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開始有點小枯燥，因為要論述鹽引的曆史，為後麵的故事情節做鋪墊。但很快會進入高潮環節，不過話說迴來，能將鹽引的曆史在幾千字之內說清楚，然後讓兄弟們能看清楚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專賣鹽製度的前世今生的曆史的故事，何妨耐心看看，反正沒壞處不是）
正當廢奴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又一個消息震驚了朝野，還在獄中勞動改造的名臣，前中樞院首席執行官、當今第一權臣豫王楊柯的嶽父，從獄中上了一道奏折，提請朝廷恢複官鹽製度，並設計了一套完整詳實的具體操作辦法，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樞院未在奏折中進行任何批注，直接送達到了楊柯的手中，而楊柯隻在上麵加了兩個字“廷議”。於是乎，這枚大炮仗便被扔到了火堆裏，在沒有實現溝通和吹風的情況下，一個敏感的議題直接上了擴大會議，唐仲想不明白楊柯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如果他是持支持立場，就應該事先找一些人統一一下思想，起碼也要和中樞院通個氣吧，否則貿然進行廷議，萬一全員反對，豈不是讓自己非常被動？如果他是反對立場，那又何必將這麽敏感的問題放到擴大會議上去，要知道大朝會往往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真正的大決策從來都是小範圍群體在拿主意。思來想去，唐仲覺得隻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楊柯也沒有想好該怎麽辦，所以先讓朝臣們吵個天翻地覆再說，他也好在一旁看看形勢再說。於是，唐仲將這個議題放到了大朝會的第一個議程的位置上。果然不出唐仲所料的是，大臣們的爭論在瞬間就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且立場鮮明，態度分界對立十分尖銳。有人大讚張華這篇奏折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改革名篇，反對者則將張華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說他是偽聖人門徒，這篇奏折必將流毒無窮，貽害萬年，可以說是萬世的大毒草。
楊柯默然的在一旁冷眼旁觀，一言不發。對於官鹽製度為什麽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他心中其實是雪亮的，如果要談到官鹽製度的前世今生，以及這項製度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不斷此消彼長的利與弊，可以說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了解和認識了。
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一次鹽政改革，出現在先秦時的齊國。齊國相國、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管仲向國君齊桓公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其中就含有鹽政改革。
對於這次鹽改，《管子·海王》中有詳細記載。管子首先向齊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謂“官山海”，就是政府專營山海資源。齊國是近海諸侯國，海洋資源豐富，管子認為，可以利用海洋資源成為雄霸一方的大國。
管子的核心觀點隻有八個字：“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大概意思是，如果靠海洋資源成為強國，就要善於利用鹽業政策。齊桓公不明所以，管仲便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食鹽專營主張，稱人總要食鹽，將稅加到鹽價裏，財政收入穩定，比明的征收人頭稅獲利更多。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君發號施令向全民征稅肯定要遭到反對，加在鹽價裏，每人都逃不了，這才是管理國家財政的方法。管仲原話是這樣說的：“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就管仲提出的鹽改意見，齊桓公又反問道：“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仲說，可以利用別國的山海資源，“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意思是，讓有海的國家，把鹽賣給本國，以每釜15錢的價格買進，而官方專營可按100錢往外賣。管仲的“海王”說和這種食鹽“低價收、高價出”的貿易方式，乃中國最早的鹽改理論，實質就是食鹽統購、統運、統銷，民可生產不可買賣。管仲的鹽政思想，此後一直影響著中國鹽業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後世奉為“鹽宗”。
