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不是宋史專家,也不是通史學者,為了撰寫拙作《嶽飛在世,武穆稱雄》閱覽了不少相關史籍和後人對有宋一代的記述和評說,見識到許多入木三分的精到見解。但是,也有一個怪現象,就是對宋朝的評價呈現兩個極端:積貧積弱和鼎盛繁榮。如果說這是從某個角度看,或者抽出一段曆史看,無可厚非,至少部分正確,但是,這兩個極端分化的結論不是,而是給兩宋整體的結論,這就有一個疑問。如果都是從客觀角度看兩宋,如果事實清楚,如果大家的標準一致,為何結論截然相反?再問一遍,為何結論截然相反?正常思考之下,沒有人會故意王顧左右而言他,得出結論是這個,偏要說是那個,而是言之有據。如此看來,截然相反的結論,就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或者是角度不對,或者是事實沒有搞清楚,或者是標準不一致,當然還有其它因素,但是結論截然相反,大概這三個原因之一,就足以解釋了。至於三個都錯的,那不是搞曆史的,那是說相聲的,大家可以一笑置之。


    此篇短文是筆者《洞察兩宋》係列的開篇,直接為拙作提供一些曆史背景。目的是說三件事情。第一,有宋概覽。這個很重要,一個存在了二百多年的朝代,切出一小片分析,可是和整體差異很大,兩個極端的結論,多半和這個有關。第二,有宋一朝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它們的起因和結局以及對兩宋的影響。一件小事,可以改變曆史,何況大事件,這個對曆史專家毋庸諱言,但是如何重要什麽影響則需要洞察能力,不能人雲亦雲。這個問題事關事實是不是清楚,但是又不僅僅到此為止,前因後果的分析到位,才能看清楚它到底給兩宋帶來什麽影響。如果這些結局性的影響後人都看不清楚,當局者迷的那些人還是不要奢望他們有正確的決斷了。而如果後人平心靜氣地研究幾十年還不甚了了,也不好意思指責當事人糊塗了。第三,研究和思考相關問題基本方法和原則。可能在這個要點上出的問題最多,筆者將從自己的理解和見到分析述及自己的一得之見,就教方家。


    有了這個基礎以後,筆者計劃就一些具體問題提出自己的調查成果和心得,但是每個具體問題都會單獨討論,不會放在今天這個開篇裏麵。比如,高宗為何執意殺嶽飛?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直接關係到兩宋的國運!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宋史研究的一個重災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迄今為止,嶽飛依然沒有得到徹底平反!論述這個問題的時候,筆者自然會言之有據,而不是先入為止,更不會囿於成見,人雲亦雲。簡而言之,嶽飛被殺嗎,不是當殺,也不是冤殺,而是謀殺!讀者如果有法律概念,當知此三者的本質區別。還有,王安石的改革原因、性質、效果、成敗的原因、以及對兩宋的關鍵影響是什麽?這個問題不是沒有人關注,而是關注的人太多,也最有代表性,就是評價兩極分化,讚同的說他是能臣、智臣、忠臣;否定者則說他是奸臣佞臣罪臣,甚至說他是靖康恥兩宋亡的罪魁,這種亂象,難道不是沒有統一的標準所造成?再有,兩宋的基本國策和製度到底是世界領先還是自我閹割?這又和那個兩極分化的總評價相關。同時這也和評價整個皇室、整個文官水平有關,所以必須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以後才能加以評說。連標準都沒有,就是一個菜市場,大家都說自己的瓜是甜的,那就是沒有意義的爭論,估計等到拙作主角嶽飛平定天下以後也沒有結論,就隻好接受嶽飛的結論了。至於其它問題,比如一個農業發展的問題,嶽飛發現白薯就產自中國,也根本不用等到後世才能吃到,這個不是事關全局的大政方針,但是對於嶽飛的自保措施非常關鍵,具有領先世界所有地區的糧食儲備,在當時可算命運攸關。類似的問題大概有幾十個,筆者會陸續穿插在拙作的撰寫過程中。敬請感興趣的朋友持續關注。


