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帝貴為一朝天子，不思為國為民，隻貪圖個人享受，國家之惑亂可見一斑。在靈帝統治的二十多年中（公元168年至公元189年），漢朝的官僚體製已經變得麵目全非。自熹平七年（公元178年）以後，文武官員體製已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官顯位並不是憑借個人名望、孝順廉潔、功勳才德獲得，而是有錢者居之。
其實，賣官的根源要追溯到七十年以前。那時天下時常出現捉摸不定的災難，習慣上需要免去三公的官職，當時一旦不能解釋的事情，人們就會揣測：是國家出現了某些疏漏，所以上天降下懲罰。而皇帝作為天下之主，當然應該就上天的懲罰承擔責任，而國不可一日無君，被逼無奈之下，隻能將罪責移到三公的身上。因而三公的任職期限便難以預料。其職能和政治現實便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分開了，其權力受到極大的削弱，但是皇帝卻並沒有集權於身，所以這些被削弱的權力就在無形之中轉移到其他政府機構了。最初，尚書台的權力得到加強，自竇武之後，這些權力便轉移到宦官的身上去了。
漢靈帝之時，雖然國家衰微，但是外患則不是很多，少有的幾次邊境戰事也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平定。因而國家消耗並不是很大。
過去漢朝也有過買官易爵的事情，但都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而且都是在有限的規模和很低的官職上。但如今，漢靈帝公然承認，隻是出於滿足自己、太後以及幾個宦官的貪欲，便大肆出賣國家的最高官職。公元178年，三公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用於交換，如果是因為三公的權力被嚴重削弱而使得出售官職成為可能，那麽最高決策層的貪汙腐化則是賣官鬻爵的根源誘惑所在。
買賣官職之舉是在大漢宮城之中一個叫西苑的地方組織進行的。三公之位價值一千萬，九卿之位價值五百萬，這些都是虛職，不能有效的搜刮民脂民膏，因而很多人寧願去買一個郡守。當時漢朝有一百多個郡縣，一個郡守職位，可以賣得兩千萬。曾經的舉孝廉製度依然有效，隻需繳納五成的買官費就可以獲取相應職位。崔烈曾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用僅僅五百萬就獲取了司徒之職，讓皇帝懊悔不已，為了獲取更多的錢財，公元187年，靈帝決定，出售關內侯以獲取錢財。
皇帝賣官鬻爵，隻為滿足個人私欲，可見當時漢靈帝的昏庸到了何種程度。當然，除了搜刮錢財之外，賣官之舉也有其更為深刻的原因，一則是從建寧二年（公元169年）開始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結束的兩次黨錮之禍。天下賢明的儒生都被害了個遍，因而造成職位上的嚴重空缺。二則是迴避製度上的限製，當時一個官員是不允許在其所出生的郡縣任職的，即使在其妻子出生的郡縣也不被允許，導致官員空缺越來越大。最終，皇帝用來滿足酒池肉林情趣之事的“鴻都門學”學生便成了皇帝選拔官員的直接來源。在這種風氣的治理下，漢朝滅亡的日子就要來臨了。
漢末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
由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農民起義之一，他主要借助了兩大宗教力量的影響，一是佛教，二是道教。
前文提到，佛教於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主要得益於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之路的暢通，東西方文化得以在這條路上長久地交流。佛教便在此後不久，從西域傳向東土大漢。東漢王朝第二任皇帝劉莊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西域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隻。劉莊隨即派遣官員蔡愔及秦景等人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蔡愔於公元65年出發，兩年後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以及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莊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僧並安置經典。佛教自此被統治者承認，成為東漢統治天下的另一重要工具。
不過事實上，白馬到洛陽時，佛教在民間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即劉莊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而聞名，舉國皆知其修身養性的佛家宗旨。
