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事物中，從形式上或現象上雖則一度能獲得，但在內容上和本質上卻不一定會獲得。周哲與王亞蘭的情感曆程幾乎就是這樣。
他們雖則有過一段令人消魂的經曆，但他們的情感處於那種傳統的或現在的婚姻關係還相距甚遠，充其量他們隻能算是露水夫妻。雖然他們有過多次彼此的男歡女愛，情篤意切的真情實感，也一度偕攜於許多大小城市，特別在南京，對於王亞蘭來說是她青春史上、愛情史上真正的蜜月之旅，他們流連於夫子廟，蕩舟於秦淮河，登中山陵，進總統府，在豪華的有中央空調的旅館裏出雙入對，盡情享受著愛的甘甜，性的滋潤。
可事實上兩人依然有很厚一層情感隔膜。
作為周哲來說，曾經的的情感是一份珍貴的財產和迴憶，對於他來說，曾愛戀，生活過的寒蘭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任何人也無法替代，他在與王亞蘭在一起的時候，甚至兩人在激烈的性愛過程中，也從沒有他與寒蘭在一起時的心理愉悅和激情湧動。他的心底永遠保留著她的空間，在舊情與新愛之間，他更珍惜和懷念舊情。“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的那種感覺老是縈迴於胸。在機械廠那間臥室裏，也就是有那張黑白像的地方，周哲是無能如何也不會接受王亞蘭的情感的。王亞蘭也明仔，要想入主這間臥室，那無疑是戴盤望月，這裏是那位偉大的姑娘的領地。
當然，王亞蘭也不會就那麽麵麵糊糊，無所作為地與周哲生活於一個傳統的環境中。依賴男人，這對她來說無疑於寄人籬下之可悲。她是個性格比較堅定的人，她決不允許自己的形象在這個她真心摯愛的人麵前受汙損。她曾經非常珍貴地贈送給他一個美麗漂亮會叫爸爸媽媽的洋娃娃，企望在那份傷感的空間裏給他帶來一絲溫情和歡樂，可那個洋娃娃沒多久就被他轉贈給了一個同宿舍樓的小女孩——她喜歡上了這個洋娃娃。而在臥室裏，他曾與寒蘭擁有過的或寒蘭的物件都珍貴地保存著。那個洋娃娃和她的遭遇是一樣的，而寒蘭留給化的物件卻好好地珍藏著，不但珍藏在臥室，而且還珍藏在心中。她曾為此事委曲地哭泣過，他一陣楞怔，明白了過來，隻是緊緊地擁著她，安慰她，可她仍然無法抑止住自己的悲傷，隻有在那一刻，她才麵對這樣一個事實：她那和渴求一份唯一的、真摯的、或者戀情新移的心，有如被刀割的傷口一樣痛楚和無奈。
她更知道，他是一個有事業心和責任感的人，作為丈夫，她相信他會對在她身上和心上所做的一切盡職盡責，但她沒權去剝奪他的戀舊之情，她沒權去窺探、摧毀、更沒權力去埋怨或者訴諸粗行。
在恩愛的激風暴雨之後，夜闌如水，真實的她躺在他身體的一側，享受著幸福的，滿足的真情，而另一側也有人在他懷中繾綣而眠。她激動、她忐忑、她妒嫉、她多麽想說，多麽希望——親愛的，我願我的愛如牡丹，在你身邊燦爛地開放，人生隻是一段飄忽即逝的日子，失去了的東西固然可貴，可真實的情感猶為重要，既然我們有緣重逢和相愛，請讓我們相依相偎地走下去，在新的日子裏，千萬不要輕視牡丹的鮮豔、壯觀、嬌美和豐滿——貧寒而來的富貴會帶來熱烈而美麗的生命之愛。
在如此濃烈的真情實感裏麵，她當然會權衡自己的行為，她己經在前夫那裏嚐到了一個沒有財產和金錢的女人的痛苦滋味，她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必須擁有自己的實力，她也決不會輕易地進入那間臥室，去做一個褒貶兼之的填房。她要擁有實力，正大光明，明媒正娶地嫁給周哲，然而這都需要時間與過程。
鑒於這樣的意誌，也有鑒於她的人生。她暗暗地在一個早晨與周哲不辭而別，開始了她的另一種人生。
她又來到了武漢，在這個近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裏，有數百處大大小小的菜市湯，她選擇了惠明路集貿市場。以前她在這裏做過一段時間的小菜生意，那還是離婚期間的三個月內，並且還結識了鬼精靈似的李燕茹，現在她又迴到了這裏。
她每天清晨提著兩個藍子，在批發市場專揀高檔不高，低檔不低的蔬菜運來市場，如平菇、金針菇、青椒、西紅柿、山藥、香菜、蘆筍，有時還有泥鰍、鱔魚、青蛙和田螺，反正她都選比較時令的，俏銷的品種，而往往這些品種比大路貨更能受到市民的親睞，每斤的利潤也在五毛以上，她在六角亭一條小街裏租了間私房，吃飯就吃在大街上，反正快餐盒飯滿街都是，兩塊錢吃飽，三塊錢吃好，私房隻權且棲身。
一個傍晚，她疲倦地迴到那間隻有四五平米的小房，李燕茹從主人家的台階上縱身一撲，把她嚇了一大跳，兩人緊緊地拉著手。沒容她說什麽，李燕茹拉上她穿過小卷和小街，跨過寬闊的中山路，進入一家裝璜得非常講究的餐館，頗為大度地給點來了一桌子豐盛的酒菜。
王亞蘭驚訝了，這個長得迷人的沒結婚的小妹子，肯定最近大發了。
兩人坐下來，一杯啤酒下肚，李燕茹告訴了她發財的門路，她在武昌火車站前倒賣車票。收入特別可觀，好的時候可以一天淨賺二三百元。
王亞蘭也不是個怕事的主兒，當即拍定要小妹子帶她一把。李燕茹也正好是這個意思，她需要個伴兒，在站前倒賣票證不隻有她一人，多數都是武漢三鎮死乞白賴的小癟三，他們一口的“斑馬斑馬”，見到如花似玉的李燕茹就象蒼蠅見到鮮蛋糕一樣，總想往上沾，她都被他們不知占了多少次便宜，可她不敢聲張，更不敢報警。
姐妹倆幹起了這既違紀又違法的生意。
幾個月下來，運氣也不錯，兩人的手頭都和攢了五位數的存款，她們決定挪挪腳了。一則在武昌車站時間長了，難免會不暴露，二則車站和公安打擊票販子的行動越來越嚴，次數也越來越密，下手越來越重。據票販子對票販子說，東西南北中，發財在廣東。據說廣州的“票販子市場”需求量更大，能賺的錢更多，“安全係數”比武漢的要高。
金秋十月一個普通的日子裏，王亞蘭和李燕茹結伴向南國進軍，作為票販子，他們坐到了最好的臥鋪，列車一聲嘶鳴，開始了她們在南國那片熱土上的人生。