管仲的“官山海”鹽改方案確是一條富國之道，但於民無益。明邱濬在其《鹽法考略》中曾批管仲的鹽改：“自管仲興鹽筴，以奪民利，始開鹽禁。”
所以，劉邦（漢高祖）在建立漢朝後，取消食鹽官營政策，鼓勵貿易流通。據《史記·貨殖列傳》：“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但朝廷讓利於民的“鹽改”政策卻被地方諸侯鑽了空子，中央放開鹽業，一些封國卻“擅障山澤”。如在海鹽主產區之一的吳國，吳王劉濞則下令控製食鹽等資源。《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由於鹽業被地方利益集團控製，中央財政收入大為減少，到劉徹（漢武帝）主政時，軍費開支浩繁，國庫空虛，朝廷遂進行“鹽改”，“籠天下鹽鐵”——改迴到管仲食鹽官營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孔僅、東郭鹹陽等官員巡行地方郡國，在各地設鹽鐵官署，選拔“故鹽鐵家富者”為鹽官，負責具體鹽務。據《漢書·食貨誌下》，漢武帝的“鹽改”政策極為嚴厲：“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
同時，出台鹽業生產扶持政策。《史記·平準書》記載：“原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由官府提供煮鹽器具、雇工煮鹽給予費用補貼。
但漢武帝的鹽改起初是失敗的，由於配套製度不全，檢查不力，導致鹽價大漲，官鹽滯銷，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相反私販乘機牟利，發了“鹽改財”。後來，財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員空降地方，情況才得到改變，鹽價迴落。
漢武帝的“鹽改”加重了民間負擔，晚年他曾下詔自責，並對鹽政進行調整。劉弗陵繼位後，鹽改唿聲大漲。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長安舉行了由全國各地代表參加的“鹽鐵會議”，就食鹽、鐵器專營製度進行大辯論，文學代表要求廢除鹽鐵官營製度，“與民休息”，但桑弘羊強烈反對。
此事記載於《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這是中國鹽業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鹽鐵經營專題大討論。最後形成的會議紀要《鹽鐵論》，成為中國鹽業發展史上的重要資料。但因為事關國家財政，朝廷最後並未取消食鹽專營，隻作了微調。
從曆史上看，每朝在開國之初，鹽政大都是開放的，產銷自由，讓利於民。如隋文帝曾提倡“與民共之”的政策，承認老百姓與朝廷“共有”鹽利，放鬆對食鹽開采權、經營權的管控。
正當廢奴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又一個消息震驚了朝野，還在獄中勞動改造的名臣，前中樞院首席執行官、當今第一權臣豫王楊柯的嶽父，從獄中上了一道奏折，提請朝廷恢複官鹽製度，並設計了一套完整詳實的具體操作辦法，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樞院未在奏折中進行任何批注，直接送達到了楊柯的手中，而楊柯隻在上麵加了兩個字“廷議”。於是乎，這枚大炮仗便被扔到了火堆裏，在沒有實現溝通和吹風的情況下，一個敏感的議題直接上了擴大會議，唐仲想不明白楊柯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如果他是持支持立場，就應該事先找一些人統一一下思想，起碼也要和中樞院通個氣吧，否則貿然進行廷議，萬一全員反對，豈不是讓自己非常被動？如果他是反對立場，那又何必將這麽敏感的問題放到擴大會議上去，要知道大朝會往往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真正的大決策從來都是小範圍群體在拿主意。思來想去，唐仲覺得隻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楊柯也沒有想好該怎麽辦，所以先讓朝臣們吵個天翻地覆再說，他也好在一旁看看形勢再說。於是，唐仲將這個議題放到了大朝會的第一個議程的位置上。果然不出唐仲所料的是，大臣們的爭論在瞬間就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且立場鮮明，態度分界對立十分尖銳。有人大讚張華這篇奏折是可以載入史冊的改革名篇，反對者則將張華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說他是偽聖人門徒，這篇奏折必將流毒無窮，貽害萬年，可以說是萬世的大毒草。
楊柯默然的在一旁冷眼旁觀，一言不發。對於官鹽製度為什麽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他心中其實是雪亮的，如果要談到官鹽製度的前世今生，以及這項製度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不斷此消彼長的利與弊，可以說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了解和認識了。
