備，紅25軍都遠遠不如他的東北軍，卻讓他接連吃敗仗，讓他的“圍剿”計劃一敗塗地。
張學良認為，很有必要對紅軍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同時，他這樣做，在心裏也有著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能不能聯共抗日呢？
丟失東三省，一直是張學良心中的疼，他渴盼著聯係一切武裝力量進行抗日，能盡早收複東三省。
張學良內心深處很想聯絡紅軍，共同抗日。
在這種背景下，張學良責成李天才，詳細搜集有關紅軍的資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紅軍的內幕。
李天才心裏非常明白，潘武陽能完成這項任務。
於是，李天才把了解紅軍的任務，交給了潘武陽。
潘武陽在北平特科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編寫班子，把紅軍一些能公開的資料，例如武裝理論、建軍曆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領導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詞條，按著詞典的編纂體例，隻用了一周時間就編寫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
小冊子編撰好以後，李天才親自帶著潘武陽，去麵見張學良。
張學良審閱了《匪情辭通》之後，感到非常滿意，親自寫了序，命令印刷下發部隊，他自己也隨身帶上一本，不時翻閱。
潘武陽順理成章地被李天才推薦給張學良，成為了張學良的老師。
張學良學習馬列很認真，潘武陽講解得也很用心，張學良開口閉口稱潘武陽為“老師”，當著別人的麵也是如此。
從此，潘武陽贏得了張學良的尊敬和信任。
潘武陽在這個位置上，獲得了為黨工作的很多便利條件，他還借機把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記者、共產黨員劉尊棋引薦給張學良。
劉尊棋與潘武陽同在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工作過，作為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的記者，劉尊棋如果能順利采訪到張學良，將對促進張學良反蔣抗日非常有利。
劉尊棋從北平趕到武漢，見到張學良的時候，潘武陽正在給張學良講課，張學良指著身旁的潘武陽給劉尊棋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在教我學習《資本論》。”
“嗬嗬，少帥，那可是共黨的聖經，你不怕中毒？”劉尊棋給張學良開著玩笑說。
“哈哈，中毒？這種毒多中點好，對思想有好處。我看《資本論》不是毒，那是思想的補品！”張學良爽朗地笑了笑迴答道。
“那少帥可要好好感謝你思想上的營養師潘武陽先生了。”劉尊棋說。
“那是自然的！”張學良點了點頭。
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後，北平特科交給潘武陽的任務，一是爭取張學良反蔣抗日，二是獲取重要軍事情報。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與他決裂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後，重新又集結兵力對中央蘇區展開進攻。
國共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開始進入決戰的關鍵時期。
進入10月份，紅軍的反“圍剿”戰鬥愈來愈慘烈。
為了徹底剿滅紅軍，蔣介石的軍隊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買武器，並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和專家，幫助出謀劃策。
同時，蔣介石調集重兵，用於直接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到5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行營，直接指揮第五次“圍剿”。
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剿總”副總司令。
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中，潘武陽將“接觸”到的“剿總”軍事機密，源源不斷地傳遞給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或者設法通過秘密交通線傳到蘇區。
所以，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不失時機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武陽的情報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於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以至反“圍剿”後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長征路。
身在敵營中的潘武陽，每天看到和聽到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失利的消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麵緊張地關注戰事，一方麵加緊搜集機密軍事情報。
潘武陽希望能為長征中的紅軍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份精準的情報，轉移中的紅軍便少一份危險。
潘武陽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在，搜集分析敵人圍追堵截紅軍的兵力部署上來。
武漢剿總每天收發的大量機密軍事情報，潘武陽私下都進行了備份，準備找機會交給北平特科的楊青林。
此時，正好北平特科派楊青林專程來到武漢，秘密會見潘武陽，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
戰事愈是緊迫，就愈凸顯情報的重要性，前幾次反“圍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情報。
長征初期，紅軍屢戰失利，同情報不準有很大關係，潘武陽何嚐不想把“剿總”所有的機密文件作為“炮彈”，都提供給紅軍呢？
楊青林此次到武漢，是北平特科新的負責人李光偉派來的，這之前，北平特科創始人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繼被調離了。
就在楊青林到達武漢後的第二天，中央特科主要領導人康正同誌，化名張三洗，秘密潛入武漢，著手恢複黨在武漢的地下組織。
康正很快同楊青林接上了頭，通過楊青林，康正又和潘武陽接上了關係。
康正全麵調查了解了武漢地下黨的鬥爭形勢後，感到很擔心和疑慮。
因為康正非常清楚潘武陽的底細，對潘武陽曾經的自首和為張學良工作始終耿耿於懷，他對立場不堅定的人，有著高度的警惕。
康正很惱火北平特科再次讓潘武陽加入黨組織！
通過吳成方，康正知道，潘武陽再次加入組織，是經過伍豪首長特批的，所以康正隻有接受這個既成的事實，大著膽子同潘武陽接上了關係。
但康正很不信任潘武陽！
可形勢逼迫，武漢地下黨組織必須盡快重建，敵人圍追堵截紅軍的軍事情報必須盡快拿到，康正隻有忍著內心的不滿，接受了潘武陽。
化名李天才的李渤海，擔任了“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
李天才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革命理論產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武陽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了張學良。
於是，潘武陽便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
張學良很快喜歡上了年輕精幹的潘武陽。
潘武陽的博學和見解，讓張學良折服，張學良把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武陽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