    一,兩宋縱覽


    宋代,實際上主要是北宋。南宋靠著祖宗的餘蔭和民眾的慘重犧牲郭延殘喘,實在是一副屈辱現世圖,乏善可陳,所以此文主要針對北宋,而南宋則是國運敗亡的尾聲,一帶而過,實質已經是沒有統一國度的體統了。北宋,就是所謂經濟文化極度繁榮而整體國力積貧積弱,外敵肆意侵掠國內反抗頻仍,君臣綏靖苟且一時的表麵和平,這個局麵至靖康之恥嘎然而止。


    北宋上承五代十國,下接南宋,基本在這個街道屬於大統一政局,因為北宋雖然結束了唐末五代十國以來的分裂局麵,雖然當時的遼國依然占據了北方以及北京天津一帶也就是幽雲十六州地區,西夏占據了西北的寧夏甘肅一帶,大理國占據了南方的雲南貴州一帶,吐蕃諸部則占據著今西藏青海一帶,但是傳統的中原繁庶地區盡在掌握,這是統一國度的實質內容。


    自公元960年發跡於宋州因之後來建立的王朝稱為宋朝的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開始,到公元1127年金國攻破汴京發生了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恥為止,北宋享國167年,一共出現了9位皇帝,這就是這個統一王朝的核心領導,自然一切是非成敗,都是他們負主要責任,這就是北宋,而這個北宋並不是國號的一部分嗎,而是後來那個無恥逃亡的小朝廷建立了南宋,稱宋朝為北宋以示區別。


    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宋朝後,先後率軍攻滅了南平、後蜀、南漢、南唐、吳越等“十國”割據政權,然後他又杯酒釋兵權、在宰相趙普的謀劃下,改革軍製和官職,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推進強幹弱支國策。同時勸課農桑讓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獲得一個恢複並有所發展的時期,被歌功頌德的文人譽為建隆之治,實質就是社會秩序紊亂走向正軌,人民可以過正常生活,不必死於戰亂。


    公元976年,趙匡胤在斧聲燭影重重疑雲奇霧中突然去世,失去皇位,其弟趙光義繼位,是為宋太宗。此事視為有宋一代最大疑案。其實是一個比天上的月亮都清楚的事實,三個關鍵問題都指向同一個人:誰得利?無疑是趙光義一人。誰能查清而不查反而掩蓋?隻有趙光義,他做的隻有欲蓋彌彰。誰斷絕了皇位重歸太祖一係,還是趙光義,他搞死了宋太祖的兩個兒子還有自己的弟弟,使得皇位不但自己穩坐,還交給自己的後代,這些措施也算是滴水不漏。不看這些還在那裏糊塗著,除了裝糊塗也沒有解釋了。這個是順便說說,以後也許會專題再議。


    宋太宗無疑是大有抱負的皇帝,這也可以解釋他為何不擇手段奪取皇位,一段說一段。他在位第二年便親征太原奪取了北漢的地盤,也是五代十國最後一個殘存王國,由此徹底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不過,他的抱負嘎然而止,停止在他兩次攻遼企圖收複幽雲十六州均以失敗告終上麵,從此宋朝對遼國一直處於守勢,這也是宋朝進取擴張增大統一版圖不斷努力的結束。


    公元997年,趙光義去世,傳位給第三子趙恆,是為宋真宗。宋真宗簽訂了澶淵之盟。當時遼國蕭太後與遼聖宗親率大軍攻宋,宋真宗則在寇準等人的極力勸說之下決定親征。本來宋軍形勢一片大好,但懦弱的宋真宗最終還是選擇和遼國在澶淵定盟罷兵,約定雙方結為兄弟之國,兩國之間開通互市,宋朝則需要每年送給遼國一定數額的歲幣作為補償,這是宋朝進一步後退的標誌,第一步就是太宗的由攻轉守,第二步就是這次,把宋國民脂民膏拱手送人,養盜遺患,從此以後強鄰皆知,宋朝就是一隻肥羊。


