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決定了對曹操變法的應對態度之後，就趁著章武四年臘月，把他的思路通過正規朝議流程、形成政令。
臘月剩下這點時間，用來完善立法條款差不多夠了，然後就可以趕在新年頒行天下。
當然了，實施這些涉及土地登記和抑製土地兼並的補充變法時，劉備也不忘查漏補缺，一並多借鑒一點這方麵的先進經驗。
跟李素梳理了一個“目前還沒實施，但未來可以考慮”的土地變法大綱草稿。誰讓劉備知道李素對於政治設計總有奇思妙想，遠見非凡。
所以這份大綱草稿裏麵的內容，也不用太嚴謹負責，純粹就是些空想和啟發，都屬於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條件成熟的。
比如，劉備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稅賦政策的理想狀態是“履畝而稅”。
將來若是時機成熟，最好把田賦改為隻與百姓實際擁有土地量掛鉤、而現行人頭稅裏的那部分糧食稅則要剝離出來，從此人頭稅隻征錢（絲織品）和徭役。
那麽，具體將來的田賦該如何界定、該不該按照田地質量區分上田和下田來微調單位麵積理論稅額？
如果未來王朝存續時間久了、土地兼並問題再次惡化後，失地農民重新成為佃戶時，是不是該出台一些保護佃戶、限製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條款？
如果定了這樣的條款，萬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農民瘋狂內卷搶奪租佃機會，自願繳納比朝廷規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稅上限還高的租子，朝廷又該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先腦洞推演一下的，留個草稿以備將來萬一用到。
加上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李素也恰好談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經驗心得。（其實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莊園都不會親自打理，交給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莊園的運作，已經算是比較寬待佃戶和雇農的了，這些做法都可以借鑒。
最後，李素給了劉備幾條大而化之的推演經驗：
首先，政府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規定地主給農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額，這是有好處的。
就好比後世近代幾乎都有減租減息，甚至海峽對岸還有“37.5%減租”的變法，控製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覺得在帝國時代，用法律把這個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農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開還少一成。
如果將來有地主階級違反這個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麵懲戒。隻要大多數地主階層還願意守法，這種懲戒也不至於引起亂子。
而且，終劉備和李素這一生，這操作估計是用不上了，隻要留下備忘錄，將來啟發一下後世子孫即可。
因為這種情況至少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眼下剛剛戰亂將終，人口壓力小，不會內卷到農民瘋狂搶奪租佃權的情況。
同時，李素也啟發性地讓劉備自己想明白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觀調控完全替代市場的自然調節。
如果真到了人口極為稠密的年代，農民非要內卷不可，政府法令規定田租上限是沒用的。
到時候隻會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別的綜合條件去衡量、把田租給誰不租給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政府強行壓住地主隻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會一律按照四成的價位招租，然後再看看農民能給的其他附加條件。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甲乙兩個農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農民更伶俐來事、肯當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給甲，讓乙餓死。
當然了，伶俐來事肯當狗腿，那也是一種本事，甲農民因為本事更多而活下來，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問題繼續惡化，將來地主考量的是“甲乙兩個農民誰的老婆女兒更漂亮，而且願意在付四成地租後再額外把他老婆女兒也給我睡”，來決定租給誰，那就沒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高地租這種事兒，是必須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來保障實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夠，那就得適當尊重市場，給法律開一個雙向選擇的口子。
