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漸漸明晰的局勢（二）
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作者：孤獨麥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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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在封建主義的氛圍中，舊有的政治體製、生產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時走向了成熟的頂峰，同時也走到了腐朽的絕壑邊緣。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也僅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緩慢發展，一批具有嶄新的精神氣質的啟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燦爛，正在向舊時代揮手告別。民間出現了反應新興市民階層全新心理的諸如‘三言二拍’等傳奇小說，這已經能夠從某些角度初步說明問題了……”1678年12月20日，馬當要塞下的半封閉碼頭內，郭普夏刁著一個煙鬥，用有些驚訝的目光看著手頭的這份報告。
報告是他的副官聯合諸多參謀集體撰寫的，還沒來得及提交上去，目前還是初稿，先拿過來給郭普夏過過目，提提意見。
老實說，報告的開頭還是挺驚豔的，體現了他的這位出身兵團堡的副官學院派的風格。同時也看得出來，他們這幫人是真真正正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深入了解的，對明清之際的市井文學甚至都有所涉獵，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們在東岸本土從小學習到的知識，與明國、清國這邊還是大有不同的，因為分出大量精力學習了諸如地理、自然、科學、軍事、法律、衛生等諸多學科的知識，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力度遠遠不如明國人和清國人。
再考慮到社會製度、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等方麵的不同，他們看待世界的三觀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明國人、清國人也存在顯著的不同。也就是說，他們與中國大陸上的居民雖然在血緣上沒什麽差別，但文化區別還是不小的（東岸人自認自己是華夏文明的“進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經走偏了路），因此來到遠東大陸後，很多東西需要重新學習，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這無疑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就順國而言，因為戰爭重壓導致的對財貨的渴求、對高效率生產模式的向往、和我國交流的頻繁以及君主的個人喜好等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對社會發展已具有著明顯的導向性。比如景德鎮的陶瓷業、贛州的製煙業（這是從東岸引進了煙草後發展起來的）、萍鄉的采煤業、湘潭的冶鐵業、長沙的槍炮製造業、零陵的藥材種植業等等，這些是集中度比較高的製造業，此外還有諸如鹹寧大布、長沙棉布、衡陽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紙花、雕刻，湖北錫器、漆器、養蜂等以小作坊甚至個體手工業者為主的分散製造業，多年來行銷蜀地、兩廣、西南甚至吳越、中原等清國轄境，獲取了大量的利潤。這些利潤，基本都就地花費掉了，換成了大順政權急需的各類物資，其中既有綢布、茶葉、鹽、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時也有諸如武器、軍資、彈藥、戰馬、機器等關乎戰爭成敗的軍需物資。”
“……不得不承認，大順政權治下不過區區三省，人口不過千萬——湖南三百餘萬（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後的數字）、江西五百餘萬，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區加起來接近二百萬——但就製造業和商業的活躍程度而言，當真是一線水平的，人均生產力水平是要高於清國和明國的，這點毋庸置疑。”
“……生產花布的衡陽城內，按寬閑屋宇，多賃外省布商為寓，且城內外省布商立店號十數處，進出口繁榮。作為大順前營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當年遷移了大量漢口商販、手藝人定居，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並出現了諸如羅明德牛燭、何雲錦靴、洪太河絲線、羅天元帽、牛同興剪刀、王恆豐煙袋、馬公良香貨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順首都同時也是工業生產重地的長沙，出現了包括衣服、鞋襪、蘆席、草紙、花布、白布等專業性街道，由此可見工商業的繁榮。”
“……大批農民人口與外地移民湧入包括長沙、衡陽、南昌、武昌、巴陵、贛縣在內的諸多大城市，成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手工業者，帶來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了大量的財富。產銷結合的手工業，以金錢為軸心的市井生活，廉價且充足的勞動力後備大軍，發財的機遇與淪落街頭的悲慘結局，遠未成熟的資本關係和市場體係，繁華的表象背後潛伏著重重隱而未發的危機，這一切都預示著新舊生產關係之間的摩擦、衝撞與轉換。在上述地區，的確存在著很大一股與傳統封建社會的價值尺度及行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無疑問地指向了未來。”
