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代一樣，元代是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元代家庭中的女性，有妻、妾和婢女之分。妻和妾、婢的身份地位有嚴格的區別。元代上層官僚和官宦家庭，一般都有數量不等的妾和婢女。就是普通地主家庭，男性納妾和使用婢女，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元代文獻中，妻子稱為“正室”，妾稱為“側室”，“如夫人”，或稱“小妻”、“少房”。妾的來源主要有四種。一種是用錢買民間女子，對象大多是貧苦人家的女兒。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適，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這位女子的父親是“名士”範複初，因“父喪家貧”，其母被迫“鬻”女為妾(《輟耕錄》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鄧某用錢二千五百緡(貫)，在揚州買“殊色小鬟”送到京師為妾(《輟耕錄》卷4“不亂附妾”)。中書省刑部的一件文書中說，至元六年(1269)唐太“買到婦人一名喚龍嫂，收為妾，生到小廝一個”，(《元典章》卷42《刑部四諸殺一殺奴婢娼佃弟毆死兄所寵婢》)。元末孔齊的筆記《至正直記》中多處提到“買妾”問題，可見這種現象之普遍(見該書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買妾可謹”等條)。另一種是用錢典雇女子為妾。至元二十九年(1292)監察部門的一件文書中說，“南方愚民，公然受價，將妻典與他人，數年如同夫婦”。“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為夫婦，或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婦人》)。例如，龍興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吳震“雇到蔣梅英為妾”(《元典章》卷19《戶部五田宅家財吳震告爭家財》)。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訂立文書，這在南方是習見不鮮的。第三種是地主強迫佃戶的女兒為妾。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監察部門的一件文書中說，江南富戶對地客(佃戶)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為婢使，或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典雇禁主戶典賣佃戶老小》)。地主娶佃戶女兒為妻是不可能的，隻能為妾或婢。第四種是妓`女從良，男子出錢為妓`女贖身。從良為妾是妓`女一條重要出路，特別是一些色藝出眾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員、富豪的青睞，出錢為之贖身。雜劇《包待製智賺灰闌記》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妓`女張海棠，“姿色盡有，聰明智慧，學得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不通曉”。被財主馬員外看中，娶迴家去為妾(李行道作《元曲選》，1107—1129頁)。以妓為妾，最為人詬病。元末孔齊說：“以妓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閱人多矣，妖冶萬狀，皆親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諺雲：‘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記》卷2“婢妾命名”)陶宗儀說：“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妒寵於主家者，亦日：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不貳者哉!”但是陶宗儀也承認有例外，並舉出三個名妓出嫁後“守節”的例子(《輟耕錄》卷15“妓妾守節”)。
元朝曾專門頒布有關妾的法令。至元十年(1273)正月，“陝西按察司申：先奉條格，定到民間婚姻聘財內一款，‘有妻更娶妻者，雖會赦，猶離之’。欽此。照得州縣人民有年及四十無子，欲圖繼嗣，再娶妻室，雖合聽離，或已有所生，自願者，合無斷罪，聽改為妾”。戶部認為：“有妻更娶，委自願者，聽改為妾。今後若有求娶妾者，許令明立婚書。”戶部的意見得到中書省的批準(《通製條格》卷4《戶令嫁娶》)。此事來自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譚澄的建議。“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世德下衰，婦人以悍妒成俗，己既無子，又以是訐製其夫，將遏製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譚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詔禁有妻娶妾”，顯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誤。根據上述法令，有妻不許再娶妻，四十無子允許娶妾，娶妾必須明立婚約。但有妻不許再娶妻是對漢人說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從元代的實際情況來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漢人、南人一般隻有一妻，但娶妾則不受限製。特別上層權貴和地位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義將軍(從五品)、副萬戶趙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蘇天爵《副萬戶趙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從實際情況來看，男子娶妾特別是權貴和官宦娶妾並沒有年齡的限製，四十無子娶妾是空話，沒有嚴格執行。
