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節 法庭上的較量
黑社會之花狼迴憶錄（孽海沉浮） 作者：花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由於辦案人員找不到我犯罪的證據，又不甘心放掉我這個犯罪團夥的老大，我被關押了四年多才等到了終審判決結果。剛進看守所時，辦案人員還提審過十幾次，但後來自從逮捕後，幾乎就不再來了。他們是在嚴打的背景下抓的我，導火索是有人告我的弟兄們搶劫賭場。但是，他們挖地三尺，翻箱倒櫃，隻偵察到以下事實：第一，搶劫賭場的事確實存在，但與我無關，我當時和我的小菊正在大酒店作男女之間最美好的事情；第二，我的弟兄們在各家大酒店、大飯店簽單賒賬二百五十八萬多元，但是沒有一張是我簽的名字。不過，辦案人員在我的案卷上特別強調了，簽單的人都是打著我的旗號幹的，而且我還經常參加有關的宴會。
對辦案人員的指控我一點也不擔心，要知道在他們羅列的那些證據裏沒有一條可以證實我有罪。況且，即便那二百五十八萬算在我頭上，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欠債吃飯就像最早的貸款，合情合理合法，能把我怎麽樣。我害怕的是我們的案子有哪位大官激情一來，做出什麽“嚴懲，死刑！”的批示。因為趕上嚴打本來就很倒黴，再加上一支權力的令箭，那不管事實情況怎樣，也不管法律上是怎麽說的，你死定了。
在泰國時，一位律師朋友有一次跟我說，中國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法律隻是給人看的，就是那些給人看的法律也漏洞百出，彈性大不說，模糊表述到處都是，比如說一個“等”字就等於包羅萬象，既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讓你無罪釋放，甚至還有什麽類推，簡直是深文周納。特別是在認定標準上，那就更懸，法律似乎成了橡皮筋，當權者可以隨意拉寬拉長。同樣，在執法上也非常可怕，中國的法律在執行時允許各級執行機關做一定的變更，這樣一項法律從中央到了基層就變成了一人千麵的陌生人，況且中國人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人愛搞運動，似乎沒有運動就等於沒幹工作，隻有搞了運動或什麽活動才能成績斐然，才能升官發財。這些我們理解不了，比如說“嚴打”，執法工作本來就是一項十分嚴肅的工作，什麽時候都要執法如山，國家既然有法律，那就按法律辦事。可中國不，中國經常搞“嚴打”，而且以紅頭文件的形式明確指導思想、活動原則、活動目標、實施辦法等，在活動目標裏，從上倒下都有數字目標，比如要力爭破獲多少起案件，抓多少罪犯，多長時間結束“嚴打”活動。活動結束，更有意思，從下往上逐級總結上報，破獲xx起大案，xx起要案，挽迴xxx萬元經濟損失，追究xxx人刑事責任、xx人給與黨紀、行政處分，使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老百姓拍手稱快……好家夥，還真有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味道，看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影響並不是短期內可以消除的，他已經深入到人的骨髓和靈魂，就像遺傳一樣一代代演變發展著……
前麵說過，從抓我第一天開始，那些辦案人員從來就沒說過我犯了什麽罪，送我進看守所的第一張小單子不倫不類，六十四開紙那麽大，上書：為了安全起見，決定將xxx送往看守所。後來的拘留證、逮捕證，罪名一欄幹脆空著，他們讓我簽字，我拒絕，可是我還是一關就是幾年。被關押一周年的時候，初級人民法院給我開了一次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第七十九條，使用類推製度認定我犯了罪，但是犯的卻是刑法分則上沒有具體罪名的罪，比照教唆罪定為教唆他人強行賒賬罪，並以此判處我有期徒刑三年。判決結果下來後，據說由於判決本身有問題，我被留在看守所服刑。然而，當我被減刑一年，準備第二天就要迴歸自由的時候，法院突然又下來一個通知，讓看守所把我再次關進小號。
三天後，中級法院的法官找上門來重新給我下達了一份起訴，這份起訴和上次的起訴書內容一模一樣，隻是時間從一年前改到了一年後。這一變化讓我大吃一驚，我是一個小人物，不像正處、正縣以上級別的人民公仆，不管罪行大小一審直接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盡量減少錯判、誤判，我一審如果到了中法，那就意味著死刑。按照我國的法律，死刑案件一審由中法審理，二審由高法複核裁定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備案。接起訴書那天，我問中法的法官：“我已經服完刑了，為什麽還要重新審理？”
“我們隻是執行公務，具體原因無可奉告。”戴眼鏡的那個法官傲慢地迴答。
“那麽我想問一下，法律是不是兒戲？”我盡量保持克製。
“你這是什麽意思？你最好給我老實點，在看守所沒有你亂說亂動的權利。”法官冷笑著說道。
“你說什麽也沒用，你先把起訴書看一遍，有什麽意見現在早點說，不要到了法庭上不認賬。”另一個法官提醒我。
“我的看法從來沒有改變過，我沒有犯罪，希望法庭能夠真正做出公正的判決。”我無可奈何迴答。
“你是說，你認為我們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決，對不對？”戴眼鏡的那個法官用不屑一顧的神態看了看我，輕蔑地問道。
“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而是事實告訴我這樣一個結論。我一個無罪的人，前麵判了三年，已經服完了，現在你們又要判我死刑，這難道就是你們給我的公正判決嗎？”嚴打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向來是從嚴、從快，隻要辦案人員認為你不是好人，抓人容易放人難，抓進去就會重判。因此，我這樣說，並不過分。
