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是思想變革的黃金時期，伴隨著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諸侯國的興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飽受戰亂之苦，生靈塗炭。但此時也有這樣一個事實：製約思想的體製及其強製機構日益消散，最終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哲學、文學、軍事學、政治學等各種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並且，新的思潮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獲得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戰國早中期有吳起、商鞅、蘇秦、孫臏、張儀等人，後期有範雎、李斯、韓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們的生平機遇和功業都能夠說明這一點。
早在100年之前，齊王田辟疆便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了一個龐大的學術區，稱為“稷下學宮”，以用來招攬各類人才，其中尤其以經邦治國、軍事外交類人才最受歡迎。這個稷下學術區中，有寬廣的街道和連接數裏的樓宇。不管有沒有官職，隻要在是“稷下學宮”的人員，齊國都會為其發放專門的俸祿，因此當時齊國號稱是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的國家。
學術在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的同時，逐漸也獲得了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並產生了各種專門介紹和闡釋本派觀點的專門著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天下學術又有了新的趨勢——重新歸於統一。這時候，有兩種思潮備受矚目，一是儒家學派，另一個則是法家。兩種思想的觀點很不相同，以至於後來秦始皇將其演變成了兩派的爭鬥。秦朝建立後，法家學派居功至偉，使與之持不同觀點的儒家學派遭受了滅頂之災。但在戰國的後期，那些儒家巨子們依舊無怨無悔地宣揚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戰國時期的最後一位儒學大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對荀子的一生有著詳細的記載，書中說道，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0年）名況，字卿。《史記》成書後，因要避諱西漢宣帝劉詢的名字，而恰巧“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據考證，荀子應該是中原地區趙國人，還有人說他是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荀子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人們尊稱他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雖然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卻成了法家學派的代表，他們就是韓非子與李斯。
除此以外，漢初政治家、科學家張蒼也是荀子的門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為《荀子》，唐代楊倞為其作注，這在中國古代是比較少見的，因為當時的學者和政界都對荀子持有偏見，直至清代考據學興盛，對於荀子著作的注釋校訂才有所增加。近現代研究荀子的學者也逐漸多了起來，其中以清代王先謙、民國時代的梁啟雄、清末學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荀子的學術：（中國）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荀子晚年因為政治理想的破滅，轉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為《勸學》。
荀子的學術可謂博采眾長，雖然其儒術並沒有被秦國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通過李斯在秦國得以完美地實踐。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可見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荀子帝王之術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
據《史記》記載，荀子在進入秦國之前一直四處遊學，傳道授業解惑。到了50歲時，才遊學於齊。但是齊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時，大約相隔了50年的時間，如果《史記》可信，荀子年當在100歲左右，與事實有出入。應劭在《風俗通》一書中，改年50為年15。依據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還無法證明荀子的確實年齡。但依據諸家考證，自公元前286年（齊滅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動時期，應該是屬實的。
至秦昭襄王時代，荀子“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來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為蘭陵令。隻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國便不再重用他，這也在一定層麵上，隱射著楚國的衰落。荀子在楚國無事可做，隻能返還到自己的居所蘭陵，以教書為生。
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經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他們二人，一個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一個是學術上的泰山北鬥，就那麽平靜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時，熱熱鬧鬧、等級森嚴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對的或者是麵對著，都無法去考證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一刻他們二人都沒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沒有唏噓人生的福難，沒有詰問戰國的意義，有的隻是平靜，如水一般的平靜。