男性納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個原因是追求享受，“人之買妾，欲其侍奉之樂也”(《至正直記》卷1“婢妾之戒”)。官僚和富戶往往廣置侍妾，有的取其美貌。有的取其長於歌舞。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這是他們身份地位的一種象征，同時也用以滿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另一原因是娶妻無子，為了生育兒女而有納妾之舉。上述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沈古就是如此。又如，杭州張信，“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得生一子(宋濂《故葉夫人墓碣銘》，《宋文憲公全集》卷25)。汴梁蘭陽人扈鐸，“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元史》卷197《孝友一扈鐸傳》)。還有一些人，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付聘妻的費用，便買妾來建立家庭。東陽(今浙江東陽)儒生吳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為生二子”(宋濂《吳子善墓銘》，《宋文憲公全集》卷42)。錢塘(今杭州)名士吾衍因貧困“年四十未娶”，友人“為買酒家孤女為妾”，組成家庭(《輟耕錄》卷6“吾竹房先生”)。這種情況也是不少的。
妾與妻的地位有嚴格的區別，妻是家庭主婦，妾必須聽從妻的管教、安排。權貴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有的因年輕貌美得到主人的寵愛甚至淩駕在妻之上。但就多數家庭來說，妾要從事各種家務活動，在生活上也必須處處低妻(家庭主婦)一等。衢州(今浙江)祝應升說，他的母親葉氏，“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謹敕，有過無不及焉”。“每子婦進飲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婦應曰：‘然。’始敢下箸”(宋濂《祝母葉氏<阝烏>門阡表》，《宋文憲公全集》卷50)。祝應升這番話語意在表彰其母作為人妾的賢德，卻從一個方麵顯示了妻與妾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上述杭州張信的妻陳氏，另有“側室”葉氏。“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也就是說，妾與妻的關係如同兒媳與婆婆的關係，是不平等的。事實上，妾的地位與婢是相近的。各種記載中常以“婢妾”並提，這是因為妾的大多數和婢一樣都是買來或用錢典雇的，其人身都是歸主人支配的。元朝的法令：“毆傷妾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若有罪而毆，邂逅致死者，不坐。毆妾折傷以上，各減妻罪二等。”至元四年(1267)東平路李定捉獲犯奸妾陳醜兒，毆打致死，官府便以“有罪而毆邂逅致死”為由，判決李寶“不合治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諸殺一因奸殺人打死犯奸妾》)。可見妾連生命都沒有保障。元朝曾頒布法令，娶妾亦要雙方締結婚書(見上引至元十年中書省令)。但這是為了確定妾的身份.並不是說明妾與妻相等。
妻、妾矛盾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齊反對納妾，其理由之一是：“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則妾自相傾危，適足為身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至正直記》卷1“婢妾之戒”)妻妾爭喧，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丈夫寵妾，妻子受氣，因而導致家庭悲劇。“畏吾人伯不花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美貲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不花擲刃以剚，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餓死。婢引兒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錄事司典史陶煜——引者)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伯不花雖遇赦釋免，猶坐黜矣”(鄭元祐《白雲居士陶君墓碣》，《僑吳集》卷12)。更有甚者，“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則是一個人性極端扭曲的例子(《元史》卷187《烏古孫良楨傳》)。雜劇《風雨像生貨郎旦》便以此為主題，劇中開解典庫的李彥和娶妓`女張玉娥為妾，氣死了妻子，家業蕩盡(作者佚名，《元曲選》，1639—1655頁)。另一種是妾遭妻子虐待。華亭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無比。僅有一女，贅謝季初為婿。君實納一妾於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早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其兒亦夭亡(《輟耕錄》卷27“戴氏絕嗣”)。烏程(今浙江)“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王氏將妾之子害死，造成家庭悲劇(黃潘《幹公神道碑》，《金華先生文集》卷27)。“臨洮富民無子，有妾方娠，妻妒而賣之”(蘇天爵《韓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廣平路“民有婦妒妾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乃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