這個問題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經驗，建議劉備將來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為“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農用地”，然後區別對待。
對於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就嚴格執行政府上文規定的最高地租，哪個地主敢違反，就直接處置。
與此同時，區分了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後，對於農民實在內卷得厲害的地區和時間點，那兒的地主選擇麵實在太大、賣方市場實在強勢，那就允許他們轉為經濟作物莊園嘛！
比如種植茶葉、蠶桑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樣搞租地給佃戶、雇農包銷全種蔬菜的，都可以定義為經濟作物莊園，法律還可以規定這些莊園可以用靈活的地租計算方式。
當然，這個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項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設一條紅線，強行規定地主超額持有的土地裏，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的比例，來保證糧食安全。
如果靈活一點，還可以搞總量控製，在地方上搞配額交易。
這個腦洞開得有點大，很多年內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劉備乍一聽時還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經營模式來舉例。
原來，甄宓之前為了讓長安雒陽周邊的百姓、肯乖乖聽從安排、把全部租種的地皮全部用來種菜，也是給了相當的惠民政策的，還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較隱蔽的征收方式裏，讓農民交租的痛苦感變得隱性一些。
具體是這麽操作的：甄家承諾，隻要雇農把全部租的地拿來種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讓農民白種甄家的田。
還承諾按照五十錢一石菘菜、六十錢一石蘿卜等收購價格，包銷農民的全部收成，農民也承諾所有收成隻能賣給雇主甄家。
最後，甄家還承諾按照三百錢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錢一石麥子/稻穀的平價，賣糧食給農民。
（注：菜價看起來比米價便宜很多，是因為蔬菜的體積產量極高。一畝地種糧食才幾百斤收成，種蘿卜白菜畝產可能有幾千斤。）
這個操作裏麵，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實都隱藏在剪刀差價裏了，沒有直接問佃戶收租，佃戶就心悅誠服，不會感覺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為農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這個地皮並不太稀缺的時代，農民依然肯來租種甄家的田，而不是隻種完自家分到的那點自留地就滿足了。
而稍微懂點現代經濟常識的看官，都不難看出這裏麵甄家的利潤是怎麽確保的：就好比後世農民種菜，田間地頭一斤白菜、蘿卜也就幾毛錢收購價，到了大城市的菜場裏就能賣幾塊錢了。
甄家收購來的菘菜蘿卜，加上運費、腐爛損耗、周轉費用、商稅，最後到長安雒陽這些超大城市的市場裏，成本大約會漲到一百多錢一石，比地頭價翻了一倍多。
但市場零售價能到兩百多錢甚至三百錢，所以算下來還是有一兩倍的純利潤。從這個角度算，甄家的經營行為其實賺走了蔬菜最終售價裏六成的收益，比直接問菜農收高額地租還賺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議劉備考慮這麽立法，自然也是因為李素見識得多了，他知道從古到今，種糧食的利潤都不大，所以種糧食的農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業和農業裏的經濟作物種植，利潤率可以高於種糧食。這種“種植園經濟”的佃戶、雇農對剝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糧農高，事實地租高一點，好歹還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這也是有後世曆史教訓證明的，比如宋朝統治那麽久，最後隻有外敵入寇而亡，卻沒有亡於農民起義。
這裏麵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業發達，手工製造和經濟作物種植也繁榮，吸收了大量勞動力，還盤活了底層。
明朝雖然亡於農民起義了，但明朝最後爆發問題的主要是西北的糧食作物產區，而江南的經濟作物產區和工商業發達地區，底層勞動力還是活得下去的。
可見對於剩餘資本，國家應該往工商業上引導，讓工商業和經濟作物農業吸收赤貧，吸收失地農民，給條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農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於王朝中後期。因為錢這種東西一旦剩下來、形成資本，以華人的天性稟賦是肯定要去想辦法錢生錢的。