她們隨著如潮的人群，湧出廣州車站。嘩！在偌大的車站廣場上，密密麻麻，如難民一樣滯留著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民工。啊，廣州。你承受著多少金錢崇拜者的崇拜，你給了多少內地人發財致富的夢想，你使許多淘金者在這裏大紅大紫，也使多少人在此兵敗滑鐵盧。
王亞蘭和李燕茹一進入這裏，她們沒來得及尋找旅館和住宿地，就進入了角色：首先熟悉這裏的環境。
人滿為患的售票廳以及同樣萬頭攢動的站前廣場就是她們的“工作”場所，她倆首先來到售票廳。這裏的售票廳不算大也不算小，在三百多個平米裏，已經被人這種動物占滿，要想擠入其間都有點困難。整個售票大廳的空氣被汗水和從民工身上散發出來的體氣所汙染，大廳頂穹的吊風扇在急劇地轉動，四條牆邊還有四架巨大的鼓風機在轟鳴，盡管如此，整個大廳裏仍然是熱浪騰騰，氣溫比室外至少高出五度。在如霧的燈光下，排隊的民工守候在窗口，他們成一條條隊形，後麵的人緊緊摟抱著前麵人的腰身，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稍一鬆開，就會被人流衝散衝斷隊形，每個人（可憐的農民兄弟姐妹），他們從頭發尖到腳板心全都被汗水濕透，身上穿的衣服就猶如一個剛從水塘裏爬上來的人一樣，或者更象落湯雞。在門前有兩張特別高的凳子，上麵坐著也是全身濕透了的保安，他們如鷹一樣的眼睛，時刻用高度緊張的神經，注視著這火藥庫似的、白熱化的、一觸即發的危險場麵。盡管如此，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也時有情況發生，也有人昏倒在大廳。
啊！人啊！一個打工崽隻是從隊形旁向售票窗口縱了縱身，本意可能是望一望售票室內，瞬刻，一支黑色的橡皮棍劈頭蓋臉向“行為不軌”者擊來，把他重重的一棍擊倒在人堆裏，他爬起身來，企圖逃脫這個打擊，瞬間又圍上來兩個保安，黑色的橡皮棍如農婦在河邊捶衣一樣落在他的身上，這個打工崽一霎時就昏死了過去，三個保安如拖一條死狗一樣將他扔出廳外。
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性命和保護公民的所謂合法權益在這裏一概全無，因為他們全都是最低人一等的——農民、農民工。
王亞蘭和李燕茹雖然暗中慶幸這裏對她們今後的“工作”有利，但對這樣的環境她倆都有些不寒而栗。
她們出身在普通的貧民家中，她們現在也是和這些民工一樣前來南國淘金。
打工潮！打工潮！使她們震驚，也使廣州震驚，更使中國的政界震驚：他們要走出家園，他們也必然要走出家園，但，也想堂堂正正地走向未來。
從全國各地南下打工的首選站當然是廣州，廣州火車站的大門對外永遠是敞開的，在下車的人流中，數以萬計的打工仔、打工妹湧向廣州，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的後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農民外出打工，成了路人皆知的黃金路。廣州——是內地人眼中的耶路撒冷。
在廣州火車站的出站口，在出站口的旅客中，大多數是南下的打工仔打工妹。這些人被珠江三角洲消化吸收，也向福建沿海，海南全島及廣西沿海幅射，誰也無法統計南下的民工究竟有多少。
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是滿懷希望而來的。是的，“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在改革開放的大好環境裏，終於滿懷希望地向理想的彼岸大步邁去，盡管他們還不真正明白甚至在此之前還從未意識到這條路的艱辛和將承受到的壓力，也沒充分估量會給自己的人生帶來多少振奮與失落，但是他們來了，勇敢地來了，義無反顧，毫無顧慮地邁出了自家的門檻，湧入到改革開放的巨大潮流之中。中國的宏觀經濟在這段時間裏確實是由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在進行著原始積累，如果沒有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們，真是不敢想家，也不容易過渡到今後的科技密集型的宏觀經濟中去。
他們比周哲輩們更幸運，更偉大，機遇更多，可供選擇的環境和職位更好。建築工地，繁華的商業場地，三資企業的車間，豪華的色情場所，全是他們矯健的身影。當然，前往南國的打工仔打工妹中，不一定全是“下裏巴人”，這其中也有許多民族的精英，中西部的優秀份子而“孔雀東南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數不清的內地城鎮和鄉村的拔尖少女，她們象鬼精靈似的，風采動人如鮮花般嫵媚、漂亮。
王亞蘭和李燕茹就是她們行列中的二員。
在不長的時間裏，她們以對這個行當特殊的敏感和嫻熟的手段，很快在擁擠的人群中占有了立錐之地。正如票販子告訴她倆的一樣，這裏的錢更好賺，而且賺的更多，隻要是車票，隻要能在售票處套購出來，不管硬座還是臥鋪極容易出手。就拿到嶽陽（這是部分湖北人湖南人和重慶人到達的終點站）來說，在窗口一般硬座隻要三十多元一張，但一拿到人群中，立馬就能賣到六七十元，特別俏的時候還能賣到八十多元，那些臥鋪和有空調的票就更不用說了。
她倆合夥在車站附近租了間民房，整天沒日沒夜地活動在票房與車站廣場，收入也成百上千地流入她們那飄逸的裙擺下麵雪白的大腿上——錢紮在長襪和大腿之間。一到晚上，她倆迴到出租屋，撩起裙子，大腿兩側全被百元、五十元的鈔票沾滿，她們把錢取出，算好帳，利潤分好，各自將錢藏在房間，數額超過千數後就活期存入銀行。
