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諸子百家存在的意義,不過是為了給華夏指明方向,讓一整個華夏地區的人明白未來應該怎麽做。他們的存在,是為華夏服務。所以,他們的存在本身,無法代表華夏。同理,行諸子百家之路,也絕非就是華夏。”蕭文對著李世民說道。


    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蕭文經常在網上聽別人掰扯著什麽華夏民族,是一個文化認同的概念。隻要認同華夏民族的文化,那他就可以加入到華夏民族當中。


    但蕭文是一個極端曆史唯物主義者。


    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唯心主義現象暫且不論,但在曆史發展和社會學當中,他是絕對相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套理論的。


    因此,蕭文並不喜歡文化認同論這種說法。原因自然很簡單,這種理論唯心主義的色彩太濃厚,根本不客官。


    文化認同,其實就是一種對上層建築的認同。因此,在蕭文眼裏,文化認同其實隻是另一種更深層次認同的表現。


    “外臣以為,行諸子百家之路者,不過是行某種更接近道的體現。我稱這種道為華夏之道。”蕭文拿起自己之前購買的玉佩,做了個比方說道:“這個玉佩是碧綠色的,但絕對不是所有碧綠色的東西,都叫做玉佩。”


    “的確。”李世民點點頭,對蕭文的理論也有了一些認同。


    畢竟在自家排家譜的時候,他們家是認了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李耳為祖宗的。在這個國家裏,雖然沒有什麽道家學派的成員,但那些被道家學派視為異端的道教徒,卻還是存在。所以李世民對於道這個概念,自然也不陌生。


    同時,李世民也對蕭文那行諸子百家者不過是近乎於華夏道的一種體現,但行諸子百家者,絕對不能代替近乎於華夏道。


    “那先生……”李世民在猶豫了片刻後,竟然站起身來,對蕭文行拜師之禮。作為一個君王,李世民自然有著很強的眼光。所以他並不以為向蕭文請教是一種恥辱。他問道:“這華夏道,又是什麽?”


    蕭文輕笑,顯然不意外李世民在這瞬間做出的表現。


    曆史唯物主義,在後世可是被一些人稱之為屠龍術的存在。雖然蕭文並不認可這種說法,畢竟這種說法本身,有種把現代哲學和傳統文化裏的糟粕有機結合起來,給人一種新儒家一樣的惡心感覺。


    但他很清楚,曆史唯物主義,如果真要研究下去的話,其中的內容,放到古代絕對會引起軒然大波。


    麵對李世民詢問什麽是華夏之道,作為曆史唯物主義者,蕭文立刻入手,從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角度向皇帝解釋:“所謂華夏之道,其實在很久之前,有一位偉人就已經提出過。他的成就,雖然一直不被儒家所認同。但那些犬儒,卻一直在背地裏,學習著遵循著他的理論。這也讓很多地方的儒家,雖然是儒家,卻把自己整得像儒皮法骨一樣的存在。”


    “儒皮法骨……”雖然在長期的統治中,李世民並沒有直接聽說過這個概念。但他畢竟親身經曆過很多帶著“儒皮法骨”色彩的事情。所以蕭文這麽一說,皇帝就立刻點頭認同。


    對於儒家,蕭文早就見識過這群人的無恥程度。同時,蕭文也不太明白,儒家這層皮在那些人眼裏為什麽這麽重要。


    儒家的人裏麵,往往都會出現一些能夠變通的家夥。因為他們的存在,儒家的適應性幾乎是全世界所有知識學派和宗教中最強的。從孔子創建儒家,到二十一世紀新儒家的興起,幾乎每個時代的儒家,畫風都不太一樣。


    當然,這和蕭文並沒有關係。他給自己套上的學派是雜家,而他自己本身信仰的是曆史唯物主義,所以儒家怎麽樣,都和他沒太大關係。


    他向李世民解釋道:“華夏之道,在於利出一孔。”


    聽到這話,李世民甚至不用像呂雉一樣,依靠身邊博士官的提醒,就想起了這句話是誰說的。


    “沒想到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商鞅。”皇帝對蕭文的言論,忍不住嘖嘖稱奇。


    不過蕭文並沒有在意。他隻是說道:“當年我雜家的屍子,不就是在商君底下做門客嗎?外臣吹捧一下商君,又有何妨?”


    畢竟商鞅在華夏的曆史中,的確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曆史唯物主義當中,普遍強調著一點。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而商鞅,顯然就是一個能讓生產關係最大程度地為生產力發展服務的改革家。


    華夏曆史上搞變法的改革家千千萬,但做到商鞅這種程度的卻不多見。


    不過對於商鞅的評價,蕭文也隻是略微一提。接著,他就說道:“商君的變法,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日,就是因為它的存在,十分符合華夏之道的發展。所以,哪怕是與法家敵對的儒家,也不得不暗地裏模仿商君。”


    “這個商鞅,是一個很刻薄的人。他的一生,始終認為百姓和國家是敵對的。他認為,百姓強大了,君主就弱小了。而君主想要強大,就需要削弱百姓。”李世民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統治經驗的皇帝,從天策府開府至今,已經積累了許多年的經驗。


    因為親身經曆過實踐的原因,他對於商鞅的言論並不敢苟同。


    畢竟在大唐,雖然國家一直十分強勢。但百姓,卻也沒有受到嚴重的剝削。


    相反,大唐的百姓因為國家對於西域的開發,絕大多數人都從中獲取到巨大的紅利。因此,百姓過得十分幸福,而且比起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自由程度上也是一個天一個地。


    因為親身經曆過民間變化的原因,李世民並不認為百姓的富足,自由與幸福,是和國家的強大有著矛盾。


    聽到這話,蕭文笑了笑,說道:“那不過是商君把秦國當年的問題,當做全天下的問題。如果全天下當初都像秦獻公統治的秦國那個模樣,那商鞅的話也不無道理。更何況,陛下如果把百姓,換成民,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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