李天才在武漢“剿總”司令部裏設了一個機要組，自己親自任組長，把他信得過的人全部安插在裏麵。
李天才安排潘武陽當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負責電訊處，這個崗位幾乎可供潘武陽毫無遺漏地獲取武漢“剿總”的軍事情報。
張學良對工農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取得的勝利感到不解，特別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後，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卻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
張學良很困惑，不論是武器還是裝備，紅25軍都遠遠不如他的東北軍，卻讓他接連吃敗仗，讓他的“圍剿”計劃一敗塗地。
張學良認為，很有必要對紅軍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同時，他這樣做，在心裏也有著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能不能聯共抗日呢？
丟失東三省，一直是張學良心中的疼，他渴盼著聯係一切武裝力量進行抗日，能盡早收複東三省。
張學良內心深處很想聯絡紅軍，共同抗日。
在這種背景下，張學良責成李天才，詳細搜集有關紅軍的資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紅軍的內幕。
李天才心裏非常明白，潘武陽能完成這項任務。
於是，李天才把了解紅軍的任務，交給了潘武陽。
潘武陽在北平特科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編寫班子，把紅軍一些能公開的資料，例如武裝理論、建軍曆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領導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詞條，按著詞典的編纂體例，隻用了一周時間就編寫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
小冊子編撰好以後，李天才親自帶著潘武陽，去麵見張學良。
張學良審閱了《匪情辭通》之後，感到非常滿意，親自寫了序，命令印刷下發部隊，他自己也隨身帶上一本，不時翻閱。
潘武陽順理成章地被李天才推薦給張學良，成為了張學良的老師。
張學良學習馬列很認真，潘武陽講解得也很用心，張學良開口閉口稱潘武陽為“老師”，當著別人的麵也是如此。
從此，潘武陽贏得了張學良的尊敬和信任。
潘武陽在這個位置上，獲得了為黨工作的很多便利條件，他還借機把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記者、共產黨員劉尊棋引薦給張學良。
劉尊棋與潘武陽同在中共順直省委宣傳部工作過，作為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的記者，劉尊棋如果能順利采訪到張學良，將對促進張學良反蔣抗日非常有利。
劉尊棋從北平趕到武漢，見到張學良的時候，潘武陽正在給張學良講課，張學良指著身旁的潘武陽給劉尊棋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在教我學習《資本論》。”
“嗬嗬，少帥，那可是共黨的聖經，你不怕中毒？”劉尊棋給張學良開著玩笑說。
“哈哈，中毒？這種毒多中點好，對思想有好處。我看《資本論》不是毒，那是思想的補品！”張學良爽朗地笑了笑迴答道。
“那少帥可要好好感謝你思想上的營養師潘武陽先生了。”劉尊棋說。
“那是自然的！”張學良點了點頭。
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後，北平特科交給潘武陽的任務，一是爭取張學良反蔣抗日，二是獲取重要軍事情報。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與他決裂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後，重新又集結兵力對中央蘇區展開進攻。
國共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開始進入決戰的關鍵時期。
進入10月份，紅軍的反“圍剿”戰鬥愈來愈慘烈。
為了徹底剿滅紅軍，蔣介石的軍隊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買武器，並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和專家，幫助出謀劃策。
同時，蔣介石調集重兵，用於直接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到50萬人，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行營，直接指揮第五次“圍剿”。
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剿總”副總司令。
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中，潘武陽將“接觸”到的“剿總”軍事機密，源源不斷地傳遞給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或者設法通過秘密交通線傳到蘇區。
所以，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經常不失時機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潘武陽的情報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於中共臨時中央，繼續推行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以至反“圍剿”後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長征路。
身在敵營中的潘武陽，每天看到和聽到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失利的消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麵緊張地關注戰事，一方麵加緊搜集機密軍事情報。
潘武陽希望能為長征中的紅軍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份精準的情報，轉移中的紅軍便少一份危險。
潘武陽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在，搜集分析敵人圍追堵截紅軍的兵力部署上來。
武漢剿總每天收發的大量機密軍事情報，潘武陽私下都進行了備份，準備找機會交給北平特科的楊青林。
此時，正好北平特科派楊青林專程來到武漢，秘密會見潘武陽，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役行動等機密情報。
戰事愈是緊迫，就愈凸顯情報的重要性，前幾次反“圍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情報。
長征初期，紅軍屢戰失利，同情報不準有很大關係，潘武陽何嚐不想把“剿總”所有的機密文件作為“炮彈”，都提供給紅軍呢？
楊青林此次到武漢，是北平特科新的負責人李光偉派來的，這之前，北平特科創始人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繼被調離了。
就在楊青林到達武漢後的第二天，中央特科主要領導人康正同誌，化名張三洗，秘密潛入武漢，著手恢複黨在武漢的地下組織。
康正很快同楊青林接上了頭，通過楊青林，康正又和潘武陽接上了關係。
康正全麵調查了解了武漢地下黨的鬥爭形勢後，感到很擔心和疑慮。
因為康正非常清楚潘武陽的底細，對潘武陽曾經的自首和為張學良工作始終耿耿於懷，他對立場不堅定的人，有著高度的警惕。
康正很惱火北平特科再次讓潘武陽加入黨組織！
通過吳成方，康正知道，潘武陽再次加入組織，是經過伍豪首長特批的，所以康正隻有接受這個既成的事實，大著膽子同潘武陽接上了關係。
但康正很不信任潘武陽！
可形勢逼迫，武漢地下黨組織必須盡快重建，敵人圍追堵截紅軍的軍事情報必須盡快拿到，康正隻有忍著內心的不滿，接受了潘武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