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深諳用人之道,縱觀整個戰國曆史,似乎隻有秦昭襄王,在唯才是舉、文武搭配上做得最為出色。自從魏冉等人淡出秦國的政治舞台之後,白起就不再是宣太後政治集團的人,當然他也不是秦昭襄王的人,而是秦國的人,能夠讓他忠心的唯有秦國本身。


    可是秦王需要的人不僅要忠於這個國家,還要忠於他個人。因為隻有這樣,秦國才能夠不斷強盛,他才能夠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範雎的出現讓他實現了這一願望。


    白起和範雎之間,與其說是政治上的爭鬥,不如說是忠於個人還是忠於國家的爭鬥。在那個時代,王權是高於國家權力的,依此幾乎可以斷定範雎和白起的不同結局。


    範雎在重視國家利益的同時,更加注意維護秦王和自己的利益。而白起則不同,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攻滅六國、實現天下一統上。


    而阻擋白起實現這個宏圖偉願的最大絆腳石就是趙國,他知道自己和趙國必將有一個決定戰國未來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秦國勝利,則終結戰國的必將是秦國;反之,如果趙國勝則趙國必將主持將來的戰國局勢。至少,秦國經此一役之後,需要經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重新恢複生機……


    當時,魏國連番損兵折將,韓國空有其名,楚國已經沒有了任何威脅,齊國正和秦國交好,正是秦國攻擊趙國的最佳時機。


    白起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於他能夠在戰前做充分的準備。從前白起之所以能夠率領區區10萬將士便能夠橫掃天下,動輒砍頭幾十萬,就在於那些國家在很多方麵趕不上秦國。但趙國的實力卻不可小覷,當時趙國的軍事實力與秦國相差無幾,無論是在兵力總數、兵源配置、戰將謀略等,趙國都能夠和秦國一較高下。


    白起與趙國大戰一場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原因之一是沒有碰到強勁的對手,白起與趙國軍隊雖打過幾仗,卻未曾和他心中最大的對手廉頗交手,等到白起成了天下名將,廉頗已經開始淡出趙國的軍事舞台;之二則是沒有碰到合適的地方,白起用兵講究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而往往在這些過程中,與魏國、韓國的兵力膠著在一起。


    所以,白起一直在等待“天時、地利、人和”。“天時”者,就是要恰當的時機出擊,如今已經具備了;所謂“地利”,則是需要搶占有利的位置,如今秦國和趙國各自憑借著堅固的城池相互對峙,“地利”上秦國還談不上優勢;所謂“人和”,秦國自然眾誌成城要打擊趙國,這時六國之中的趙國已經被成功孤立起來,隻是眼下趙國國內民心尚穩定,“人和”上的優勢,還不是很明顯有效。隻有“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齊備,白起才會選擇給趙國致命一擊。白起知道他等待的大戰關乎他自己的名譽和秦國的地位,所以必須慎之又慎。


    白起的戰略戰術通過闕與之戰、華陽之戰、攻滅楚國等戰役已經表現得很明顯。


    第一,白起作戰堅持的是打殲滅戰的思想,所以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攻城奪地,還要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白起作戰的突出特點是善於野戰進攻,戰必求殲。這和後來的飛將軍李廣、西漢衛青、大唐李靖等曆史名將的作戰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善於打殲滅戰的白起,將圍殲戰術運用得很出色。


    第二,為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白起更加強調追擊戰,對兵書中所言“窮寇莫追”根本不屑一顧。因為他早就做好了完全的準備,即使敵人有伏擊,他也能夠將計就計。所以每次作戰後,白起還會對敵人窮追猛打,與商鞅的“大戰勝逐北無過十裏”(《商君書戰法第十》)的戰略思想大相徑庭。


    第三,白起重視野戰築壘工事。戰爭中經常需要誘敵軍走出營壘,繼而在預期殲敵地區築壘阻敵,並布置重兵防止敗軍突圍。此種以築壘工事作為進攻輔助手段的作戰方法,可謂前無古人。


    第四,在戰前進行精確料算,這是軍事家最神往的境界——料敵於先。不論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國際國內局勢如何,白起在戰前都會對其進行精確的料算。他往往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所在,能“未戰即可知勝敗”(《戰國策中山》)。所以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毫不吝嗇地稱讚白起為“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


    有如此四點,再加上以往的戰績,白起被稱為“戰神”實在是實至名歸。而這個名號遠遠不止於簡單的一個稱號,它帶來了巨大的連鎖反應。許多將領隻要一聽聞是白起親自領兵作戰,便會聞風喪膽,最終不戰而逃。這個時候白起就會發揮他的優勢——窮追猛打。於是,很多戰場都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景:一方丟盔棄甲,狼狽而逃,並且最終一個個倒了下去,雖然所剩無幾,依然被屠戮;而另一方人馬則不顧一切地收割著他們的人頭,丟了上衣盔甲,隻拿著大刀如屠豬宰羊一樣,在戰場上發瘋似的追擊。


