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空軍第八航校助教文化班學習,突然一位助理員躡手躡腳地走進教室,與授課教員輕輕嘀咕了幾句,隨即教員在課堂上公開點名道姓說:“周新璿!校幹部部長叫你去!” 頓時,全教室同誌都用一種驚奇的目光凝視著我,這目光包含有羨慕和祝賀,也包含了疑惑和探詢,我的心也是七上八下,惴然不定,心想,幹部部長直接召見一名普通教員,究竟是福還是禍?就是以這種既喜悅又擔心的心情去見部長,進到辦公室,那裏已有一位電氣係教員坐等,部長讓我也坐下後,即對我們說:“今天請二位來,是要交給你們一項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 又是一次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這是我參軍後第三次受領這樣的任務了。第一次是1952年,我作為空軍軍旗手,去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第二次是1953年,參加空軍首屆教學模型展覽,為毛主席、劉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當講解員,一年一次,一次比一次榮幸;這第三次,幸運之神又將帶給我一件什麽樣的幸福事情?部長停頓片刻說:“你們這次的任務是,派你們去民主德國學習,詳情等你們到北京空軍訂貨部(現改裝備部)報到後,便知道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但毋庸置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我們的外語基礎很差,特別是德語,可以說目不識丁。”我和電氣教員不約而同的匯報了這一情形。“這點已為你們考慮,空軍會給你們派翻譯同行。” 接著部長又講了一席話,並交待了一些具體事情。“空軍首長對此次學習任務很重視,要求選派政治上絕對可靠,技術上過硬的教員去民主德國學習一大型軍事裝備,迴國後再傳授給我們部隊。”“這項任務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因為德國是戰敗國,國際條約規定,不允許他們生產、出售特種軍事裝備和武器。民德又處在東西方陣營鬥爭前哨,你們是軍人,軍人去那裏,就會暴露他們國家與軍事還有聯係,你們去很可能遭特務、間諜綁架,從你們身上打開缺口,盜取情報。為此,你們此行是以老百性身份去學習“民用”技術,到北京後,要給你們全部換裝,不留一點軍人痕跡。”

    正由於這一保密舉措,使我父母不知熬過多少不眠之夜。我參軍後,平均半月總要給家去一封信,所以此去北京前,征得領導同意,給父母寫了一簡信,告知要去執行一項任務,會有較長時間不能與家聯係,但未說明時間需多長,因為我自己也說不清。三個月後,我父母實在按耐不住了,就直接給部隊首長寫信,詢問他們兒子的下落,並聲明,即令兒子為國犧牲,告知一聲,他們也能經受得起,抗美援朝送子參軍,就作好了兒子可能為國犧牲的思想準備,部隊首長為之感動,立刻親筆迴信,簡要告知:“你們的兒子是去執行光榮的任務去了,要不多久,我們就會將你們的兒子送還,到那時,他的身體會更壯實、更健康,知識也更豐富,請放心。”

    前後等了五個多月,待我們迴國,路過莫斯科時,征得駐蘇聯大使館同意,請他們轉發了我們的家信。當家人接此國外寄迴的信時,幸福的熱淚迅速將他們的痛苦、擔心,一掃而光,而且欣喜地將此事廣為傳頌,見親戚就說,逢朋友就講。的確那時有誰家的孩子出國學習,那真是鳳毛麟角,令人羨慕至極。

    我們出國學習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在訓練部傳開,成為部裏一大新聞。因為這是我校建校以來第一次派員出國學習。建國初期,被派出國,這在全軍乃至全國也是極不尋常的事情,這麽難得的機會給了我們學校,又在500多人的訓練部中,居然落到了我們兩人頭上,這真是天大的幸運。迴到係裏,同誌們紛紛跑上來與我握手、擁抱、甚至給一小拳以示祝賀之意。當然,也不泛有人會不服氣,甚至有嫉妒之心。那時選派出國學習,不像現時由自己申請,經過幾輪考試選派決定,而是憑組織對你平日的了解、信任,報上去一級一級審查批準。其實我那時並無任何家庭曆史背景,也與領導無特殊關係,隻是留校才一年多的新教員,自我感覺是,掌握新技術知識較快,且具有一定的講課水平,再一條,可能是較好的政治條件——較早的入了黨,如今已是一名正式黨員。