“你怎麽認為，我們不會在意，要知道你本來就不是好人，你說什麽任何人都不會相信。”戴眼鏡的法官洋洋得意，似乎隻有讓我感到絕望他才高興，才能找到自己的尊嚴和感覺。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不過，我也不會在意，因為你今天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可能明天事情就會落在自己頭上。態度決定一切，你對待別人的態度總有一天會像迴行鏢一樣打在自己身上。”我也哈哈大笑，這種人根本就不是代表國家執行法律，而是把國家法律當成了自己個人的工具。
“好呀，死到臨頭你還嘴硬，那我就成全你。”我看到眼鏡後麵那雙眼已經露出了兇惡的目光。
“你這樣說是什麽意思？我們無緣無仇，我就是犯了法，由國家的法律製裁我，你讓我死你有這樣大的權利嗎？好了，就衝這一點，我請求調換法官。”我說完就站了起來。
這時，另一個法官趕緊從桌子後麵站起來，打圓場說：“ 好了好了，咱們不談這些行不行，又不是我們說了算，公訴人、律師和你本人都可以在法庭上講自己的理由。哎，你請不請律師？”
“請。”我迴答。
“那你打算請誰，我們幫你說一下。”不戴眼鏡的法官說。
“我讓我的朋友請，請一個外國律師、一個中國律師。”我故意嚇唬那個戴眼鏡的家夥。
“別做你的白日夢了，中國律師都不想讓你請，你還想請外國律師？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補充條款，你隻能請我們限定的律師。”那個戴眼鏡的法官就像我的冤家對頭，一言一行都讓人感到不舒服。
“為什麽？聘請律師是我的權利。”我有些生氣地說。
“你們這些人怎麽搞得，總是那麽自私。不讓你請就不讓你請，還問為什麽，這都是有規定的。”那家夥不耐煩地說道。我感覺他的眼鏡很可能是變色鏡。
“是這麽迴事，你的案子涉及到我們國家的法律機密，隻能限定在一定範圍內聘請律師。你看，這上麵說得很清楚。”另一個律師從桌上拿起一本嶄新的《辦案必讀》，翻開幾頁說道。這時，我才注意到上麵還有幾本法律書。
“好家夥，真絕呀，人一被抓起來什麽權利都要打折扣。你們要判我，還讓我請你們指定的律師，我花錢給你們找一個幫手，真有意思。”說到這裏，我猛然腔調一變，嚴厲地說道。“你們這是變相剝奪我請律師的權利，我雖然很無助，但是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我請求更換審判長，對你們剝奪我請律師的權利表示強烈的抗議，因為你們褻瀆神聖的法律、心中沒有法律的尊嚴，我拒絕迴答你們的問題，拒絕開庭！”
說完，我猛地站起來，轉身就向看守所小號走去。
胳膊拗不過大腿。盡管我表示了自己的憤怒，但是依然無法改變自己的處境。幾天後，法官指定的律師就來看守所會見我。律師並不是法律專業出身，也沒有律師資格證，而是一個政治過硬的行政幹部。惟有對我有利的一點是，他認識我的一個朋友，來看守所前還到我家去過。我和律師談了很久，他告訴我，自己檢察院和法院也有朋友，還到律師事務所進行了諮詢，現在結果基本定了，類推定搶劫罪，判死緩，法庭上要注意自己的態度，不然他們生氣了可能會給你加刑，因為有人好大喜功把案子上報給大人物了，首長不問青紅皂白，層層批示：抓典型從嚴懲處，警示教育他人。律師還說，現在是騎著老虎上山，判得太離譜了執法部門擔心由此引發什麽不良後果，判得輕了等於前麵欺騙了高級首長，怎麽都不好交代，況且使用類推條款很麻煩，得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這又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使用類推條款。我沒有指望律師給我在法庭上幫多大的忙，隻是感到有他還可以增加一點心理安慰，比如講講外麵的情況，在我和家人之間起個聯絡橋梁的作用等等。
幾天後，中法在看守所一間大提審室以非公開的方式第二次審理了我的案件。審判長兼審判員就是那個我要求更換的戴眼鏡的家夥，書記員是那天和他作伴的那個法官，兩個人民陪審員穿的也都是法院的製服，這樣合議庭的組成人員都是法院的人，而且審判長本人就是法院的副院長。公訴人同樣很有意思，是平時我在看守所聽說的最壞的家夥，就是那次開庭用電警棍打閃電的那個檢察官。再就是我的律師和一個曾在大酒店當過副總經理的五十多歲的女人。這個女人我不但認識，而且還很熟，她是上海人，資本家出身，家中有十幾個兄弟姐妹，它是最小的一個女孩，姓名的總筆畫數就是她在家中的排行。她的綽號叫母夜叉，找了一個陽萎的男人，那男的比她瘦小很多，人們經常議論，說如果這倆口子反過來正好。可是，天公不作美，偏偏讓他們成了一家，於是，就又發生了一係列奇怪的事情，同齡人家中最少的也有兩個孩子，而且兩個孩子的也大多是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唯獨母夜叉一家隻有一個女孩，女孩矮小，模樣像母夜叉，但眼睛、嘴巴和鼻子卻很像她的一個同事。母夜叉抽煙喝酒很厲害，喜歡和男人們交往。她當副總的時候，主動找我做過一次愛，而且她來了好幾次高潮，高興得哭了。當時，她說：“花人，我給你當情婦行不行，讓你當我們的保安部部長，每月給你兩份獎金。你不知道，我那男人是性無能，這幾年可把我苦壞了。”
我說：“你給我當情婦可以，但我不想到你們酒店當保安部長。”
我雖然口頭上答應了母夜叉的請求，但是我並不想把自己的青春浪費在這個已經絕經的女人身上，況且她長的也不漂亮。後來，她多次給我寫信、打電話，讓我過去，我都婉言謝絕了。甚至在最後一封信中，她說她女兒的對象吹了，她想把她女兒介紹給我，讓我無論如何得過去一趟。這次是我和母夜叉最後一次做愛，她就像一隻發情的母老虎，瘋狂地和我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她叫床、搞花樣，最後跪著求我，讓我每月到她那兒去一次，給我三百塊。不過，她說把她女兒介紹給我，和我一塊開個情侶飯莊，我沒有答應。沒有想到，母夜叉竟因為我不想當她的小白臉，對我產生了極端憎恨心理，在外麵時她就經常說我的壞話，這次我進看守所又落井下石，到法庭上作證說我為賒賬的事要挾過她。
