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以後，許仙有時間了就會找老者聊一會兒，兩人倒是聊得頗為投機，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老者說姓名早就忘了，可以叫他釣叟。
釣叟雖然在西湖斷橋垂釣，心裏想著的卻是國家大事，他的話題都是隨著變法展開的。
楚國窮。
不是說楚國gdp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朝廷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造成財政匱乏。
楚國繼承了後周的一切。
但凡一個國家是繼承而來，那麽免費獲得國土、權力的代價，就是連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了過來。
不能隻占好處，不付出代價，對不對？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建立大楚，免費繼承了後周的國土、官員，相當於什麽都沒有變，隻不過換了一個皇帝。
後周的官員留在崗位上繼續發熱，在統一戰爭中為了減少反抗，南方十國的官員也大多留了下來。
不僅是宰相、樞密使、節度使......就連團練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設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麽官都有。
此時，大楚朝廷是一鍋大雜燴。
“冗官”的積弊，開國時就有了。
文彥博說：“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
怎麽與士大夫治天下呢？
無非是分享利益。
在楚國，隻要一人當官，全家都能受益。
從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資格讓子孫、親戚做官。
開國功臣曹彬去世，換來家族20多人做官的資格。李繼隆去世，也蔭庇了幾十人。
再加上科舉擴招、賣官鬻爵、商人授官......楚國官員的數量急速膨脹。
楚真宗年間的官員數量是9700多人，到楚仁宗年間就漲到餘人。
這還隻是有級別的正式官員，待崗、候補的更是不計其數。
更重要的是，朝廷給官員的工資很高。
楚國工人、農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錢，隻夠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資，就能達到錢。
宰相就更誇張了，月工資是40萬錢，這還不算其他補貼、福利。
都說楚國是讀書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著高福利的楚國讀書人、官員，已經成為威脅肌體健康的惡性腫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問題。
大楚初年，邊疆有遼國、西夏在鬧事，朝廷不得不在邊疆屯駐重兵，再加上中原無險可守，隻能增加禁軍數量來保衛汴梁。
為了防止農民起義，每逢災年，朝廷都會到災區招兵。把青壯年都安撫好，想起義都找不到人。
楚國逐漸形成遼國、西夏、汴梁三大重兵區。
有多少人呢，100多萬。
楚太祖年間，全國士兵共有37萬，其中禁軍19萬。
僅僅幾十年後，這個數字就翻了3倍。楚仁宗年間，全國士兵共125萬，禁軍82萬。
125萬士兵的糧草、後勤、補貼、裝備......任何時代都是一隻吞金獸，在農業社會足以拖垮一個國家的財政。
冗費則來自皇帝、官員的奢靡浪費。
皇帝嫁女兒、娶兒媳婦要氣派吧、慶賀太平盛世要辦舞會酒宴吧、各部門要不要經常考察、旅遊啊？
除了正式官員以外，那些辦事員、科員等“吏”是沒工資的，但也得養家吧？隻能靠貪汙受賄了。
大楚經濟再發達，也經不起這麽造啊。
大楚的花費很大，可收入卻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楊炎建議德宗施行“兩稅法”，廢除“租庸調製”，隻收取地稅和戶稅。
根據土地占有量和財產多少來交稅。
後來因為家庭財產根本沒法統計，隻能盯著看得見的土地，所以“兩稅法”逐漸隻征收地稅。
為了擴充財源，朝廷建立起鹽鐵專賣製度。進入五代十國，各個軍閥為了籌措軍費，把專賣製度更加發揚光大。
這一切都被大楚繼承了下來。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稅，隻要有人種地就能收到錢，也就沒必要搞什麽分拆田地之類的事了，這也是“不抑兼並”的國策由來。
可問題是：有一幫人不需要交稅啊。
那幾萬名官員和親戚、朋友占盡大楚紅利，卻不用付出一點代價，而兼並土地的急先鋒，也是這幫人。
大楚初年，交納地稅的自耕農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楚仁宗末年隻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納地稅的耕地占70%。
根據“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則，地稅隻能減少，絕對不會增長。
幸好還有專賣製度。
除了鹽、酒、茶等人民群眾的剛需產品，朝廷把礬和香料也納入專賣體係，或直接壟斷，或尋找代理商，反正能賺錢就行。
壟斷的利益是巨大的，大楚把專賣製度發展到極致後，收入一度占到財政總收入的60—70%，地稅隻占一小部分。
大楚的富裕和商業繁榮，大抵來源於此。
可在那個時代，又沒有什麽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一旦把壟斷做到極致，專賣的潛力也就挖盡了。
紅利消失殆盡時，大致是楚仁宗末年。
幾年後，楚神宗繼位稱帝，麵對的是一副慘淡光景：
地稅早已枯竭，能維持下去已經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專賣製度也沒有增長點，紅利到頭了。
可朝廷開銷卻在不斷增長：官僚體係越來越龐大、朝廷越來越奢侈、軍費開銷有時占財政收入的80%......
