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大宋朝廷的指責,穆栩一方自不甘示弱,趙楷第一個站出來,對穆栩軟禁趙佶一事,進行了辟謠和迴擊。


    穆栩的作法就更簡單了,他特意找了個風和日麗的一天,請趙佶於城外行獵,用實際行動駁斥了趙桓的說法。


    而且趁著雙方打嘴炮的功夫,穆栩已開始暗中調兵遣將,對大舉攻宋進行最後的部署。


    在與手下眾臣經過一番商議後,穆栩製訂了一個,與曆史上金人第一次南下時差不多的計劃,那就是分東西兩路同時攻打大宋。


    東路軍不用多說,自然由穆栩本人親自統領,率主力八萬大軍,從燕京、涿州出發,利用河北一馬平的地勢,直取大宋國都東京。


    西路軍則由鎮守飛狐的朱武統領,他將率飛狐口原有的兩萬人馬,以及征召的三萬民兵,從雁門關南下,攻打河東要地太原府。


    為了防止在征宋期間,金國跳出來壞事,穆栩在長城燕山一線,自東往西的雄關要塞上,同樣布置了重兵防守,且每個關口都安排了悍將負責。


    在人事安排上,由於和西軍達成了妥協,以及有府州折家威懾西夏,是以在西邊減少了防守壓力後,穆栩便稍稍做了些改變。


    他將樂和從雲州調迴身邊,作為隨軍參讚,任命許貫忠為燕雲留守、聞煥章為副留守、石寶為幽州都統。


    前兩者管理政務,並負責大軍南下的物資調配。至於軍事方麵,穆栩此次全權交予石寶統管,由其負責應對金國的威脅。


    可以這樣說,如今穆栩一方已算的上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就在穆栩緊鑼密鼓做著最後準備時,大宋一方並非毫無察覺。


    雖然穆栩聽從王寅的建議,扣住了吳敏一行,但如此大規模的兵馬調動,自然做不到悄無聲息。


    緊鄰穆栩治下的宋朝州府,在探得這些軍事情報後,提醒和求救的公文宛如雪花一般飛向開封,令趙桓君臣頭大無比。


    隻不過有些事情,並不是事先得到風聲,就能作出有效的應對,大宋朝廷就是這種情況。


    在得知穆栩可能要發兵南下的消息後,趙桓連著召開大朝,與滿朝文武商量來商量去,最後隻定下了,從東京選拔禁軍北上增援的措施。


    而大宋朝廷之所以在麵臨外敵入侵時,會表現的這般失措和遲鈍,用一句老話便可概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眾所周知,在曆代王朝之中,大宋是出了名的三冗兩積嚴重。


    從趙匡胤建立大宋開始,再到宋神宗繼位,近百年的時間,看似繁華的社會之下,實際上卻是日益加重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以及由此帶來的中下層百姓的積貧積弱。


    大宋後期的統治者,並非沒有想辦法對此進行補救,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而在王安石背後推動此事的,正是十九歲登基的宋神宗趙頊。


    初登大寶的宋神宗彼時躊躇滿誌,麵對開國百餘年危機四伏的宋朝,他懷著一腔熱血,想要拯救這個積重難返的國家。


    作為一國之君,自不能大小之事皆親力親為,所以在實施變法之前,有兩個人進入了宋神宗的視線,王安石和司馬光。


    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傾向於來源,二人變法思路完全相反,神宗最終選擇了王安石,司馬光則成了反對派。


    一般而言,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富國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強兵包括保甲法、將兵法等。


    在變法初期,這些政策的確對大宋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使得國庫充盈、對外戰爭勝利,國家開疆拓土。


    但在農業社會的宋朝,國民經濟是相對穩定的,國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著地主階級和百姓窮了。


    因此,變法從實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在這些人的煽動下,民間非議極大。


    為了平複民怨,宋神宗將王安石等變法官員貶官背鍋,拋開變法派,親自掌舵繼續推行變法。但後期由於對外戰爭的失利,導致國家損失了幾十萬將士後,宋神宗大為受挫,最終英年早逝。