    此後,宋遼之間出現了難得的百年和平,宋真宗也比較消停,使得北宋的各項實力得以平穩發展,阿諛之徒稱之為鹹平之治,不過就是平民能過正常生活。這就導致宋真宗好了傷疤忘了痛,並不知道愛惜民力,培養國本,反而沉溺於封禪,這典型的是昏君奸臣合力營造的虛假聖治,完全搞錯了感恩對象,卻拜謝那些虛無縹緲無稽之談的存在,幾乎將所有國家積蓄揮霍殆盡,在他晚年宋朝出現了朝廷蓄藏已經空盡的荒謬,如此糟蹋民脂民膏,空耗國本,隻不過給他賺得一個神棍皇帝的雅號。


    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曾經被狸貓換掉太子的趙禎繼位,這就是宋仁宗。宋仁宗保命得位不易,因此不甘虛度,對割據西北的黨項首領李元昊反宋建立的西夏,采取積極進攻的策咯,經過了多次兩敗俱傷的戰爭以後,和西夏訂立合約,就是慶曆和議,其中主要內容西夏表示向宋稱臣,雙方開通互市,另外宋朝也需要每年送給西夏一定數額的歲幣以作補償,這可以算為打了一個平手,仁宗並未失德取辱之處。


    宋仁宗的積極進取,使得宋朝和西夏之間的衝突沒有吃虧。但是這隻是從小處著眼。讓西夏脫離宋朝的統治,成為宋朝的強鄰大地,則是整個宋朝的處置事宜國策的失敗,而後來西夏轉而向遼國稱臣,就更是打宋朝的臉了,故此可知,在具體事務上哪怕沒有吃虧,整體國策上失策,也是與大局無補。


    具體到送給西夏的歲幣加上送給遼國的歲幣,本身對於宋朝每年龐大的賦稅收入大約一億兩來說,其實不算大事,也就是說起每年送給遼國的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折銀三十萬兩,送給西夏的歲幣每年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茶葉三萬斤,折銀二十五兩,兩項合計一共五十五兩,占全國的賦稅收入比例微乎其微,隻有百分之零點五五,正所謂傷害性不大,羞辱性極強,但是如果說這是積貧積弱的原因,就和事實太遠了。


    其實北宋被認為積貧積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積貧,一個是積弱。其中的積貧,其主要原因還是朝廷開支太大,冗員、冗兵、冗費極為嚴重,所以解決三冗才成了皇上和大臣不得不重視的問題,而對西夏遼國的歲幣隻不過是對他們開戰的一個理由,沒有人當作是一個重大問題,其實和議也和這個息息相關,兵戈一動,哪怕是局部衝突,兵員費用的開支都會遠遠大於歲幣的支出,故此,任何負責任的大臣都不能忽略議和這個策略必須予以認真考慮,而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又不是你敢打不怕死就能決定的。比如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狀態,如何與那些整天以侵掠為生的蠻兵對敵?隻有嶽飛占了上風,又被昏君奸臣扼殺。而積弱,說的是屢戰屢敗,這需要另說。


    宋仁宗在曆史上名聲不錯,原因就是任用了幾位良臣,而那些昏君,無一例外,都是任用了奸臣,魚蝦同類相聚的特征非常明顯。仁宗任用包拯,還有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進行慶曆新政,為後來王安石變法打下了根基。好壞效果暫且不說,承繼關係需要明確。仁宗朝代的改革是一個先驅式的嚐試,給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借鑒,具體借鑒的好壞,這不是被借鑒人的責任,歐陽修還有一事值得提及,就是公元1057年,他作為主考官的一次科舉考試中,出現了曆史上罕見的人才匯聚,進士科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呂惠卿、曾布、章惇等數十位臣僚,可惜大多都上了徽宗和蔡京的奸佞榜單,明月照溝渠。


