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九歲的小反革命
黑社會之花狼迴憶錄（孽海沉浮） 作者：花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狂風刮起之後，很快一場災難便來臨了。事情首先發生在養父身上，“反革命”、“右派”這兩頂帽子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白天，養父得拚命揮動榔頭打鐵，直到累得筋疲力盡。晚上，他又得胸前掛上大牌子挨批鬥。肉體上的折磨人還能咬一咬牙挺過去，但精神上的痛苦卻無法讓人承受。每天幹完活迴到家中，養父累得一坐下就發抖。吃完晚飯，就被人拉去批鬥。養父脖子上的牌子做得很大，歪歪扭扭地寫著挨批的罪名：現行反革命、舊軍閥、老右派。養父挨批受整，我也不得安寧。每次開批鬥會，都要拉上我們正在上小學的孩子，讓我們批鬥自己的父母，與他們劃清界限。我從小雖然頑皮膽大，但也有強烈的自尊心。每次民兵們喊我，我都不去。然而，胳膊拗不過大腿，我還是被人強拉到會場。
“快喊，打倒康世英，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一個綽號叫“六親不認”的民兵，擰著我的耳朵把握拉到養父跟前。
“我不喊，死也不喊！”我拚命地掙紮，並張口咬他。
“啪啪啪！”六親不認掄起巴掌，朝著我的臉上左右開弓。我頓時眼冒金星，鼻血噴湧而出，臉上也火辣辣地生痛。
“好你個小兔崽子，小反革命，你反了，你！不但不跟你反革命老子劃清界限，還走到一起去啦！”六親不認被人拉開之後，仍大罵不停。
我氣得發瘋，想殺死他。我用袖子擦了一把鼻血，憤怒地罵道：“六親不認，你打人，你才是反革命！”
聽到我的聲音，六親不認像一頭瘋狂的野驢，猛地衝過來，一腳蹬在我的小肚子上。這一腳很厲害，我隻感到腹內一陣鑽心的疼痛，便飛出三米以外。
第二天，學校接到通知，我被定為“小反革命”。當時，學校也變成了瘋狂的世界，揪出了大小十幾個反革命。而我，就是頭號小反革命。就這樣，我一個小學三年級的九歲孩子被人戴上了“小反革命”的高帽子，開始了連成年人都無法忍受的血淚曆程。
自從成了小反革命，我經常挨打挨鬥。學校把我的頭剔成“十”字頭，同學們放學迴家後，讓我掃院子掏廁所。“十”字頭是小反革命的標記，我恨透了這個血淚斑斑的記號。於是，我偷偷地讓別人給我剔成了光頭。我錯誤地認為，頭發光了，小反革命的標記也就不存在了。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小聰明招致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毆打。
一見我剔了光頭，學校革命小組的人傾巢出動，像一群受到侵犯的毒蜂一起向我襲來。他們把我五花大綁，摁在板凳上，又打又罵，一批就是幾個小時。當繩子解開之後，我的胳膊就像長在了另一個位置，鑽心般的疼痛，很久才能從後背上滑落下來。這樣的遭遇決不是學校革命小組一時衝得傑作，而是幾乎每天都有。
批鬥我們小反革命的都是比我們大得多的高年級學生，是初中、高中的紅衛兵。與其說是批鬥會，不如說是一場酷刑。他們想打誰就打誰，想怎麽打就怎麽打，隻要不是當場打死，都是革命有理。因此，我身上到處都是青一塊、紫一塊、腫一塊的傷痕。
養父在單位挨批，我在學校挨鬥，養母嚇得每天連家門都不敢出。每天打掃完學校的衛生，迴到家中時天已經黑了。昏暗的油燈下，養父看見我滿身的傷痕，不停地唉聲歎氣。養母則撫摸著我的傷口，泣不成聲。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許我生下來就是為苦難準備的試驗品，讓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證明世界上實實在在有苦難存在。在學校挨批挨打的時候我很少吭聲，迴到家裏也很少流淚。在朦朧的意識中我已經漸漸懂得，求饒和眼淚改變不了這個世界，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