    在後世的認知裏,這次變法是完全失敗的,因為在教ke書裏是這樣記載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罷相,宋神宗依舊堅持變法,但卻舉步維艱,直到三十八歲去世,其後八歲的宋哲宗趙煦繼位,高太後認命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史稱元佑更化。


    在高太後的主導下,司馬光等人致力於恢複祖宗舊製,前後曆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以及黨爭的先河。


    可書裏卻沒寫,在高太後過世後,十六歲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親政,重新任用章惇為尚書左仆射門下侍郎,恢複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曾布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佑諸臣大肆報複,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高太後,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時期,為了調和兩黨之爭,趙佶將章惇以罪貶逐於外,改用韓忠彥、曾布為相,試圖補救一番。


    當然,在貶斥章惇這件事上,徽宗趙佶報複的可能性更大,隻因在宋哲宗去世無子的情況下,選擇大宋後繼之君時,向太後屬意當時還是端王的趙佶,而章惇則大力反對,他給出的意見是,“端王輕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趙佶登基後,完全有動機報複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點卻是無可爭議的,那就是徽宗趙佶也是變法派,他在位時力圖恢複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黨中人。


    隻不過遺憾的是,此時新舊兩黨的矛盾,已是不可調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過重,與宦官童貫等人勾結,立“元佑黨籍碑”,將司馬光等人一一定為奸黨。


    這便使得趙佶在位期間,非但沒能壓下兩黨之爭,反而使得兩派鬥爭愈發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國。


    但有一個事實,後世卻沒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時,二人逐步恢複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變法的舉措。


    也就是說,從宋神宗開始變法到靖康之變,北宋滅亡的這四十年間,有大部分時間北宋實行的就是王安石變法。


    如此,又豈能說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


    後世不提“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滅亡”這一觀點,是由於其變法內容符合是時代潮流,比較先進的,像民國時期實行的保甲製,便是參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話說的好,領先一步是先驅,領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過領先所處的時代,才落得那個下場,也間接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好比真實的曆史中,古人對其變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負麵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變法大抵是禍國殃民的代名詞。


    綜上所述,也難怪曆史上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不是發生金國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絕不會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種程度上,外敵的入侵促使宋朝內部矛盾趨向緩和,使得外部矛盾成為主流,延緩了宋朝的存在時間。


    當然,不管這種觀點是對是錯,都不能改變穆栩南下的決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間的火藥味越來越濃,但凡明眼人都看出來,雙方的大戰就在眼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與穆栩的堅決不同,趙桓此時仍舊心存幻想,到了這年除夕來臨之前,他不顧吳敏一行被扣押的事實,又派遣了一隊使節前來出使,妄圖用高官厚祿和割地賠款,來誘使穆栩放棄戰爭。


    穆栩一開始對宋朝使團來訪一事,本是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並沒有將其放在心上,直到之後發生的事情,卻讓他勃然大怒。


    原來當日祭祖完畢,在休息的間隙,趙福金突然一反常態,言語中不但提到了近日之事,還拐彎抹角的替趙桓說起話來。


    穆栩一聽這些話,頓時就警覺起來,隻因他清楚的知道,妻子是個喜靜之人,平日裏幾乎很少出府,又不愛過問外間之事,今日卻這般反常,必是有人在她麵前說了什麽。


    若想輕易接觸到妻子,並挑撥她來勸說自己,那此人要麽是府上下人,要麽便是拜訪的官員女眷。


    想到這裏,穆栩的腦子立即轉動起來。


    他心下明白,此事若是前者所為還好,無非是府上有大宋安插的探子,隻要將其揪出來也就是了。


    但若是後者的話,那就說明他手下或許有官員懷有異心,要不然就無法解釋,誰家女眷會這麽不開眼,來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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