中國曆史上最有影響的一次鹽政改革，出現在先秦時的齊國。齊國相國、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管仲向國君齊桓公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其中就含有鹽政改革。
對於這次鹽改，《管子·海王》中有詳細記載。管子首先向齊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謂“官山海”，就是政府專營山海資源。齊國是近海諸侯國，海洋資源豐富，管子認為，可以利用海洋資源成為雄霸一方的大國。
管子的核心觀點隻有八個字：“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大概意思是，如果靠海洋資源成為強國，就要善於利用鹽業政策。齊桓公不明所以，管仲便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食鹽專營主張，稱人總要食鹽，將稅加到鹽價裏，財政收入穩定，比明的征收人頭稅獲利更多。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君發號施令向全民征稅肯定要遭到反對，加在鹽價裏，每人都逃不了，這才是管理國家財政的方法。管仲原話是這樣說的：“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就管仲提出的鹽改意見，齊桓公又反問道：“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仲說，可以利用別國的山海資源，“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意思是，讓有海的國家，把鹽賣給本國，以每釜15錢的價格買進，而官方專營可按100錢往外賣。管仲的“海王”說和這種食鹽“低價收、高價出”的貿易方式，乃中國最早的鹽改理論，實質就是食鹽統購、統運、統銷，民可生產不可買賣。管仲的鹽政思想，此後一直影響著中國鹽業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後世奉為“鹽宗”。
管仲的“官山海”鹽改方案確是一條富國之道，但於民無益。明邱濬在其《鹽法考略》中曾批管仲的鹽改：“自管仲興鹽筴，以奪民利，始開鹽禁。”
所以，劉邦（漢高祖）在建立漢朝後，取消食鹽官營政策，鼓勵貿易流通。據《史記·貨殖列傳》：“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但朝廷讓利於民的“鹽改”政策卻被地方諸侯鑽了空子，中央放開鹽業，一些封國卻“擅障山澤”。如在海鹽主產區之一的吳國，吳王劉濞則下令控製食鹽等資源。《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由於鹽業被地方利益集團控製，中央財政收入大為減少，到劉徹（漢武帝）主政時，軍費開支浩繁，國庫空虛，朝廷遂進行“鹽改”，“籠天下鹽鐵”——改迴到管仲食鹽官營的老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孔僅、東郭鹹陽等官員巡行地方郡國，在各地設鹽鐵官署，選拔“故鹽鐵家富者”為鹽官，負責具體鹽務。據《漢書·食貨誌下》，漢武帝的“鹽改”政策極為嚴厲：“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
同時，出台鹽業生產扶持政策。《史記·平準書》記載：“原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由官府提供煮鹽器具、雇工煮鹽給予費用補貼。
但漢武帝的鹽改起初是失敗的，由於配套製度不全，檢查不力，導致鹽價大漲，官鹽滯銷，財政收入反而減少了，相反私販乘機牟利，發了“鹽改財”。後來，財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員空降地方，情況才得到改變，鹽價迴落。
漢武帝的“鹽改”加重了民間負擔，晚年他曾下詔自責，並對鹽政進行調整。劉弗陵繼位後，鹽改唿聲大漲。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在京城長安舉行了由全國各地代表參加的“鹽鐵會議”，就食鹽、鐵器專營製度進行大辯論，文學代表要求廢除鹽鐵官營製度，“與民休息”，但桑弘羊強烈反對。
此事記載於《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這是中國鹽業史上空前絕後的一次鹽鐵經營專題大討論。最後形成的會議紀要《鹽鐵論》，成為中國鹽業發展史上的重要資料。但因為事關國家財政，朝廷最後並未取消食鹽專營，隻作了微調。
從曆史上看，每朝在開國之初，鹽政大都是開放的，產銷自由，讓利於民。如隋文帝曾提倡“與民共之”的政策，承認老百姓與朝廷“共有”鹽利，放鬆對食鹽開采權、經營權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