道教是傳統的中國宗教，其具體的誕生或者出現日期，現在已經無證可考。隻知道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煉金，求長生不死藥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曆代帝王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漢順帝時方士中一位大家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鶴鳴山修煉，山不在高，有仙則明，是說有了名士才讓山成為名山。張道陵則是運用了名山讓自己重新顯示出神秘莫測、道法高深的模樣，不時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說也奇怪，很多時候他的這些方法都能奏效，因而使得民間大眾雲集響應，贏糧而影從。逐漸形成一股勢力，曆史上稱之為“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鬥米，所以也稱“五鬥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衡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漢靈帝統治時期，各地混戰不休，朝廷昏聵無能，大漢搖搖欲墜，政府欲要借助其擁有的群眾力量，便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此時尚沒有“道教”這一說，直到三百年後的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
漢朝對於羌人的戰爭從漢明帝時期到漢靈帝之時，一直沒有斷絕。雖然在公元169年被全部撲滅，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禍患。沒有被戰爭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區，因軍需萬急，導致黎民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徭役負擔。在苛捐雜稅和官員貪暴以及地主剝削重重迫害之下，大量農民被迫開始逃亡甚至發生民變。逃亡和民變又引起因勞力缺乏而產生的水災旱災蝗災。水災蝗災又引起農村破產。這一係列事件逐漸構成一個惡性循環，整個漢朝的根基岌岌可危。而此時的朝野上下，宦官跟士大夫正鬥爭得如火如荼，沒有人關心那些在死亡中掙紮的農民。農民為了生存，遂逐漸集結在一個標誌“黃巾”之下，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能夠饑餓之時有飯可吃，寒冷之時有衣可穿，風雨交加之時有一棲身之地。眼看這麽基本而質樸的願望卻在漢室昏聵的統治之中逐漸化為夢幻泡影，農民遂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反漢起義之中。
在黃巾標誌下，張角在他的家鄉巨鹿（今河北寧晉），供符咒傳教。十餘年後，張角的門徒達到有數十萬人。
張角利用他在民眾中的威望，將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的信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設一渠帥，由他統一指揮，為大規模的起義做好了準備，意圖推翻漢朝，並建立由黃巾軍統治的新天下。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這是張角的起義口號。黃巾勢大，不少宦官認為東漢政府已無前途，紛紛投誠張角，約定黃巾軍到達京師之時，便打開城門，迎接張角入朝。
公元184年（甲子年），張角相約信眾在3月5日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興兵反漢；“蒼天”是指東漢，“黃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據五德始終說的推測，漢為火德，火生土，而土為黃色，所以眾信徒都頭綁黃巾為記號，象征要取代腐敗的東漢。張角一麵派人在政府機關門上寫上“甲子”二字為記認，另一方麵派馬元義到荊州、揚州召集數萬人到鄴準備，又數次到洛陽勾結宦官封胥、徐奉，想要裏應外合。
可是如此龐大的組織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內奸或變節分子，再嚴密的城牆也會有透風的地方。另一位門徒唐周，因為得不到張角的器重，又害怕起義失敗而招致殺身之禍，便向東漢政府告密。
宦官們聽聞此事，當即行動起來，就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一月，馬元義被捕，被最殘忍的車裂酷刑處死。根據口供的牽引，輾轉殺了一千多人，並通緝張角。由於事出突然，張角被迫提前一個月在二月發難，史稱黃巾起義，因為起義者頭綁黃巾，所以被稱為“黃巾”或“蛾賊”，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張寶、張梁分別為“地公將軍”、“人公將軍”在北方冀州一帶起事。
張角倉促間下令起兵，一夜之間，百萬以上的農民，掀起暴動。他們用黃巾裹頭，以分別敵友。