    公元1063年,宋仁宗病逝,由於他僅有的三個兒子早夭,皇位傳給自己的養子既其堂侄趙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病體纏身,無所作為,隻有兩件事史上留痕,一是命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而是將他的父親稱為皇考,本來應該是宋仁宗。


    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逝,其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開始重用王安石等人進行變法。同時重開邊釁,直接攻占了吐蕃青唐地區,對準西夏,不過隨後兩次與西夏交戰均告失敗,直接導致王安石兩度罷相,所有的變法措施也隨著宋神宗的去世而被逐步廢除。說起變法,英宗和王安石實為有宋一朝的最佳組合,別管從人品還是能力上都屬上乘,沒有成功,說明變法的複雜以及保守勢力的根深蒂固,而這有何有宋一朝的國體和傳統國策密不可分。


    公元1085年,38歲的宋神宗去世,十歲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太皇太後高滔滔出來臨朝稱製。高太後本身就不支持變法,於是起用司馬光等人將新法徹底廢除,司馬光這種全盤否定變法的態度,連同為守舊派大臣的蘇軾都看不下去,仗義執言,因而被守舊派所貶。這不是蘇軾的個人悲劇,而是宋朝國運的悲劇,因為蘇軾映照了宋朝的政局,從此以後,新黨舊黨之爭超越一切,席卷一切,皇上都要站隊,一直到北宋滅亡,然後又在南宋偏安小朝廷繼續泛濫,衝垮一切,直到與那些亡國之君臣一起沉沒南海之濤。


    高太後和守舊大臣的反攻倒算引起哲宗不滿,他親政以後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新黨打壓舊黨,並恢複了部分王安石變法成果,可惜依然難以長久,哲宗隻親政六年便病逝了,時年僅25歲。皇帝短命,不同皇帝的立場不同,使得不穩的宋朝政局更加動蕩不寧,那些國家精銳持重大臣不得不保命掙紮,要想做事,更是不得不和那些奸臣一樣四處鑽營,這都是國家的災難,因為持重如同定海神針的國寶級大臣,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能出現的,這也是那些誌向宏遠宋朝大臣的悲哀。


    由於宋哲宗唯一的兒子夭折,向太後力排眾議擁立端王趙佶為新皇帝,是為宋徽宗,這個什麽都會,就是不會當皇帝的皇帝,把宋朝的統治帶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笑話境地。宋徽宗表麵上支持改革,但他重用的蔡京、童貫等“六賊”卻打著改革的旗號肆意妄為,巧取豪奪,將利國利民的變法變成了為個人謀取利益的方法,弄得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從而民怨沸騰,還犯下戰略錯誤,連金滅遼。如此開門揖盜,後果是導致金兵攻破汴京,靖康之恥,將自己的女人和女兒全部獻給金兵取悅他們欲圖保命,成為古今中外最沒有廉恥的皇帝,然而沒有任何用處,如同豬羊比流放,死於五羊城。


    南宋已經是偏安的宋朝餘韻,隻是必須提及的就是宋高宗趙構,繼續了其父徽宗趙佶的基因,更加無恥。其父兄被擄他不思救迴也就算了,他的母親和妻子被金人當**他竟然也安之若素。直到後來在蓄意殺死英雄嶽飛的時候,才恬不知恥換迴韋氏,妻子卻死於敵虜的**之下。這種羞辱,即使是尋常匹夫也不能忍,但是趙構就是能忍。隻能說隻有根本就沒有羞恥之心之輩,才能忍這樣的羞辱,比韓信的胯下之辱更甚一萬倍,不知道那些口燦蓮花的文人為何不去頌揚一番。


