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身為樞密副使，西北四路大總管，直接掌握了數萬禁軍，還有兩三倍的番軍，可是年紀不大，才三十多歲。
雖然年輕，他已經位列中樞了，甚至在範仲淹主持朝政的時候，一直都是範仲淹的副手的存在，這樣的地位，已經算是北宋絕對的領導層，他有資格知道很多隱藏在朝政背後的東西。
很多東西，隻有級別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夠了解，有些事情，如果麵向整個國民，或者整個官員層次，那最終的後果是不可想象的
西夏算是一個跳梁小醜，可是，因為西夏的騷擾，讓邊疆的局勢越來越惡化。
土地荒廢，降雨減少，人員匱乏，這就是邊疆最大的危機，邊境四路，在韓琦到達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專職的軍州，幾乎完全務農或者是牧業的，完全沒有，所有的一切，從上到下，都是跟軍事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樣可以集中力量到一起，讓邊疆擁有著強大的力量，卻也給中樞巨大的壓力。
從好水川時候，每年兩三百萬貫，到慶曆四年的六七百萬貫，這個增長幅度，沉重的壓在了中樞身上。
葉清臣有時候根本不敢開啟大型的工程，甚至小型的投入也縫縫補補，在韓琦到西北四路的時候，整個樞密院和中樞，都已經確定，要插手到遼夏之戰，這中間可能會有一場大戰，可是最終，韓琦帶走的，隻有30萬貫。
西北已經成為一個頑疾，一個沉重的壓在中樞吸血的頑疾。
北宋朝中，不缺能人，甚至為了解決西北的問題，不少人都在做這個方麵的工作，解決西北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填充實邊，這本就是封建王朝，解決邊患的一個既定戰略，而且在曆史上，很多次，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可是這個不是什麽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邊境之所以多有問題，原因就是在於邊境的基礎不夠，填充實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個方案最大掣肘就在於，環境的問題。
如果西北這邊，能夠發展的跟和河北一樣好，那麽整個北宋才算是固若金湯，牢不可破。
兵民兵民，兵是從民之中誕生的，民也可以供養兵，這是一體兩麵的事情，沒有足夠的人員，沒有強大的基礎，單純依靠外來輸出的防護，根本無法抵擋可能出現的危險。
大量的民眾前往，如果本身不能夠養活自己，不能夠產出足夠的糧食，無法支撐起他們活下來物質的話，那就是更大的包袱，支撐幾十萬的軍民，已經是北宋能夠做到的極限的，再多上幾倍，北宋不用別人打，本身就會垮掉。
以前是沒有這個基礎的，西北能夠保證現在的穩定，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弄大量的人到西北，別人沒有過來，還造成了巨大的動蕩。
人要是活不下去，沒有飯吃，那麽什麽事情都能夠做出來的。
解餓的災民，如同蝗蟲一樣的吃掉一切，一旦有人引頭，揭竿而起，會帶來什麽。
韓琦最初被調來西北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幹涉遼夏之戰，而是為了坐鎮西北，陝西的旱災，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幾個州郡的絕收，沒有一個有能力，且影響力強大的重臣坐鎮，說不定就會出亂子。
韓琦完美的解決了這一切，不是30萬貫的作用，這個隻是一個引子，真正的作用，還是哪裏靠近內陸，就算是起了亂子，也不會有巨大的影響，真的是西北四路，靠近邊境的位置，引發了這麽巨大的災害的話，一旦西夏介入，後果不堪設想。
這一切，伴隨著靈州水利徹底的改變，原來貧瘠的，隻能夠長草，連放牧都有些不太合適的西北，卻變成了塞上江南。
一個可能會擁有超過5000萬畝水澆地的西北，跟原來，土地貧瘠，隨時都有可能麵對戰爭的西北，這是兩迴事。
他們擁有足夠的基礎，去容納更多的人口，擁有了容納龐大人口的基礎，那麽接下來，所要做到的，就是要填充這些人口，讓這些人去發揮作用，就能夠讓西北越來越強大。
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是一個穩定邊疆的最好的方法，有了這個作為根基，哪怕隻是把這個遠景發揮出來十分之一，也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對於邊疆的穩固，將會是定海神針一樣。
如果朝堂上的袞袞諸公想要整個北宋穩定，邊關安寧，同意這個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點，韓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韓琦是北宋少有，年富力強，各方麵經驗非常豐富的官員之一，否則的話，為什麽當時迴京的時候，是他以30多歲的年紀，成為了範仲淹的副手，甚至在範仲淹的變法之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為什麽參與到範仲淹的變法之中，就是因為，整個北宋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程度了，不變法，那就是慢性的死，變法的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重新崛起，改掉問題，另外一種，是加速死亡。
