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之禍是發生在武帝晚年的一個重大事件。它持續的時間長達數年，為此而死的人多達數萬，其中包括了皇後、太子、公主等皇室貴族，也包括了丞相、禦史大夫等朝廷重臣，既有地痞無賴，也有死刑囚犯，即使巫蠱之禍結束，其“傷口”也遠遠未曾愈合，甚至影響到“後巫蠱時代”武帝的內政與外交。
“巫蠱”的“蠱”古音通“鬼”，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其具體方法，是在桐木製作的小偶人上刻寫被詛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通過一定的儀式施以魔法和詛咒，然後把它埋在被詛咒者的住處或經常去的地方。人們相信，行巫蠱可以控製和攝取被詛咒者的靈魂。
漢代濃烈的巫風，可說是巫蠱之禍發生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
不論是因嫉恨而行巫蠱，還是因為恐懼而搜巫蠱，源頭都不在巫蠱，而是在嫉恨和恐懼。可是一旦嫉恨和恐懼借著“巫蠱”這種“公共文化”的形式表達和展開，就往往超過個人的控製範圍，造成一種恐懼和猜疑的社會氣氛，引起瘋狂的運動，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更糟的是，如果巫蠱發生在權力中心的皇宮裏，為“有心人”所利用，則往往掀起血雨腥風，造成人間慘劇。
前麵講過，武帝的第一個皇後陳阿嬌，因為妒忌衛子夫而行巫蠱詛咒她。事發後，武帝大怒，誅殺了三百多人，又廢了陳阿嬌的皇後位，把她打入冷宮。
此後，陳阿嬌的母親、扶助武帝登基的關鍵人物、長公主劉嫖也心灰意冷，退而尋歡作樂，再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其在朝野上下的巨大影響力了。這件事真相到底怎樣，現在已經很難說清。
巧合的是，因巫蠱而“掃清道路”、被封皇後的衛子夫也因巫蠱而自縊身亡，可謂成也巫蠱敗巫也蠱。不光是她，巫蠱之禍中，原來權傾天下的衛氏家族也跟著集體敗亡。所以說，巫術隻能算所巫蠱事件的一個“起點”或者借口，事件的背後，是各方勢力的博弈和榮辱沉浮。
太子劉據是武帝二十九歲才得的長子，也是唯一的嫡子，曾一度受到武帝的寵愛。劉據甫一出生，武帝就命人為他寫《皇太子賦》一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七歲時，劉據被立為太子，武帝又建了“博望苑”——“博望”即博聞的意思，出使西域的張騫就曾被封為“博望侯”——讓他在裏麵與賓客往來，又找來天下的名儒向他傳授《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
武帝興儒學的理論靠山、一代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春秋》派的傳人。所以，武帝讓太子學《公羊春秋》，是為了太子將來治國做準備。
一切都很好，迎接劉據的將是一個金光燦燦的寶座和一片雄壯的河山。隻可惜時間是世上最強的毒藥，在它的腐蝕下，任何東西都要麵目全非，所以古人有滄海桑田之歎。
等到劉據長大成人，越發地公瑾仁恕，這本是好事，可是武帝是一個大有為的雄主，溫良的劉據實在不對他的胃口。衛子夫老了，武帝再不能像以前那樣對她感興趣了，而新受寵的王夫人和李夫人都為武帝生了男孩。於是衛子夫母子兩個漸漸失寵，心中生出了不安之意。
武帝察覺了他們的心思，就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比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衛青聽了叩首拜謝。衛子夫聽說這件事，也向武帝脫簪謝罪。
武帝在乎太子怎麽想，而且還不直接告訴他，而是通過軍功赫赫的衛青來安撫他，足見武帝這時候還非常地愛護劉據。
太子是將來的皇帝，他的身邊自然會聚集一批人。《資治通鑒》上說，“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武帝周圍的人卻不同，他所用的人中，有很多文法吏，這些人與漢初軍功集團裏的那些貴族很不一樣，他們多是出身底層。這樣的人，如果要出人頭地、光耀門楣，就隻有立功。功從何來？不立殺賊之功便不是英雄，而賊不是時時處處都有的，沒有的時候隻好自己把他“造出來”，於是該收監的就判殺頭，該殺頭的就嚴刑逼供，誘他把別人也牽進來，於是一殺殺一片。當皇帝看到這些文法吏呈上來的密密麻麻的工作報告時，當然會驚歎這人怎麽如此地能幹，於是大加褒獎，加其官晉其爵。