廣州是個“三冬無雪，四季常花”的地方，雖則無雪，冬天的氣溫有時也特別冷，一個特別冷的夜晚，也就是“春運”快到還沒到的時候，王亞蘭和李燕茹正在熱氣騰騰的車站兜售票據，突然，她倆的手腕被幾名“旅客”抓住，同時一幅冰冷的手銬銬住了她們，與此同時，車站廣場，售票廳和進站口同時都被冰涼的手銬銬住了二三十名票販子，一時站前周圍及站前大街上警車嘶鳴，警燈閃爍，廣州公安和車站開始了嚴厲打擊票販子的專項行動。
她倆被投進車站公安處的牢房，從她倆的身上搜去了八千多元的贓款，三天後，也是在廣埸進行了公捕公處，這次公捕公外的共有一百多名，其中二十多名被逮捕，其餘的都受到了拘留和罰款等處理。王亞蘭和李燕茹由於作案時間短，而且又不是本地人，沒有惡名聲，她們被處沒收贓款，遣返迴老家。幹警們給她倆辦好了到武昌的車次，押送到車廂，列車載著她倆駛離了廣州。
車到衡陽，她倆趁乘警不備，下了車，旋即座上開往廣西境內的列車，車到黎塘，她們又轉乘迴到了廣東的西部茂名，然而乘坐公共汽車，從粵西再次迴到廣州。她倆藏在出租屋的錢和活期存折還好好地沒丟，裏麵每人都有五位數以上的存款。
票販子這項“工作”不能再幹下去了，她們必須麵對生活新的挑戰。
時間就在那些平凡的、瑣屑的小事之中，邁入了一九八八年。
自從王亞蘭離開周哲以後，他獨來獨往地堅持了一段時間的長途販運，他雖從這些販運中得到了較好的收益，但也感到了疲倦和心灰意懶。
每年的正月初八，他就打點行裝出門，在廣西的幾個辣椒專業鄉，他巳成了固定的出名的營銷戶，他一到產地，就有人接待他，安排他的飲食住宿，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收購最好的鮮貨。在銷售之地，不管大城市還是中等城市，他都有固定的、朋友式的生意經紀人，他的貨一到，這些朋友就張羅著、打點著。他雖然還能賺到一些錢，但對比以前沒原來賺的多，原因是他結識的那些市場朋友把他的利潤分去了不少。他有時大大咧倒，不太象個唯利是圖，滴水不漏的商人。在三峽，臍橙和紅桔的產地，他的知名度更大，每一到那兒，果農就把他當財神爺一樣對待，好吃好喝地款待他。凡一車果子，大約占去一到二戶的產量，這二戶果農總是用山中最高的接待規格——大鍋的鹹肉、大塊的肥肉和紅紅的炭火來招待他。他那容易滿足的虛榮心在這時總是十分愜意，有時還因此酒後吃果農一些貨物上的小虧。
在南京的農貿中心市場，他的名氣也不小，無論是什麽時候到貨，市管員總是給他安排很好的貨倉，那些市埸業務員也和他相處得很投入，原因是每次他總能給他們帶些土特產。在那個市埸，他們的服務方式可說是最安全最盡責最方便的，你交給他們貨，同時交給他們最高批發價和最低批發價，他們總是一件貨不差，一分錢貨款不錯地給你完全銷售，開票收款是由電腦完成的，不存在意外的事故因素，市場也隻取貨主百分之二的費用。
除了生意場上的朋友，他現在也沒有朋友，也不想去結交誰。對於朋友，他巳經在這棵枝青葉茂的大樹上發現了不少病葉和害蟲，他眼中隻見到這棵樹時刻在麵臨著深秋和寒冬。朋友——如果不注重友誼的質量，他寧可終生享受孤獨並讓孤獨去折磨，在他的友誼史上，最為慘重的一刀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給他的，時至今日，這個傷口還在隱隱作痛。
那就選擇酒肉朋友和生意經朋友和生意經朋友吧，盡管這有悖朋友兩個字，他隻是沒有絲毫的心勁！還有女朋友，自從王亞蘭走後，盡管有幾個輕浮的姑娘向他射出過“丘比特神箭”，但他對她們沒有心動，他知道，那些姑娘不是愛上了他，而是愛上了他的口袋。她們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血唇黑眼，甚至穿的特別的“露”和性感，但他看出了那很少的衣裙下麵的虛情假意和水性楊花。他情願把時光用在去散步，爬山，在靜悄悄的野外消磨時光，有時也關起門來看書，睡懶覺。他的身體比原來胖了些許，自從寒蘭去世後，他就沒再幹體力活了，一個從小和青年時代吃苦幹體力活過來的人，一旦停止了那些勞動，飲食又好起來，飽食終日，身體就會奇妙地“發福”。
王亞蘭離開他都一年多了，他一沒收到她的信，也沒有她的消息，仿佛她從人間蒸發了一樣，但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情感應該不是一般的，他很想和她取得聯係，為打探她的消息他找過她娘家的弟妹，但他們也說不出具體的地方，他也就懶得去細找慢尋。倒是他有兩次以陌生人的名義去看望了她的女兒夢倩，給了劉秋生母親幾百元錢，還為夢倩買了不少的冬衣，鞋襪和玩具。
他疲倦了，或者說對長途販運產生了厭倦。“發福”的身體，懶庸的腦殼，對愛情沒有渴望，對金錢失去了熱心，這就是他的現狀，無所謂事業的現狀。他曾經把自己事業的車子拴在一顆星上，可不但沒有升上天空去閃耀，反而掉到了瘟疫橫行、散發著臭氣的沼澤裏。他雖渴望乘著另一艘事業的帆船，穿梭在波穀浪尖中，激烈湧動的浪濤，還有閃著太陽光的水珠，遙遠的水天銜接處那綠草如茵，繁花似錦的大片綠洲。可不知為什麽這麽快他就對這一切感到失望了。
人都有種懶惰性，特別是當他不愁吃穿，手中又有足夠的資金夠他使用，自己沒什麽新的追求時，這種懶惰就從骨子眼裏散發出來。窮人也有他的懶惰性，他反正沒吃沒喝，對生活沒什麽指望，破罐子破摔，倒不如隨遇而安，今朝有酒今朝醉。要想消滅這種惰牲的最好辦法是把這個人推到生活的前沿，讓他們麵對競爭，麵對饑餓和死亡，讓競爭機製和不斷更新的理想充分滲透到每個人的身邊。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對長途販運厭倦之後，開始尋找新的生活出路。
抬望眼，又是金秋。周哲決定徹底放棄長途販運。
一個午後，豔麗的太陽掛上了樹梢，周哲從臥室出來，沿著宿舍區前的小路，上了濱江路，再一拐就上了民主路，當他在民主路與北京路的十字路口，見到他曾經在作案前那次喝醉酒的酒樓閘門緊閉，卷閘門上張貼著一張紅紙，上麵寫著：