所謂“百年之積，唯存空簿”是也。
這樣的大楚，可真是窮到家了。
就在這樣的局麵中，諸葛半山走上曆史舞台。
地球上的大宋，變法的是王安石。
縹緲界的大楚沒有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是諸葛半山。
彼時，在地稅枯竭、專賣無法增長的既有情況下，諸葛半山另辟蹊徑，提出“理財”的概念。
想在既不增加地稅傷害農民，又能增加財政收入中尋找新的平衡點、增長點，也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說起來複雜，其實也簡單。
方田均稅法：
清查土地占有情況，向既得利益集團開刀，讓多占田者多納稅，少田無田者減輕負擔。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
都是之前王朝用過的老梗，朝廷把倉庫中的糧食和錢拿出來，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既便民又生財。
保甲法、保馬法：
建立嚴密的基層組織，可在必要時征召龐大的民兵隊伍，又把經營不善的國營馬場，下放給基層經營。
免役法：
出錢免除勞役，官府再雇人幹活。
諸葛半山希望用國家力量來影響市場，最終達到民間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
雖然不像漢武帝一樣狠，搞得“中產之家皆破”，但足以為帝國續命。
變法也確實帶來豐厚的紅利。
變法鋪開以後，“青苗法”每年能帶來將近300萬貫收入，免役法也能帶來將近400萬貫，各項變法收入加起來，最終積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財富。
神龍六年，西北軍收複5州，擴地2000裏。
但也到此為止了。
“神龍變法”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外表，卻遠遠沒有觸動靈魂。
當時的許仙，還沒有穿越，沒有地球上二十一世紀的先進思想，卻對變法有著獨特的理解，讓釣叟讚不絕口。
現在的許仙，擁有二十一世紀的記憶，站在巨人的肩膀看諸葛半山的變法，又有了不同的理解。
許仙又說了一番自己的見解。
馬克思說過：“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資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團。
東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沒有宗教戰爭。東方的變法和造反，幾乎都是為了重新分配利益。
諸葛半山自詡“理財”，其實還是在劫富濟貧。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賦的，但是在產業變革之前，世界財富是固定的。既然不從老百姓手裏要錢，就隻能洗劫利益集團。
從來不會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變法的過程中，迎接挑戰、攻擊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人來支持諸葛半山。
很不幸，楚神宗不是一個好領導。
滿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舊體製的受益者，現在冒出一個諸葛半山，怎能容你？
於是，所有人都實名反對變法。
司馬光公開批評諸葛半山：“這樣不行啊。”
韓琦上書否定變法，富弼辭職，就連蘇軾都差點因為“烏台詩案”送命......
