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繼承了《山海經》中的《海外西經》、《大荒西經》的一些材料，經過作者的再創造，憑借他豐富的想象、幽默的筆調，運用誇張、隱喻、反襯等手法，創造出了結構獨特、思想新穎的長篇小說。書中寫了君子國、女兒國、無腸國、犬封國、聶耳國、玄股國等等這些國家，或是以人們形體的奇異，或是以人們生活方式的奇異，或是以人們特有的才學技能，或是以地方風土的特點，或是以地方特有的古跡文物，從各方麵表現出作者極力擴張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國之外發現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人們的願望。在《鏡花緣》文本的表層展示的是虛幻浪漫靜謐的萬般世相，而其深處卻一度奔突、衝撞著由生命的熱愛、執著與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張力支撐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識，這種對人類生存根本性問題的追問才是小說最具魅力的部分。
通過對於《鏡花緣》中幾十個國家的敘述，包括了正麵的議論和側麵的諷刺，不難看出，它所主張的和反對的，主要有這樣一些：第一，它主張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應自幼讀書，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它反對男子對女子的壓迫，尤其是對於纏足、穿耳這些摧殘人類肢體的行為，表示憤怒的抗議。胡適稱頌說：“這種製度便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總解決。”[2]
《鏡花緣》第十一、十二迴中“君子國”的一大段，這些段落中提出了十二個社會問題。其中第十條“婦女纏足”和十一條“用算命為合婚”：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為不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嚐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
書中的女兒國，想象有那麽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不論是處理政治事務以及從事生產勞動，女子的智慧才能都無異於男子。並且用“易地而處”的方法來對照，說明作者所生活的當時中國社會上“男尊女卑”的許多製度的不合理。
作者又刻畫了許多“才女”，集中寫知識女性的才藝生活，雖然書中有關“才藝”的描寫固然有過多過濫之嫌，但細心分辨，完全可以看出其結合人物的塑造，於經史子集、醫卜星算、琴棋書畫等等“古典才藝”的描述，既秩序井然，又倏然變化，大體可視為作品的有機成分。
第二，它反對某一些迷信製度，類如因為選擇風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將子女送入空門，讓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風鑒卜筮，講屬相，算命合婚等等。
第三，對文化方麵，它反對八股文，瞧不起科舉中人，同情終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張人人要讀書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啟，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曆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這樣的分科考試。作者以君子國來表現他的社會理想。君子國是個“好讓不爭“的“禮樂之邦“。城門上寫著“惟善為寶“四個大字。“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進獻，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這這裏的人民互謙互讓。
小說以此來否定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的封建官場和爾虞我詐、苞苴盛行的現實社會，並且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筆，嘲諷那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國“裝腔作勢的學究先生，居然將《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這樣的不學無術之輩，又是視“一錢如命“，盡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圖者流。“淑士國“到處豎著“賢良方正“、“德行耆儒“、“聰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著都是儒巾素服。他們舉止斯文，滿口“之乎者也“，然而卻斤斤計較，十分吝嗇，酒足飯飽後連吃剩下的幾個鹽豆都揣到懷裏，即使一根用過的禿牙杖也要放到袖子裏。作品以內外對照的手法揭露這些假斯文的酸腐氣，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儒林的醜態。
第四，對生活方麵，它主張樸素節約，反對鋪張。反對日常飲食考究，弄得好吃懶做。反對盛宴待客。反對子女初生時的三朝、滿月、百日、周歲的張筵設戲。反對“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
第五，對社會風氣方麵，它要求真誠，反對假道學、偽君子。它讚美好讓不爭，謙恭有禮，遇善爭先。它反對嫌貧愛富。它主張與人為善，允許人“改過自新”。它反對爭訟。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徹，把名利心看淡。它極力嘲笑那些“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的沒有學識的人。