公 開 招 租
為了使民主酒樓更好地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發展，繁榮我縣的餐飲行業，使其重振昔日雄風，繼創今朝輝煌。經研究，本酒樓決定對內對外公開招租，有意承租者，請直接到城區街道辦事處洽商。
“瞧，這不是集體產業尋找個體老板嗎？”周哲一個激楞，馬上被這個信息抓住了。不能猶豫！盡管他對餐飲業是個門外漢，但冒險，富於探索的勇氣，麵對競爭而津津樂道的性格，使他決定承租下這幢酒樓。
他噔噔噔的幾步跨上離酒樓不遠的城區街道辦事處的三樓，可人去樓空，主人們都下班走了，他掃興地下得樓來，隻有明天再來了。
時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地方國營企業開始在競爭麵前大麵積的虧損，那些沒有後勁，爹媽沒有保護能力的集體企業，街道企業更是紛紛如“鳥獸散”，它們在改革大潮和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私有經濟和個體戶幾乎快把它們逐出市場。特別是餐飲業，被沿街一夜崛起的小餐館給打得落花流水。象民主酒接，它處在城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本來它是具備很多得天獨厚的環境和條件的。但是就在這個十字路口，以十字路口的安全島為圓心，向四條街延伸一百米為半徑，就有大小不一，裝璜各有特色，店名千奇古怪的餐館不少於二十家。這還不是民主酒樓經營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一百四十萬人口的大縣縣城，人們把到餐館吃飯作為一切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首選，所以客源不是原因。它的主要原因是內部機製上出了問題：一個小小的四層樓的餐館，其營業麵積隻有一二三層共計五百多平米的營業麵積，三樓全部是包間，隻有一二樓為散客廳。可連幹部退體職工在內卻有四十五人，沉重的內部負擔使得企業在參與競爭的過程中，不是被扯住手臂，就是被絆住腳跟。酒樓不管每天有沒有生意，生意多與少，但每天都有兩班職工來上班，兩班共有三十多人，每班由企業招待一頓工作餐，常常這樣的大鍋飯式的工作餐，卻是職工們山吃海喝的時候，（因為他們都是工人，工人就是“主人”）而企業隻象征性地收取每個職工一頓飯五毛錢。還有數不算數的幹部們來此沾點小便宜。當然，有句俗話說，吃不窮，喝不窮，劃算不來一世的窮。可象這種被職工們稱為的“共產黨的企業”，連它的經理也隻是由行政安排來的，又有什麽“劃算”呢？企業領導人今天把這個企業搞垮了，明天就可以屁股一拍，又到別的企業或行政單位去上班。
舊的軌製再也不能使酒樓生存下去，公開招租是它唯一的出路。
承包製在農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為什麽其它行業不借雞生蛋呢？城區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們首先明白了這個理。這幾年，生意興隆的民主酒樓不但沒給辦事處創下一分錢的收益，相反，帳麵上還虧損幾萬元。更為麻煩的是，企業職工把領導們吵得頭暈腦脹，而這些職工又不是什麽正式國家或集體性質的職工，絕大多數是這個書記那個長的三姑四姨五舅子之類的人，盤根錯節的關係有時把辦事處的領導們都搞得焦頭爛額。
參與競爭承包這幢酒樓的共有七人，六人是內部職工，隻有周哲這匹黑馬從外圈殺入。也恰恰是這匹黑馬，使辦事處的領導們暗中決定要招的就是他。
通過五天的唇槍舌戰，周哲終於“力挫群雄”脫穎而出。最後以周哲出價最高，所提條件最少，經濟基礎最好而公正畫押。
合同基本內容是這樣的：酒樓的所有權屬辦事處，但辦事處對酒樓再沒有任何行政與業務上的權利，私人老板周哲每年繳納五萬元承包租金給辦事處，不承擔任何費用（工商、稅費除外）和職工的負擔，理論上該酒樓的職工一個不要，但周哲還是選擇了兩個年輕的廚師和幾個品形端正的服務員，但他們不再隸屬辦事處，而是隸屬私人老板，他有權辭退和任用。承包期為三年，周哲一次性投資五萬元對企業進行改造和修繕，辦事處承擔改造費用的30%，在三年的承包租金中平均扣除，承包期滿後，雙方可協商是續租還是停租，原則上由周哲續租。
可以說，就他而言，一個舊的曆史時期己經結束，一個嶄新的人生曆程開始了。盡管他在最近的時間裏有過許多退縮和懶庸，但我們欣喜地看到，他有一點始終、仍然沒有改變，那就是他還同以往一樣，具有那種艱苦探索與不屈不撓的性格。他仍然精神抖擻地推起了他人生的獨輪互，肩勒車繩，攥緊車把，蹶起屁股，鼓起全身的肌肉，兩眼緊盯著前方，沿著生活的高坡推上去，推上去。
一個月後，周哲承包經營的民主酒樓以嶄新的麵貌在江漢縣城出現。店堂內外裝璜一新，增設了鐳射激光唱盤和卡拉ok設備，餐廳裏刮了仿瓷塗料，桌椅全部油漆一新，用鋁合金玻璃大窗封閉了製膳間，往日餐廳裏都被爐灶上的油煙所汙染，就連高駐於酒樓頂的民主酒樓四個字的招牌，也被自耦調節的霓虹燈新招牌所替代，店名換成了“民主美食康樂酒樓”。
他把四狗和小春請了來，四狗專門負責采買，小春負責吧台和收銀，小春是四狗的媳婦，去年結的婚，她高中畢業後落榜了，文化程度在周家村周姓媳婦中是比較高的，不過沒她故去的嫂子高。他特意還把電大畢業後到海南一家大酒樓打工的小山請了迴來，讓他出任大堂經理和內部管理。
他還用了二千元錢在江漢縣電視台做了廣告，不大的江漢縣城，居然有兩個無線頻道和一個有線頻道，其實三個頻道都屬縣廣播電視局。電視台辦的節目質量確實不敢恭維，一則江漢新聞往往要播出三到四天，再就是沒完沒了的本地廣告和點歌業務，自辦的生活節目無非是告訴觀眾菜要先洗後切，不能切後再洗。被老百姓稱為的“正式片子”主要是播映盜版和複錄的港台言情、武打連續劇，極差的畫