    如果趙構僅僅如此,也還不至於如此招人憤恨,畢竟那是他的家事,盡管有關國體,可是他當縮頭烏龜,別人也不能替他出頭不是?可是他卻對嶽飛狠下毒手,詔令殺死嶽飛!親手掐滅了這唯能徹底打敗金人的希望!關於為什麽嶽飛可以打敗金人是恢複失地的唯一希望,筆者會有兩個專題論述,以澄清事實和真相,因為這個事實真相已經被無數泛泛而談、不著要領、似是而非、甚至是顛倒黑白的說法所掩蓋。


    這個宋朝曆史概述就說這麽多,順便說一句,那些把清明上河圖汴梁風俗畫當作北宋繁華證明的觀點,別忘了北宋的畸形財富分配,一國養一城,而那些雕欄畫棟正是昏君趙佶幽會伎女李師師的所在,而所有這些都已經在靖康之恥中毀於一旦,皇宮和艮嶽堆積如山的財富被劫掠,高檔酒樓中的美女楷同皇宮的女人成為金人的玩物。當你隻看到那些繁華,忘記宋朝平民不得不反的悲苦、在野蠻人鐵蹄下亂世人不如平世犬的垂死掙紮,而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時候,說不定悔恨的趙佶父子也會在五國城幽暗之處罵你不識好歹。


    二,部分重大問題列示


    第一個問題,金匱藏書,這是趙光義兄終弟及的唯一依據,但是又沒有人看到,趙普的畫押不但不能增加可信度,而且減少其可信度。所以,這個東西是子虛烏有。誰說它有,誰負責舉證。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它的存在於情理不合,這種國柄皇位繼承的最大國事,一個婦道人家如何能言而決?


    第二個問題,燭影斧聲,這個是趙匡胤突然死亡事件,依然是沒有證據,受益人就是唯一在場人,更大的疑點是趙匡胤的兩個兒子一個弟弟相繼死亡,這些人如果在世,肯定比趙匡義的兒子大,根據趙匡義登基的理由,應該繼承皇位,這比胡適更前進了一步,胡適說的曆史學,而趙匡義直接就打扮起曆史來。


    第三個問題,軍事政策,主要有強幹弱支、兵將分離、文人領兵、文武牽製、皇帝指揮、武將無權、屯田養兵等等,總之一句話,在宋朝那個戰亂頻仍的局勢下,宋朝皇帝就是自廢武功,等同自殺,否則哪裏會有外邦入侵、如同一些小孩子痛毆大人的怪現象?迂腐文人東拉西扯找原因,就是所不到點子上。宋朝之所以沒有更快的滅亡,純粹就是拚消耗,就是中華民族曆史積累的底墊以及老百姓的生命。就說皇帝指揮吧,那個宋高宗甚至一天給嶽飛發出七八個禦旨,他甚至根本不顧信使要走三四天才能送到,就在那裏發神經一樣一封接一封寫、發,甚至還恐怕不知道他發神經,還把午夜子時這樣的精確時間寫上,以表明事情的緊迫。由此可見,十二道金牌就有可能,而不是秦檜偽造聖旨一個可能。


    客觀地說,宋朝的這些軍事措施,是針對唐末和五代十國軍人專權的措施,有一定效用。但是,凡事物極必反,你不能為了防止武人專權,把武人全都解職甚至殺死,而你自己還沒有禦敵的本事。有宋一代除了趙匡胤以外,基本上都不行,又不依靠武將,不是找死嗎?


    第四,朱仙鎮大戰、拐子馬鐵浮圖大捷,即使根據現有史料,也是確鑿無疑的,在秦檜秦僖父子長時間極力詆毀嶽飛的環境下,尋求所謂的完美證據鏈,還不如直接否定磊落一些。另外,史料有清楚說明,拐子馬和鐵浮圖是同一種東西,一個說的是它是馬軍鐵甲防護,另一個說它用鐵甲保護戰馬。這個大捷之所以重要,是說明金兀術已經打出了最後的底牌,已經對嶽家軍束手無策。如果沒有賣國賊秦檜、無恥昏君趙構謀害嶽飛,這場大捷堪比曆史上任何最著名的戰役,將是大宋重新輝煌的起點,宋高宗也會挺起脊梁作人。可惜的是這對罪該萬死的昏君奸臣讓無數將士的努力化為流水。