    到北京後,我們對所執行的任務有了更進一步了解。這次去德國,是去學習一種“地麵全景模擬空中射擊練習器”,空軍向德國訂了80台,價值相當於當時40架米格飛機。要求我們學會其工作原理、構造、操作使用、維護修理,迴國後為部隊培訓出一批修理維護人員。此行我們一共五人,正式軍人四名,一名團射擊主任,他是朝鮮二級國旗勳章獲得者,打下過美國f-84飛機,並用自己的機身掩護長機而被擊落跳傘,另一位是三航校的射擊理論教員;再加我們八校的兩名,一名無線電,一名搞電氣,其中熟悉電路知識的,也就我們兩個,所以對設備的全盤掌握,就自然落在我倆身上,我們也感到肩上擔子重,最後還有一名外交部的德語生活翻譯,他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之所以強調他是生活翻譯,是說他對技術一竅不通,承擔技術翻譯很難勝任。 我們是直接去工廠學習,所以屬實習生,但學習結束後,還要對空軍購買的這批裝備負責驗收,所以又具有驗收代表團的身份。我們五人中,數射擊主任級別最高,他被指定為學習組長兼代表團長,我是唯一的一名正式黨員,被指定為政治組長兼代表團副團長。還要求我們定期過黨、團組織生活,以發揮黨團組織的集體作用。

    考慮到語言不通,學習時間可能較長,暫定半年,能提前完成更好,但一定要學透、學深。

    任務明確,各項準備工作同步進行。辦理護照需要幾張兩寸免冠便裝相片,但我們四人係供給製軍人,沒有一人有便衣,北京又無親朋,也無處可借,還是為我們辦事的那位參謀,不知從哪尋來一件舊哢嘰布中山裝,四人就輪流著穿它來照相,可我這個參加過天安門檢閱的標準身材,穿它就像一塊布緊裹在身上,但也隻好穿它照一張。

    要徹底換裝,不留一點軍人痕跡,而那時的供給製軍人,除了赤條條的驅體屬於自己,身上穿的,日常用的,都由部隊發放,無領襯衣,和尚式布襪,一切似乎都打上了軍用品的“烙印”,就連使用的鋼筆、漱口缸也都是慰問品,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記刻印其上。這些統統留下,給我們趕製訂做,購買換新。考慮到六月初出國,要到深秋,也許入冬才能完成任務迴國,因而春夏秋冬的衣著均需備齊,西裝、中山裝、呢大衣,但就是色調太單一,以致我們在國外穿著衣服時,常常要事先商定,你穿中山裝,我就穿西服,他再加一件風衣,以避免著裝太統一。

    參謀還領我們到外交部禮賓司上課,講在國外如何待人接物;講那裏的風俗禮儀;講西餐刀叉的使用方法;連小費給多少也交待仔細。

    一切準備就緒,臨行前兩天,參謀接我們到小土地廟招待所,這是當時空軍接待高級幹部的場所,並告訴我們,今天空軍司令員、政委要親自為我們送行,我們聽了,真有點受寵若驚。一般國家領導人出訪,同級領導人送行,這是常見的禮儀,而現在是最基層的幹部出國學習,其軍兵種最高首長為之餞行,這可是件稀罕的事情。 參謀領我們進一中廳,其四周擺了幾張沙發以供休息之用,中間一張大圓桌擺好了豐盛的酒席,前麵靠牆的一張高台上,國產名酒應有盡有。片刻,劉亞樓司令員進來了,緊跟其後的是矮胖子政委吳法憲(後為司令員,文革中成了林彪、四人邦的死黨,被判刑)隨後就是王秉章、常乾坤副司令,最後進來的是訂貨部長。組長一聲“立正”,我們迅速從沙發上起立行注目禮,劉司令員立刻說:“入座!入座!邊吃邊說。” 大家很快入席,首先由劉司令員講話,他講了這次任務的性質、意義,並且指出,空軍引進這批裝備,是遵照軍委關於加強我軍現代化建設精神作出的,有了它,可以在地麵模擬實戰練習,使在空中能更準確打擊敵機,從而大大增強我人民空軍的戰鬥力。這一批裝備80台,空軍花了幾百億(老幣,合現時人民幣也有好幾億),從而說明我們的責任重大,擔子不輕,要求我們盡快地、全麵的、細致地學成迴國,好讓部隊盡快掌握熟悉。 首長們還插話指示,指出這是空軍第一次派員去民主德國學習,民德地處東西方陣營最前哨,情況複雜,要特別注意保密,除了必要的請教學習,為少惹麻煩,盡量少與德國女孩子聯係,社會上的舞會,最好不要參加,以防中美人計。盡管這句是半開玩笑說的,實際上我們把它視為一道禁令。席間頻頻舉杯,祝我們一路順風,學習成功。但我們這些最基層的連排幹部,陡然與空軍最高首長在一起,緊張得完全品嚐不出可口佳肴的美味,侷促得隻敢吃點麵前的東西,豎起耳朵隻顧聆聽首長的指示,也無閑情逸致去聽服務員報那奇特的菜名。 訂貨部長還為我們著想,向空軍司令員提出一項請求,允許在迴國途中參觀旅遊。劉司令員當即批準道:“柏林就免了,那裏太危險,怕出問題,莫斯科倒可以讓他們玩一星期。”聽後,喜悅之情,溢於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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