麵對這樣的攻擊，楚神宗扛不住。
站在楚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實也能理解：
“所有朝堂重臣和一個諸葛半山，到底該怎麽取舍？其實不難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犧牲，換取後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個強力君主支持，諸葛半山就能成功嗎？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神龍變法”的內容，和商鞅、楊炎、劉晏都不一樣。
他們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階層，或是重建財政來源。
隻要有強力君主支持，是可以辦到的。
而諸葛半山是用市場來調節。
根據現代商業的經驗，想要完全市場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機構。
存錢貸款找銀行、損失理賠有保險，對不對？
按照變法內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法令，應該由銀行、國企來執行，他們具有專業知識和信譽，做為官府和農民的中介層。
甚至買賣都需要繁榮發達的工商業來配合。
變法的一部分內容，本質上是商業行為。
可大楚畢竟是古代王朝，沒有先進的金融機構，除了壟斷專賣，也沒有繁榮的工商業，隻能交給官吏來執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導商業行為，往往會產生腐敗、粗暴、和強製性攤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麽能知道誰需要貸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貸款的農民去主動，即便他們一家一戶查找，官吏也不會知道到底把錢借給誰？再加上指標攤派，隨便找幾個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錢，拿到錢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歸根結底，這部分法令太超前，大楚的社會組織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90年代的電腦，都老掉牙了，你非要拿出來玩最高配置的王者榮耀、絕地求生......不死機才怪。
聽許仙說到這兒，釣叟懵了，問道：
“馬克思是誰？什麽宗教戰爭？什麽電腦？什麽王者榮耀？什麽是死機？”
許仙一時嘴快，說出了超時代的東西，隻得胡亂解釋了一番，也不管釣叟聽不聽得懂，又繼續侃了一會兒，道：
“沒有強力君主支持、沒有金融機構，不論是地稅或理財，都沒有成功的可能。
諸葛半山沒有錯，隻是生錯了時代。”
許仙評價諸葛半山的神龍變法是七分功，三分過，這三分過是因為檢驗過的真理，到下麵具體執行的時候，卻出現了偏差。
釣叟說道：
“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大楚的天道，它守護著大楚開國以來既定的規律，不管是誰，想要反抗，都會遭到瘋狂的反噬。”
許仙最後說道：
“天道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隻要能做到這三點，變法其實不難。”
許仙對變法的見解已經超越了這個時代，釣叟麵現驚容，道：
“短短幾個月不見，小哥對變法的理解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聽小哥一席話，有如醍醐灌頂，令老朽茅塞頓開！”
頓了頓，釣叟問道：
“小哥，以大楚現在的形勢，究竟要如何破除祖宗成法，才能逆轉天道？”
老者說姓名早就忘了，可以叫他釣叟。
釣叟雖然在西湖斷橋垂釣，心裏想著的卻是國家大事，他的話題都是隨著變法展開的。
楚國窮。
不是說楚國gdp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朝廷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造成財政匱乏。
楚國繼承了後周的一切。
但凡一個國家是繼承而來，那麽免費獲得國土、權力的代價，就是連前朝的疾病也一起接了過來。
不能隻占好處，不付出代價，對不對？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建立大楚，免費繼承了後周的國土、官員，相當於什麽都沒有變，隻不過換了一個皇帝。
後周的官員留在崗位上繼續發熱，在統一戰爭中為了減少反抗，南方十國的官員也大多留了下來。
不僅是宰相、樞密使、節度使......就連團練使、刺史也大有人在，再加上朝廷新設立的通判、知州等等，什麽官都有。
此時，大楚朝廷是一鍋大雜燴。
“冗官”的積弊，開國時就有了。
文彥博說：“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
怎麽與士大夫治天下呢？
無非是分享利益。
在楚國，隻要一人當官，全家都能受益。
從宰相一直到大夫，都有資格讓子孫、親戚做官。
開國功臣曹彬去世，換來家族20多人做官的資格。李繼隆去世，也蔭庇了幾十人。
再加上科舉擴招、賣官鬻爵、商人授官......楚國官員的數量急速膨脹。
楚真宗年間的官員數量是9700多人，到楚仁宗年間就漲到餘人。
這還隻是有級別的正式官員，待崗、候補的更是不計其數。
更重要的是，朝廷給官員的工資很高。
楚國工人、農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錢，隻夠一家人糊口而已。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資，就能達到錢。
宰相就更誇張了，月工資是40萬錢，這還不算其他補貼、福利。
都說楚國是讀書人的天堂，可不是嘛。
但享受著高福利的楚國讀書人、官員，已經成為威脅肌體健康的惡性腫瘤。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問題。
大楚初年，邊疆有遼國、西夏在鬧事，朝廷不得不在邊疆屯駐重兵，再加上中原無險可守，隻能增加禁軍數量來保衛汴梁。
為了防止農民起義，每逢災年，朝廷都會到災區招兵。把青壯年都安撫好，想起義都找不到人。