當然，武帝的嚴刑峻法，根本上是因為他的性格和一係列政策。武帝骨子裏是一個極端專製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力被別人瓜分，所以扶植底層出身的文法吏，讓他們以法令繩墨貴族，乃是要打擊他們，把權力從貴族私門收歸自己手上——朝上文法吏的數量和比例不斷增多，文法吏不像貴族那樣有家族依靠，所以武帝把生殺予奪的大權握得更緊了。而武帝的政策，如打擊豪強，以及為了充實國庫強行征財產稅（算緡，告緡）都須以強力推行，否則根本進行不下去。文法吏正好滿足了武帝的這種需要。
武帝嚴苛，太子卻寬厚，他是反對武帝的嚴刑峻法的，於是每有判獄，太子多為其平反——這是堵住了文法吏立功的門路啊，所以太子雖得到了百姓的愛戴，卻得罪了這些文法酷吏。衛子夫這時已可算飽經滄桑，他怕久而久之，太子會因此獲罪，所以勸他不要總是堅持己見，而應該與武帝的步調保持一致。
武帝聽說這件事，反應很奇怪，他讚揚了劉據，批評了衛子夫。可是，既然如此，他為什麽不聽從太子的輕徭薄賦，不事征伐的勸諫呢，還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不聽也就罷了，他繼續任用文法吏，但沒有加強對劉據的保護。等到衛青這個衛氏家族最大的支柱倒了之後，文法吏的春天來了，他們肆無忌憚地公開詆毀太子。
這時候的武帝已經老了，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了，人也越來越多疑，他長期躲在甘泉宮裏不出來，皇後和太子難得見他一麵，這就給這些人在父子倆之間製造裂痕和對抗留下了空間。
武帝晚年寵愛的一個宦官叫做蘇文，他也是“深酷用法者”的一黨。有一次太子入宮探望皇後，半天時光才從宮裏轉出來。蘇文就向武帝“告密”說：“太子在皇後宮中調戲宮女。”武帝於是將太子宮裏的宮女增加到二百人。衛皇後聽說這件事，就讓劉據向武帝稟明實情，請求誅殺蘇文。劉據說：“清者自清，我何必怕這種小人的汙蔑？更何況父皇英明，不會相信這些讒言，母後無須憂慮。”
常融是蘇文手下的小太監。有一次武帝病了，派他去召見太子。常融迴來報告說，太子聽了皇上身體違和，麵有喜色。武帝冷笑，沒有說話。等到太子來了，武帝發現太子臉上掛有淚痕，可是當著武帝的麵仍然強顏歡笑。武帝這才發覺常融的挑撥，於是將他處死。
由此可見，“深酷用法者”的毒計手段是一波接著一波的。而劉據對武帝的信心也太過了，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若連皇帝的麵都見不到，長此以往，即使他對武帝有信心，武帝對他也沒信心了。
“巫蠱”的“蠱”古音通“鬼”，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其具體方法，是在桐木製作的小偶人上刻寫被詛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通過一定的儀式施以魔法和詛咒，然後把它埋在被詛咒者的住處或經常去的地方。人們相信，行巫蠱可以控製和攝取被詛咒者的靈魂。
漢代濃烈的巫風，可說是巫蠱之禍發生的一個社會文化背景。
不論是因嫉恨而行巫蠱，還是因為恐懼而搜巫蠱，源頭都不在巫蠱，而是在嫉恨和恐懼。可是一旦嫉恨和恐懼借著“巫蠱”這種“公共文化”的形式表達和展開，就往往超過個人的控製範圍，造成一種恐懼和猜疑的社會氣氛，引起瘋狂的運動，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更糟的是，如果巫蠱發生在權力中心的皇宮裏，為“有心人”所利用，則往往掀起血雨腥風，造成人間慘劇。
前麵講過，武帝的第一個皇後陳阿嬌，因為妒忌衛子夫而行巫蠱詛咒她。事發後，武帝大怒，誅殺了三百多人，又廢了陳阿嬌的皇後位，把她打入冷宮。
此後，陳阿嬌的母親、扶助武帝登基的關鍵人物、長公主劉嫖也心灰意冷，退而尋歡作樂，再不能像以前那樣發揮其在朝野上下的巨大影響力了。這件事真相到底怎樣，現在已經很難說清。
巧合的是，因巫蠱而“掃清道路”、被封皇後的衛子夫也因巫蠱而自縊身亡，可謂成也巫蠱敗巫也蠱。不光是她，巫蠱之禍中，原來權傾天下的衛氏家族也跟著集體敗亡。所以說，巫術隻能算所巫蠱事件的一個“起點”或者借口，事件的背後，是各方勢力的博弈和榮辱沉浮。
太子劉據是武帝二十九歲才得的長子，也是唯一的嫡子，曾一度受到武帝的寵愛。劉據甫一出生，武帝就命人為他寫《皇太子賦》一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七歲時，劉據被立為太子，武帝又建了“博望苑”——“博望”即博聞的意思，出使西域的張騫就曾被封為“博望侯”——讓他在裏麵與賓客往來，又找來天下的名儒向他傳授《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
