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說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將韓非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等人在地位上相提並論，證明他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同時也說明，如同韓非這樣的賢人，需得曆經磨難才終成正果。
韓非是韓國新鄭人，也算得上是韓國王室的諸位公子之一。他和李斯一道，曾在荀子的門下求學，隻不過李斯學的是帝王之術，而韓非卻精於“刑名法術之學”。韓非有著深刻的思想、激揚的文采、赤誠的心靈、厚重的學識，這些都是李斯望塵莫及的。如果李斯算得上是不世出的人才，那麽韓非隻能用奇才來形容了。
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雄才大略的韓非也有自己的缺陷——口吃。這種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已經是處處受氣；到了韓非這裏，則是到處不得誌。空有汪洋恣肆的才華和讓人歎為觀止的謀略，卻隻能夠留諸筆端，不可以口傳身教，是韓非的悲哀。世上有許多庸俗不堪、眼光渾濁者，並沒有認識到韓非的才華，自然不會認識到其文采斐然下思想的深邃、智計的高絕。
當時，韓國處於魏國、趙國和秦國的包圍之中，可謂在夾縫中求生存。韓國雖和魏國聯合，卻仍被秦將白起打得大敗。之後韓國便一蹶不振，眼下已經是日薄西山，苟延殘喘。其實秦國要滅掉韓國不費吹飛之力，隻是秦國認為時機未到，還在蓄積力量以待時變。
無論韓國是如何積貧積弱，都是韓非摯愛的國家。韓非懷著一腔報國之誌，投身到荀卿的門下學習，又懷著滿腔的報國之心，在學業尚未完成時便迴到了韓國。世人隻知道，李斯對韓非非常的佩服，殊不知，韓非對李斯也有非一般的擔憂。特別是聽聞李斯去秦國後，韓非第一時間返迴了韓國，因為他擔心李斯主張首先滅掉的國家是韓。
隻可惜，韓王對韓國的政局並不甚關心，或者已經是力不從心。韓非多次上書要求革除韓國積貧積弱的弊端，改革求強，變法圖存，韓王不予理會。其實，韓非和韓王都知道，秦國統一天下已經是大勢所趨，韓國即使變法而強，也不過是圖一時之用，不可一世受用。韓非此舉，無異於是逆天而行。
更讓人遺憾的是，每次韓王讓韓非說出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時，韓非總是支支吾吾，說不清自己的真正想法。韓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仕途，也影響了他的自尊和人格魅力的散發，更影響了整個韓國乃至天下對韓非的認識。如此一來，很多事情便發生了改變。韓非對於世俗的險惡和人心的難測，開始認真地思考；對於韓國的前途、自己的仕途也開始重新思量。思考過後，韓非得出這樣的結論：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無奈的他隻好轉向學術研究，將胸中縱橫捭闔的韜略一一寫在書上。
今天還可以看到的是《五蠹》、《內外儲》、《說林》、《孤憤》、《說難》等55篇文章，其都收錄在《韓非子》一書中，洋洋灑灑10萬餘言。
由於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都是講陰謀陽謀的，因此古人將其定義為陰謀學家。但是後世對《韓非子》進行全麵的總結後發現，其中的法、術和勢才是最關鍵的，所以最終將韓非定義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時也認為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
韓非之法，將商鞅之“法”、申不害的“術”以及慎到之“勢”有機地結合起來。韓非在荀卿處求學之時，便極力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二人的學說，同時還創造性地指出：申、商之學說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其最大缺點在於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而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從天下的現實出發，論述了術、法、勢的內容以及三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天下都要學會因勢利導。由此看來，其思想能夠超現世所見又為現世所用。
《韓非子》之法，主要從刑法和道德，或者是刑罰和賞賜上講，但他更加傾向於刑法和刑罰，並認為這些都是強製性的東西，且不需要支付現有的財富。可以說，這種政治製度和法律條令，通過運用和落實，讓專製主義製度得以接連延續2000年時間。
《韓非子》之術，即是教授君王用王道和霸道相結合，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這個方麵的確不愧於“陰謀”二字，韓非在綜合考量和研究了各種臣屬（包括奸臣和忠臣）的各種行徑之後，給君王也相應地製定了各種防範的措施，形成了一整套防、識、查、處奸臣的方法，歸納而成了八經、八奸、備內、三守、用人、南麵等一係列政治權謀。其中涉及了帝王後妃、臣屬、子嗣、文武百官等各個方麵。韓非從荀子的“性惡論”思想出發，以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製主義國家為政治目的。進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君王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二手，使民眾畏威而歸利。他的這種說法有些驚世駭俗，不過上升到了這個層麵，也應該是歸於陽謀了。韓非的本意並不是想用這些方法去懲戒人，而是要去警示人，為統治者服務。