他們雖則有過一段令人消魂的經曆，但他們的情感處於那種傳統的或現在的婚姻關係還相距甚遠，充其量他們隻能算是露水夫妻。雖然他們有過多次彼此的男歡女愛，情篤意切的真情實感，也一度偕攜於許多大小城市，特別在南京，對於王亞蘭來說是她青春史上、愛情史上真正的蜜月之旅，他們流連於夫子廟，蕩舟於秦淮河，登中山陵，進總統府，在豪華的有中央空調的旅館裏出雙入對，盡情享受著愛的甘甜，性的滋潤。
可事實上兩人依然有很厚一層情感隔膜。
作為周哲來說，曾經的的情感是一份珍貴的財產和迴憶，對於他來說，曾愛戀，生活過的寒蘭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任何人也無法替代，他在與王亞蘭在一起的時候，甚至兩人在激烈的性愛過程中，也從沒有他與寒蘭在一起時的心理愉悅和激情湧動。他的心底永遠保留著她的空間，在舊情與新愛之間，他更珍惜和懷念舊情。“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的那種感覺老是縈迴於胸。在機械廠那間臥室裏，也就是有那張黑白像的地方，周哲是無能如何也不會接受王亞蘭的情感的。王亞蘭也明仔，要想入主這間臥室，那無疑是戴盤望月，這裏是那位偉大的姑娘的領地。
當然，王亞蘭也不會就那麽麵麵糊糊，無所作為地與周哲生活於一個傳統的環境中。依賴男人，這對她來說無疑於寄人籬下之可悲。她是個性格比較堅定的人，她決不允許自己的形象在這個她真心摯愛的人麵前受汙損。她曾經非常珍貴地贈送給他一個美麗漂亮會叫爸爸媽媽的洋娃娃，企望在那份傷感的空間裏給他帶來一絲溫情和歡樂，可那個洋娃娃沒多久就被他轉贈給了一個同宿舍樓的小女孩——她喜歡上了這個洋娃娃。而在臥室裏，他曾與寒蘭擁有過的或寒蘭的物件都珍貴地保存著。那個洋娃娃和她的遭遇是一樣的，而寒蘭留給化的物件卻好好地珍藏著，不但珍藏在臥室，而且還珍藏在心中。她曾為此事委曲地哭泣過，他一陣楞怔，明白了過來，隻是緊緊地擁著她，安慰她，可她仍然無法抑止住自己的悲傷，隻有在那一刻，她才麵對這樣一個事實：她那和渴求一份唯一的、真摯的、或者戀情新移的心，有如被刀割的傷口一樣痛楚和無奈。
她更知道，他是一個有事業心和責任感的人，作為丈夫，她相信他會對在她身上和心上所做的一切盡職盡責，但她沒權去剝奪他的戀舊之情，她沒權去窺探、摧毀、更沒權力去埋怨或者訴諸粗行。
在恩愛的激風暴雨之後，夜闌如水，真實的她躺在他身體的一側，享受著幸福的，滿足的真情，而另一側也有人在他懷中繾綣而眠。她激動、她忐忑、她妒嫉、她多麽想說，多麽希望——親愛的，我願我的愛如牡丹，在你身邊燦爛地開放，人生隻是一段飄忽即逝的日子，失去了的東西固然可貴，可真實的情感猶為重要，既然我們有緣重逢和相愛，請讓我們相依相偎地走下去，在新的日子裏，千萬不要輕視牡丹的鮮豔、壯觀、嬌美和豐滿——貧寒而來的富貴會帶來熱烈而美麗的生命之愛。
在如此濃烈的真情實感裏麵，她當然會權衡自己的行為，她己經在前夫那裏嚐到了一個沒有財產和金錢的女人的痛苦滋味，她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必須擁有自己的實力，她也決不會輕易地進入那間臥室，去做一個褒貶兼之的填房。她要擁有實力，正大光明，明媒正娶地嫁給周哲，然而這都需要時間與過程。
鑒於這樣的意誌，也有鑒於她的人生。她暗暗地在一個早晨與周哲不辭而別，開始了她的另一種人生。
她又來到了武漢，在這個近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裏，有數百處大大小小的菜市湯，她選擇了惠明路集貿市場。以前她在這裏做過一段時間的小菜生意，那還是離婚期間的三個月內，並且還結識了鬼精靈似的李燕茹，現在她又迴到了這裏。
她每天清晨提著兩個藍子，在批發市場專揀高檔不高，低檔不低的蔬菜運來市場，如平菇、金針菇、青椒、西紅柿、山藥、香菜、蘆筍，有時還有泥鰍、鱔魚、青蛙和田螺，反正她都選比較時令的，俏銷的品種，而往往這些品種比大路貨更能受到市民的親睞，每斤的利潤也在五毛以上，她在六角亭一條小街裏租了間私房，吃飯就吃在大街上，反正快餐盒飯滿街都是，兩塊錢吃飽，三塊錢吃好，私房隻權且棲身。
一個傍晚，她疲倦地迴到那間隻有四五平米的小房，李燕茹從主人家的台階上縱身一撲，把她嚇了一大跳，兩人緊緊地拉著手。沒容她說什麽，李燕茹拉上她穿過小卷和小街，跨過寬闊的中山路，進入一家裝璜得非常講究的餐館，頗為大度地給點來了一桌子豐盛的酒菜。
王亞蘭驚訝了，這個長得迷人的沒結婚的小妹子，肯定最近大發了。
兩人坐下來，一杯啤酒下肚，李燕茹告訴了她發財的門路，她在武昌火車站前倒賣車票。收入特別可觀，好的時候可以一天淨賺二三百元。
王亞蘭也不是個怕事的主兒，當即拍定要小妹子帶她一把。李燕茹也正好是這個意思，她需要個伴兒，在站前倒賣票證不隻有她一人，多數都是武漢三鎮死乞白賴的小癟三，他們一口的“斑馬斑馬”，見到如花似玉的李燕茹就象蒼蠅見到鮮蛋糕一樣，總想往上沾，她都被他們不知占了多少次便宜，可她不敢聲張，更不敢報警。
姐妹倆幹起了這既違紀又違法的生意。
幾個月下來，運氣也不錯，兩人的手頭都和攢了五位數的存款，她們決定挪挪腳了。一則在武昌車站時間長了，難免會不暴露，二則車站和公安打擊票販子的行動越來越嚴，次數也越來越密，下手越來越重。據票販子對票販子說，東西南北中，發財在廣東。據說廣州的“票販子市場”需求量更大，能賺的錢更多，“安全係數”比武漢的要高。
金秋十月一個普通的日子裏，王亞蘭和李燕茹結伴向南國進軍，作為票販子，他們坐到了最好的臥鋪，列車一聲嘶鳴，開始了她們在南國那片熱土上的人生。