他們此前並沒有見過麵，但是一見麵就好像認識了好久，於是相視一笑，無須多問，荀子就能看出，此時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著虎視天下，一統江山的雄心壯誌；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時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陽光下的悲憫情懷。
這時候，荀子說話了，他的語氣很平淡，用詞也很平淡，說的事情也仿佛並不是什麽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國的要害：“儒術對於秦國，難道真的就沒有益處嗎”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對內施行的是法治製度，對外則是王霸政策，這是秦國立國的根基所在，事實證明，這也是秦國最終能夠一統天下的關鍵所在。從商鞅時代開始，秦國便一直堅持著這種指導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來，如果秦國施行儒術，隻會帶來無窮的禍患和最終的滅亡。
秦昭襄王直接將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為在他看來，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經如鐵桶一般牢不可破，而這荀子也不過是個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樣的一個老人，隻是他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為了杜絕他的妄想，秦王說及自己的想法之時，沒有絲毫顧忌和隱瞞。
於是乎，荀子毫不客氣地爭辯道：“我聽說，古代的先王隻要是聖明的，都會崇尚禮儀、實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賢達的聖人。通過這種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這個國家的軍民，讓他們順從自己的意誌。隻要君主恰當地運用這些人，這些人就會不辭辛勞、盡心盡力地為國盡忠、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將他們棄之不用，他們也不會揭竿而起、犯上作亂，反而會仔細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個普通的百姓。因此，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順民，君主對於他們，簡直不需要管製和擔心。這些人即使貧苦窮困、受凍挨餓，也會因為受過禮儀教化而不去偷搶拐騙；即使沒有立錐之地，也會明白事理而維護國家大義。如此，國家哪裏有不強盛的道理呢”
荀子為了徹底地打動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創始人孔子為例子。
“當時，魯國有一個奸商名叫沈猶氏，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奸商，為了能夠花最少的成本，賺更多的錢，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給羊喂飽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變賣。”
“為此，很多人都曾找過他的麻煩，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種理由搪塞了過去。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直到一個人的出現，才改變了那種現狀。”
“那個人就是孔子，當時孔子即將要擔任魯國司法大臣，這在魯國的政壇而言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在民間則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那時候的孔子，在民間已經很有威望了。他的禮治、仁政等思想，是廣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禮的社會形態，也是廣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猶氏聽說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沒有任何法令的製約，他便不再做欺騙百姓的事情。”
“無獨有偶，當時的魯國還有一個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亂不堪，在聽聞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也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樣，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多如慎潰氏那樣的地痞流氓，一知曉孔子到來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國家去了。孔子一個文人，卻能夠做君王也難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儒術的強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隻是揮手之間的事情罷了。”
其實，秦昭襄王對於禮治如何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通過禮治能夠讓人民順應自己的統治，維護社會的穩定。於是，他便繼續向荀子問詢，既然孔子做了官，運用儒術能夠讓社會如此的良性發展，那麽如果君主運用儒術，會收到什麽樣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禮樂
自夏王朝建立以來的4000多年的中國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它們分別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三大變革使中國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並不像其表象一樣，隻是個由分到和的過程。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它結束了領主封建製，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大秦帝國。
而這一切得以實現的根源在於法治的設立，因為它能夠全麵鞏固君權和中央集權的統治。
戰國是個特殊的時代，它充滿了全麵的毀滅與創造、沉淪與輝煌、痛苦和歡樂、死亡和新生。在這裏，時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劍爭鋒，雄辯和鬼才爭寵，個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這裏得到無限的放大。