《韓非子》之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等論點，並極力推崇隻有法、術和勢三者結合，才能夠真正地讓王位鞏固，政權穩定。
韓非子最令人稱道的閃光點在於法不阿貴，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比起荀子依據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的舊說更加前進了一步。這是對中國法製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並不代表這韓非就認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他的目的是將一起權力都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這也是韓非學說的根本宗旨所在。
然而，按照韓非的說法，君主一個人的力量比不上眾人的力量，在智力上也不能同時勝任一萬件事情，與其依靠君主一個人的力量，倒不如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隻要學會用一國的人力，則他們的眼睛都能夠化作君主的眼睛，他們的耳朵則都可以成為君主的耳朵，如此，便能夠最大限度地看清楚、聽明白。在此基礎上，韓非將君主分為了三等：下等君主隻知道用盡自己的智謀才能，中等君主能夠用眾人的力量，上等君主則能夠運用眾人的智謀。用眾人的方法是“聽其言必責（檢查）其用（實用），觀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韓非子六反篇》）。
韓非結合了前人的觀念，綜合社會的現實和自己的創新，最終形成極端封建專製主義。韓非的思想，在今天看來雖然有很多不可取的地方，但是於當時而言則無異於是救世的靈丹妙藥。
早在春秋後期，農民和地主兩個新興的階級開始產生，但是和領主階級對比，他們的勢力實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孔子才主張複興周道，以求取政治上的統一，那無疑正是兩個新興階級的政治訴求。
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增強。所以孟子主張行仁政，主張禮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階級有了自己獨立的政治觀念，但他們離不開農民階級的支持。
而到了戰國後期，地主階級的力量更加強大，傳統的領主已經不具備任何威脅，農民階級成為了地主階級對立的階級。這個時期的荀子在其學說中主張用專製主義來求統一。韓非子更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中央集權製度學說發展成熟並加以完善。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將韓非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等人在地位上相提並論，證明他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同時也說明，如同韓非這樣的賢人，需得曆經磨難才終成正果。
韓非是韓國新鄭人，也算得上是韓國王室的諸位公子之一。他和李斯一道，曾在荀子的門下求學，隻不過李斯學的是帝王之術，而韓非卻精於“刑名法術之學”。韓非有著深刻的思想、激揚的文采、赤誠的心靈、厚重的學識，這些都是李斯望塵莫及的。如果李斯算得上是不世出的人才，那麽韓非隻能用奇才來形容了。
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雄才大略的韓非也有自己的缺陷——口吃。這種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已經是處處受氣；到了韓非這裏，則是到處不得誌。空有汪洋恣肆的才華和讓人歎為觀止的謀略，卻隻能夠留諸筆端，不可以口傳身教，是韓非的悲哀。世上有許多庸俗不堪、眼光渾濁者，並沒有認識到韓非的才華，自然不會認識到其文采斐然下思想的深邃、智計的高絕。
當時，韓國處於魏國、趙國和秦國的包圍之中，可謂在夾縫中求生存。韓國雖和魏國聯合，卻仍被秦將白起打得大敗。之後韓國便一蹶不振，眼下已經是日薄西山，苟延殘喘。其實秦國要滅掉韓國不費吹飛之力，隻是秦國認為時機未到，還在蓄積力量以待時變。
無論韓國是如何積貧積弱，都是韓非摯愛的國家。韓非懷著一腔報國之誌，投身到荀卿的門下學習，又懷著滿腔的報國之心，在學業尚未完成時便迴到了韓國。世人隻知道，李斯對韓非非常的佩服，殊不知，韓非對李斯也有非一般的擔憂。特別是聽聞李斯去秦國後，韓非第一時間返迴了韓國，因為他擔心李斯主張首先滅掉的國家是韓。
隻可惜，韓王對韓國的政局並不甚關心，或者已經是力不從心。韓非多次上書要求革除韓國積貧積弱的弊端，改革求強，變法圖存，韓王不予理會。其實，韓非和韓王都知道，秦國統一天下已經是大勢所趨，韓國即使變法而強，也不過是圖一時之用，不可一世受用。韓非此舉，無異於是逆天而行。
更讓人遺憾的是，每次韓王讓韓非說出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時，韓非總是支支吾吾，說不清自己的真正想法。韓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仕途，也影響了他的自尊和人格魅力的散發，更影響了整個韓國乃至天下對韓非的認識。如此一來，很多事情便發生了改變。韓非對於世俗的險惡和人心的難測，開始認真地思考；對於韓國的前途、自己的仕途也開始重新思量。思考過後，韓非得出這樣的結論：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無奈的他隻好轉向學術研究，將胸中縱橫捭闔的韜略一一寫在書上。