這次開庭共進行了三天的時間，自始至終都充滿了火藥味。第一天，審判長宣讀完法庭組成人員和法庭紀律，問我有什麽要求迴避的沒有。我說：“有，我請求法庭讓證人迴避，她因私人感情問題對我懷有刻骨的仇恨。此外，我請求法庭全程錄音錄像，詳細記錄法庭上每個人的發言，以示公正。”
“你個人的意見我們知道了，法庭認為目前沒有必要讓證人迴避，至於錄音錄像和記錄的事情，那不是你考慮的問題。”審判長的態度雖然沒有改變，但是說話比第一次見我稍微講究了一些。
法庭調查階段，出示的東西不少，有證人證言、各大酒店的賒賬單據。但是，沒有一份東西能證明我與這些事情有關。因為，在我的名下隻有一個娛樂城，裏麵有台球、棋類、撲克、麻將等經營項目，而總經理卻是猴子，我隻和他聯係，手下的小兄弟們能見到我在裏麵轉，但我從來不直接跟他們打交道。而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全是羚羊討債公司的賒帳憑證。羚羊討債公司這個牌子我們雖然用過，但是根本就沒有什麽營業執照，而且牆上的那幾個字早已模糊不清。
上午，審判長感到出示的那些證據沒有什麽說服力，急得隻想抽煙，可是在法庭上這麽嚴肅的場合又不允許抽煙。他掏出一盒紅塔山，拿出一支就準備點，然而當他看到我的你一瞬間，突然想起了什麽，說：“花人，你抽不抽煙？我們抽也讓你抽，你可別到時候說法庭上這麽嚴肅的場合我們抽煙。”
審判長隻是做個樣子，並沒打算給我遞一支煙。於是，我說：“審判長，你那高級香煙還是自己抽吧，我身上有煙。”
“那好，你想抽也可以抽。”他的手很快轉向自己，把煙送到口中。
審判長點上一支紅塔山，我立即點上一支萬寶路，這是朋友讓律師捎來的，給我長了不少麵子。
這時，審判長問公訴人對出示的證據有什麽意見，公訴人說沒有。他又問律師有什麽看法，律師也說沒有。接著，他得意洋洋地大聲說道：“花人，你有沒有意見？”
我知道他想給我下圈套，就謹慎地說：“我尊重律師的意見。”
“這麽說你認罪了？”果然，審判長見縫插針，想用偷梁換柱的把戲誘我上當。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我早就聲明過，我沒有犯罪。”我盡量保持平和的心態。
“花人，你站起來，向後退三步！”審判長變臉就像翻書一樣，開始對我實施突然襲擊。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你這樣對待一個失去自由的人犯是什麽意思？”我感覺自己的血液開始往上湧。
“有這麽多證據證實你有罪，你不認罪，認罪態度不好。你如果認罪，我們可以讓你坐著，你不認罪，那隻好對不起了，你老老實實給我站著！”審判長的醜惡嘴臉終於暴露出來。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送起訴時你就欺負我，我當時請求更換審判長，但是你身為院長以權欺人向上級組織隱瞞事實，想撈取個人政治資本。剛才，在法庭上麵對莊嚴的國徽你有違犯紀律抽煙。現在，在法庭調查階段，你又玩弄騙術，偷梁換柱，軟硬兼施，想逼我認罪。大家都知道，我有沒有罪，並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走完法庭調查、辯論、陳述、合議庭合議的全過程才能下結論。而且，法庭調查階段隻是調查舉證，並不涉及我是否犯罪的問題，可是你居然敢擅自篡改國家的法律，在法庭調查階段逼我認罪。我想當著法庭上所有人的麵問一下，尊敬的審判長先生、院長大人，法庭還沒有審完你怎麽知道我有罪，你現在就下結論，那麽開庭還有什麽意義？你把公訴人、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當成了木偶是不是？對你這種嚴重的不法行為我提出強烈的抗議，從現在起我不再迴答你提出的任何問題，拒絕繼續接受不公平的審理。我尊重國家的法律，但是你沒有資格代表國家的法律。好了，我說完了，我請求退庭。”我已經氣憤到極點，將心裏的話猛地噴射出來。審判長被我的話打蒙了，他兩手劇烈地抖動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我的律師說道：“審判長，我請求暫時休庭。”
這是我和審判長在法庭上的第一次較量，也可以說是他多年官僚作風養成的不良習慣把他自己給害了，可以看出他沒有什麽水平，隻會以權壓人。
下午，準備休庭前審判長突然又問我：“花人，你認不認罪？”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現在是法庭調查階段，我拒絕迴答你這種不尊重法律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氣憤。
“你死到臨頭，還背著牛頭不認帳，法庭都出示了這麽多證據，難道我們是吃飽了撐得沒事幹，在這裏陪你玩的？”審判長強詞奪理地訓我。
審判長的話明白著是在欺負我，讓我傷心難過，於是我再次還擊：“尊敬的人民陪審員、書記員、人民檢察官和我善良的律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上說，我國的刑法的量刑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是，我的案子還沒審理完，在法庭調查階段審判長大人、堂堂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就說我死到臨頭。剛才大家都聽到了，在神聖的法庭上，麵對莊嚴的國徽，我想審判長先生肯定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已經給我判了死刑，大家已經沒有必要坐在這裏辛苦了。我感謝大家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但是現在我已經受不了審判長給我帶來的精神打擊，他不但持先入為主的偏見給我判了死刑，還在法庭上威脅我，我現在頭疼得厲害，我向你們請求迴小號休息一會兒。”