“……傳統守舊的思想是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最大阻礙。正如長沙一位傳統士紳所言：‘商賈糜至，百貨山積，貿易之巨區地。夫逐未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速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天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誇，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樸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由此可見，古老而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對新生經濟的敵視態度相當明顯，若非李順政權出身底層，軍事壓力又大的話，未必樂於如此銳意改革，當然這也是他們統治三省之地數十年，地方士紳始終沒有忘記前明政權的主要原因所在，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了。”
看到這裏，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輕啜了一口濃茶。這段話，當真是說到他心眼裏去了！多年以來，因為“出身原罪”，從李自成、李過時代開始，湖廣、江西等地的士紳就始終對李順政權若即若離，甚至還抱以敵視的態度，這從當初李過開科取士應者寥寥就能看得出來。因此，李順政權一麵繼續與地方士紳聯絡感情，一麵將裁汰下來的大量軍士（因為農民軍的特性，軍隊數量龐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複雜）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縣，開墾荒地、充實地方的同時，也能加強大順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
後來，隨著東岸人果斷介入中國局勢，清軍大舉南征遇阻，李順政權轉危為安之後，經過數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紳與大順政權表麵上的敵對沒那麽強了，合作開始漸漸變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慮到以前的局麵，李順政權上層對這些人始終缺乏足夠的信任感，尤其是經曆過那段歲月的老將、老帥乃至皇帝（李過、李來亨父子）很多都還在世，他們自然不可能對士紳們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層、文化水平偏低、思維不受腐儒條條框框束縛的他們，對於如何快速撈錢、生產糧食、製造軍需物資很感興趣，即對來自東岸的那一套倒比較中意。再加上彼時東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給他們轉讓了一些技術和設備，同時幫著在煙台學院（原抗清軍政大學）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人與湖廣、江西原本比較微弱的資本主義火星相結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最終將這些小火星發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當之不容易。
客觀地說，這些資本主義作坊為李順政權生產了很多財貨，並通過行銷各省賺取了大量利潤，即李順政權等於是用商品經濟來從周邊諸省吸血，進而供養己身。不然的話，你以為光靠東岸人的援助，李過、李來亨父子二人就能維持得了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麽，雖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來並不高。
但任何一種新生事物在發展的初期，自然都會麵臨傳統文化、思想、體製的重重壓製，嚴重阻礙甚至消滅其發展，除非你能找到一處如華夏東岸共和國那種白地，並一開始就確立好規則，然後慢慢往裏麵填人，並小心翼翼地嗬護維持原有秩序的不改變，如此才能平穩發展起來。可在順國境內沒有這種條件，於是便很輕易地就導致了新生勢力與傳統社會的碰撞，進而嚴重到割裂了整個社會，造成了無數的問題。要知道，衡陽、南昌、贛州等地，就經常發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燒、搶事件，前往城裏做工的工人也被鄉下族長索迴，在這個時候，因為人才儲備的不足，很多地方州縣的官員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在處理此類事件時甚至還偏袒那些所謂的鄉賢、族長們，痛斥製造工坊“終日逐利，敗壞風氣”雲雲。
東岸人為了保住李順政權，曾經通過郭普夏給李來亨總結了一套從思想領域分化、瓦解士紳敵對勢力的思路，即重新定義傳統的儒家學說，並搬出了最近幾十年內的一些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顏元等人的著作——這裏插一句，上述諸人的著作，李順政權讀的人都少，讀通、讀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東岸人一一搜羅，並在本土首都專門請人研究——從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論，重點抨擊了此時占據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學思想。