範仲淹，著實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人，也是個人操守的北宋之冠，就算是韓琦這樣，年輕前途無量的，也不敢保證自己的各方麵都完美無瑕，可是範仲淹卻可以做到。
最大的魄力，實際上是在變法上麵，北宋仁宗一朝，賢臣無數，隻要是能夠接觸到北宋的實際情況，都會知道，目前北宋隻是仁宗和朝堂諸公勉強維持，一旦出現大規模的變故，將無法挽迴。
看出來的多，真正能夠有魄力，提出變法，並且踏踏實實的去做的，朝堂之上，隻有範仲淹一人。
正是這種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輕的才俊追隨，其中就包括了韓琦，富弼這樣出色的人才，才讓短短一年的時間之中，發出了眾多的變法。
追隨者眾多，反對的更多，為什麽要變法，那是朝堂出了問題，北宋可以說是整個封建王朝最為富庶的，人口和財富這兩者已經說明問題了。
別的王朝，往往要到一兩百年之後，才會出現問題，才會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這才七八十年，就出現了這麽嚴重的問題，為什麽，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該拿到的東西的，並且逐步加大這個口子。
這個根源，是在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徹底讓武將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將門，他們在政治上麵的沒有了可以追求的東西，就隻能夠在商業，在財富上麵。
同時，為了壓製將門，趙宋無限的拔高了讀書人的待遇，官家於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這些讀書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參與到了這個財富的瓜分之中，加劇了這個變化。
將門的迅速腐化，巧取豪奪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並，還有眾多其他的問題，底層無法保護，就無法保持穩定。
範仲淹的新法，幾乎是直至核心，對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權貴動手。
這些人包括了將門，還有讀書人之中一部分，打擊麵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範仲淹以樞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說，連首相都無法擋住他的鋒芒，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權貴，可能一家一戶，沒有範仲淹強大。
一般而言，這些欺軟怕硬的權貴，是不太可能跟範仲淹直接衝突的，可是範仲淹是挖掘他們的根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豈會輕易的放手。
這些權貴，沒有可能更進一步，這些家財，這些地位就是他們的全部了，範仲淹這麽動手，他們當然會引發反彈。
他們沒有實力跟範仲淹正麵對抗，卻會用種種的方法，延緩新法的頒布。
任何的製度，都是要人來執行的，再好的製度，麵對著執行人的問題，也會有巨大的問題，這些權貴們所用的，就是這一招。
不說違反你的命令，隻是陰奉陽違，或者是拒不執行，新法很難向下推行，有時候，甚至連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個文官，還是有抱負的文官，怎麽可能跟他們這些權貴結合起來對抗，可是範仲淹麵對著對手的勢力，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後退，他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想盡千方百計，準備強行推行新法實行，最終犯了忌諱，插手科舉。
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於官家共治天下，卻有些東西，是無法動的，科舉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點，當範仲淹插手科舉，就注定了他的命運，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規矩就是規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強大太多，王安石的變法，也是插手科舉，最終造成的是北宋最後一絲元氣，徹底的消失，黨爭開始出現，並且葬送了北宋的命運，可是仁宗，發現不對，立刻改變，哪怕麵對的是範仲淹。