    第五,嶽飛到底能不能完成打敗金兵的使命?能!毫無疑問!而且隻要一個條件,就是宋高宗的支持。不需要的其它條件,隻要宋高宗無條件將軍隊指揮大權交給嶽飛,不再橫加幹涉,就不會有問題!至於後勤協調、友軍協調,嶽飛完全沒有問題高效率處理好!其它幾個領軍大將包括張浚根本不是嶽飛同一等級。就是因為宋高宗的無恥加狹隘,使得嶽飛失去千古一將的機會,也使得他自己失去千古一帝的機會。


    第六,順便提一下古之名將排名,不說那些諡號廟號一類的東西,竊以為嶽飛無論從文武角度還是從人格角度都是第一人,別人跟他比望塵莫及,這個筆者肯定有專論,但是這裏隻是提一下。首先是關羽,一個因為輕敵自大而被擒被殺從而連累張飛劉備甚至蜀漢敗亡的人能和嶽飛比?從支持來說,關羽有蜀漢的全力支持,卻大意失荊州,嶽飛在昏君奸臣友軍嫉妒情況下直搗黃龍,即使不要他們幫忙隻要別搗亂別扯後腿就能勝利,這個關羽望塵莫及!在一個羽字招牌的,大概百人中九十九人中選關羽,剩下那個估計就是筆者了。依然是成敗論英雄,一個垓下大敗丟了夫人最後自刎烏江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失敗者能和嶽飛比?嶽飛何時有這種情況出現?關羽被推崇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武力值,這個沒有辦法比較,可是二人不是武夫比較,而是武將比較,一勇之夫遇到智勇雙全的全能型將領估計有一百中被打敗,嶽飛用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比韓信的十麵埋伏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韓信能把項羽耗死,項羽不是嶽飛對手不言自明。還有,嶽飛同時代的楊再興也是高手,他卻在嶽飛手下沒有抵抗能力,估計能和嶽飛較量幾招的就是張憲了,可惜這位猛將也被昏君害死。


    第七,王安石變法、範仲淹變法,到底是好還壞?其實這個問題最考驗一個人的慎思明辨,不管是宋代還是現代。在說變法本身的時候,有一點必須放在前麵,就是哪怕你的新法十全十美,派一些無能鼠輩心懷惡意的一群人去能給變成惡法。所以要把好法落實成好法,配套的好官員是必要條件。可是宋朝有沒有呢?毫無疑問,沒有!如果都是範仲淹、王安石,估計即使不是十全十美,起碼也能順利推行。既然沒有,那麽即使是好法也變成了惡法,這就是為什麽新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比如市易法,本來是平易市價以豐補歉的,卻讓那些貪官汙吏變成貪腐工具。還有青苗法,初衷是解決青黃不接,就變成了強迫借貸以便多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還有範仲淹變法目的是想解決冗官,以便減少冗費,可是那些冗官都是白吃俸祿的,動誰誰跟你拚命,一個製度的改革變成你死我活拚命的業務,誰受得了?所以變法涉及的問題都是關乎人命觸及國本的矛盾,還有後來的黨爭,問題更趨複雜,絕不是簡單一個好壞能說清。這也就是說,對任何一個人來說,沒有全麵的準備,沒有一整套靠得住的人馬,多半的情況改變不如保持不變,這還隻是從執行層麵說這個問題,而到底這個變法變得合不合理,就更複雜了,沒有對曆史、現狀、和結果的預期通徹了解,很難搞出一個比較完善的新法出來,而王安石的新法,多半都有這個問題,這個隻能在小專題中加以討論。