今天還可以看到的是《五蠹》、《內外儲》、《說林》、《孤憤》、《說難》等55篇文章，其都收錄在《韓非子》一書中，洋洋灑灑10萬餘言。
由於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都是講陰謀陽謀的，因此古人將其定義為陰謀學家。但是後世對《韓非子》進行全麵的總結後發現，其中的法、術和勢才是最關鍵的，所以最終將韓非定義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時也認為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
韓非之法，將商鞅之“法”、申不害的“術”以及慎到之“勢”有機地結合起來。韓非在荀卿處求學之時，便極力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二人的學說，同時還創造性地指出：申、商之學說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其最大缺點在於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而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從天下的現實出發，論述了術、法、勢的內容以及三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天下都要學會因勢利導。由此看來，其思想能夠超現世所見又為現世所用。
《韓非子》之法，主要從刑法和道德，或者是刑罰和賞賜上講，但他更加傾向於刑法和刑罰，並認為這些都是強製性的東西，且不需要支付現有的財富。可以說，這種政治製度和法律條令，通過運用和落實，讓專製主義製度得以接連延續2000年時間。
《韓非子》之術，即是教授君王用王道和霸道相結合，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這個方麵的確不愧於“陰謀”二字，韓非在綜合考量和研究了各種臣屬（包括奸臣和忠臣）的各種行徑之後，給君王也相應地製定了各種防範的措施，形成了一整套防、識、查、處奸臣的方法，歸納而成了八經、八奸、備內、三守、用人、南麵等一係列政治權謀。其中涉及了帝王後妃、臣屬、子嗣、文武百官等各個方麵。韓非從荀子的“性惡論”思想出發，以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製主義國家為政治目的。進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君王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二手，使民眾畏威而歸利。他的這種說法有些驚世駭俗，不過上升到了這個層麵，也應該是歸於陽謀了。韓非的本意並不是想用這些方法去懲戒人，而是要去警示人，為統治者服務。
《韓非子》之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等論點，並極力推崇隻有法、術和勢三者結合，才能夠真正地讓王位鞏固，政權穩定。
韓非子最令人稱道的閃光點在於法不阿貴，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比起荀子依據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的舊說更加前進了一步。這是對中國法製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並不代表這韓非就認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他的目的是將一起權力都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這也是韓非學說的根本宗旨所在。
然而，按照韓非的說法，君主一個人的力量比不上眾人的力量，在智力上也不能同時勝任一萬件事情，與其依靠君主一個人的力量，倒不如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隻要學會用一國的人力，則他們的眼睛都能夠化作君主的眼睛，他們的耳朵則都可以成為君主的耳朵，如此，便能夠最大限度地看清楚、聽明白。在此基礎上，韓非將君主分為了三等：下等君主隻知道用盡自己的智謀才能，中等君主能夠用眾人的力量，上等君主則能夠運用眾人的智謀。用眾人的方法是“聽其言必責（檢查）其用（實用），觀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韓非子六反篇》）。
韓非結合了前人的觀念，綜合社會的現實和自己的創新，最終形成極端封建專製主義。韓非的思想，在今天看來雖然有很多不可取的地方，但是於當時而言則無異於是救世的靈丹妙藥。
早在春秋後期，農民和地主兩個新興的階級開始產生，但是和領主階級對比，他們的勢力實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孔子才主張複興周道，以求取政治上的統一，那無疑正是兩個新興階級的政治訴求。
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增強。所以孟子主張行仁政，主張禮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階級有了自己獨立的政治觀念，但他們離不開農民階級的支持。
而到了戰國後期，地主階級的力量更加強大，傳統的領主已經不具備任何威脅，農民階級成為了地主階級對立的階級。這個時期的荀子在其學說中主張用專製主義來求統一。韓非子更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中央集權製度學說發展成熟並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