比如，他們拿出前明李贄的“童心說”，對理學家宣揚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思想進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而後足，則千古之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贄認為人不能被傳統禮教所束縛，主張衝破一切傳統藩籬，追求自己獨特個性的生活，鼓吹心靈的覺醒，歌頌真實的人生，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與歐洲衝破中世紀藩籬的文藝複興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從思想領域瓦解敵對勢力的招數，對東岸人來說也是第一次實施。他們在國家情報總局的牽頭下，將李順政權當做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觀察這種思想武器的效果。當然他們也做好了失敗的充足準備，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守舊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東西方同時出現了衝破傳統舊秩序的思想領域的變革，如人文主義思想，但這種思想在歐洲此時已漸漸成為主流，可在中國自從誕生後就一直是小眾的異類，始終未獲得多少人的認可，拿來招攬信徒、團結同誌可以，但若想靠這個一舉突破舊社會的枷鎖，還離得很遠，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間斷的思想領域的洗禮，使得更多的人認可它，正所謂西風東漸是也。
好在李順政權對東岸人也比較信任，推行起這種所謂的“新政”也比較雷厲風行，並且看到了其中的好處，嚐到了一定的甜頭，故不論地方士紳及他們掌握的輿論界如何口誅筆伐，他們始終堅定地維護了新興的工坊製造業和商人階層。而這些商人階層也比較機靈，通過與大順軍閥們的集合，政治上獲得了靠山，然後開始在經濟上資助信奉李贄、顧炎武等人啟蒙思想的所謂“新儒生”，讓他們想方設法為自己這個群體說話，在輿論界發聲，雖然目前看來效果還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時低下的社會地位已經強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順政權治下，他們不再是那種任人宰割、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帶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這就足夠了。
郭普夏的副官對順國思想領域的社會變革也進行了重點描述，指出國家情報總局搞出的這通社會實踐目前看來對李順政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且從長遠來看，如果李順政權的接班人能夠保證政策持續性的話（即接班人不要被傳統士紳給同化），未來肯定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這才是他們能夠戰勝表麵上看起來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清國的最主要依仗——當然也少不了東岸人的支持，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
“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在封建主義的氛圍中，舊有的政治體製、生產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時走向了成熟的頂峰，同時也走到了腐朽的絕壑邊緣。與之相伴的是，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也僅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緩慢發展，一批具有嶄新的精神氣質的啟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燦爛，正在向舊時代揮手告別。民間出現了反應新興市民階層全新心理的諸如‘三言二拍’等傳奇小說，這已經能夠從某些角度初步說明問題了……”1678年12月20日，馬當要塞下的半封閉碼頭內，郭普夏刁著一個煙鬥，用有些驚訝的目光看著手頭的這份報告。
報告是他的副官聯合諸多參謀集體撰寫的，還沒來得及提交上去，目前還是初稿，先拿過來給郭普夏過過目，提提意見。
老實說，報告的開頭還是挺驚豔的，體現了他的這位出身兵團堡的副官學院派的風格。同時也看得出來，他們這幫人是真真正正地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深入了解的，對明清之際的市井文學甚至都有所涉獵，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們在東岸本土從小學習到的知識，與明國、清國這邊還是大有不同的，因為分出大量精力學習了諸如地理、自然、科學、軍事、法律、衛生等諸多學科的知識，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力度遠遠不如明國人和清國人。