楚國逐漸形成遼國、西夏、汴梁三大重兵區。
有多少人呢，100多萬。
楚太祖年間，全國士兵共有37萬，其中禁軍19萬。
僅僅幾十年後，這個數字就翻了3倍。楚仁宗年間，全國士兵共125萬，禁軍82萬。
125萬士兵的糧草、後勤、補貼、裝備......任何時代都是一隻吞金獸，在農業社會足以拖垮一個國家的財政。
冗費則來自皇帝、官員的奢靡浪費。
皇帝嫁女兒、娶兒媳婦要氣派吧、慶賀太平盛世要辦舞會酒宴吧、各部門要不要經常考察、旅遊啊？
除了正式官員以外，那些辦事員、科員等“吏”是沒工資的，但也得養家吧？隻能靠貪汙受賄了。
大楚經濟再發達，也經不起這麽造啊。
大楚的花費很大，可收入卻有限。
公元780年，宰相楊炎建議德宗施行“兩稅法”，廢除“租庸調製”，隻收取地稅和戶稅。
根據土地占有量和財產多少來交稅。
後來因為家庭財產根本沒法統計，隻能盯著看得見的土地，所以“兩稅法”逐漸隻征收地稅。
為了擴充財源，朝廷建立起鹽鐵專賣製度。進入五代十國，各個軍閥為了籌措軍費，把專賣製度更加發揚光大。
這一切都被大楚繼承了下來。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稅，隻要有人種地就能收到錢，也就沒必要搞什麽分拆田地之類的事了，這也是“不抑兼並”的國策由來。
可問題是：有一幫人不需要交稅啊。
那幾萬名官員和親戚、朋友占盡大楚紅利，卻不用付出一點代價，而兼並土地的急先鋒，也是這幫人。
大楚初年，交納地稅的自耕農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楚仁宗末年隻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納地稅的耕地占70%。
根據“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則，地稅隻能減少，絕對不會增長。
幸好還有專賣製度。
除了鹽、酒、茶等人民群眾的剛需產品，朝廷把礬和香料也納入專賣體係，或直接壟斷，或尋找代理商，反正能賺錢就行。
壟斷的利益是巨大的，大楚把專賣製度發展到極致後，收入一度占到財政總收入的60—70%，地稅隻占一小部分。
大楚的富裕和商業繁榮，大抵來源於此。
可在那個時代，又沒有什麽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一旦把壟斷做到極致，專賣的潛力也就挖盡了。
紅利消失殆盡時，大致是楚仁宗末年。
幾年後，楚神宗繼位稱帝，麵對的是一副慘淡光景：
地稅早已枯竭，能維持下去已經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專賣製度也沒有增長點，紅利到頭了。
可朝廷開銷卻在不斷增長：官僚體係越來越龐大、朝廷越來越奢侈、軍費開銷有時占財政收入的80%......
所謂“百年之積，唯存空簿”是也。
這樣的大楚，可真是窮到家了。
就在這樣的局麵中，諸葛半山走上曆史舞台。
地球上的大宋，變法的是王安石。
縹緲界的大楚沒有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是諸葛半山。
彼時，在地稅枯竭、專賣無法增長的既有情況下，諸葛半山另辟蹊徑，提出“理財”的概念。
想在既不增加地稅傷害農民，又能增加財政收入中尋找新的平衡點、增長點，也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說起來複雜，其實也簡單。
方田均稅法：
清查土地占有情況，向既得利益集團開刀，讓多占田者多納稅，少田無田者減輕負擔。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
都是之前王朝用過的老梗，朝廷把倉庫中的糧食和錢拿出來，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既便民又生財。
保甲法、保馬法：
建立嚴密的基層組織，可在必要時征召龐大的民兵隊伍，又把經營不善的國營馬場，下放給基層經營。
免役法：
出錢免除勞役，官府再雇人幹活。
諸葛半山希望用國家力量來影響市場，最終達到民間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
雖然不像漢武帝一樣狠，搞得“中產之家皆破”，但足以為帝國續命。
變法也確實帶來豐厚的紅利。
變法鋪開以後，“青苗法”每年能帶來將近300萬貫收入，免役法也能帶來將近400萬貫，各項變法收入加起來，最終積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財富。
神龍六年，西北軍收複5州，擴地2000裏。
但也到此為止了。
“神龍變法”觸動了利益集團的外表，卻遠遠沒有觸動靈魂。
當時的許仙，還沒有穿越，沒有地球上二十一世紀的先進思想，卻對變法有著獨特的理解，讓釣叟讚不絕口。
現在的許仙，擁有二十一世紀的記憶，站在巨人的肩膀看諸葛半山的變法，又有了不同的理解。
許仙又說了一番自己的見解。
馬克思說過：“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資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團。
東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沒有宗教戰爭。東方的變法和造反，幾乎都是為了重新分配利益。
諸葛半山自詡“理財”，其實還是在劫富濟貧。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賦的，但是在產業變革之前，世界財富是固定的。既然不從老百姓手裏要錢，就隻能洗劫利益集團。
從來不會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變法的過程中，迎接挑戰、攻擊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時就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人來支持諸葛半山。
很不幸，楚神宗不是一個好領導。
滿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舊體製的受益者，現在冒出一個諸葛半山，怎能容你？
於是，所有人都實名反對變法。
司馬光公開批評諸葛半山：“這樣不行啊。”
韓琦上書否定變法，富弼辭職，就連蘇軾都差點因為“烏台詩案”送命......