她們隨著如潮的人群，湧出廣州車站。嘩！在偌大的車站廣場上，密密麻麻，如難民一樣滯留著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民工。啊，廣州。你承受著多少金錢崇拜者的崇拜，你給了多少內地人發財致富的夢想，你使許多淘金者在這裏大紅大紫，也使多少人在此兵敗滑鐵盧。
王亞蘭和李燕茹一進入這裏，她們沒來得及尋找旅館和住宿地，就進入了角色：首先熟悉這裏的環境。
人滿為患的售票廳以及同樣萬頭攢動的站前廣場就是她們的“工作”場所，她倆首先來到售票廳。這裏的售票廳不算大也不算小，在三百多個平米裏，已經被人這種動物占滿，要想擠入其間都有點困難。整個售票大廳的空氣被汗水和從民工身上散發出來的體氣所汙染，大廳頂穹的吊風扇在急劇地轉動，四條牆邊還有四架巨大的鼓風機在轟鳴，盡管如此，整個大廳裏仍然是熱浪騰騰，氣溫比室外至少高出五度。在如霧的燈光下，排隊的民工守候在窗口，他們成一條條隊形，後麵的人緊緊摟抱著前麵人的腰身，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稍一鬆開，就會被人流衝散衝斷隊形，每個人（可憐的農民兄弟姐妹），他們從頭發尖到腳板心全都被汗水濕透，身上穿的衣服就猶如一個剛從水塘裏爬上來的人一樣，或者更象落湯雞。在門前有兩張特別高的凳子，上麵坐著也是全身濕透了的保安，他們如鷹一樣的眼睛，時刻用高度緊張的神經，注視著這火藥庫似的、白熱化的、一觸即發的危險場麵。盡管如此，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也時有情況發生，也有人昏倒在大廳。
啊！人啊！一個打工崽隻是從隊形旁向售票窗口縱了縱身，本意可能是望一望售票室內，瞬刻，一支黑色的橡皮棍劈頭蓋臉向“行為不軌”者擊來，把他重重的一棍擊倒在人堆裏，他爬起身來，企圖逃脫這個打擊，瞬間又圍上來兩個保安，黑色的橡皮棍如農婦在河邊捶衣一樣落在他的身上，這個打工崽一霎時就昏死了過去，三個保安如拖一條死狗一樣將他扔出廳外。
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性命和保護公民的所謂合法權益在這裏一概全無，因為他們全都是最低人一等的——農民、農民工。
王亞蘭和李燕茹雖然暗中慶幸這裏對她們今後的“工作”有利，但對這樣的環境她倆都有些不寒而栗。
她們出身在普通的貧民家中，她們現在也是和這些民工一樣前來南國淘金。
打工潮！打工潮！使她們震驚，也使廣州震驚，更使中國的政界震驚：他們要走出家園，他們也必然要走出家園，但，也想堂堂正正地走向未來。
從全國各地南下打工的首選站當然是廣州，廣州火車站的大門對外永遠是敞開的，在下車的人流中，數以萬計的打工仔、打工妹湧向廣州，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的後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農民外出打工，成了路人皆知的黃金路。廣州——是內地人眼中的耶路撒冷。
在廣州火車站的出站口，在出站口的旅客中，大多數是南下的打工仔打工妹。這些人被珠江三角洲消化吸收，也向福建沿海，海南全島及廣西沿海幅射，誰也無法統計南下的民工究竟有多少。
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是滿懷希望而來的。是的，“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在改革開放的大好環境裏，終於滿懷希望地向理想的彼岸大步邁去，盡管他們還不真正明白甚至在此之前還從未意識到這條路的艱辛和將承受到的壓力，也沒充分估量會給自己的人生帶來多少振奮與失落，但是他們來了，勇敢地來了，義無反顧，毫無顧慮地邁出了自家的門檻，湧入到改革開放的巨大潮流之中。中國的宏觀經濟在這段時間裏確實是由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在進行著原始積累，如果沒有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們，真是不敢想家，也不容易過渡到今後的科技密集型的宏觀經濟中去。
他們比周哲輩們更幸運，更偉大，機遇更多，可供選擇的環境和職位更好。建築工地，繁華的商業場地，三資企業的車間，豪華的色情場所，全是他們矯健的身影。當然，前往南國的打工仔打工妹中，不一定全是“下裏巴人”，這其中也有許多民族的精英，中西部的優秀份子而“孔雀東南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數不清的內地城鎮和鄉村的拔尖少女，她們象鬼精靈似的，風采動人如鮮花般嫵媚、漂亮。
王亞蘭和李燕茹就是她們行列中的二員。
在不長的時間裏，她們以對這個行當特殊的敏感和嫻熟的手段，很快在擁擠的人群中占有了立錐之地。正如票販子告訴她倆的一樣，這裏的錢更好賺，而且賺的更多，隻要是車票，隻要能在售票處套購出來，不管硬座還是臥鋪極容易出手。就拿到嶽陽（這是部分湖北人湖南人和重慶人到達的終點站）來說，在窗口一般硬座隻要三十多元一張，但一拿到人群中，立馬就能賣到六七十元，特別俏的時候還能賣到八十多元，那些臥鋪和有空調的票就更不用說了。
她倆合夥在車站附近租了間民房，整天沒日沒夜地活動在票房與車站廣場，收入也成百上千地流入她們那飄逸的裙擺下麵雪白的大腿上——錢紮在長襪和大腿之間。一到晚上，她倆迴到出租屋，撩起裙子，大腿兩側全被百元、五十元的鈔票沾滿，她們把錢取出，算好帳，利潤分好，各自將錢藏在房間，數額超過千數後就活期存入銀行。
廣州是個“三冬無雪，四季常花”的地方，雖則無雪，冬天的氣溫有時也特別冷，一個特別冷的夜晚，也就是“春運”快到還沒到的時候，王亞蘭和李燕茹正在熱氣騰騰的車站兜售票據，突然，她倆的手腕被幾名“旅客”抓住，同時一幅冰冷的手銬銬住了她們，與此同時，車站廣場，售票廳和進站口同時都被冰涼的手銬銬住了二三十名票販子，一時站前周圍及站前大街上警車嘶鳴，警燈閃爍，廣州公安和車站開始了嚴厲打擊票販子的專項行動。