說完，我拖著沉重的大腳鐐猛地向走廊走去，並大喊：“管教，審判長威脅我，說我死到臨頭，我頭疼得很，請求迴小號休息。”
我戴的是一個原始的鐵匠腳鐐，據說這個腳鐐也是審判長讓看守所給我戴的。腳鐐重八公斤半，中間是四個大拇指粗的橢圓形鐵環子，兩端各有一個猙獰的鐵箍，鐵箍笨重結實，但箍眼很小，我一米八多的個子戴上它，裏麵連層布都加不進去，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價。我這樣一走，走廊裏頓時響起哐啷哐啷的聲音，這種聲音就像有靈魂似的，能使犯罪嫌疑人心碎痛苦，能叫善良的人心驚肉跳。
我的律師慌忙追出來，著急地大聲勸我：“花人，冷靜一下，冷靜一下！”
管教也聞聲從值班室跑出來：“怎麽啦，怎麽啦？”
“你問問律師就知道了，這樣欺負人我受不了，既然開庭隻是走過場，讓他判好了。”我心裏非常氣憤，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但是又哭不出來。
當天的開庭就這樣不了了之，據律師後來說，法庭上的人對審判長的做法都很反感，有人委婉地勸他注意方式方法，有人建議他把話留給公訴人說，可他自認為自己職務高水平就高，還是我行我素。律師還說，院長是靠關係提上來的，誰也沒有辦法。
第二天開庭時，審判長有些改變，不過他的行為習慣總是無法掩飾。中午休庭休息時，他在我和律師呆的房間門前不停地走來走去，既像偷聽別人的談話，又像有什麽話想說又不好意思進來。我給律師使了一個眼色，慢慢地走到門口說：“審判長，你是不是有什麽話要說？”
“是呀，花人，我就是有幾句話心裏話想告訴你，不知你想不想聽？”他裝出很和善的樣子說。
“審判長，請進來，請進來。”律師客氣地說道。
審判長真的進來了，他一坐下就說：“花人，我勸你還是認罪，這樣對你自己有好處，你想過沒有，你這次判完刑，將來減刑還是要我們批，我要是不給你批，你就減不成刑。”
“審判長，你就是為了這句話才找我的是不是？如果是這樣，那請你出去，我和律師還有點急事。”審判長說來說去，還是一根筋，勸我認罪服法，我隻好下逐客令。
下午一開庭，審判長就向我發起淩厲攻勢，他說：“現在，我們聽聽證人了解的事實。”
這時，母夜叉瞟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說了起來：“一次，花人他們到我們大酒店吃飯時，他在我辦公室呆了很長時間，我問他是什麽風把他吹來了，他說有人請他吃飯，結果現在我才明白他們是賒賬吃飯，如果不給他們賒賬，他們就會伺機報複，連我也不例外……”
母夜叉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因為她在我的狼牙棒上找到了安慰，嚐到了像吸鴉片一樣的刺激，可我僅僅給了她兩次機會，作為一個女人她恨我情有可原。但是，她在法庭上說些無關痛癢的話企圖報複我，確實太過分了，因為人家想置我於死地，她還不知輕重地添亂子。況且，我從來沒有跟她說過我們賒賬的事，這些事根本用不著我操心。因此，她一講完，我就鄭重地向法庭聲明：“審判長，人民陪審員，開庭前我就說過證人與我有私人矛盾，請求法庭讓她迴避，但是法庭既沒調查我倆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也沒分析她是否了解事實的真相，就讓她以證人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剛才，大家聽了證人的話，他既不了解事實，也證明不了我是否犯罪，相反對我的人格造成了一定的侮辱和傷害。為了避免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傷害，我請求證人自覺迴避，有什麽私人感情問題下去後我們再溝通解決。同時，我也希望法庭及時中止這種不明智的做法。”
“你還知道什麽叫感情？你早知有今天，就不會冷麵無情，你這讓人討厭的壞家夥！”母夜叉似乎怕我當眾講出我倆之間的秘密，比較婉轉地向我舉起了投降牌。
“審判長，證人的這句話，如果是在私人場合我會當場接受並向她表示感謝，但是現在這種情況我不能接受，而且請求立即讓她迴避。”我將計就計，使用分化瓦解戰術，想讓母夜叉知道我對她也是有感情的，如果她聽了我的勸告，將來我會讓她重溫舊夢。
“好了，不用你那麽害怕我。審判長，既然他這麽說，你們繼續開庭，我就走了。”母夜叉驚喜地望了我一眼，走出了法庭。
證人退出法庭後，審判長非常失望，他原本打算利用母夜叉對我的憎恨之情在我心上狠狠地插上一刀，沒想到我化解了他這一招。不久，他就宣布，今天開庭到此結束，明天繼續。
第三天是最激烈的一天，法庭辯護階段，我和律師相互配合把公訴人說得理屈詞窮。公訴人也知道證據不足，隻是象征性地宣讀公訴詞、進行答辯，但從不糾纏第二次。雙方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賒賬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構成犯罪，與搶劫罪有何相似之處。二是羚羊討債公司是否存在，與我存在什麽關係，二百五十八萬賒賬款是否是羚羊公司的債務。三是賒賬這一行為與我有沒有關係，如果有，在賒賬的過程中，我應該擔什麽責任，是刑事責任還是民事責任。結果不言而喻，我和律師大獲全勝，甚至律師還就閃電和我檢舉他人搶劫一事進行了調查，拿到了檢察院和公安部門出具的立功證明。
在個人陳述時，我又乘勝追擊，用六十四頁的個人陳述，講述了自己被關押兩年多來身心所受到的不幸和痛苦，還有第一次判刑、減刑的事，並強烈要求法庭對我作出當庭無罪釋放的公正判決。然而，當天並沒有作出判決。審判長說，改日定期宣判。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小號睡覺，幾個武警來提我，說是公開宣判。他們個個頭戴鋼盔，身上背著手槍套。結果等宣判時，我才知道自己還是被判了死緩，而且審判長在判決中竟無恥地使用了這樣的表述：被告花人雖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實，但認罪態度不好。