武帝興儒學的理論靠山、一代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春秋》派的傳人。所以，武帝讓太子學《公羊春秋》，是為了太子將來治國做準備。
一切都很好，迎接劉據的將是一個金光燦燦的寶座和一片雄壯的河山。隻可惜時間是世上最強的毒藥，在它的腐蝕下，任何東西都要麵目全非，所以古人有滄海桑田之歎。
等到劉據長大成人，越發地公瑾仁恕，這本是好事，可是武帝是一個大有為的雄主，溫良的劉據實在不對他的胃口。衛子夫老了，武帝再不能像以前那樣對她感興趣了，而新受寵的王夫人和李夫人都為武帝生了男孩。於是衛子夫母子兩個漸漸失寵，心中生出了不安之意。
武帝察覺了他們的心思，就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比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衛青聽了叩首拜謝。衛子夫聽說這件事，也向武帝脫簪謝罪。
武帝在乎太子怎麽想，而且還不直接告訴他，而是通過軍功赫赫的衛青來安撫他，足見武帝這時候還非常地愛護劉據。
太子是將來的皇帝，他的身邊自然會聚集一批人。《資治通鑒》上說，“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武帝周圍的人卻不同，他所用的人中，有很多文法吏，這些人與漢初軍功集團裏的那些貴族很不一樣，他們多是出身底層。這樣的人，如果要出人頭地、光耀門楣，就隻有立功。功從何來？不立殺賊之功便不是英雄，而賊不是時時處處都有的，沒有的時候隻好自己把他“造出來”，於是該收監的就判殺頭，該殺頭的就嚴刑逼供，誘他把別人也牽進來，於是一殺殺一片。當皇帝看到這些文法吏呈上來的密密麻麻的工作報告時，當然會驚歎這人怎麽如此地能幹，於是大加褒獎，加其官晉其爵。
當然，武帝的嚴刑峻法，根本上是因為他的性格和一係列政策。武帝骨子裏是一個極端專製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力被別人瓜分，所以扶植底層出身的文法吏，讓他們以法令繩墨貴族，乃是要打擊他們，把權力從貴族私門收歸自己手上——朝上文法吏的數量和比例不斷增多，文法吏不像貴族那樣有家族依靠，所以武帝把生殺予奪的大權握得更緊了。而武帝的政策，如打擊豪強，以及為了充實國庫強行征財產稅（算緡，告緡）都須以強力推行，否則根本進行不下去。文法吏正好滿足了武帝的這種需要。
武帝嚴苛，太子卻寬厚，他是反對武帝的嚴刑峻法的，於是每有判獄，太子多為其平反——這是堵住了文法吏立功的門路啊，所以太子雖得到了百姓的愛戴，卻得罪了這些文法酷吏。衛子夫這時已可算飽經滄桑，他怕久而久之，太子會因此獲罪，所以勸他不要總是堅持己見，而應該與武帝的步調保持一致。
武帝聽說這件事，反應很奇怪，他讚揚了劉據，批評了衛子夫。可是，既然如此，他為什麽不聽從太子的輕徭薄賦，不事征伐的勸諫呢，還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不聽也就罷了，他繼續任用文法吏，但沒有加強對劉據的保護。等到衛青這個衛氏家族最大的支柱倒了之後，文法吏的春天來了，他們肆無忌憚地公開詆毀太子。
這時候的武帝已經老了，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了，人也越來越多疑，他長期躲在甘泉宮裏不出來，皇後和太子難得見他一麵，這就給這些人在父子倆之間製造裂痕和對抗留下了空間。
武帝晚年寵愛的一個宦官叫做蘇文，他也是“深酷用法者”的一黨。有一次太子入宮探望皇後，半天時光才從宮裏轉出來。蘇文就向武帝“告密”說：“太子在皇後宮中調戲宮女。”武帝於是將太子宮裏的宮女增加到二百人。衛皇後聽說這件事，就讓劉據向武帝稟明實情，請求誅殺蘇文。劉據說：“清者自清，我何必怕這種小人的汙蔑？更何況父皇英明，不會相信這些讒言，母後無須憂慮。”
常融是蘇文手下的小太監。有一次武帝病了，派他去召見太子。常融迴來報告說，太子聽了皇上身體違和，麵有喜色。武帝冷笑，沒有說話。等到太子來了，武帝發現太子臉上掛有淚痕，可是當著武帝的麵仍然強顏歡笑。武帝這才發覺常融的挑撥，於是將他處死。
由此可見，“深酷用法者”的毒計手段是一波接著一波的。而劉據對武帝的信心也太過了，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若連皇帝的麵都見不到，長此以往，即使他對武帝有信心，武帝對他也沒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