她倆被投進車站公安處的牢房，從她倆的身上搜去了八千多元的贓款，三天後，也是在廣埸進行了公捕公處，這次公捕公外的共有一百多名，其中二十多名被逮捕，其餘的都受到了拘留和罰款等處理。王亞蘭和李燕茹由於作案時間短，而且又不是本地人，沒有惡名聲，她們被處沒收贓款，遣返迴老家。幹警們給她倆辦好了到武昌的車次，押送到車廂，列車載著她倆駛離了廣州。
車到衡陽，她倆趁乘警不備，下了車，旋即座上開往廣西境內的列車，車到黎塘，她們又轉乘迴到了廣東的西部茂名，然而乘坐公共汽車，從粵西再次迴到廣州。她倆藏在出租屋的錢和活期存折還好好地沒丟，裏麵每人都有五位數以上的存款。
票販子這項“工作”不能再幹下去了，她們必須麵對生活新的挑戰。
時間就在那些平凡的、瑣屑的小事之中，邁入了一九八八年。
自從王亞蘭離開周哲以後，他獨來獨往地堅持了一段時間的長途販運，他雖從這些販運中得到了較好的收益，但也感到了疲倦和心灰意懶。
每年的正月初八，他就打點行裝出門，在廣西的幾個辣椒專業鄉，他巳成了固定的出名的營銷戶，他一到產地，就有人接待他，安排他的飲食住宿，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方式收購最好的鮮貨。在銷售之地，不管大城市還是中等城市，他都有固定的、朋友式的生意經紀人，他的貨一到，這些朋友就張羅著、打點著。他雖然還能賺到一些錢，但對比以前沒原來賺的多，原因是他結識的那些市場朋友把他的利潤分去了不少。他有時大大咧倒，不太象個唯利是圖，滴水不漏的商人。在三峽，臍橙和紅桔的產地，他的知名度更大，每一到那兒，果農就把他當財神爺一樣對待，好吃好喝地款待他。凡一車果子，大約占去一到二戶的產量，這二戶果農總是用山中最高的接待規格——大鍋的鹹肉、大塊的肥肉和紅紅的炭火來招待他。他那容易滿足的虛榮心在這時總是十分愜意，有時還因此酒後吃果農一些貨物上的小虧。
在南京的農貿中心市場，他的名氣也不小，無論是什麽時候到貨，市管員總是給他安排很好的貨倉，那些市埸業務員也和他相處得很投入，原因是每次他總能給他們帶些土特產。在那個市埸，他們的服務方式可說是最安全最盡責最方便的，你交給他們貨，同時交給他們最高批發價和最低批發價，他們總是一件貨不差，一分錢貨款不錯地給你完全銷售，開票收款是由電腦完成的，不存在意外的事故因素，市場也隻取貨主百分之二的費用。
除了生意場上的朋友，他現在也沒有朋友，也不想去結交誰。對於朋友，他巳經在這棵枝青葉茂的大樹上發現了不少病葉和害蟲，他眼中隻見到這棵樹時刻在麵臨著深秋和寒冬。朋友——如果不注重友誼的質量，他寧可終生享受孤獨並讓孤獨去折磨，在他的友誼史上，最為慘重的一刀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給他的，時至今日，這個傷口還在隱隱作痛。
那就選擇酒肉朋友和生意經朋友和生意經朋友吧，盡管這有悖朋友兩個字，他隻是沒有絲毫的心勁！還有女朋友，自從王亞蘭走後，盡管有幾個輕浮的姑娘向他射出過“丘比特神箭”，但他對她們沒有心動，他知道，那些姑娘不是愛上了他，而是愛上了他的口袋。她們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血唇黑眼，甚至穿的特別的“露”和性感，但他看出了那很少的衣裙下麵的虛情假意和水性楊花。他情願把時光用在去散步，爬山，在靜悄悄的野外消磨時光，有時也關起門來看書，睡懶覺。他的身體比原來胖了些許，自從寒蘭去世後，他就沒再幹體力活了，一個從小和青年時代吃苦幹體力活過來的人，一旦停止了那些勞動，飲食又好起來，飽食終日，身體就會奇妙地“發福”。
王亞蘭離開他都一年多了，他一沒收到她的信，也沒有她的消息，仿佛她從人間蒸發了一樣，但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情感應該不是一般的，他很想和她取得聯係，為打探她的消息他找過她娘家的弟妹，但他們也說不出具體的地方，他也就懶得去細找慢尋。倒是他有兩次以陌生人的名義去看望了她的女兒夢倩，給了劉秋生母親幾百元錢，還為夢倩買了不少的冬衣，鞋襪和玩具。
他疲倦了，或者說對長途販運產生了厭倦。“發福”的身體，懶庸的腦殼，對愛情沒有渴望，對金錢失去了熱心，這就是他的現狀，無所謂事業的現狀。他曾經把自己事業的車子拴在一顆星上，可不但沒有升上天空去閃耀，反而掉到了瘟疫橫行、散發著臭氣的沼澤裏。他雖渴望乘著另一艘事業的帆船，穿梭在波穀浪尖中，激烈湧動的浪濤，還有閃著太陽光的水珠，遙遠的水天銜接處那綠草如茵，繁花似錦的大片綠洲。可不知為什麽這麽快他就對這一切感到失望了。
人都有種懶惰性，特別是當他不愁吃穿，手中又有足夠的資金夠他使用，自己沒什麽新的追求時，這種懶惰就從骨子眼裏散發出來。窮人也有他的懶惰性，他反正沒吃沒喝，對生活沒什麽指望，破罐子破摔，倒不如隨遇而安，今朝有酒今朝醉。要想消滅這種惰牲的最好辦法是把這個人推到生活的前沿，讓他們麵對競爭，麵對饑餓和死亡，讓競爭機製和不斷更新的理想充分滲透到每個人的身邊。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對長途販運厭倦之後，開始尋找新的生活出路。
抬望眼，又是金秋。周哲決定徹底放棄長途販運。
一個午後，豔麗的太陽掛上了樹梢，周哲從臥室出來，沿著宿舍區前的小路，上了濱江路，再一拐就上了民主路，當他在民主路與北京路的十字路口，見到他曾經在作案前那次喝醉酒的酒樓閘門緊閉，卷閘門上張貼著一張紅紙，上麵寫著：
公 開 招 租