仁宗很清楚，範仲淹沒有一個心思，可是他不敢賭，更不敢讓這個規矩徹底的廢掉，在兩者差別之下，選擇了穩定朝政。
這也成為變法派轉折點，他們的一切力量，都來源於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時候，他可以毫無顧忌的施政，當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時候，他也隻是一個樞密副使，甚至是即將被罷黜的樞密副使，轟轟烈烈的慶曆變法，就在這個時候戛然而止。
雖然年輕，他已經位列中樞了，甚至在範仲淹主持朝政的時候，一直都是範仲淹的副手的存在，這樣的地位，已經算是北宋絕對的領導層，他有資格知道很多隱藏在朝政背後的東西。
很多東西，隻有級別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夠了解，有些事情，如果麵向整個國民，或者整個官員層次，那最終的後果是不可想象的
西夏算是一個跳梁小醜，可是，因為西夏的騷擾，讓邊疆的局勢越來越惡化。
土地荒廢，降雨減少，人員匱乏，這就是邊疆最大的危機，邊境四路，在韓琦到達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專職的軍州，幾乎完全務農或者是牧業的，完全沒有，所有的一切，從上到下，都是跟軍事有著密切的關係。
這樣可以集中力量到一起，讓邊疆擁有著強大的力量，卻也給中樞巨大的壓力。
從好水川時候，每年兩三百萬貫，到慶曆四年的六七百萬貫，這個增長幅度，沉重的壓在了中樞身上。
葉清臣有時候根本不敢開啟大型的工程，甚至小型的投入也縫縫補補，在韓琦到西北四路的時候，整個樞密院和中樞，都已經確定，要插手到遼夏之戰，這中間可能會有一場大戰，可是最終，韓琦帶走的，隻有30萬貫。
西北已經成為一個頑疾，一個沉重的壓在中樞吸血的頑疾。
北宋朝中，不缺能人，甚至為了解決西北的問題，不少人都在做這個方麵的工作，解決西北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填充實邊，這本就是封建王朝，解決邊患的一個既定戰略，而且在曆史上，很多次，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可是這個不是什麽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邊境之所以多有問題，原因就是在於邊境的基礎不夠，填充實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這個方案最大掣肘就在於，環境的問題。
如果西北這邊，能夠發展的跟和河北一樣好，那麽整個北宋才算是固若金湯，牢不可破。
兵民兵民，兵是從民之中誕生的，民也可以供養兵，這是一體兩麵的事情，沒有足夠的人員，沒有強大的基礎，單純依靠外來輸出的防護，根本無法抵擋可能出現的危險。
大量的民眾前往，如果本身不能夠養活自己，不能夠產出足夠的糧食，無法支撐起他們活下來物質的話，那就是更大的包袱，支撐幾十萬的軍民，已經是北宋能夠做到的極限的，再多上幾倍，北宋不用別人打，本身就會垮掉。
以前是沒有這個基礎的，西北能夠保證現在的穩定，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弄大量的人到西北，別人沒有過來，還造成了巨大的動蕩。
人要是活不下去，沒有飯吃，那麽什麽事情都能夠做出來的。
解餓的災民，如同蝗蟲一樣的吃掉一切，一旦有人引頭，揭竿而起，會帶來什麽。
韓琦最初被調來西北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幹涉遼夏之戰，而是為了坐鎮西北，陝西的旱災，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幾個州郡的絕收，沒有一個有能力，且影響力強大的重臣坐鎮，說不定就會出亂子。
韓琦完美的解決了這一切，不是30萬貫的作用，這個隻是一個引子，真正的作用，還是哪裏靠近內陸，就算是起了亂子，也不會有巨大的影響，真的是西北四路，靠近邊境的位置，引發了這麽巨大的災害的話，一旦西夏介入，後果不堪設想。
這一切，伴隨著靈州水利徹底的改變，原來貧瘠的，隻能夠長草，連放牧都有些不太合適的西北，卻變成了塞上江南。
一個可能會擁有超過5000萬畝水澆地的西北，跟原來，土地貧瘠，隨時都有可能麵對戰爭的西北，這是兩迴事。
他們擁有足夠的基礎，去容納更多的人口，擁有了容納龐大人口的基礎，那麽接下來，所要做到的，就是要填充這些人口，讓這些人去發揮作用，就能夠讓西北越來越強大。
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是一個穩定邊疆的最好的方法，有了這個作為根基，哪怕隻是把這個遠景發揮出來十分之一，也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對於邊疆的穩固，將會是定海神針一樣。
