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孫逸仙在南京正式宣布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次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定，臨時政府遷都京師，即國家首都依舊是京師，同時參議員全體議員北上，在京師共建國家議會，並商討早日頒布國家憲法。
3日，孫逸仙離開南京應邀前往揚州與王永安等一眾江北商賈細談建設鐵路一事，王永安與江北眾人表示願意支持孫逸仙的鐵路事業，繼續完成江北四條鐵路的建設計劃。
沈雲沛提出，將汴洛鐵路延長到海州不如建立隴海鐵路，將甘肅蘭州與海州連接起來的龐大計劃。
沒有等孫逸仙表態，王永安便提出這個計劃不夠大膽，他提出應該將鐵路從新疆迪化（烏魯木齊）修到海州，因此鐵路取名為迪海鐵路。
曆史上隴海鐵路全長為1759公裏，它從清朝修到了新中國，足足修了五十年。而王永安提出的迪海鐵路則是隴海鐵路與後世蘭新高鐵路的總和，全程竟然達到3500公裏，修成至少需要四十年的時間。而王永安則提出十五年修成計劃，顯然這份計劃太過理想，不考慮戰爭，不考慮政府更迭，更不考慮國際經濟，但孫逸仙非常激動，自己尚未擔任鐵路總局局長，便已經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他相信自己在擔任鐵路總局局長之後，中華民國的鐵路會更繁榮。
趁著孫逸仙興奮，王永安則告訴孫逸仙迪海鐵路計劃的投資必須需要外國資金投入，僅憑江北財團是無法修建的，而且為了能夠加速修建，必須采用分段式承包方法，他建議中國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共同承建這條中國曆史上最長的鐵路。
孫逸仙也明白迪海鐵路計劃太過龐大，因此接受了與外國銀行合作的建議，他不是死腦筋，南京臨時政府缺錢的時候，他想破了頭籌錢。這些年在國外的流亡日子裏，孫逸仙一共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抽簽，二是支持國內反清，因此他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他也知道修建鐵路需要多麽大的資金。盡管與四國銀行合作有利有弊，但考慮到利大於弊，孫逸仙還是決定全力支持。
王永安與孫逸仙一起乘船來到了滬市，找到四國銀行負責人，直接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提出六國承建迪海鐵路的計劃。
另一方麵，王永安此舉也是在向四國銀行示好，而今四國銀行私下裏正在大肆收購中華實業銀行的股份，短短三個月內，四國銀行已經掌握了百分之十七的股份了，如果他們掌握股份達到百分之二十，則完全可以一擊而將中華實業銀行擊垮，甚至不需要動用什麽手段。
王永安的示弱讓四國銀行感覺非常得意，他們商討之後立即決定支持迪海鐵路建設，但是他們也提出了條件，迪海鐵路屬於貸款修建，因此鐵路沿線的一些資源必須由外國攝取。
曆史書本上說過，清末外國人在華修建鐵路，是通過鐵路來壓榨中國的民脂民膏，開采礦山強占耕地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但這實在是無稽之談。作為一個農業化國家，清末中國的所有gdp全都依賴農業，而農業最大的問題便是運輸，如果運輸問題得不到解決，還談什麽經濟發展。外國人不是活菩薩，他們憑什麽無條件的借錢給中國，替中國修建鐵路。
清末外國人在華投資基礎建設，與後世共和國在非洲中東援建模式簡直一模一樣，但非洲人卻熱烈歡迎中國人的援建，那是因為他們第一知道自己建不成鐵路，第二知道鐵路帶來的好處，第三舍得沿途礦產被中國公司開采。而因為長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導致後世曆史與政治課本將鐵路修建宣傳成為毒瘤，豈不知正是因為外國在華大肆修建鐵路，才帶動了經濟建設，加強了全國的聯係。
但是此時王永安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對國民的刺激，與後世一些憤青相同的是，清末民初的國民並沒有意識到鐵路修建帶來的好處，反而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失，尤其是一些激進的年輕人提出，中國完全可以自己修建鐵路，王永安與外國合作便是賣國的理論。
起初王永安並沒有在意報紙上有人抨擊自己與四國銀行的合作，甚至於王永安找到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行長，提出希望與日本合作，六國合作建設迪海鐵路的計劃。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行長小利三四郎大吃一驚，他萬萬沒有想到中日關係如此緊張之際，作為日本最大的對手，王永安竟然會找到日本合作建設鐵路。小利三四郎立即給橫濱正金銀行總行發電，詢問是否與王永安洽談參與迪海鐵路計劃。
正金銀行總行也轟動起來，連忙迴電，要求日本必須參與到迪海鐵路中，這條縱觀東西中國的大鐵路不但是經濟命脈，更是國防命脈，日本一定要參與其中。正金銀行總行長隨即找到了西園寺公望，並將此事匯報給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也非常驚訝王永安的舉動，似乎與他們判斷的不同，王永安敵視日本，卻並未拒絕與日本合作，一眾日本智囊們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作為一個穿越者，王永安早就習慣了後世世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敵我模式，例如後世的中美是世界上兩大最大的敵對國家，可是兩個國家卻相互依賴，如果中國發生動亂美國國民生活崩潰，如果美國崩潰則中國國家外匯儲備也隨即成為廢紙。但這個時代敵我意識非常鮮明，敵人就是敵人，不可能成為朋友，全世界唯一意識到敵我界線並不需要強行劃分的便是大英帝國，這也是大英帝國能夠成為世界霸主的原因之一。
西園寺公望將王永安此舉理解為向日本妥協，但很快，日本智囊認為王永安變得更加狡猾了，因此決不能夠改變讓王永安下野的決定，中日談判，王永安必須辭去一切官方身份為前提不容更改。[.]