為了使民主酒樓更好地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發展，繁榮我縣的餐飲行業，使其重振昔日雄風，繼創今朝輝煌。經研究，本酒樓決定對內對外公開招租，有意承租者，請直接到城區街道辦事處洽商。
“瞧，這不是集體產業尋找個體老板嗎？”周哲一個激楞，馬上被這個信息抓住了。不能猶豫！盡管他對餐飲業是個門外漢，但冒險，富於探索的勇氣，麵對競爭而津津樂道的性格，使他決定承租下這幢酒樓。
他噔噔噔的幾步跨上離酒樓不遠的城區街道辦事處的三樓，可人去樓空，主人們都下班走了，他掃興地下得樓來，隻有明天再來了。
時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地方國營企業開始在競爭麵前大麵積的虧損，那些沒有後勁，爹媽沒有保護能力的集體企業，街道企業更是紛紛如“鳥獸散”，它們在改革大潮和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私有經濟和個體戶幾乎快把它們逐出市場。特別是餐飲業，被沿街一夜崛起的小餐館給打得落花流水。象民主酒接，它處在城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本來它是具備很多得天獨厚的環境和條件的。但是就在這個十字路口，以十字路口的安全島為圓心，向四條街延伸一百米為半徑，就有大小不一，裝璜各有特色，店名千奇古怪的餐館不少於二十家。這還不是民主酒樓經營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一百四十萬人口的大縣縣城，人們把到餐館吃飯作為一切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首選，所以客源不是原因。它的主要原因是內部機製上出了問題：一個小小的四層樓的餐館，其營業麵積隻有一二三層共計五百多平米的營業麵積，三樓全部是包間，隻有一二樓為散客廳。可連幹部退體職工在內卻有四十五人，沉重的內部負擔使得企業在參與競爭的過程中，不是被扯住手臂，就是被絆住腳跟。酒樓不管每天有沒有生意，生意多與少，但每天都有兩班職工來上班，兩班共有三十多人，每班由企業招待一頓工作餐，常常這樣的大鍋飯式的工作餐，卻是職工們山吃海喝的時候，（因為他們都是工人，工人就是“主人”）而企業隻象征性地收取每個職工一頓飯五毛錢。還有數不算數的幹部們來此沾點小便宜。當然，有句俗話說，吃不窮，喝不窮，劃算不來一世的窮。可象這種被職工們稱為的“共產黨的企業”，連它的經理也隻是由行政安排來的，又有什麽“劃算”呢？企業領導人今天把這個企業搞垮了，明天就可以屁股一拍，又到別的企業或行政單位去上班。
舊的軌製再也不能使酒樓生存下去，公開招租是它唯一的出路。
承包製在農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為什麽其它行業不借雞生蛋呢？城區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們首先明白了這個理。這幾年，生意興隆的民主酒樓不但沒給辦事處創下一分錢的收益，相反，帳麵上還虧損幾萬元。更為麻煩的是，企業職工把領導們吵得頭暈腦脹，而這些職工又不是什麽正式國家或集體性質的職工，絕大多數是這個書記那個長的三姑四姨五舅子之類的人，盤根錯節的關係有時把辦事處的領導們都搞得焦頭爛額。
參與競爭承包這幢酒樓的共有七人，六人是內部職工，隻有周哲這匹黑馬從外圈殺入。也恰恰是這匹黑馬，使辦事處的領導們暗中決定要招的就是他。
通過五天的唇槍舌戰，周哲終於“力挫群雄”脫穎而出。最後以周哲出價最高，所提條件最少，經濟基礎最好而公正畫押。
合同基本內容是這樣的：酒樓的所有權屬辦事處，但辦事處對酒樓再沒有任何行政與業務上的權利，私人老板周哲每年繳納五萬元承包租金給辦事處，不承擔任何費用（工商、稅費除外）和職工的負擔，理論上該酒樓的職工一個不要，但周哲還是選擇了兩個年輕的廚師和幾個品形端正的服務員，但他們不再隸屬辦事處，而是隸屬私人老板，他有權辭退和任用。承包期為三年，周哲一次性投資五萬元對企業進行改造和修繕，辦事處承擔改造費用的30%，在三年的承包租金中平均扣除，承包期滿後，雙方可協商是續租還是停租，原則上由周哲續租。
可以說，就他而言，一個舊的曆史時期己經結束，一個嶄新的人生曆程開始了。盡管他在最近的時間裏有過許多退縮和懶庸，但我們欣喜地看到，他有一點始終、仍然沒有改變，那就是他還同以往一樣，具有那種艱苦探索與不屈不撓的性格。他仍然精神抖擻地推起了他人生的獨輪互，肩勒車繩，攥緊車把，蹶起屁股，鼓起全身的肌肉，兩眼緊盯著前方，沿著生活的高坡推上去，推上去。
一個月後，周哲承包經營的民主酒樓以嶄新的麵貌在江漢縣城出現。店堂內外裝璜一新，增設了鐳射激光唱盤和卡拉ok設備，餐廳裏刮了仿瓷塗料，桌椅全部油漆一新，用鋁合金玻璃大窗封閉了製膳間，往日餐廳裏都被爐灶上的油煙所汙染，就連高駐於酒樓頂的民主酒樓四個字的招牌，也被自耦調節的霓虹燈新招牌所替代，店名換成了“民主美食康樂酒樓”。
他把四狗和小春請了來，四狗專門負責采買，小春負責吧台和收銀，小春是四狗的媳婦，去年結的婚，她高中畢業後落榜了，文化程度在周家村周姓媳婦中是比較高的，不過沒她故去的嫂子高。他特意還把電大畢業後到海南一家大酒樓打工的小山請了迴來，讓他出任大堂經理和內部管理。
他還用了二千元錢在江漢縣電視台做了廣告，不大的江漢縣城，居然有兩個無線頻道和一個有線頻道，其實三個頻道都屬縣廣播電視局。電視台辦的節目質量確實不敢恭維，一則江漢新聞往往要播出三到四天，再就是沒完沒了的本地廣告和點歌業務，自辦的生活節目無非是告訴觀眾菜要先洗後切，不能切後再洗。被老百姓稱為的“正式片子”主要是播映盜版和複錄的港台言情、武打連續劇，極差的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