第六，它反對過分嚴重的剝削行為，例如無腸國的富戶那樣把在腹中通過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備仆婢下頓之用”，而且還舍不得讓仆婢盡量飽餐，要他們“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總之，李汝珍理想中的社會，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水月，結合一百年來的中國現實來看，有的理想已完全成為現實，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為現實，有的再經過一定歲月可能成為現實。應該承認，凡屬李汝珍的理想，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性，是針對醜提出的真善美的構想
通過對於《鏡花緣》中幾十個國家的敘述，包括了正麵的議論和側麵的諷刺，不難看出，它所主張的和反對的，主要有這樣一些：第一，它主張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應自幼讀書，和男子同樣參加考試。它反對男子對女子的壓迫，尤其是對於纏足、穿耳這些摧殘人類肢體的行為，表示憤怒的抗議。胡適稱頌說：“這種製度便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總解決。”[2]
《鏡花緣》第十一、十二迴中“君子國”的一大段，這些段落中提出了十二個社會問題。其中第十條“婦女纏足”和十一條“用算命為合婚”：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為不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嚐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
書中的女兒國，想象有那麽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不論是處理政治事務以及從事生產勞動，女子的智慧才能都無異於男子。並且用“易地而處”的方法來對照，說明作者所生活的當時中國社會上“男尊女卑”的許多製度的不合理。
作者又刻畫了許多“才女”，集中寫知識女性的才藝生活，雖然書中有關“才藝”的描寫固然有過多過濫之嫌，但細心分辨，完全可以看出其結合人物的塑造，於經史子集、醫卜星算、琴棋書畫等等“古典才藝”的描述，既秩序井然，又倏然變化，大體可視為作品的有機成分。
第二，它反對某一些迷信製度，類如因為選擇風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將子女送入空門，讓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風鑒卜筮，講屬相，算命合婚等等。
第三，對文化方麵，它反對八股文，瞧不起科舉中人，同情終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張人人要讀書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啟，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曆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這樣的分科考試。作者以君子國來表現他的社會理想。君子國是個“好讓不爭“的“禮樂之邦“。城門上寫著“惟善為寶“四個大字。“國主向有嚴諭，臣民如將珠寶進獻，除將本物燒毀，並問典刑“。這這裏的人民互謙互讓。
小說以此來否定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的封建官場和爾虞我詐、苞苴盛行的現實社會，並且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筆，嘲諷那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國“裝腔作勢的學究先生，居然將《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這樣的不學無術之輩，又是視“一錢如命“，盡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圖者流。“淑士國“到處豎著“賢良方正“、“德行耆儒“、“聰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著都是儒巾素服。他們舉止斯文，滿口“之乎者也“，然而卻斤斤計較，十分吝嗇，酒足飯飽後連吃剩下的幾個鹽豆都揣到懷裏，即使一根用過的禿牙杖也要放到袖子裏。作品以內外對照的手法揭露這些假斯文的酸腐氣，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儒林的醜態。
第四，對生活方麵，它主張樸素節約，反對鋪張。反對日常飲食考究，弄得好吃懶做。反對盛宴待客。反對子女初生時的三朝、滿月、百日、周歲的張筵設戲。反對“嫁娶、葬殯、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過侈”。
第五，對社會風氣方麵，它要求真誠，反對假道學、偽君子。它讚美好讓不爭，謙恭有禮，遇善爭先。它反對嫌貧愛富。它主張與人為善，允許人“改過自新”。它反對爭訟。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徹，把名利心看淡。它極力嘲笑那些“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的沒有學識的人。
第六，它反對過分嚴重的剝削行為，例如無腸國的富戶那樣把在腹中通過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備仆婢下頓之用”，而且還舍不得讓仆婢盡量飽餐，要他們“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總之，李汝珍理想中的社會，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水月，結合一百年來的中國現實來看，有的理想已完全成為現實，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為現實，有的再經過一定歲月可能成為現實。應該承認，凡屬李汝珍的理想，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性，是針對醜提出的真善美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