再考慮到社會製度、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等方麵的不同，他們看待世界的三觀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明國人、清國人也存在顯著的不同。也就是說，他們與中國大陸上的居民雖然在血緣上沒什麽差別，但文化區別還是不小的（東岸人自認自己是華夏文明的“進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經走偏了路），因此來到遠東大陸後，很多東西需要重新學習，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這無疑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就順國而言，因為戰爭重壓導致的對財貨的渴求、對高效率生產模式的向往、和我國交流的頻繁以及君主的個人喜好等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對社會發展已具有著明顯的導向性。比如景德鎮的陶瓷業、贛州的製煙業（這是從東岸引進了煙草後發展起來的）、萍鄉的采煤業、湘潭的冶鐵業、長沙的槍炮製造業、零陵的藥材種植業等等，這些是集中度比較高的製造業，此外還有諸如鹹寧大布、長沙棉布、衡陽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紙花、雕刻，湖北錫器、漆器、養蜂等以小作坊甚至個體手工業者為主的分散製造業，多年來行銷蜀地、兩廣、西南甚至吳越、中原等清國轄境，獲取了大量的利潤。這些利潤，基本都就地花費掉了，換成了大順政權急需的各類物資，其中既有綢布、茶葉、鹽、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時也有諸如武器、軍資、彈藥、戰馬、機器等關乎戰爭成敗的軍需物資。”
“……不得不承認，大順政權治下不過區區三省，人口不過千萬——湖南三百餘萬（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後的數字）、江西五百餘萬，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區加起來接近二百萬——但就製造業和商業的活躍程度而言，當真是一線水平的，人均生產力水平是要高於清國和明國的，這點毋庸置疑。”
“……生產花布的衡陽城內，按寬閑屋宇，多賃外省布商為寓，且城內外省布商立店號十數處，進出口繁榮。作為大順前營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當年遷移了大量漢口商販、手藝人定居，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並出現了諸如羅明德牛燭、何雲錦靴、洪太河絲線、羅天元帽、牛同興剪刀、王恆豐煙袋、馬公良香貨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順首都同時也是工業生產重地的長沙，出現了包括衣服、鞋襪、蘆席、草紙、花布、白布等專業性街道，由此可見工商業的繁榮。”
“……大批農民人口與外地移民湧入包括長沙、衡陽、南昌、武昌、巴陵、贛縣在內的諸多大城市，成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手工業者，帶來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了大量的財富。產銷結合的手工業，以金錢為軸心的市井生活，廉價且充足的勞動力後備大軍，發財的機遇與淪落街頭的悲慘結局，遠未成熟的資本關係和市場體係，繁華的表象背後潛伏著重重隱而未發的危機，這一切都預示著新舊生產關係之間的摩擦、衝撞與轉換。在上述地區，的確存在著很大一股與傳統封建社會的價值尺度及行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無疑問地指向了未來。”
“……傳統守舊的思想是這些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最大阻礙。正如長沙一位傳統士紳所言：‘商賈糜至，百貨山積，貿易之巨區地。夫逐未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速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天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誇，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樸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由此可見，古老而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對新生經濟的敵視態度相當明顯，若非李順政權出身底層，軍事壓力又大的話，未必樂於如此銳意改革，當然這也是他們統治三省之地數十年，地方士紳始終沒有忘記前明政權的主要原因所在，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了。”
看到這裏，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輕啜了一口濃茶。這段話，當真是說到他心眼裏去了！多年以來，因為“出身原罪”，從李自成、李過時代開始，湖廣、江西等地的士紳就始終對李順政權若即若離，甚至還抱以敵視的態度，這從當初李過開科取士應者寥寥就能看得出來。因此，李順政權一麵繼續與地方士紳聯絡感情，一麵將裁汰下來的大量軍士（因為農民軍的特性，軍隊數量龐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複雜）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縣，開墾荒地、充實地方的同時，也能加強大順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
後來，隨著東岸人果斷介入中國局勢，清軍大舉南征遇阻，李順政權轉危為安之後，經過數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紳與大順政權表麵上的敵對沒那麽強了，合作開始漸漸變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慮到以前的局麵，李順政權上層對這些人始終缺乏足夠的信任感，尤其是經曆過那段歲月的老將、老帥乃至皇帝（李過、李來亨父子）很多都還在世，他們自然不可能對士紳們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層、文化水平偏低、思維不受腐儒條條框框束縛的他們，對於如何快速撈錢、生產糧食、製造軍需物資很感興趣，即對來自東岸的那一套倒比較中意。再加上彼時東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給他們轉讓了一些技術和設備，同時幫著在煙台學院（原抗清軍政大學）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人與湖廣、江西原本比較微弱的資本主義火星相結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最終將這些小火星發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當之不容易。