摘自《文史知識》
元代文獻中，妻子稱為“正室”，妾稱為“側室”，“如夫人”，或稱“小妻”、“少房”。妾的來源主要有四種。一種是用錢買民間女子，對象大多是貧苦人家的女兒。例如平江沈古，“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適，為置一年少美貌之妾”。這位女子的父親是“名士”範複初，因“父喪家貧”，其母被迫“鬻”女為妾(《輟耕錄》卷5“嫁故人女”)。又如，“部主事某人”托鄧某用錢二千五百緡(貫)，在揚州買“殊色小鬟”送到京師為妾(《輟耕錄》卷4“不亂附妾”)。中書省刑部的一件文書中說，至元六年(1269)唐太“買到婦人一名喚龍嫂，收為妾，生到小廝一個”，(《元典章》卷42《刑部四諸殺一殺奴婢娼佃弟毆死兄所寵婢》)。元末孔齊的筆記《至正直記》中多處提到“買妾”問題，可見這種現象之普遍(見該書卷1“年老蓄婢妾”、“婢妾之戒”，卷2“買妾可謹”等條)。另一種是用錢典雇女子為妾。至元二十九年(1292)監察部門的一件文書中說，“南方愚民，公然受價，將妻典與他人，數年如同夫婦”。“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為夫婦，或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典雇禁典雇有夫婦人》)。例如，龍興路(路治今江西南昌)吳震“雇到蔣梅英為妾”(《元典章》卷19《戶部五田宅家財吳震告爭家財》)。典雇有一定年限，要訂立文書，這在南方是習見不鮮的。第三種是地主強迫佃戶的女兒為妾。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監察部門的一件文書中說，江南富戶對地客(佃戶)任意科派，“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為婢使，或為妻妾”(《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諸禁禁典雇禁主戶典賣佃戶老小》)。地主娶佃戶女兒為妻是不可能的，隻能為妾或婢。第四種是妓`女從良，男子出錢為妓`女贖身。從良為妾是妓`女一條重要出路，特別是一些色藝出眾的妓`女，很容易博得官員、富豪的青睞，出錢為之贖身。雜劇《包待製智賺灰闌記》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妓`女張海棠，“姿色盡有，聰明智慧，學得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不通曉”。被財主馬員外看中，娶迴家去為妾(李行道作《元曲選》，1107—1129頁)。以妓為妾，最為人詬病。元末孔齊說：“以妓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蓋此輩閱人多矣，妖冶萬狀，皆親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誘子女及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見多矣，未有以妓為妾而不敗者。故諺雲：‘席上不可無，家中不可有。’”(《至正直記》卷2“婢妾命名”)陶宗儀說：“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妒寵於主家者，亦日：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不貳者哉!”但是陶宗儀也承認有例外，並舉出三個名妓出嫁後“守節”的例子(《輟耕錄》卷15“妓妾守節”)。
元朝曾專門頒布有關妾的法令。至元十年(1273)正月，“陝西按察司申：先奉條格，定到民間婚姻聘財內一款，‘有妻更娶妻者，雖會赦，猶離之’。欽此。照得州縣人民有年及四十無子，欲圖繼嗣，再娶妻室，雖合聽離，或已有所生，自願者，合無斷罪，聽改為妾”。戶部認為：“有妻更娶，委自願者，聽改為妾。今後若有求娶妾者，許令明立婚書。”戶部的意見得到中書省的批準(《通製條格》卷4《戶令嫁娶》)。此事來自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譚澄的建議。“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世德下衰，婦人以悍妒成俗，己既無子，又以是訐製其夫，將遏製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姚燧《譚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文中“有詔禁有妻娶妾”，顯然是禁有妻娶妻之誤。根據上述法令，有妻不許再娶妻，四十無子允許娶妾，娶妾必須明立婚約。但有妻不許再娶妻是對漢人說的，蒙古、色目人不在此例。從元代的實際情況來看，蒙古、色目男子可以多妻，而且有妾。漢人、南人一般隻有一妻，但娶妾則不受限製。特別上層權貴和地位較高的官宦，盛行多妾。武義將軍(從五品)、副萬戶趙伯成，“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蘇天爵《副萬戶趙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5)便是一例。從實際情況來看，男子娶妾特別是權貴和官宦娶妾並沒有年齡的限製，四十無子娶妾是空話，沒有嚴格執行。