可惜他們沒有料到，這次出現的剿滅自己的漢軍，並不像這個政府一樣，滿是滄桑，反而個個英勇善戰，以一敵十。也難怪，公元184年距羌戰平息，僅十五年。東漢政府用以討伐羌部落的軍隊，恰好用以討伐黃巾。那些涼州（河西走廊）部隊在血腥中成長，強悍善戰，特別是經過與馬背上的民族羌人的戰爭，不僅餘下來的軍隊人人擅長騎射馬戰，更有大批的羌人投入到漢軍之中，為漢軍的強大注入了極強的生機。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們，麵對這群虎狼之師，雖然有刀槍劍戟在手，卻和手無寸鐵沒有任何兩樣，堅持不久便兵敗如山倒。而正在此時，張角因為其最為鍾愛的弟子馬元義的被殺，而傷心不已，大病之下溘然長逝，失去領導中心的黃巾軍很快就被漢軍瓦解。
最高領導人張角已經病死，漢左中郎將皇甫嵩在10月於廣宗便和張梁戰鬥，張梁軍強，於首戰不能攻克。第二天，皇甫嵩閉營與士兵休息，另一方麵派人觀察敵軍舉動，黃巾軍戰意稍為鬆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時份突襲敵陣，戰至下午，成功大破敵軍，斬殺張梁及三萬多人，於逃走到河堤時溺死的也有五萬多人，焚燒車輜三萬多輛，虜獲人數甚多。而張角則被破棺戮屍，運首級迴京師。11月，皇甫嵩與钜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陽，成功斬殺張寶，殲滅十多萬黃巾軍，黃巾之亂平息。
於是這一曆史性的農民暴動，隻支持了十一個月，就被分別擊潰。然而，這個世界卻再也不能恢複原狀了。漢政權的權威遭到了嚴重的挑戰，漢帝國的統治階級腐朽不堪，以致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解救他們；更何況黃巾起義雖被東漢朝廷鎮壓，但漢室威信自此遭遇嚴重打擊，然而漢靈帝並未改觀，反而繼續享樂。於各地還不斷發生小型叛亂，產生許多分散的勢力，包括黑山、白波、黃龍、左校、青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劉石、平漢、大洪、白繞、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於毒等，勢力大的二三萬人，勢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而由張燕率領的黑山賊，甚至號稱從者百萬，大小騷亂不斷。漢朝的一些官職製度也都遭受了毀滅性的變遷。從此，雖然有人力圖改良，但都逃不過最終的一個結果：推翻漢朝，改朝換代。
特別是此時的涼州部隊，在剿滅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將勢力從西涼邊境延伸到中原腹地，漢政府碌碌無為，漢軍隊不值一哂，使得西涼軍將領開始輕視朝廷，當朝廷征召他們到洛陽擔任宮廷少府時，大將之一的董卓竟然拒不接印，唯恐放棄西涼軍權，此後便會垂垂等死。偏偏又遇到兩個愚蠢至極的官員何進與袁紹，想利用他來脅迫何太後，從而維持漢室的統治。此種驅狼搏虎的做法，無疑是在引火自焚。公元189年，當洛陽追兵在黃河南岸小平津從宦官手中救出劉協時，董卓率領大軍，適時地趕到，劉協就在涼州兵團護駕下，返迴首都洛陽，是為漢獻帝，從此開始了他極富傳奇色彩又悲劇感十足的一生。
其實，賣官的根源要追溯到七十年以前。那時天下時常出現捉摸不定的災難，習慣上需要免去三公的官職，當時一旦不能解釋的事情，人們就會揣測：是國家出現了某些疏漏，所以上天降下懲罰。而皇帝作為天下之主，當然應該就上天的懲罰承擔責任，而國不可一日無君，被逼無奈之下，隻能將罪責移到三公的身上。因而三公的任職期限便難以預料。其職能和政治現實便在不知不覺之中被分開了，其權力受到極大的削弱，但是皇帝卻並沒有集權於身，所以這些被削弱的權力就在無形之中轉移到其他政府機構了。最初，尚書台的權力得到加強，自竇武之後，這些權力便轉移到宦官的身上去了。
漢靈帝之時，雖然國家衰微，但是外患則不是很多，少有的幾次邊境戰事也在不知不覺之間被平定。因而國家消耗並不是很大。
過去漢朝也有過買官易爵的事情，但都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而且都是在有限的規模和很低的官職上。但如今，漢靈帝公然承認，隻是出於滿足自己、太後以及幾個宦官的貪欲，便大肆出賣國家的最高官職。公元178年，三公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用於交換，如果是因為三公的權力被嚴重削弱而使得出售官職成為可能，那麽最高決策層的貪汙腐化則是賣官鬻爵的根源誘惑所在。
買賣官職之舉是在大漢宮城之中一個叫西苑的地方組織進行的。三公之位價值一千萬，九卿之位價值五百萬，這些都是虛職，不能有效的搜刮民脂民膏，因而很多人寧願去買一個郡守。當時漢朝有一百多個郡縣，一個郡守職位，可以賣得兩千萬。曾經的舉孝廉製度依然有效，隻需繳納五成的買官費就可以獲取相應職位。崔烈曾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用僅僅五百萬就獲取了司徒之職，讓皇帝懊悔不已，為了獲取更多的錢財，公元187年，靈帝決定，出售關內侯以獲取錢財。
皇帝賣官鬻爵，隻為滿足個人私欲，可見當時漢靈帝的昏庸到了何種程度。當然，除了搜刮錢財之外，賣官之舉也有其更為深刻的原因，一則是從建寧二年（公元169年）開始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結束的兩次黨錮之禍。天下賢明的儒生都被害了個遍，因而造成職位上的嚴重空缺。二則是迴避製度上的限製，當時一個官員是不允許在其所出生的郡縣任職的，即使在其妻子出生的郡縣也不被允許，導致官員空缺越來越大。最終，皇帝用來滿足酒池肉林情趣之事的“鴻都門學”學生便成了皇帝選拔官員的直接來源。在這種風氣的治理下，漢朝滅亡的日子就要來臨了。