如果抑製了工商，這些錢沒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貸就是繼續買地囤房，加劇土地兼並，那危害才大。
把這些沒處去的錢引導到工商業上，就算造成一點實業泡沫，也好過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時候這些錢自相屠滅，傳導不到糧食上。
（注：大蕭條的時候，米國農民也受害了，農產品也暴跌，但那是因為1929年的時候米國農業的金融介入度也過高了，很多米國農民是貸款多買地買農機擴大生產。
如果不允許金融借貸進入糧食生產資料，危機就傳導不到基礎糧食農業上，最多傳導到經濟作物種植。）
所以李素才建議劉備設想如此巧妙的設計：我原則上控製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壓製不住的時候，那也寧可堵不如疏。把這些想要更高剝削收益比例的熱錢，往工商上引，別去禍害囤積土地了。
你去開工場、種棉花桑蠶、甚至隻是種菜、炒大蒜炒大蔥炒生薑炒一切香辛料貿易，也好過熱錢去囤糧田。一定要把過剩資本從糧食生產領域擠出去。
這樣留下了一個在非糧領域有更高的剝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後，對糧田領域的剝削比例上限的嚴格執法，才能切實落地。
到時候遇到違法的地主惡霸，官府依法嚴懲，支持官府的人也會更多。
至少那些開經濟作物種植園瘋狂剝削的地主，不會同情那些囤糧田瘋狂剝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後者被官府打擊時，還會幸災樂禍。
這樣讓世家豪強地主自己分化成兩部分、互相幸災樂禍狗咬狗。讓工商業和經濟作物種植園主去仇恨糧田大地主，朝廷對土地兼並的治理才不至於積重難返。
說到底，核心思想就是一個：解決土地兼並，絕對不能一味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是人口稀缺、需要動員戰爭國力的曆史時期才有效的特有產物。
秦始皇漢武帝那時候要重農抑商，是為了對外戰爭。不打仗了還長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農抑商，逼著過剩的錢沒處去、隻能囤糧田，那是自掘墳墓。
劉備現在當然可以適度重農抑商，而對麵的曹操已經是徹底重農抑商了，但這都是建立在目前瘋狂打仗的社會基礎上的。不打仗了腦子必須切換迴來，創業守業不能用一套思路，不然又是一個秦始皇。
劉備越想越覺得李素補充的那些遠景顧慮實在是非常有價值，仔細把這些全部整理下來，以備將來有用。
在切磋商討的最後，劉備還恰巧跟李素聊起了李素自家的產業近況。
得知李素的家人，之前因為賣菜生意遇到豐年、還得堅持執行包銷契約，所以巨虧了一筆，精神壓力很大，還早產了。
劉備對於李素公私分明、自家生意虧了還堅持遵守合同、寧可虧錢的舉措，也是大加讚賞。
劉備提議道：“賢弟倡導朝廷上下守信，自家首先做了表率，寧可虧錢也要守約，著實可嘉。這也算是在守住朝廷的體麵，朕可撥皇室內帑，安慰一部分賢弟的損失。
這種市義立信的事兒，不能讓賢弟自己擔著嘛，丞相的體麵，也是朝廷體麵的一部分。”
對於劉備臨了的這番示好，李素連忙拒絕了：“陛下多慮了，剛才是臣沒說清楚，其實臣隻是讓家人承諾按約定價全數進貨，目前滯銷了，但還沒虧損呢。
臣讓家人緊急去阿亮家的窯廠定了海量的密封性更好的甕，把賣不出去的都做成‘泡菜’。先試試看能保鮮多久，若是有前途，說不定將來還能在沿海各郡推廣多種，製作泡菜後供給遠航海軍。
反正虧是不會虧的，臣的覺悟還沒高到虧自己的錢為朝廷立信的程度。”
所以，李素根本不存在甄宓擔心的那種“孟嚐君市義”的問題，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虧。
李素既沒必要學孟嚐君，也不屑於學王翦、蕭何。
劉備微微一愣，後續的人心推演倒是沒必要說下去了。伯雅賢弟這麽滴水不漏，連讓人聯想的機會都不給，真是做人穩當啊。
不過，還真別說，李素這麽做確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天劉備跟他的會談結束後沒多久，就在新年之前幾天，就有一些負責諫議的新人納言官，上表彈劾丞相家人“沽恩市義，邀買人心”。
劉備看了彈劾表章之後，簡直忍不住想笑。
臘月剩下這點時間，用來完善立法條款差不多夠了，然後就可以趕在新年頒行天下。
當然了，實施這些涉及土地登記和抑製土地兼並的補充變法時，劉備也不忘查漏補缺，一並多借鑒一點這方麵的先進經驗。
跟李素梳理了一個“目前還沒實施，但未來可以考慮”的土地變法大綱草稿。誰讓劉備知道李素對於政治設計總有奇思妙想，遠見非凡。
所以這份大綱草稿裏麵的內容，也不用太嚴謹負責，純粹就是些空想和啟發，都屬於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條件成熟的。
比如，劉備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稅賦政策的理想狀態是“履畝而稅”。
將來若是時機成熟，最好把田賦改為隻與百姓實際擁有土地量掛鉤、而現行人頭稅裏的那部分糧食稅則要剝離出來，從此人頭稅隻征錢（絲織品）和徭役。
那麽，具體將來的田賦該如何界定、該不該按照田地質量區分上田和下田來微調單位麵積理論稅額？
如果未來王朝存續時間久了、土地兼並問題再次惡化後，失地農民重新成為佃戶時，是不是該出台一些保護佃戶、限製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條款？
如果定了這樣的條款，萬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農民瘋狂內卷搶奪租佃機會，自願繳納比朝廷規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稅上限還高的租子，朝廷又該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先腦洞推演一下的，留個草稿以備將來萬一用到。