客觀地說，這些資本主義作坊為李順政權生產了很多財貨，並通過行銷各省賺取了大量利潤，即李順政權等於是用商品經濟來從周邊諸省吸血，進而供養己身。不然的話，你以為光靠東岸人的援助，李過、李來亨父子二人就能維持得了規模如此龐大的軍隊麽，雖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來並不高。
但任何一種新生事物在發展的初期，自然都會麵臨傳統文化、思想、體製的重重壓製，嚴重阻礙甚至消滅其發展，除非你能找到一處如華夏東岸共和國那種白地，並一開始就確立好規則，然後慢慢往裏麵填人，並小心翼翼地嗬護維持原有秩序的不改變，如此才能平穩發展起來。可在順國境內沒有這種條件，於是便很輕易地就導致了新生勢力與傳統社會的碰撞，進而嚴重到割裂了整個社會，造成了無數的問題。要知道，衡陽、南昌、贛州等地，就經常發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燒、搶事件，前往城裏做工的工人也被鄉下族長索迴，在這個時候，因為人才儲備的不足，很多地方州縣的官員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在處理此類事件時甚至還偏袒那些所謂的鄉賢、族長們，痛斥製造工坊“終日逐利，敗壞風氣”雲雲。
東岸人為了保住李順政權，曾經通過郭普夏給李來亨總結了一套從思想領域分化、瓦解士紳敵對勢力的思路，即重新定義傳統的儒家學說，並搬出了最近幾十年內的一些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顏元等人的著作——這裏插一句，上述諸人的著作，李順政權讀的人都少，讀通、讀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東岸人一一搜羅，並在本土首都專門請人研究——從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論，重點抨擊了此時占據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學思想。
比如，他們拿出前明李贄的“童心說”，對理學家宣揚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思想進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而後足，則千古之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贄認為人不能被傳統禮教所束縛，主張衝破一切傳統藩籬，追求自己獨特個性的生活，鼓吹心靈的覺醒，歌頌真實的人生，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與歐洲衝破中世紀藩籬的文藝複興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從思想領域瓦解敵對勢力的招數，對東岸人來說也是第一次實施。他們在國家情報總局的牽頭下，將李順政權當做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實驗，觀察這種思想武器的效果。當然他們也做好了失敗的充足準備，原因就是中國傳統守舊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東西方同時出現了衝破傳統舊秩序的思想領域的變革，如人文主義思想，但這種思想在歐洲此時已漸漸成為主流，可在中國自從誕生後就一直是小眾的異類，始終未獲得多少人的認可，拿來招攬信徒、團結同誌可以，但若想靠這個一舉突破舊社會的枷鎖，還離得很遠，可能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間斷的思想領域的洗禮，使得更多的人認可它，正所謂西風東漸是也。
好在李順政權對東岸人也比較信任，推行起這種所謂的“新政”也比較雷厲風行，並且看到了其中的好處，嚐到了一定的甜頭，故不論地方士紳及他們掌握的輿論界如何口誅筆伐，他們始終堅定地維護了新興的工坊製造業和商人階層。而這些商人階層也比較機靈，通過與大順軍閥們的集合，政治上獲得了靠山，然後開始在經濟上資助信奉李贄、顧炎武等人啟蒙思想的所謂“新儒生”，讓他們想方設法為自己這個群體說話，在輿論界發聲，雖然目前看來效果還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時低下的社會地位已經強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順政權治下，他們不再是那種任人宰割、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帶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這就足夠了。
郭普夏的副官對順國思想領域的社會變革也進行了重點描述，指出國家情報總局搞出的這通社會實踐目前看來對李順政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且從長遠來看，如果李順政權的接班人能夠保證政策持續性的話（即接班人不要被傳統士紳給同化），未來肯定會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這才是他們能夠戰勝表麵上看起來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清國的最主要依仗——當然也少不了東岸人的支持，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