漢末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
由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農民起義之一，他主要借助了兩大宗教力量的影響，一是佛教，二是道教。
前文提到，佛教於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主要得益於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之路的暢通，東西方文化得以在這條路上長久地交流。佛教便在此後不久，從西域傳向東土大漢。東漢王朝第二任皇帝劉莊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西域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隻。劉莊隨即派遣官員蔡愔及秦景等人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蔡愔於公元65年出發，兩年後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以及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莊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僧並安置經典。佛教自此被統治者承認，成為東漢統治天下的另一重要工具。
不過事實上，白馬到洛陽時，佛教在民間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即劉莊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而聞名，舉國皆知其修身養性的佛家宗旨。
道教是傳統的中國宗教，其具體的誕生或者出現日期，現在已經無證可考。隻知道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煉金，求長生不死藥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曆代帝王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漢順帝時方士中一位大家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鶴鳴山修煉，山不在高，有仙則明，是說有了名士才讓山成為名山。張道陵則是運用了名山讓自己重新顯示出神秘莫測、道法高深的模樣，不時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說也奇怪，很多時候他的這些方法都能奏效，因而使得民間大眾雲集響應，贏糧而影從。逐漸形成一股勢力，曆史上稱之為“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鬥米，所以也稱“五鬥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衡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漢靈帝統治時期，各地混戰不休，朝廷昏聵無能，大漢搖搖欲墜，政府欲要借助其擁有的群眾力量，便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此時尚沒有“道教”這一說，直到三百年後的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
漢朝對於羌人的戰爭從漢明帝時期到漢靈帝之時，一直沒有斷絕。雖然在公元169年被全部撲滅，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禍患。沒有被戰爭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區，因軍需萬急，導致黎民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徭役負擔。在苛捐雜稅和官員貪暴以及地主剝削重重迫害之下，大量農民被迫開始逃亡甚至發生民變。逃亡和民變又引起因勞力缺乏而產生的水災旱災蝗災。水災蝗災又引起農村破產。這一係列事件逐漸構成一個惡性循環，整個漢朝的根基岌岌可危。而此時的朝野上下，宦官跟士大夫正鬥爭得如火如荼，沒有人關心那些在死亡中掙紮的農民。農民為了生存，遂逐漸集結在一個標誌“黃巾”之下，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能夠饑餓之時有飯可吃，寒冷之時有衣可穿，風雨交加之時有一棲身之地。眼看這麽基本而質樸的願望卻在漢室昏聵的統治之中逐漸化為夢幻泡影，農民遂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反漢起義之中。
在黃巾標誌下，張角在他的家鄉巨鹿（今河北寧晉），供符咒傳教。十餘年後，張角的門徒達到有數十萬人。