死緩這個結果，實際上在我沒開庭之前就傳開了，我的律師知道，所裏的民警知道，武警戰士也知道，我的家人也知道……我真的不明白，既然如此，開庭究竟還有什麽作用，國家的法律講得很好，可為什麽執行起來就變得如此可怕？我不清楚國家的最高政法機關了解不了解這些真實的情況，這
對辦案人員的指控我一點也不擔心，要知道在他們羅列的那些證據裏沒有一條可以證實我有罪。況且，即便那二百五十八萬算在我頭上，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欠債吃飯就像最早的貸款，合情合理合法，能把我怎麽樣。我害怕的是我們的案子有哪位大官激情一來，做出什麽“嚴懲，死刑！”的批示。因為趕上嚴打本來就很倒黴，再加上一支權力的令箭，那不管事實情況怎樣，也不管法律上是怎麽說的，你死定了。
在泰國時，一位律師朋友有一次跟我說，中國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法律隻是給人看的，就是那些給人看的法律也漏洞百出，彈性大不說，模糊表述到處都是，比如說一個“等”字就等於包羅萬象，既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讓你無罪釋放，甚至還有什麽類推，簡直是深文周納。特別是在認定標準上，那就更懸，法律似乎成了橡皮筋，當權者可以隨意拉寬拉長。同樣，在執法上也非常可怕，中國的法律在執行時允許各級執行機關做一定的變更，這樣一項法律從中央到了基層就變成了一人千麵的陌生人，況且中國人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人愛搞運動，似乎沒有運動就等於沒幹工作，隻有搞了運動或什麽活動才能成績斐然，才能升官發財。這些我們理解不了，比如說“嚴打”，執法工作本來就是一項十分嚴肅的工作，什麽時候都要執法如山，國家既然有法律，那就按法律辦事。可中國不，中國經常搞“嚴打”，而且以紅頭文件的形式明確指導思想、活動原則、活動目標、實施辦法等，在活動目標裏，從上倒下都有數字目標，比如要力爭破獲多少起案件，抓多少罪犯，多長時間結束“嚴打”活動。活動結束，更有意思，從下往上逐級總結上報，破獲xx起大案，xx起要案，挽迴xxx萬元經濟損失，追究xxx人刑事責任、xx人給與黨紀、行政處分，使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老百姓拍手稱快……好家夥，還真有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味道，看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影響並不是短期內可以消除的，他已經深入到人的骨髓和靈魂，就像遺傳一樣一代代演變發展著……
前麵說過，從抓我第一天開始，那些辦案人員從來就沒說過我犯了什麽罪，送我進看守所的第一張小單子不倫不類，六十四開紙那麽大，上書：為了安全起見，決定將xxx送往看守所。後來的拘留證、逮捕證，罪名一欄幹脆空著，他們讓我簽字，我拒絕，可是我還是一關就是幾年。被關押一周年的時候，初級人民法院給我開了一次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第七十九條，使用類推製度認定我犯了罪，但是犯的卻是刑法分則上沒有具體罪名的罪，比照教唆罪定為教唆他人強行賒賬罪，並以此判處我有期徒刑三年。判決結果下來後，據說由於判決本身有問題，我被留在看守所服刑。然而，當我被減刑一年，準備第二天就要迴歸自由的時候，法院突然又下來一個通知，讓看守所把我再次關進小號。
三天後，中級法院的法官找上門來重新給我下達了一份起訴，這份起訴和上次的起訴書內容一模一樣，隻是時間從一年前改到了一年後。這一變化讓我大吃一驚，我是一個小人物，不像正處、正縣以上級別的人民公仆，不管罪行大小一審直接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盡量減少錯判、誤判，我一審如果到了中法，那就意味著死刑。按照我國的法律，死刑案件一審由中法審理，二審由高法複核裁定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備案。接起訴書那天，我問中法的法官：“我已經服完刑了，為什麽還要重新審理？”
“我們隻是執行公務，具體原因無可奉告。”戴眼鏡的那個法官傲慢地迴答。
“那麽我想問一下，法律是不是兒戲？”我盡量保持克製。
“你這是什麽意思？你最好給我老實點，在看守所沒有你亂說亂動的權利。”法官冷笑著說道。
“你說什麽也沒用，你先把起訴書看一遍，有什麽意見現在早點說，不要到了法庭上不認賬。”另一個法官提醒我。
“我的看法從來沒有改變過，我沒有犯罪，希望法庭能夠真正做出公正的判決。”我無可奈何迴答。
“你是說，你認為我們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決，對不對？”戴眼鏡的那個法官用不屑一顧的神態看了看我，輕蔑地問道。
“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而是事實告訴我這樣一個結論。我一個無罪的人，前麵判了三年，已經服完了，現在你們又要判我死刑，這難道就是你們給我的公正判決嗎？”嚴打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向來是從嚴、從快，隻要辦案人員認為你不是好人，抓人容易放人難，抓進去就會重判。因此，我這樣說，並不過分。
