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除了少數的例外（如劉宗周之清修刻苦，黃道周之篤學正身），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盡之。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適，於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仆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致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筆記》記：“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個號，娶個小。”第二步是廣營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產，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陸炳當事時，營別宅至十餘所，莊園遍四方。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衣服則由布袍而為綢絹，由淺色而改淡紅。範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隻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他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製，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騌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麥，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餘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明代製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複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別。範濂又記：“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戌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年少貌美者如犀玉奇簪貫發。”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宦漫無分別，而士宦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也。”
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禦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明宣宗曾下敕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妓女被禁後，一變而為小唱，沈德符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實際上這項禁令也隻及於京師居官者，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
冰華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複襲染熏陶，其豔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間其妖冶已極。”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條例，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稱妓則曰老幾，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卷四：“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私家則多蓄聲伎，窮極奢侈，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後人的家伎在當時最負盛名，《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條記：“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為之。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再次則梯仙班……再次則吳郡班……再次則蘇小小班……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阮大铖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為張宗子所稱道。同書卷八記：“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士大夫不但蓄優自娛，譜製劇曲，並能自己度曲，壓倒伶工。沈德符記：“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吳中縉紳則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風氣所趨，使梨園大盛，所演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豪家則延致名優，陳懋仁《泉南雜誌》：“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嬋鬢傳粉，日以為常。”使一向被賤視的伶工，一旦氣焰千丈。優人服節有至千金以上者。
士大夫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顧炎武《日知錄》記：“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甚至有“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縉紳士大夫以縱博為風流，此風漸及民間，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自命清雅一點的則專務搜古董，年輕氣盛、少肯讀書的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老成人物則偽標講學，內行不修。仕宦階級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們的特殊風氣。《小柴桑喃喃錄》卷下說：“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為迂、為疏、為腐，於是一入仕途，則相師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在這情形的社會，謝肇淛說得最妙：“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倡伎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
【摘自：《明史簡述》吳晗\/著北京出版社】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錢以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而然會刻意去謀生活的舒適，於是營居室、樂園亭、侈飲食、備仆從，再進而養優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點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集團人的興趣，使文學、美術、工藝、金石學、戲曲、版本學等部門有了飛躍的進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機會，得了科第時第一步是先娶一個姨太太（以今較昔，他們的黃臉婆還有不致被休的運氣），王崇簡《冬夜筆記》記：“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個號，娶個小。”第二步是廣營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田藝蘅記嚴嵩籍沒時之家產，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間，在北京共一千七百餘間。陸炳當事時，營別宅至十餘所，莊園遍四方。鄭芝龍田園遍閩粵，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
士大夫園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奭齡是萬曆時代人，可見在嘉隆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衣服則由布袍而為綢絹，由淺色而改淡紅。範濂《雲間據目鈔》記雲間風俗，雖然隻是指一個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這種由儉樸而趨奢華的時代趨勢。他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製，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穿絨道袍，暑必用騌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麥，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餘最貧，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明代製定士庶服飾，不許混淆，嘉靖以後，這種規定亦複不能維持，上下群趨時髦，巾履無別。範濂又記：“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戌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年少貌美者如犀玉奇簪貫發。”他又很憤慨地說：“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鑲宦履，與士宦漫無分別，而士宦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也。”
士大夫居官則狎優縱博，退休則廣蓄聲伎，宣德間都禦史劉觀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明宣宗曾下敕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妓女被禁後，一變而為小唱，沈德符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實際上這項禁令也隻及於京師居官者，易代之後，勾欄盛況依然。
冰華梅史有《燕都妓品》序：“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複襲染熏陶，其豔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間其妖冶已極。”所定花榜借用科名條例，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稱妓則曰老幾，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卷四：“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私家則多蓄聲伎，窮極奢侈，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後人的家伎在當時最負盛名，《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條記：“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為之。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再次則梯仙班……再次則吳郡班……再次則蘇小小班……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阮大铖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最為張宗子所稱道。同書卷八記：“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士大夫不但蓄優自娛，譜製劇曲，並能自己度曲，壓倒伶工。沈德符記：“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吳中縉紳則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風氣所趨，使梨園大盛，所演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豪家則延致名優，陳懋仁《泉南雜誌》：“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嬋鬢傳粉，日以為常。”使一向被賤視的伶工，一旦氣焰千丈。優人服節有至千金以上者。
士大夫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顧炎武《日知錄》記：“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甚至有“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縉紳士大夫以縱博為風流，此風漸及民間，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自命清雅一點的則專務搜古董，年輕氣盛、少肯讀書的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老成人物則偽標講學，內行不修。仕宦階級有特殊地位，也自有他們的特殊風氣。《小柴桑喃喃錄》卷下說：“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為迂、為疏、為腐，於是一入仕途，則相師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在這情形的社會，謝肇淛說得最妙：“燕雲隻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倡伎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
【摘自：《明史簡述》吳晗\/著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