加上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李素也恰好談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經驗心得。（其實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莊園都不會親自打理，交給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莊園的運作，已經算是比較寬待佃戶和雇農的了，這些做法都可以借鑒。
最後，李素給了劉備幾條大而化之的推演經驗：
首先，政府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規定地主給農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額，這是有好處的。
就好比後世近代幾乎都有減租減息，甚至海峽對岸還有“37.5%減租”的變法，控製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覺得在帝國時代，用法律把這個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農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開還少一成。
如果將來有地主階級違反這個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麵懲戒。隻要大多數地主階層還願意守法，這種懲戒也不至於引起亂子。
而且，終劉備和李素這一生，這操作估計是用不上了，隻要留下備忘錄，將來啟發一下後世子孫即可。
因為這種情況至少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眼下剛剛戰亂將終，人口壓力小，不會內卷到農民瘋狂搶奪租佃權的情況。
同時，李素也啟發性地讓劉備自己想明白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觀調控完全替代市場的自然調節。
如果真到了人口極為稠密的年代，農民非要內卷不可，政府法令規定田租上限是沒用的。
到時候隻會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別的綜合條件去衡量、把田租給誰不租給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政府強行壓住地主隻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會一律按照四成的價位招租，然後再看看農民能給的其他附加條件。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甲乙兩個農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農民更伶俐來事、肯當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給甲，讓乙餓死。
當然了，伶俐來事肯當狗腿，那也是一種本事，甲農民因為本事更多而活下來，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問題繼續惡化，將來地主考量的是“甲乙兩個農民誰的老婆女兒更漂亮，而且願意在付四成地租後再額外把他老婆女兒也給我睡”，來決定租給誰，那就沒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高地租這種事兒，是必須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來保障實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夠，那就得適當尊重市場，給法律開一個雙向選擇的口子。
這個問題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經驗，建議劉備將來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為“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農用地”，然後區別對待。
對於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就嚴格執行政府上文規定的最高地租，哪個地主敢違反，就直接處置。
與此同時，區分了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後，對於農民實在內卷得厲害的地區和時間點，那兒的地主選擇麵實在太大、賣方市場實在強勢，那就允許他們轉為經濟作物莊園嘛！
比如種植茶葉、蠶桑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樣搞租地給佃戶、雇農包銷全種蔬菜的，都可以定義為經濟作物莊園，法律還可以規定這些莊園可以用靈活的地租計算方式。
當然，這個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項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設一條紅線，強行規定地主超額持有的土地裏，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的比例，來保證糧食安全。
如果靈活一點，還可以搞總量控製，在地方上搞配額交易。