    第八個問題,白薯問題。嶽飛會栽種白薯,徹底解決糧食問題。但是白薯從哪裏來?當然是中國自產的。中國地大物博人機地理難道隻是說說?這個會有專述。


    第九個問題,嶽飛和高宗尿不到一壺裏,其來有自,不僅僅隻有人品差距,還有其它一些原因,這個也會有專題另述。


    第十個問題,中國漢代以後,基本趨勢是各種學術流派合流和融合。合流的時候還能涇渭分明,而融合的是時候,就是主要的內容合而為一,不分彼此,比如佛道儒的三教合流,就是三教找到共同點,從此大家心照不宣求同存異,而宋朝是理學創立時期,後人有理儒合流的強烈傾向,而宋代明顯不是這個想法占主導地位,而元丞相脫脫也把理學獨立於儒學,另行立傳。筆者認為,理學不是儒學,更大程度上是反儒學的,因為儒學通過傳揚三綱五常,基本上就是任務皇上至高無上,而理學敬天,認為天的旨意高於任何人包括皇帝的意誌,而天的旨意是和老百姓的願望是一致的,這就是理學的天人一致。而天無言,行自然,眾人的意願就是天意,所以皇上必須了解和滿足眾人的需求,這個題目筆者會進一步思考和論述,總之理學和儒學在重大觀念和實踐上有根本的不同。


    暫時就先列出這麽多,筆者會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增加。


    第三,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原則


    第一個原則,研究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要用概而論之的理論來推論到具體問題上從而得出結論。比如王夫之在《宋論》中就斷言,因為宋朝相對金國和西夏實力比較弱,就是軍事和經濟都不如對方,包括嶽飛對金兵朱仙鎮的大戰,都不應該打,隻有等宋朝什麽強大到可以超過這樣的對手,才可以開戰。說實話,他在其它方麵都還說得很有道理,筆者受益匪淺,但是這個開仗的問題就純粹是書生之見,腐儒之談了。先不說嶽飛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打仗不是數學比較,碰到個扯淡的將領,你有多少兵多少裝備都是運輸大隊長,就是在敵人侵掠麵前,即使力量再差,你也不能這樣一比較就放棄,且不說他的力量對比離事實可能差個十萬八千裏。馬後炮可以把戰爭結局和各方麵因素都考慮周到,但是實際發生的時候,很多事情的運行軌跡都沒有那麽按部就班,不知道什麽時刻什麽東西改變了軌道,就改變了事件的結局,所以,絕對不要輕言放棄。最多可以在行動未開始之前,考慮的更加嚴謹。當然前提你要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任務這個說得太激進了,三百年也成不了。造反哪有十拿九穩的。