麵對這樣的攻擊，楚神宗扛不住。
站在楚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實也能理解：
“所有朝堂重臣和一個諸葛半山，到底該怎麽取舍？其實不難做。”
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犧牲，換取後代的幸福。
如果有一個強力君主支持，諸葛半山就能成功嗎？
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神龍變法”的內容，和商鞅、楊炎、劉晏都不一樣。
他們或是砍掉既得利益階層，或是重建財政來源。
隻要有強力君主支持，是可以辦到的。
而諸葛半山是用市場來調節。
根據現代商業的經驗，想要完全市場化，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機構。
存錢貸款找銀行、損失理賠有保險，對不對？
按照變法內容：
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法令，應該由銀行、國企來執行，他們具有專業知識和信譽，做為官府和農民的中介層。
甚至買賣都需要繁榮發達的工商業來配合。
變法的一部分內容，本質上是商業行為。
可大楚畢竟是古代王朝，沒有先進的金融機構，除了壟斷專賣，也沒有繁榮的工商業，隻能交給官吏來執行法令。
用行政命令直接指導商業行為，往往會產生腐敗、粗暴、和強製性攤派。
比如青苗法，官吏怎麽能知道誰需要貸款呢？
如果不是需要貸款的農民去主動，即便他們一家一戶查找，官吏也不會知道到底把錢借給誰？再加上指標攤派，隨便找幾個人拉倒。
需要的人借不到錢，拿到錢的不需要。
真是缺了大德了。
歸根結底，這部分法令太超前，大楚的社會組織根本不兼容。
就像一台90年代的電腦，都老掉牙了，你非要拿出來玩最高配置的王者榮耀、絕地求生......不死機才怪。
聽許仙說到這兒，釣叟懵了，問道：
“馬克思是誰？什麽宗教戰爭？什麽電腦？什麽王者榮耀？什麽是死機？”
許仙一時嘴快，說出了超時代的東西，隻得胡亂解釋了一番，也不管釣叟聽不聽得懂，又繼續侃了一會兒，道：
“沒有強力君主支持、沒有金融機構，不論是地稅或理財，都沒有成功的可能。
諸葛半山沒有錯，隻是生錯了時代。”
許仙評價諸葛半山的神龍變法是七分功，三分過，這三分過是因為檢驗過的真理，到下麵具體執行的時候，卻出現了偏差。
釣叟說道：
“這一切的一切形成了大楚的天道，它守護著大楚開國以來既定的規律，不管是誰，想要反抗，都會遭到瘋狂的反噬。”
許仙最後說道：
“天道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隻要能做到這三點，變法其實不難。”
許仙對變法的見解已經超越了這個時代，釣叟麵現驚容，道：
“短短幾個月不見，小哥對變法的理解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聽小哥一席話，有如醍醐灌頂，令老朽茅塞頓開！”
頓了頓，釣叟問道：
“小哥，以大楚現在的形勢，究竟要如何破除祖宗成法，才能逆轉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