“你怎麽認為，我們不會在意，要知道你本來就不是好人，你說什麽任何人都不會相信。”戴眼鏡的法官洋洋得意，似乎隻有讓我感到絕望他才高興，才能找到自己的尊嚴和感覺。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不過，我也不會在意，因為你今天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可能明天事情就會落在自己頭上。態度決定一切，你對待別人的態度總有一天會像迴行鏢一樣打在自己身上。”我也哈哈大笑，這種人根本就不是代表國家執行法律，而是把國家法律當成了自己個人的工具。
“好呀，死到臨頭你還嘴硬，那我就成全你。”我看到眼鏡後麵那雙眼已經露出了兇惡的目光。
“你這樣說是什麽意思？我們無緣無仇，我就是犯了法，由國家的法律製裁我，你讓我死你有這樣大的權利嗎？好了，就衝這一點，我請求調換法官。”我說完就站了起來。
這時，另一個法官趕緊從桌子後麵站起來，打圓場說：“ 好了好了，咱們不談這些行不行，又不是我們說了算，公訴人、律師和你本人都可以在法庭上講自己的理由。哎，你請不請律師？”
“請。”我迴答。
“那你打算請誰，我們幫你說一下。”不戴眼鏡的法官說。
“我讓我的朋友請，請一個外國律師、一個中國律師。”我故意嚇唬那個戴眼鏡的家夥。
“別做你的白日夢了，中國律師都不想讓你請，你還想請外國律師？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補充條款，你隻能請我們限定的律師。”那個戴眼鏡的法官就像我的冤家對頭，一言一行都讓人感到不舒服。
“為什麽？聘請律師是我的權利。”我有些生氣地說。
“你們這些人怎麽搞得，總是那麽自私。不讓你請就不讓你請，還問為什麽，這都是有規定的。”那家夥不耐煩地說道。我感覺他的眼鏡很可能是變色鏡。
“是這麽迴事，你的案子涉及到我們國家的法律機密，隻能限定在一定範圍內聘請律師。你看，這上麵說得很清楚。”另一個律師從桌上拿起一本嶄新的《辦案必讀》，翻開幾頁說道。這時，我才注意到上麵還有幾本法律書。
“好家夥，真絕呀，人一被抓起來什麽權利都要打折扣。你們要判我，還讓我請你們指定的律師，我花錢給你們找一個幫手，真有意思。”說到這裏，我猛然腔調一變，嚴厲地說道。“你們這是變相剝奪我請律師的權利，我雖然很無助，但是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我請求更換審判長，對你們剝奪我請律師的權利表示強烈的抗議，因為你們褻瀆神聖的法律、心中沒有法律的尊嚴，我拒絕迴答你們的問題，拒絕開庭！”
說完，我猛地站起來，轉身就向看守所小號走去。
胳膊拗不過大腿。盡管我表示了自己的憤怒，但是依然無法改變自己的處境。幾天後，法官指定的律師就來看守所會見我。律師並不是法律專業出身，也沒有律師資格證，而是一個政治過硬的行政幹部。惟有對我有利的一點是，他認識我的一個朋友，來看守所前還到我家去過。我和律師談了很久，他告訴我，自己檢察院和法院也有朋友，還到律師事務所進行了諮詢，現在結果基本定了，類推定搶劫罪，判死緩，法庭上要注意自己的態度，不然他們生氣了可能會給你加刑，因為有人好大喜功把案子上報給大人物了，首長不問青紅皂白，層層批示：抓典型從嚴懲處，警示教育他人。律師還說，現在是騎著老虎上山，判得太離譜了執法部門擔心由此引發什麽不良後果，判得輕了等於前麵欺騙了高級首長，怎麽都不好交代，況且使用類推條款很麻煩，得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這又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使用類推條款。我沒有指望律師給我在法庭上幫多大的忙，隻是感到有他還可以增加一點心理安慰，比如講講外麵的情況，在我和家人之間起個聯絡橋梁的作用等等。
幾天後，中法在看守所一間大提審室以非公開的方式第二次審理了我的案件。審判長兼審判員就是那個我要求更換的戴眼鏡的家夥，書記員是那天和他作伴的那個法官，兩個人民陪審員穿的也都是法院的製服，這樣合議庭的組成人員都是法院的人，而且審判長本人就是法院的副院長。公訴人同樣很有意思，是平時我在看守所聽說的最壞的家夥，就是那次開庭用電警棍打閃電的那個檢察官。再就是我的律師和一個曾在大酒店當過副總經理的五十多歲的女人。這個女人我不但認識，而且還很熟，她是上海人，資本家出身，家中有十幾個兄弟姐妹，它是最小的一個女孩，姓名的總筆畫數就是她在家中的排行。她的綽號叫母夜叉，找了一個陽萎的男人，那男的比她瘦小很多，人們經常議論，說如果這倆口子反過來正好。可是，天公不作美，偏偏讓他們成了一家，於是，就又發生了一係列奇怪的事情，同齡人家中最少的也有兩個孩子，而且兩個孩子的也大多是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唯獨母夜叉一家隻有一個女孩，女孩矮小，模樣像母夜叉，但眼睛、嘴巴和鼻子卻很像她的一個同事。母夜叉抽煙喝酒很厲害，喜歡和男人們交往。她當副總的時候，主動找我做過一次愛，而且她來了好幾次高潮，高興得哭了。當時，她說：“花人，我給你當情婦行不行，讓你當我們的保安部部長，每月給你兩份獎金。你不知道，我那男人是性無能，這幾年可把我苦壞了。”
我說：“你給我當情婦可以，但我不想到你們酒店當保安部長。”
我雖然口頭上答應了母夜叉的請求，但是我並不想把自己的青春浪費在這個已經絕經的女人身上，況且她長的也不漂亮。後來，她多次給我寫信、打電話，讓我過去，我都婉言謝絕了。甚至在最後一封信中，她說她女兒的對象吹了，她想把她女兒介紹給我，讓我無論如何得過去一趟。這次是我和母夜叉最後一次做愛，她就像一隻發情的母老虎，瘋狂地和我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她叫床、搞花樣，最後跪著求我，讓我每月到她那兒去一次，給我三百塊。不過，她說把她女兒介紹給我，和我一塊開個情侶飯莊，我沒有答應。沒有想到，母夜叉竟因為我不想當她的小白臉，對我產生了極端憎恨心理，在外麵時她就經常說我的壞話，這次我進看守所又落井下石，到法庭上作證說我為賒賬的事要挾過她。
這次開庭共進行了三天的時間，自始至終都充滿了火藥味。第一天，審判長宣讀完法庭組成人員和法庭紀律，問我有什麽要求迴避的沒有。我說：“有，我請求法庭讓證人迴避，她因私人感情問題對我懷有刻骨的仇恨。此外，我請求法庭全程錄音錄像，詳細記錄法庭上每個人的發言，以示公正。”