如果朝堂上的袞袞諸公想要整個北宋穩定，邊關安寧，同意這個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點，韓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韓琦是北宋少有，年富力強，各方麵經驗非常豐富的官員之一，否則的話，為什麽當時迴京的時候，是他以30多歲的年紀，成為了範仲淹的副手，甚至在範仲淹的變法之中，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為什麽參與到範仲淹的變法之中，就是因為，整個北宋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程度了，不變法，那就是慢性的死，變法的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重新崛起，改掉問題，另外一種，是加速死亡。
範仲淹，著實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人，也是個人操守的北宋之冠，就算是韓琦這樣，年輕前途無量的，也不敢保證自己的各方麵都完美無瑕，可是範仲淹卻可以做到。
最大的魄力，實際上是在變法上麵，北宋仁宗一朝，賢臣無數，隻要是能夠接觸到北宋的實際情況，都會知道，目前北宋隻是仁宗和朝堂諸公勉強維持，一旦出現大規模的變故，將無法挽迴。
看出來的多，真正能夠有魄力，提出變法，並且踏踏實實的去做的，朝堂之上，隻有範仲淹一人。
正是這種精神，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輕的才俊追隨，其中就包括了韓琦，富弼這樣出色的人才，才讓短短一年的時間之中，發出了眾多的變法。
追隨者眾多，反對的更多，為什麽要變法，那是朝堂出了問題，北宋可以說是整個封建王朝最為富庶的，人口和財富這兩者已經說明問題了。
別的王朝，往往要到一兩百年之後，才會出現問題，才會矛盾重重的，可是北宋，這才七八十年，就出現了這麽嚴重的問題，為什麽，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該拿到的東西的，並且逐步加大這個口子。
這個根源，是在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徹底讓武將放下刀兵，又成立了將門，他們在政治上麵的沒有了可以追求的東西，就隻能夠在商業，在財富上麵。
同時，為了壓製將門，趙宋無限的拔高了讀書人的待遇，官家於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如此，這些讀書人之中，有一部分，也參與到了這個財富的瓜分之中，加劇了這個變化。
將門的迅速腐化，巧取豪奪比比皆是，加上土地兼並，還有眾多其他的問題，底層無法保護，就無法保持穩定。
範仲淹的新法，幾乎是直至核心，對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權貴動手。
這些人包括了將門，還有讀書人之中一部分，打擊麵太大了。
得到了仁宗的支持，範仲淹以樞密副使的身份，主持朝政，可以說，連首相都無法擋住他的鋒芒，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權貴，可能一家一戶，沒有範仲淹強大。
一般而言，這些欺軟怕硬的權貴，是不太可能跟範仲淹直接衝突的，可是範仲淹是挖掘他們的根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豈會輕易的放手。
這些權貴，沒有可能更進一步，這些家財，這些地位就是他們的全部了，範仲淹這麽動手，他們當然會引發反彈。
他們沒有實力跟範仲淹正麵對抗，卻會用種種的方法，延緩新法的頒布。
任何的製度，都是要人來執行的，再好的製度，麵對著執行人的問題，也會有巨大的問題，這些權貴們所用的，就是這一招。
不說違反你的命令，隻是陰奉陽違，或者是拒不執行，新法很難向下推行，有時候，甚至連汴梁城都出不了。
一個文官，還是有抱負的文官，怎麽可能跟他們這些權貴結合起來對抗，可是範仲淹麵對著對手的勢力，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後退，他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之下，想盡千方百計，準備強行推行新法實行，最終犯了忌諱，插手科舉。
這是大忌，哪怕北宋，士大夫於官家共治天下，卻有些東西，是無法動的，科舉就是其中一個關鍵的點，當範仲淹插手科舉，就注定了他的命運，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哪怕他的目的，規矩就是規矩。
仁宗的掌控能力，可比神宗強大太多，王安石的變法，也是插手科舉，最終造成的是北宋最後一絲元氣，徹底的消失，黨爭開始出現，並且葬送了北宋的命運，可是仁宗，發現不對，立刻改變，哪怕麵對的是範仲淹。
仁宗很清楚，範仲淹沒有一個心思，可是他不敢賭，更不敢讓這個規矩徹底的廢掉，在兩者差別之下，選擇了穩定朝政。
這也成為變法派轉折點，他們的一切力量，都來源於仁宗的支持，仁宗支持的時候，他可以毫無顧忌的施政，當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時候，他也隻是一個樞密副使，甚至是即將被罷黜的樞密副使，轟轟烈烈的慶曆變法，就在這個時候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