強者不相信依靠禮儀可以統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國家都先後被滅亡。
而一旦脫開那個時代，就能發現禮治和法治其實一直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爭鬥。反觀中國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來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儒家更成為其中的急先鋒。
當然，這一切都是有其內在根源的，恰如錢穆《湖上閑思錄》上所言：“禮之外麵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麵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製人的行為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權利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觀之，崇尚法治的國家，下層人民在強權的壓製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國家發生巨大的變遷；而禮治則教人安於現狀、不斷改良，恰好中國農業社會的大背景，要求社會能夠穩定，同時也維護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人民寧願軟性的尚禮，也不肯硬性尚法，從這一點說，當時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種超脫在現世的思維，並在西漢之後，把這種思維變成了現實可行的統治策略。
戰國後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備這種超世眼光的大師。隻可惜，他的這種超世的思潮，在當時而言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卻始終不放棄，依舊孜孜不倦地四處遊說。荀子並不知道，他為那些國家帶去的並不是安居樂業和興旺發達，而是在鐵與火的交融之中徹底的毀滅。一個個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當秦昭襄王以“君主為儒家人物，國家會如何”而質詢儒家思想時，荀子隻能無奈地歎了口氣。
儒術創立的最初原本是為了讓統治者向善，對人民實行仁政。卻不料到了戰國後期，時勢有變，荀子隻能將儒術轉變為維護君王統治的權術。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如果空談實行禮治、實行仁政，無異於癡人說夢。所以當秦昭襄王提出疑問時，荀子答道：“臣子是個儒者，隻能影響一州一郡縣，但如果儒者當上了君主，則其影響就會遍布整個國家甚至會影響到整個天下，儒者意誌堅定、嚴於律己、嚴格馭下。在朝廷上，能夠依靠自己做示範，讓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為行事，如此，禮節就會整飭；在官府中，因為君主的剛正不阿，法律準則、規章製度就會公正不阿，則舉國之民都會受益，國家就能夠得到穩定；在民間，老實、仁愛、忠誠、利人等美德就會蔚然成風，從此，天下百姓就會人人遵循禮製，國家幾乎不用法治，就能夠很好地運行。君主也會因為人民的安泰、禮製的健全、國家的健康，而美名傳四海，聲譽追聖賢，如此，天下之人都會崇敬他，四海之內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聽了荀子這一席話，對於他的辯才十分欣賞，同時也對他所描繪的政治藍圖感到很有興趣。隻可惜，秦昭襄王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他難以保證自己一定能夠遵循禮製。
整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正是殺伐果斷、揮灑熱血的時候，一個純粹說理之人自然不會得到過多的認可，最後隻會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在當時，依靠不切實際的禮儀是統一不了天下的，鐵與血的交融、謀與術的攻伐、智與力的較量才能夠真正地實現這種理想。
隻有天下初定之後，統治者才會用儒術去教化百姓，讓他們安於現狀、遵循禮製，不要犯上作亂，但它絕對不適合教化想要成為權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戰國時代。
所以荀子的言論，隻可以作為兩個老人之間的肺腑之談，卻不能當做秦國的治國之本。荀子也隻能依靠著他的經邦治國的理想，教化那些甘於被教化的人，沒有一個君王會真正成為他學生。
自古人們論及儒家學說之時，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荀子之功績並不遜色於孔孟。
許多人分析荀子的學說已經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揚的儒家學說的範疇，因為荀子創立了不同於儒家學說的思想體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大夫子大叔說：“人們都是靠禮製生活的，人不論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禮來矯正自己的性格、辨別自己的方向，合禮才得稱為成人，否則隻能是行屍走肉。”而荀子，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才創造出他那一套禮義學說。
荀子懂得迂迴和妥協，為了讓自己的學說能夠在當時社會中得到認可，他依據人勝天地萬物說，創立了專製主義學說，希望統治者能夠接納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論否認命運，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輕視仁義，認為人本性惡。這在當時而言，對統治階級並不合用，統治階級需要的，是把命運、天地、鬼神等都拿來為自己所用，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義、性善等都不過是統治者裝飾自己的工具。他們講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嚴刑峻法。因而孔孟二聖的地位也就高於荀子，就連後世孔廟中也沒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懷著滿腔的遺憾離開了秦國，具體去了哪裏，沒有人知道。唯一確信的是，他沒有迴到自己的國家——趙國。因為早在秦國之前，趙國就已經讓他徹底失望了。趙奢、廉頗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見趙孝成王的昏聵無能，趙國在他的眼中，已經和自己一樣，垂垂老矣。