    最終,所有國家的所有部隊,都成了白起選擇的獵物。但他選擇的首要獵物是韓國。首先打擊韓國,不僅能夠搶占有利的地形,奪取肥沃的土地,還能夠將一支利劍戳在趙國的鼻梁跟前。如此,戰爭的主動權就掌握在了秦國的手中。


    在公元前264年,白起攻打韓國的陘地(今山西曲沃),韓軍不敵,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5萬韓軍被斬殺。次年,白起又率領5萬兵力攻擊韓國的南陽,韓國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斷絕。從此,韓國與魏國的道路被徹底阻斷,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關於白起此次作戰的韓國南陽地區的確切地點,今人有過激烈的討論。


    就當時而言,南陽地區有兩種存在狀態,第一種是楚國和韓國的南陽。這裏的南陽指的應該是王屋山以南、漢水以北的廣大地區,而在這以前,即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秦軍就將這一地區分割在伊闕以西地區。白起要獲取此地簡直就是探囊取物,所以在26年的時間內白起絲毫不為所動,到了此時才率軍奪取,似乎不合情理。


    第二種就是魏國和韓國共同存有的南陽地區。即今天的河南濟源到獲嘉一帶的廣大地區。此地在春秋時期屬於晉國,後來在韓、趙、魏三家分晉時,南陽被一分為二,魏國的南陽就是今天的修武縣。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軍便攻克了魏國的懷邑地區(今河南武涉),白起犯不著重新攻克一遍,因為此地早就成了秦國的占領區。


    有人認為韓國的南陽應該在今天的河南沁陽縣一帶,胡三省對於這一地區進行了分析:韓國的南陽,就是河內、野王一帶。隻可惜,對於野王的確切位置則語焉不詳。曆史上普遍的觀點認為,野王就是今天的沁陽縣,韓國的南陽、古代的野王、今天的沁陽,指的是一個地區。可是以後的曆史卻是,兩年之後,白起占領了野王,這種重複性攻擊,是不應該發生的。


    而《中國曆代戰爭史》則指出,韓國的南陽就是今天河南沁陽縣,隻是野王並非沁陽,而是河南博愛縣。這樣解釋,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白起此舉戰略意圖明顯:鞏固邢丘、懷邑、太行山一帶的防線,以切斷韓國和魏國的聯係,進而掌握整個三晉之地的局勢變動。


    又過了一年,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韓國的野王(今河南沁陽),切斷了韓之上黨郡同韓國的聯係。這樣一來,上黨(今山西長治)就成了韓國懸於境外的一塊飛地,頃刻之間就會被秦軍滅亡。


    上黨地區是秦國和趙國爭奪的關鍵地帶。《荀子》稱上黨為“上地”其意思就是指高處的、上麵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巔,地形最高與天為黨也”。而《釋名》對上黨一地的解釋是:“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上黨地區地勢險要,古時一直為兵家必爭之地,“得上黨可望得中原”是當時最流行的說法。除此之外,上黨還是傳說時代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堯舜禹、夏商周,各個時代的都城都大多圍繞上黨建設,而且每個都城之間相隔不過百裏。向西,就是臨汾盆地,為堯都平陽所在地;向東再行走百裏之地,則是殷商都城安陽;向南則是夏朝都城陽城、周代都城洛陽;向西南則是舜都蒲阪和大禹都城安邑,也就是著名的運城盆地。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群雄並起,韓、趙、魏三晉之國都在此地同時設置了自己的郡,而且都為其命名為上黨。即韓國上黨、趙國上黨、魏國上黨。


    上黨地區位於今天山西省的東南部,主要為長治和晉城兩座城市,它身處高地,卻在群山的環抱之中。它的西南部為王屋、中條兩座大山,與今河南省分界;東部與東南部是太行山脈,與今天的河北、河南兩省分界;北麵是五雲山、八賦嶺等山地;西麵則是太嶽山脈。由此可見,其地勢十分險要,易守難攻。


    清代狄子奇《國策地名考》對上黨的解釋是“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蘇東坡也在詩詞中讚歎道:“上黨從來天下脊。”


    當時從上黨可俯瞰中州,其與河東、並州相連,是當年晉國咽喉的咽喉之地。由此可見,秦國如果能夠得到上黨,退可以依仗太嶽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進可以攻擊韓國都城新鄭,威懾魏國都城大梁,威脅趙國戰略重地長平。秦軍對此地勢在必得,到時白起就能夠實現和趙國軍隊的真正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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