3日，孫逸仙離開南京應邀前往揚州與王永安等一眾江北商賈細談建設鐵路一事，王永安與江北眾人表示願意支持孫逸仙的鐵路事業，繼續完成江北四條鐵路的建設計劃。
沈雲沛提出，將汴洛鐵路延長到海州不如建立隴海鐵路，將甘肅蘭州與海州連接起來的龐大計劃。
沒有等孫逸仙表態，王永安便提出這個計劃不夠大膽，他提出應該將鐵路從新疆迪化（烏魯木齊）修到海州，因此鐵路取名為迪海鐵路。
曆史上隴海鐵路全長為1759公裏，它從清朝修到了新中國，足足修了五十年。而王永安提出的迪海鐵路則是隴海鐵路與後世蘭新高鐵路的總和，全程竟然達到3500公裏，修成至少需要四十年的時間。而王永安則提出十五年修成計劃，顯然這份計劃太過理想，不考慮戰爭，不考慮政府更迭，更不考慮國際經濟，但孫逸仙非常激動，自己尚未擔任鐵路總局局長，便已經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他相信自己在擔任鐵路總局局長之後，中華民國的鐵路會更繁榮。
趁著孫逸仙興奮，王永安則告訴孫逸仙迪海鐵路計劃的投資必須需要外國資金投入，僅憑江北財團是無法修建的，而且為了能夠加速修建，必須采用分段式承包方法，他建議中國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共同承建這條中國曆史上最長的鐵路。
孫逸仙也明白迪海鐵路計劃太過龐大，因此接受了與外國銀行合作的建議，他不是死腦筋，南京臨時政府缺錢的時候，他想破了頭籌錢。這些年在國外的流亡日子裏，孫逸仙一共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抽簽，二是支持國內反清，因此他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他也知道修建鐵路需要多麽大的資金。盡管與四國銀行合作有利有弊，但考慮到利大於弊，孫逸仙還是決定全力支持。
王永安與孫逸仙一起乘船來到了滬市，找到四國銀行負責人，直接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提出六國承建迪海鐵路的計劃。
另一方麵，王永安此舉也是在向四國銀行示好，而今四國銀行私下裏正在大肆收購中華實業銀行的股份，短短三個月內，四國銀行已經掌握了百分之十七的股份了，如果他們掌握股份達到百分之二十，則完全可以一擊而將中華實業銀行擊垮，甚至不需要動用什麽手段。
王永安的示弱讓四國銀行感覺非常得意，他們商討之後立即決定支持迪海鐵路建設，但是他們也提出了條件，迪海鐵路屬於貸款修建，因此鐵路沿線的一些資源必須由外國攝取。
曆史書本上說過，清末外國人在華修建鐵路，是通過鐵路來壓榨中國的民脂民膏，開采礦山強占耕地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但這實在是無稽之談。作為一個農業化國家，清末中國的所有gdp全都依賴農業，而農業最大的問題便是運輸，如果運輸問題得不到解決，還談什麽經濟發展。外國人不是活菩薩，他們憑什麽無條件的借錢給中國，替中國修建鐵路。
清末外國人在華投資基礎建設，與後世共和國在非洲中東援建模式簡直一模一樣，但非洲人卻熱烈歡迎中國人的援建，那是因為他們第一知道自己建不成鐵路，第二知道鐵路帶來的好處，第三舍得沿途礦產被中國公司開采。而因為長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導致後世曆史與政治課本將鐵路修建宣傳成為毒瘤，豈不知正是因為外國在華大肆修建鐵路，才帶動了經濟建設，加強了全國的聯係。
但是此時王永安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對國民的刺激，與後世一些憤青相同的是，清末民初的國民並沒有意識到鐵路修建帶來的好處，反而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失，尤其是一些激進的年輕人提出，中國完全可以自己修建鐵路，王永安與外國合作便是賣國的理論。
起初王永安並沒有在意報紙上有人抨擊自己與四國銀行的合作，甚至於王永安找到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行長，提出希望與日本合作，六國合作建設迪海鐵路的計劃。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行長小利三四郎大吃一驚，他萬萬沒有想到中日關係如此緊張之際，作為日本最大的對手，王永安竟然會找到日本合作建設鐵路。小利三四郎立即給橫濱正金銀行總行發電，詢問是否與王永安洽談參與迪海鐵路計劃。
正金銀行總行也轟動起來，連忙迴電，要求日本必須參與到迪海鐵路中，這條縱觀東西中國的大鐵路不但是經濟命脈，更是國防命脈，日本一定要參與其中。正金銀行總行長隨即找到了西園寺公望，並將此事匯報給西園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也非常驚訝王永安的舉動，似乎與他們判斷的不同，王永安敵視日本，卻並未拒絕與日本合作，一眾日本智囊們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作為一個穿越者，王永安早就習慣了後世世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敵我模式，例如後世的中美是世界上兩大最大的敵對國家，可是兩個國家卻相互依賴，如果中國發生動亂美國國民生活崩潰，如果美國崩潰則中國國家外匯儲備也隨即成為廢紙。但這個時代敵我意識非常鮮明，敵人就是敵人，不可能成為朋友，全世界唯一意識到敵我界線並不需要強行劃分的便是大英帝國，這也是大英帝國能夠成為世界霸主的原因之一。
西園寺公望將王永安此舉理解為向日本妥協，但很快，日本智囊認為王永安變得更加狡猾了，因此決不能夠改變讓王永安下野的決定，中日談判，王永安必須辭去一切官方身份為前提不容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