荀子迴憶自己的一生時，應該是有遺憾的，因為他沒有讓自己的祖國強大起來以抵禦強大的秦國的鐵蹄；應該也會有欣慰，因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據考證，荀子是當之無愧的儒家傳經大師，有了他，秦漢的那些儒生們，才得以爭相傳頌《詩》、《禮》、《易》、《春秋》諸經說。恰如胡元儀在《荀卿別傳》中所雲：“荀卿（荀子）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於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也論述道：“蓋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從這一點可以說明，荀子在傳經一事的成績，要遠遠超過孔子和孟子。
並且，新的思潮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獲得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戰國早中期有吳起、商鞅、蘇秦、孫臏、張儀等人，後期有範雎、李斯、韓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們的生平機遇和功業都能夠說明這一點。
早在100年之前，齊王田辟疆便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了一個龐大的學術區，稱為“稷下學宮”，以用來招攬各類人才，其中尤其以經邦治國、軍事外交類人才最受歡迎。這個稷下學術區中，有寬廣的街道和連接數裏的樓宇。不管有沒有官職，隻要在是“稷下學宮”的人員，齊國都會為其發放專門的俸祿，因此當時齊國號稱是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的國家。
學術在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的同時，逐漸也獲得了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並產生了各種專門介紹和闡釋本派觀點的專門著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天下學術又有了新的趨勢——重新歸於統一。這時候，有兩種思潮備受矚目，一是儒家學派，另一個則是法家。兩種思想的觀點很不相同，以至於後來秦始皇將其演變成了兩派的爭鬥。秦朝建立後，法家學派居功至偉，使與之持不同觀點的儒家學派遭受了滅頂之災。但在戰國的後期，那些儒家巨子們依舊無怨無悔地宣揚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戰國時期的最後一位儒學大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對荀子的一生有著詳細的記載，書中說道，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0年）名況，字卿。《史記》成書後，因要避諱西漢宣帝劉詢的名字，而恰巧“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據考證，荀子應該是中原地區趙國人，還有人說他是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荀子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當時人們尊稱他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雖然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卻成了法家學派的代表，他們就是韓非子與李斯。
除此以外，漢初政治家、科學家張蒼也是荀子的門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為《荀子》，唐代楊倞為其作注，這在中國古代是比較少見的，因為當時的學者和政界都對荀子持有偏見，直至清代考據學興盛，對於荀子著作的注釋校訂才有所增加。近現代研究荀子的學者也逐漸多了起來，其中以清代王先謙、民國時代的梁啟雄、清末學者譚嗣同等人為代表，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荀子的學術：（中國）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
荀子晚年因為政治理想的破滅，轉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為《勸學》。
荀子的學術可謂博采眾長，雖然其儒術並沒有被秦國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通過李斯在秦國得以完美地實踐。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可見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荀子帝王之術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
據《史記》記載，荀子在進入秦國之前一直四處遊學，傳道授業解惑。到了50歲時，才遊學於齊。但是齊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時，大約相隔了50年的時間，如果《史記》可信，荀子年當在100歲左右，與事實有出入。應劭在《風俗通》一書中，改年50為年15。依據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還無法證明荀子的確實年齡。但依據諸家考證，自公元前286年（齊滅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動時期，應該是屬實的。
至秦昭襄王時代，荀子“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來輾轉來到楚國，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為蘭陵令。隻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國便不再重用他，這也在一定層麵上，隱射著楚國的衰落。荀子在楚國無事可做，隻能返還到自己的居所蘭陵，以教書為生。
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經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他們二人，一個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一個是學術上的泰山北鬥，就那麽平靜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時，熱熱鬧鬧、等級森嚴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對的或者是麵對著，都無法去考證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一刻他們二人都沒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沒有唏噓人生的福難，沒有詰問戰國的意義，有的隻是平靜，如水一般的平靜。
他們此前並沒有見過麵，但是一見麵就好像認識了好久，於是相視一笑，無須多問，荀子就能看出，此時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著虎視天下，一統江山的雄心壯誌；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時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陽光下的悲憫情懷。