“你個人的意見我們知道了，法庭認為目前沒有必要讓證人迴避，至於錄音錄像和記錄的事情，那不是你考慮的問題。”審判長的態度雖然沒有改變，但是說話比第一次見我稍微講究了一些。
法庭調查階段，出示的東西不少，有證人證言、各大酒店的賒賬單據。但是，沒有一份東西能證明我與這些事情有關。因為，在我的名下隻有一個娛樂城，裏麵有台球、棋類、撲克、麻將等經營項目，而總經理卻是猴子，我隻和他聯係，手下的小兄弟們能見到我在裏麵轉，但我從來不直接跟他們打交道。而法庭上出示的證據，全是羚羊討債公司的賒帳憑證。羚羊討債公司這個牌子我們雖然用過，但是根本就沒有什麽營業執照，而且牆上的那幾個字早已模糊不清。
上午，審判長感到出示的那些證據沒有什麽說服力，急得隻想抽煙，可是在法庭上這麽嚴肅的場合又不允許抽煙。他掏出一盒紅塔山，拿出一支就準備點，然而當他看到我的你一瞬間，突然想起了什麽，說：“花人，你抽不抽煙？我們抽也讓你抽，你可別到時候說法庭上這麽嚴肅的場合我們抽煙。”
審判長隻是做個樣子，並沒打算給我遞一支煙。於是，我說：“審判長，你那高級香煙還是自己抽吧，我身上有煙。”
“那好，你想抽也可以抽。”他的手很快轉向自己，把煙送到口中。
審判長點上一支紅塔山，我立即點上一支萬寶路，這是朋友讓律師捎來的，給我長了不少麵子。
這時，審判長問公訴人對出示的證據有什麽意見，公訴人說沒有。他又問律師有什麽看法，律師也說沒有。接著，他得意洋洋地大聲說道：“花人，你有沒有意見？”
我知道他想給我下圈套，就謹慎地說：“我尊重律師的意見。”
“這麽說你認罪了？”果然，審判長見縫插針，想用偷梁換柱的把戲誘我上當。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我早就聲明過，我沒有犯罪。”我盡量保持平和的心態。
“花人，你站起來，向後退三步！”審判長變臉就像翻書一樣，開始對我實施突然襲擊。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你這樣對待一個失去自由的人犯是什麽意思？”我感覺自己的血液開始往上湧。
“有這麽多證據證實你有罪，你不認罪，認罪態度不好。你如果認罪，我們可以讓你坐著，你不認罪，那隻好對不起了，你老老實實給我站著！”審判長的醜惡嘴臉終於暴露出來。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送起訴時你就欺負我，我當時請求更換審判長，但是你身為院長以權欺人向上級組織隱瞞事實，想撈取個人政治資本。剛才，在法庭上麵對莊嚴的國徽你有違犯紀律抽煙。現在，在法庭調查階段，你又玩弄騙術，偷梁換柱，軟硬兼施，想逼我認罪。大家都知道，我有沒有罪，並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走完法庭調查、辯論、陳述、合議庭合議的全過程才能下結論。而且，法庭調查階段隻是調查舉證，並不涉及我是否犯罪的問題，可是你居然敢擅自篡改國家的法律，在法庭調查階段逼我認罪。我想當著法庭上所有人的麵問一下，尊敬的審判長先生、院長大人，法庭還沒有審完你怎麽知道我有罪，你現在就下結論，那麽開庭還有什麽意義？你把公訴人、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當成了木偶是不是？對你這種嚴重的不法行為我提出強烈的抗議，從現在起我不再迴答你提出的任何問題，拒絕繼續接受不公平的審理。我尊重國家的法律，但是你沒有資格代表國家的法律。好了，我說完了，我請求退庭。”我已經氣憤到極點，將心裏的話猛地噴射出來。審判長被我的話打蒙了，他兩手劇烈地抖動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我的律師說道：“審判長，我請求暫時休庭。”
這是我和審判長在法庭上的第一次較量，也可以說是他多年官僚作風養成的不良習慣把他自己給害了，可以看出他沒有什麽水平，隻會以權壓人。
下午，準備休庭前審判長突然又問我：“花人，你認不認罪？”
“尊敬的審判長先生，現在是法庭調查階段，我拒絕迴答你這種不尊重法律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氣憤。
“你死到臨頭，還背著牛頭不認帳，法庭都出示了這麽多證據，難道我們是吃飽了撐得沒事幹，在這裏陪你玩的？”審判長強詞奪理地訓我。
審判長的話明白著是在欺負我，讓我傷心難過，於是我再次還擊：“尊敬的人民陪審員、書記員、人民檢察官和我善良的律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上說，我國的刑法的量刑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是，我的案子還沒審理完，在法庭調查階段審判長大人、堂堂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就說我死到臨頭。剛才大家都聽到了，在神聖的法庭上，麵對莊嚴的國徽，我想審判長先生肯定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已經給我判了死刑，大家已經沒有必要坐在這裏辛苦了。我感謝大家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但是現在我已經受不了審判長給我帶來的精神打擊，他不但持先入為主的偏見給我判了死刑，還在法庭上威脅我，我現在頭疼得厲害，我向你們請求迴小號休息一會兒。”
說完，我拖著沉重的大腳鐐猛地向走廊走去，並大喊：“管教，審判長威脅我，說我死到臨頭，我頭疼得很，請求迴小號休息。”
我戴的是一個原始的鐵匠腳鐐，據說這個腳鐐也是審判長讓看守所給我戴的。腳鐐重八公斤半，中間是四個大拇指粗的橢圓形鐵環子，兩端各有一個猙獰的鐵箍，鐵箍笨重結實，但箍眼很小，我一米八多的個子戴上它，裏麵連層布都加不進去，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價。我這樣一走，走廊裏頓時響起哐啷哐啷的聲音，這種聲音就像有靈魂似的，能使犯罪嫌疑人心碎痛苦，能叫善良的人心驚肉跳。