我們五十團子女學校紅衛兵戰鬥隊的指導員是我們的女班主任，名叫朱海菁，是上海知青。她當時二十五歲左右，腦袋很大，身體賊胖，渾身似塗滿了石灰，白的嚇人，活像一頭跑圈的老母豬。每次學校開批鬥會，她的聲音最大，樣子最兇，喊聲也最刺耳。我們私下都喊她“豬大頭”。當時，革命的大道理那些中學生並不懂，朱大頭說什麽，紅衛兵們就信什麽。而朱大頭的理論也是從別人那裏揀來的，說一千道一萬，實際上歸納起來隻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養父是反革命，順理成章我就是小反革命。
在一塊被批鬥的幾個學生中，我的罪名最多，再加上從不求饒，又是她班上的學生，被朱大頭視為最頑固的小反革命。因此，每次開批鬥會都是以我為中心。我把頭發剃光之後，小反革命的標記沒有了，紅衛兵們揪不上我的頭發氣得咬牙切齒。他們讓我跪在板凳上，使勁摁我的頭，讓我低頭認罪。
跪在板凳上讓人摁頭的滋味很難受。為了減輕一點皮肉之苦，我又想了一個辦法，在頭上抹一層黃油和凡士林，然後戴上帽子。紅衛兵們摁慣了頭，批鬥會一開始便在我的頭上戳來戳去。然而，他們的手一碰到我的頭就打滑，不但使不上勁，有時還差點傷了手指。摁不上我的頭，紅衛兵們惱羞成怒，在朱大頭的指揮下狠狠地揪我的耳朵。我的耳朵火辣辣地痛，可朱大頭卻幸災樂禍地在旁邊大笑大叫：“這條小狼崽子，居然敢對抗革命，我們要把它的耳朵揪成兔子耳朵！”
頭免了皮肉之苦，耳朵卻遭了大罪。為了保護耳朵，我隻好再次求助於黃油和凡士林。第二天，紅衛兵們摁頭打滑，揪耳朵也揪不住，馬上向朱大頭作了匯報。朱大頭把紅衛兵們叫到一邊，低聲耳語了一陣，向我投來一個冷酷的微笑走開了。
朱大頭一走，一場更加猛烈的暴風雨立即降臨到我身上。紅衛兵的巴掌、拳頭、飛腳，劈頭蓋臉地向我打來，我身不由己地摔倒在地上……等我醒來，胸部隱隱作痛，還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經檢查三根肋骨被打斷。這件事在我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我發誓一定要讓他們償還我的血債！
“快喊，打倒康世英，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一個綽號叫“六親不認”的民兵，擰著我的耳朵把握拉到養父跟前。
“我不喊，死也不喊！”我拚命地掙紮，並張口咬他。
“啪啪啪！”六親不認掄起巴掌，朝著我的臉上左右開弓。我頓時眼冒金星，鼻血噴湧而出，臉上也火辣辣地生痛。
“好你個小兔崽子，小反革命，你反了，你！不但不跟你反革命老子劃清界限，還走到一起去啦！”六親不認被人拉開之後，仍大罵不停。
我氣得發瘋，想殺死他。我用袖子擦了一把鼻血，憤怒地罵道：“六親不認，你打人，你才是反革命！”
聽到我的聲音，六親不認像一頭瘋狂的野驢，猛地衝過來，一腳蹬在我的小肚子上。這一腳很厲害，我隻感到腹內一陣鑽心的疼痛，便飛出三米以外。
第二天，學校接到通知，我被定為“小反革命”。當時，學校也變成了瘋狂的世界，揪出了大小十幾個反革命。而我，就是頭號小反革命。就這樣，我一個小學三年級的九歲孩子被人戴上了“小反革命”的高帽子，開始了連成年人都無法忍受的血淚曆程。
自從成了小反革命，我經常挨打挨鬥。學校把我的頭剔成“十”字頭，同學們放學迴家後，讓我掃院子掏廁所。“十”字頭是小反革命的標記，我恨透了這個血淚斑斑的記號。於是，我偷偷地讓別人給我剔成了光頭。我錯誤地認為，頭發光了，小反革命的標記也就不存在了。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小聰明招致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毆打。