這時候，荀子說話了，他的語氣很平淡，用詞也很平淡，說的事情也仿佛並不是什麽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國的要害：“儒術對於秦國，難道真的就沒有益處嗎”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對內施行的是法治製度，對外則是王霸政策，這是秦國立國的根基所在，事實證明，這也是秦國最終能夠一統天下的關鍵所在。從商鞅時代開始，秦國便一直堅持著這種指導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來，如果秦國施行儒術，隻會帶來無窮的禍患和最終的滅亡。
秦昭襄王直接將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為在他看來，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經如鐵桶一般牢不可破，而這荀子也不過是個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樣的一個老人，隻是他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為了杜絕他的妄想，秦王說及自己的想法之時，沒有絲毫顧忌和隱瞞。
於是乎，荀子毫不客氣地爭辯道：“我聽說，古代的先王隻要是聖明的，都會崇尚禮儀、實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賢達的聖人。通過這種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這個國家的軍民，讓他們順從自己的意誌。隻要君主恰當地運用這些人，這些人就會不辭辛勞、盡心盡力地為國盡忠、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將他們棄之不用，他們也不會揭竿而起、犯上作亂，反而會仔細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個普通的百姓。因此，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順民，君主對於他們，簡直不需要管製和擔心。這些人即使貧苦窮困、受凍挨餓，也會因為受過禮儀教化而不去偷搶拐騙；即使沒有立錐之地，也會明白事理而維護國家大義。如此，國家哪裏有不強盛的道理呢”
荀子為了徹底地打動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創始人孔子為例子。
“當時，魯國有一個奸商名叫沈猶氏，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奸商，為了能夠花最少的成本，賺更多的錢，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給羊喂飽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變賣。”
“為此，很多人都曾找過他的麻煩，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種理由搪塞了過去。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直到一個人的出現，才改變了那種現狀。”
“那個人就是孔子，當時孔子即將要擔任魯國司法大臣，這在魯國的政壇而言也許不足為奇，但是在民間則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那時候的孔子，在民間已經很有威望了。他的禮治、仁政等思想，是廣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禮的社會形態，也是廣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猶氏聽說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沒有任何法令的製約，他便不再做欺騙百姓的事情。”
“無獨有偶，當時的魯國還有一個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亂不堪，在聽聞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之後，也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樣，當時的社會上有很多如慎潰氏那樣的地痞流氓，一知曉孔子到來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國家去了。孔子一個文人，卻能夠做君王也難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儒術的強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隻是揮手之間的事情罷了。”
其實，秦昭襄王對於禮治如何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通過禮治能夠讓人民順應自己的統治，維護社會的穩定。於是，他便繼續向荀子問詢，既然孔子做了官，運用儒術能夠讓社會如此的良性發展，那麽如果君主運用儒術，會收到什麽樣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禮樂
自夏王朝建立以來的4000多年的中國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它們分別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三大變革使中國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秦始皇統一中國並不像其表象一樣，隻是個由分到和的過程。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它結束了領主封建製，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大秦帝國。
而這一切得以實現的根源在於法治的設立，因為它能夠全麵鞏固君權和中央集權的統治。
戰國是個特殊的時代，它充滿了全麵的毀滅與創造、沉淪與輝煌、痛苦和歡樂、死亡和新生。在這裏，時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劍爭鋒，雄辯和鬼才爭寵，個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這裏得到無限的放大。
強者不相信依靠禮儀可以統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國家都先後被滅亡。
而一旦脫開那個時代，就能發現禮治和法治其實一直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爭鬥。反觀中國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來都是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儒家更成為其中的急先鋒。