張角利用他在民眾中的威望，將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的信眾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設一渠帥，由他統一指揮，為大規模的起義做好了準備，意圖推翻漢朝，並建立由黃巾軍統治的新天下。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這是張角的起義口號。黃巾勢大，不少宦官認為東漢政府已無前途，紛紛投誠張角，約定黃巾軍到達京師之時，便打開城門，迎接張角入朝。
公元184年（甲子年），張角相約信眾在3月5日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興兵反漢；“蒼天”是指東漢，“黃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據五德始終說的推測，漢為火德，火生土，而土為黃色，所以眾信徒都頭綁黃巾為記號，象征要取代腐敗的東漢。張角一麵派人在政府機關門上寫上“甲子”二字為記認，另一方麵派馬元義到荊州、揚州召集數萬人到鄴準備，又數次到洛陽勾結宦官封胥、徐奉，想要裏應外合。
可是如此龐大的組織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內奸或變節分子，再嚴密的城牆也會有透風的地方。另一位門徒唐周，因為得不到張角的器重，又害怕起義失敗而招致殺身之禍，便向東漢政府告密。
宦官們聽聞此事，當即行動起來，就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一月，馬元義被捕，被最殘忍的車裂酷刑處死。根據口供的牽引，輾轉殺了一千多人，並通緝張角。由於事出突然，張角被迫提前一個月在二月發難，史稱黃巾起義，因為起義者頭綁黃巾，所以被稱為“黃巾”或“蛾賊”，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張寶、張梁分別為“地公將軍”、“人公將軍”在北方冀州一帶起事。
張角倉促間下令起兵，一夜之間，百萬以上的農民，掀起暴動。他們用黃巾裹頭，以分別敵友。
可惜他們沒有料到，這次出現的剿滅自己的漢軍，並不像這個政府一樣，滿是滄桑，反而個個英勇善戰，以一敵十。也難怪，公元184年距羌戰平息，僅十五年。東漢政府用以討伐羌部落的軍隊，恰好用以討伐黃巾。那些涼州（河西走廊）部隊在血腥中成長，強悍善戰，特別是經過與馬背上的民族羌人的戰爭，不僅餘下來的軍隊人人擅長騎射馬戰，更有大批的羌人投入到漢軍之中，為漢軍的強大注入了極強的生機。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們，麵對這群虎狼之師，雖然有刀槍劍戟在手，卻和手無寸鐵沒有任何兩樣，堅持不久便兵敗如山倒。而正在此時，張角因為其最為鍾愛的弟子馬元義的被殺，而傷心不已，大病之下溘然長逝，失去領導中心的黃巾軍很快就被漢軍瓦解。
最高領導人張角已經病死，漢左中郎將皇甫嵩在10月於廣宗便和張梁戰鬥，張梁軍強，於首戰不能攻克。第二天，皇甫嵩閉營與士兵休息，另一方麵派人觀察敵軍舉動，黃巾軍戰意稍為鬆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時份突襲敵陣，戰至下午，成功大破敵軍，斬殺張梁及三萬多人，於逃走到河堤時溺死的也有五萬多人，焚燒車輜三萬多輛，虜獲人數甚多。而張角則被破棺戮屍，運首級迴京師。11月，皇甫嵩與钜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陽，成功斬殺張寶，殲滅十多萬黃巾軍，黃巾之亂平息。
於是這一曆史性的農民暴動，隻支持了十一個月，就被分別擊潰。然而，這個世界卻再也不能恢複原狀了。漢政權的權威遭到了嚴重的挑戰，漢帝國的統治階級腐朽不堪，以致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解救他們；更何況黃巾起義雖被東漢朝廷鎮壓，但漢室威信自此遭遇嚴重打擊，然而漢靈帝並未改觀，反而繼續享樂。於各地還不斷發生小型叛亂，產生許多分散的勢力，包括黑山、白波、黃龍、左校、青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劉石、平漢、大洪、白繞、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於毒等，勢力大的二三萬人，勢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而由張燕率領的黑山賊，甚至號稱從者百萬，大小騷亂不斷。漢朝的一些官職製度也都遭受了毀滅性的變遷。從此，雖然有人力圖改良，但都逃不過最終的一個結果：推翻漢朝，改朝換代。
特別是此時的涼州部隊，在剿滅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將勢力從西涼邊境延伸到中原腹地，漢政府碌碌無為，漢軍隊不值一哂，使得西涼軍將領開始輕視朝廷，當朝廷征召他們到洛陽擔任宮廷少府時，大將之一的董卓竟然拒不接印，唯恐放棄西涼軍權，此後便會垂垂等死。偏偏又遇到兩個愚蠢至極的官員何進與袁紹，想利用他來脅迫何太後，從而維持漢室的統治。此種驅狼搏虎的做法，無疑是在引火自焚。公元189年，當洛陽追兵在黃河南岸小平津從宦官手中救出劉協時，董卓率領大軍，適時地趕到，劉協就在涼州兵團護駕下，返迴首都洛陽，是為漢獻帝，從此開始了他極富傳奇色彩又悲劇感十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