一見我剔了光頭，學校革命小組的人傾巢出動，像一群受到侵犯的毒蜂一起向我襲來。他們把我五花大綁，摁在板凳上，又打又罵，一批就是幾個小時。當繩子解開之後，我的胳膊就像長在了另一個位置，鑽心般的疼痛，很久才能從後背上滑落下來。這樣的遭遇決不是學校革命小組一時衝得傑作，而是幾乎每天都有。
批鬥我們小反革命的都是比我們大得多的高年級學生，是初中、高中的紅衛兵。與其說是批鬥會，不如說是一場酷刑。他們想打誰就打誰，想怎麽打就怎麽打，隻要不是當場打死，都是革命有理。因此，我身上到處都是青一塊、紫一塊、腫一塊的傷痕。
養父在單位挨批，我在學校挨鬥，養母嚇得每天連家門都不敢出。每天打掃完學校的衛生，迴到家中時天已經黑了。昏暗的油燈下，養父看見我滿身的傷痕，不停地唉聲歎氣。養母則撫摸著我的傷口，泣不成聲。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許我生下來就是為苦難準備的試驗品，讓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證明世界上實實在在有苦難存在。在學校挨批挨打的時候我很少吭聲，迴到家裏也很少流淚。在朦朧的意識中我已經漸漸懂得，求饒和眼淚改變不了這個世界，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
我們五十團子女學校紅衛兵戰鬥隊的指導員是我們的女班主任，名叫朱海菁，是上海知青。她當時二十五歲左右，腦袋很大，身體賊胖，渾身似塗滿了石灰，白的嚇人，活像一頭跑圈的老母豬。每次學校開批鬥會，她的聲音最大，樣子最兇，喊聲也最刺耳。我們私下都喊她“豬大頭”。當時，革命的大道理那些中學生並不懂，朱大頭說什麽，紅衛兵們就信什麽。而朱大頭的理論也是從別人那裏揀來的，說一千道一萬，實際上歸納起來隻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養父是反革命，順理成章我就是小反革命。
在一塊被批鬥的幾個學生中，我的罪名最多，再加上從不求饒，又是她班上的學生，被朱大頭視為最頑固的小反革命。因此，每次開批鬥會都是以我為中心。我把頭發剃光之後，小反革命的標記沒有了，紅衛兵們揪不上我的頭發氣得咬牙切齒。他們讓我跪在板凳上，使勁摁我的頭，讓我低頭認罪。
跪在板凳上讓人摁頭的滋味很難受。為了減輕一點皮肉之苦，我又想了一個辦法，在頭上抹一層黃油和凡士林，然後戴上帽子。紅衛兵們摁慣了頭，批鬥會一開始便在我的頭上戳來戳去。然而，他們的手一碰到我的頭就打滑，不但使不上勁，有時還差點傷了手指。摁不上我的頭，紅衛兵們惱羞成怒，在朱大頭的指揮下狠狠地揪我的耳朵。我的耳朵火辣辣地痛，可朱大頭卻幸災樂禍地在旁邊大笑大叫：“這條小狼崽子，居然敢對抗革命，我們要把它的耳朵揪成兔子耳朵！”
頭免了皮肉之苦，耳朵卻遭了大罪。為了保護耳朵，我隻好再次求助於黃油和凡士林。第二天，紅衛兵們摁頭打滑，揪耳朵也揪不住，馬上向朱大頭作了匯報。朱大頭把紅衛兵們叫到一邊，低聲耳語了一陣，向我投來一個冷酷的微笑走開了。
朱大頭一走，一場更加猛烈的暴風雨立即降臨到我身上。紅衛兵的巴掌、拳頭、飛腳，劈頭蓋臉地向我打來，我身不由己地摔倒在地上……等我醒來，胸部隱隱作痛，還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經檢查三根肋骨被打斷。這件事在我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我發誓一定要讓他們償還我的血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