當然，這一切都是有其內在根源的，恰如錢穆《湖上閑思錄》上所言：“禮之外麵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麵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製人的行為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權利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觀之，崇尚法治的國家，下層人民在強權的壓製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國家發生巨大的變遷；而禮治則教人安於現狀、不斷改良，恰好中國農業社會的大背景，要求社會能夠穩定，同時也維護了統治者的長遠利益，人民寧願軟性的尚禮，也不肯硬性尚法，從這一點說，當時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種超脫在現世的思維，並在西漢之後，把這種思維變成了現實可行的統治策略。
戰國後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備這種超世眼光的大師。隻可惜，他的這種超世的思潮，在當時而言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卻始終不放棄，依舊孜孜不倦地四處遊說。荀子並不知道，他為那些國家帶去的並不是安居樂業和興旺發達，而是在鐵與火的交融之中徹底的毀滅。一個個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當秦昭襄王以“君主為儒家人物，國家會如何”而質詢儒家思想時，荀子隻能無奈地歎了口氣。
儒術創立的最初原本是為了讓統治者向善，對人民實行仁政。卻不料到了戰國後期，時勢有變，荀子隻能將儒術轉變為維護君王統治的權術。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如果空談實行禮治、實行仁政，無異於癡人說夢。所以當秦昭襄王提出疑問時，荀子答道：“臣子是個儒者，隻能影響一州一郡縣，但如果儒者當上了君主，則其影響就會遍布整個國家甚至會影響到整個天下，儒者意誌堅定、嚴於律己、嚴格馭下。在朝廷上，能夠依靠自己做示範，讓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為行事，如此，禮節就會整飭；在官府中，因為君主的剛正不阿，法律準則、規章製度就會公正不阿，則舉國之民都會受益，國家就能夠得到穩定；在民間，老實、仁愛、忠誠、利人等美德就會蔚然成風，從此，天下百姓就會人人遵循禮製，國家幾乎不用法治，就能夠很好地運行。君主也會因為人民的安泰、禮製的健全、國家的健康，而美名傳四海，聲譽追聖賢，如此，天下之人都會崇敬他，四海之內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聽了荀子這一席話，對於他的辯才十分欣賞，同時也對他所描繪的政治藍圖感到很有興趣。隻可惜，秦昭襄王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他難以保證自己一定能夠遵循禮製。
整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正是殺伐果斷、揮灑熱血的時候，一個純粹說理之人自然不會得到過多的認可，最後隻會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在當時，依靠不切實際的禮儀是統一不了天下的，鐵與血的交融、謀與術的攻伐、智與力的較量才能夠真正地實現這種理想。
隻有天下初定之後，統治者才會用儒術去教化百姓，讓他們安於現狀、遵循禮製，不要犯上作亂，但它絕對不適合教化想要成為權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戰國時代。
所以荀子的言論，隻可以作為兩個老人之間的肺腑之談，卻不能當做秦國的治國之本。荀子也隻能依靠著他的經邦治國的理想，教化那些甘於被教化的人，沒有一個君王會真正成為他學生。
自古人們論及儒家學說之時，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荀子之功績並不遜色於孔孟。
許多人分析荀子的學說已經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揚的儒家學說的範疇，因為荀子創立了不同於儒家學說的思想體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大夫子大叔說：“人們都是靠禮製生活的，人不論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禮來矯正自己的性格、辨別自己的方向，合禮才得稱為成人，否則隻能是行屍走肉。”而荀子，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才創造出他那一套禮義學說。
荀子懂得迂迴和妥協，為了讓自己的學說能夠在當時社會中得到認可，他依據人勝天地萬物說，創立了專製主義學說，希望統治者能夠接納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論否認命運，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輕視仁義，認為人本性惡。這在當時而言，對統治階級並不合用，統治階級需要的，是把命運、天地、鬼神等都拿來為自己所用，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義、性善等都不過是統治者裝飾自己的工具。他們講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嚴刑峻法。因而孔孟二聖的地位也就高於荀子，就連後世孔廟中也沒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懷著滿腔的遺憾離開了秦國，具體去了哪裏，沒有人知道。唯一確信的是，他沒有迴到自己的國家——趙國。因為早在秦國之前，趙國就已經讓他徹底失望了。趙奢、廉頗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見趙孝成王的昏聵無能，趙國在他的眼中，已經和自己一樣，垂垂老矣。
荀子迴憶自己的一生時，應該是有遺憾的，因為他沒有讓自己的祖國強大起來以抵禦強大的秦國的鐵蹄；應該也會有欣慰，因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據考證，荀子是當之無愧的儒家傳經大師，有了他，秦漢的那些儒生們，才得以爭相傳頌《詩》、《禮》、《易》、《春秋》諸經說。恰如胡元儀在《荀卿別傳》中所雲：“荀卿（荀子）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於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也論述道：“蓋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從這一點可以說明，荀子在傳經一事的成績，要遠遠超過孔子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