男性納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個原因是追求享受，“人之買妾，欲其侍奉之樂也”(《至正直記》卷1“婢妾之戒”)。官僚和富戶往往廣置侍妾，有的取其美貌。有的取其長於歌舞。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這是他們身份地位的一種象征，同時也用以滿足其荒淫生活的需要。另一原因是娶妻無子，為了生育兒女而有納妾之舉。上述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沈古就是如此。又如，杭州張信，“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得生一子(宋濂《故葉夫人墓碣銘》，《宋文憲公全集》卷25)。汴梁蘭陽人扈鐸，“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元史》卷197《孝友一扈鐸傳》)。還有一些人，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付聘妻的費用，便買妾來建立家庭。東陽(今浙江東陽)儒生吳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為生二子”(宋濂《吳子善墓銘》，《宋文憲公全集》卷42)。錢塘(今杭州)名士吾衍因貧困“年四十未娶”，友人“為買酒家孤女為妾”，組成家庭(《輟耕錄》卷6“吾竹房先生”)。這種情況也是不少的。
妾與妻的地位有嚴格的區別，妻是家庭主婦，妾必須聽從妻的管教、安排。權貴和一些豪富家庭的妾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有的因年輕貌美得到主人的寵愛甚至淩駕在妻之上。但就多數家庭來說，妾要從事各種家務活動，在生活上也必須處處低妻(家庭主婦)一等。衢州(今浙江)祝應升說，他的母親葉氏，“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謹敕，有過無不及焉”。“每子婦進飲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婦應曰：‘然。’始敢下箸”(宋濂《祝母葉氏<阝烏>門阡表》，《宋文憲公全集》卷50)。祝應升這番話語意在表彰其母作為人妾的賢德，卻從一個方麵顯示了妻與妾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上述杭州張信的妻陳氏，另有“側室”葉氏。“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也就是說，妾與妻的關係如同兒媳與婆婆的關係，是不平等的。事實上，妾的地位與婢是相近的。各種記載中常以“婢妾”並提，這是因為妾的大多數和婢一樣都是買來或用錢典雇的，其人身都是歸主人支配的。元朝的法令：“毆傷妾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若有罪而毆，邂逅致死者，不坐。毆妾折傷以上，各減妻罪二等。”至元四年(1267)東平路李定捉獲犯奸妾陳醜兒，毆打致死，官府便以“有罪而毆邂逅致死”為由，判決李寶“不合治罪”(《元典章》卷42《刑部四諸殺一因奸殺人打死犯奸妾》)。可見妾連生命都沒有保障。元朝曾頒布法令，娶妾亦要雙方締結婚書(見上引至元十年中書省令)。但這是為了確定妾的身份.並不是說明妾與妻相等。
妻、妾矛盾是很普遍的。元末孔齊反對納妾，其理由之一是：“或正室之妒忌，必致爭喧，則家不治。苟正室之不妒，則妾自相傾危，適足為身家之重累，未見其可樂也。”(《至正直記》卷1“婢妾之戒”)妻妾爭喧，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丈夫寵妾，妻子受氣，因而導致家庭悲劇。“畏吾人伯不花與其妻忽刺真自昔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忽都女觀音奴為小妻，貌美貲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不花擲刃以剚，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日少予食，欲俾餓死。婢引兒訴主母枉於官。錄事揮使去，君(錄事司典史陶煜——引者)曰：‘此婢去，三人必俱死。’於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伯不花雖遇赦釋免，猶坐黜矣”(鄭元祐《白雲居士陶君墓碣》，《僑吳集》卷12)。更有甚者，“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則是一個人性極端扭曲的例子(《元史》卷187《烏古孫良楨傳》)。雜劇《風雨像生貨郎旦》便以此為主題，劇中開解典庫的李彥和娶妓`女張玉娥為妾，氣死了妻子，家業蕩盡(作者佚名，《元曲選》，1639—1655頁)。另一種是妾遭妻子虐待。華亭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妒悍無比。僅有一女，贅謝季初為婿。君實納一妾於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早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其兒亦夭亡(《輟耕錄》卷27“戴氏絕嗣”)。烏程(今浙江)“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王氏將妾之子害死，造成家庭悲劇(黃潘《幹公神道碑》，《金華先生文集》卷27)。“臨洮富民無子，有妾方娠，妻妒而賣之”(蘇天爵《韓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2)。廣平路“民有婦妒妾姬，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乃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
摘自《文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