    第二原則,研究問題一定要放在具體環境中,不能抽出來作切片,比如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有個三不足,實際是他的指導原則。所以研究王安石變法首先要對他的三不有正確理解,祖宗不足法,說的是是什麽?實際說的是前秦西周的那些做法,當時西周法律齊備隻是沒有推行,原因是當時民風淳樸,那些法律隻是有備無患而已。宋朝那些泥古不化的人當時就主張,沒有必要弄出詳細法規,敦促老百姓納稅。王安石要解決錢不夠花的問題,當然不能不要求新法。這就是他祖宗不足法,你們別西周那樣幹等著老百姓自覺了,行不通的!於是他就就建立條例司,頒布新法,讓後選拔官員推行新法。天變不足懼,這個觀點就更深遠了,天變一般理解是上天示警,但是上天示警也太多了,宋史的五行誌記載的天災多如牛毛,如果每來一個都懼一次,吃飯睡覺的功夫都沒有了。而正常的理解是,天象異常當政者就要檢討自己的作為,改邪歸正,而不是用天變來機械對照自己的行動,尤其是不能把天象變化理解為對自己的指引,讓自己如何行動。作為王安石他的改變舊法就是適合天意,那些天變自己沒有什麽好畏懼的,而且宋朝版圖闊大,哪裏都有可能發生天變,太多了,不用管它,所以就是天變不足懼了。還有人言不足恤,正常的情況下,有人有不同的意見,就當憂慮,自己是不是錯了,可是反對變法的人言,就不用了,因為這早就在預料之中了,甚至還覺得比預料的少多了,所以沒有什麽可憂慮的。由此可知,王安石的三不並沒有問題。三不沒有問題,並非他的變法就沒有問題,那麽問題在哪裏?問題在於為什麽變法,變法要解決什麽問題?如果那個要解決的問題本身就有問題,那麽,他這個問題從開始就有問題。王安石的變法是解決錢不夠花的問題,就這個問題本身來說,可以有兩種辦法,一個是治標,一個是治本,治本就是開源,治標就是增加稅收,也就是增加稅收比例。王安石采取的是治標的辦法,也就是最粗暴的方法,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的方法。當然這兩種方法都是隻在一個方向上努力,更好的方法應該在減少開始上,但是冗員不能去掉,減少他們的俸祿?不是活膩歪了,還是別碰這個東西。所以給王安石剩下的出路,隻有增加稅收,這就是變法的先天不足,給社會帶去潛在的矛盾,而且他也不知道民眾的承受紅線在那裏,這也就是說試圖解決一個相對來說不是太緊迫的問題,抱著一個炸藥捅接近火焰。如果王安石對這個問題認識很清楚,他也許就不是那麽積極地給哲宗出謀劃策了,三不的任何一個都可以當擋箭牌了。而且這樣也不見得對宋朝的長遠發展不利,畢竟從宏閣角度,稅收增加的多民間財富就少,那些說稅收多就富有的觀點實際不懂經濟。而財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於民比叫就更是弊大於利了。所以王安石變法無論成功與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些守舊派不好絕頂聰明之人是看出問題的,但是他們沒有那個眼光看出問題的實質是什麽,包括後來的王夫之,隻能斥之為奸佞,這個名詞變法派斥之守舊派更響亮,還有元祐黨籍名單,最多的那個有三百多人。讓兩派這麽一鬧,宋朝滿朝沒有別的,都是奸佞,外加一個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來有當裁判的職能和能力,卻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積極站隊,堪稱宋代又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特殊存在,你說該有多亂,亂到將真正的對手都給忘掉了,讓遼國金國趁虛而入。


    如此可見,光是解決賦稅問題,就要綜合考慮,逐一解決,然後有人協調,才能解決問題。大概步驟是這樣:第一步解決三冗問題,最後落實到減少或者完全去掉冗費。解決了這個步驟以後,才重新評估,是不是還需要增加財政來源,如果還需要,采取第二步,增加生產,比如說需要二十萬,這個可以在現有一百萬稅源的基礎征稅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另行增加一百萬稅源,依然可以保持原來的百分之二十稅率而不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下一步就是如何收取二十萬稅收,均平稅負是一個重大問題,如果有人多有人少,這是一個出問題的巨大危險,另外就是保證經手人別中飽私囊,這些都做到,或許能保證改製成功。


    而從曆史上看,王安石根本就沒有做到第一步和最後一步,所以可以說他的變法不是好法,哪怕中間步驟有可取之處。至於後來的繼續新法,多半隻是利用其名義,而實際上貪圖它最壞部分的好處。


    第三個原則,對宋代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不能脫離時代的局限,比如對嶽飛,我們當然可以不讚同的他對高宗的愚忠,但是不能說他愚忠不對,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不愚忠的後果。比如他如果當時就扯旗造反,估計即使他的嶽家軍也不會無條件跟著他走,因為他們都是在忠君報國思想下聚集的。如果他暗中來,一旦泄露就再也不可挽迴,而且招致朝廷全力鎮壓,後果還是生靈塗炭,和嶽飛的一貫思想完全對立。因此,從情理上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這就超出了時代背景硬性給他轉移時空。


    暫時就說到這裏,此文是作者首創,文責自負,版權所有,凡轉載需要符合版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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