我的律師慌忙追出來，著急地大聲勸我：“花人，冷靜一下，冷靜一下！”
管教也聞聲從值班室跑出來：“怎麽啦，怎麽啦？”
“你問問律師就知道了，這樣欺負人我受不了，既然開庭隻是走過場，讓他判好了。”我心裏非常氣憤，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但是又哭不出來。
當天的開庭就這樣不了了之，據律師後來說，法庭上的人對審判長的做法都很反感，有人委婉地勸他注意方式方法，有人建議他把話留給公訴人說，可他自認為自己職務高水平就高，還是我行我素。律師還說，院長是靠關係提上來的，誰也沒有辦法。
第二天開庭時，審判長有些改變，不過他的行為習慣總是無法掩飾。中午休庭休息時，他在我和律師呆的房間門前不停地走來走去，既像偷聽別人的談話，又像有什麽話想說又不好意思進來。我給律師使了一個眼色，慢慢地走到門口說：“審判長，你是不是有什麽話要說？”
“是呀，花人，我就是有幾句話心裏話想告訴你，不知你想不想聽？”他裝出很和善的樣子說。
“審判長，請進來，請進來。”律師客氣地說道。
審判長真的進來了，他一坐下就說：“花人，我勸你還是認罪，這樣對你自己有好處，你想過沒有，你這次判完刑，將來減刑還是要我們批，我要是不給你批，你就減不成刑。”
“審判長，你就是為了這句話才找我的是不是？如果是這樣，那請你出去，我和律師還有點急事。”審判長說來說去，還是一根筋，勸我認罪服法，我隻好下逐客令。
下午一開庭，審判長就向我發起淩厲攻勢，他說：“現在，我們聽聽證人了解的事實。”
這時，母夜叉瞟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說了起來：“一次，花人他們到我們大酒店吃飯時，他在我辦公室呆了很長時間，我問他是什麽風把他吹來了，他說有人請他吃飯，結果現在我才明白他們是賒賬吃飯，如果不給他們賒賬，他們就會伺機報複，連我也不例外……”
母夜叉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因為她在我的狼牙棒上找到了安慰，嚐到了像吸鴉片一樣的刺激，可我僅僅給了她兩次機會，作為一個女人她恨我情有可原。但是，她在法庭上說些無關痛癢的話企圖報複我，確實太過分了，因為人家想置我於死地，她還不知輕重地添亂子。況且，我從來沒有跟她說過我們賒賬的事，這些事根本用不著我操心。因此，她一講完，我就鄭重地向法庭聲明：“審判長，人民陪審員，開庭前我就說過證人與我有私人矛盾，請求法庭讓她迴避，但是法庭既沒調查我倆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也沒分析她是否了解事實的真相，就讓她以證人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剛才，大家聽了證人的話，他既不了解事實，也證明不了我是否犯罪，相反對我的人格造成了一定的侮辱和傷害。為了避免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傷害，我請求證人自覺迴避，有什麽私人感情問題下去後我們再溝通解決。同時，我也希望法庭及時中止這種不明智的做法。”
“你還知道什麽叫感情？你早知有今天，就不會冷麵無情，你這讓人討厭的壞家夥！”母夜叉似乎怕我當眾講出我倆之間的秘密，比較婉轉地向我舉起了投降牌。
“審判長，證人的這句話，如果是在私人場合我會當場接受並向她表示感謝，但是現在這種情況我不能接受，而且請求立即讓她迴避。”我將計就計，使用分化瓦解戰術，想讓母夜叉知道我對她也是有感情的，如果她聽了我的勸告，將來我會讓她重溫舊夢。
“好了，不用你那麽害怕我。審判長，既然他這麽說，你們繼續開庭，我就走了。”母夜叉驚喜地望了我一眼，走出了法庭。
證人退出法庭後，審判長非常失望，他原本打算利用母夜叉對我的憎恨之情在我心上狠狠地插上一刀，沒想到我化解了他這一招。不久，他就宣布，今天開庭到此結束，明天繼續。
第三天是最激烈的一天，法庭辯護階段，我和律師相互配合把公訴人說得理屈詞窮。公訴人也知道證據不足，隻是象征性地宣讀公訴詞、進行答辯，但從不糾纏第二次。雙方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賒賬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構成犯罪，與搶劫罪有何相似之處。二是羚羊討債公司是否存在，與我存在什麽關係，二百五十八萬賒賬款是否是羚羊公司的債務。三是賒賬這一行為與我有沒有關係，如果有，在賒賬的過程中，我應該擔什麽責任，是刑事責任還是民事責任。結果不言而喻，我和律師大獲全勝，甚至律師還就閃電和我檢舉他人搶劫一事進行了調查，拿到了檢察院和公安部門出具的立功證明。
在個人陳述時，我又乘勝追擊，用六十四頁的個人陳述，講述了自己被關押兩年多來身心所受到的不幸和痛苦，還有第一次判刑、減刑的事，並強烈要求法庭對我作出當庭無罪釋放的公正判決。然而，當天並沒有作出判決。審判長說，改日定期宣判。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小號睡覺，幾個武警來提我，說是公開宣判。他們個個頭戴鋼盔，身上背著手槍套。結果等宣判時，我才知道自己還是被判了死緩，而且審判長在判決中竟無恥地使用了這樣的表述：被告花人雖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實，但認罪態度不好。
死緩這個結果，實際上在我沒開庭之前就傳開了，我的律師知道，所裏的民警知道，武警戰士也知道，我的家人也知道……我真的不明白，既然如此，開庭究竟還有什麽作用，國家的法律講得很好，可為什麽執行起來就變得如此可怕？我不清楚國家的最高政法機關了解不了解這些真實的情況，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