這個腦洞開得有點大，很多年內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劉備乍一聽時還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經營模式來舉例。
原來，甄宓之前為了讓長安雒陽周邊的百姓、肯乖乖聽從安排、把全部租種的地皮全部用來種菜，也是給了相當的惠民政策的，還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較隱蔽的征收方式裏，讓農民交租的痛苦感變得隱性一些。
具體是這麽操作的：甄家承諾，隻要雇農把全部租的地拿來種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讓農民白種甄家的田。
還承諾按照五十錢一石菘菜、六十錢一石蘿卜等收購價格，包銷農民的全部收成，農民也承諾所有收成隻能賣給雇主甄家。
最後，甄家還承諾按照三百錢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錢一石麥子/稻穀的平價，賣糧食給農民。
（注：菜價看起來比米價便宜很多，是因為蔬菜的體積產量極高。一畝地種糧食才幾百斤收成，種蘿卜白菜畝產可能有幾千斤。）
這個操作裏麵，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實都隱藏在剪刀差價裏了，沒有直接問佃戶收租，佃戶就心悅誠服，不會感覺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為農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這個地皮並不太稀缺的時代，農民依然肯來租種甄家的田，而不是隻種完自家分到的那點自留地就滿足了。
而稍微懂點現代經濟常識的看官，都不難看出這裏麵甄家的利潤是怎麽確保的：就好比後世農民種菜，田間地頭一斤白菜、蘿卜也就幾毛錢收購價，到了大城市的菜場裏就能賣幾塊錢了。
甄家收購來的菘菜蘿卜，加上運費、腐爛損耗、周轉費用、商稅，最後到長安雒陽這些超大城市的市場裏，成本大約會漲到一百多錢一石，比地頭價翻了一倍多。
但市場零售價能到兩百多錢甚至三百錢，所以算下來還是有一兩倍的純利潤。從這個角度算，甄家的經營行為其實賺走了蔬菜最終售價裏六成的收益，比直接問菜農收高額地租還賺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議劉備考慮這麽立法，自然也是因為李素見識得多了，他知道從古到今，種糧食的利潤都不大，所以種糧食的農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業和農業裏的經濟作物種植，利潤率可以高於種糧食。這種“種植園經濟”的佃戶、雇農對剝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糧農高，事實地租高一點，好歹還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這也是有後世曆史教訓證明的，比如宋朝統治那麽久，最後隻有外敵入寇而亡，卻沒有亡於農民起義。
這裏麵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業發達，手工製造和經濟作物種植也繁榮，吸收了大量勞動力，還盤活了底層。
明朝雖然亡於農民起義了，但明朝最後爆發問題的主要是西北的糧食作物產區，而江南的經濟作物產區和工商業發達地區，底層勞動力還是活得下去的。
可見對於剩餘資本，國家應該往工商業上引導，讓工商業和經濟作物農業吸收赤貧，吸收失地農民，給條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農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於王朝中後期。因為錢這種東西一旦剩下來、形成資本，以華人的天性稟賦是肯定要去想辦法錢生錢的。
如果抑製了工商，這些錢沒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貸就是繼續買地囤房，加劇土地兼並，那危害才大。
把這些沒處去的錢引導到工商業上，就算造成一點實業泡沫，也好過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時候這些錢自相屠滅，傳導不到糧食上。
（注：大蕭條的時候，米國農民也受害了，農產品也暴跌，但那是因為1929年的時候米國農業的金融介入度也過高了，很多米國農民是貸款多買地買農機擴大生產。
如果不允許金融借貸進入糧食生產資料，危機就傳導不到基礎糧食農業上，最多傳導到經濟作物種植。）
所以李素才建議劉備設想如此巧妙的設計：我原則上控製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壓製不住的時候，那也寧可堵不如疏。把這些想要更高剝削收益比例的熱錢，往工商上引，別去禍害囤積土地了。
你去開工場、種棉花桑蠶、甚至隻是種菜、炒大蒜炒大蔥炒生薑炒一切香辛料貿易，也好過熱錢去囤糧田。一定要把過剩資本從糧食生產領域擠出去。
這樣留下了一個在非糧領域有更高的剝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後，對糧田領域的剝削比例上限的嚴格執法，才能切實落地。
到時候遇到違法的地主惡霸，官府依法嚴懲，支持官府的人也會更多。
至少那些開經濟作物種植園瘋狂剝削的地主，不會同情那些囤糧田瘋狂剝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後者被官府打擊時，還會幸災樂禍。
這樣讓世家豪強地主自己分化成兩部分、互相幸災樂禍狗咬狗。讓工商業和經濟作物種植園主去仇恨糧田大地主，朝廷對土地兼並的治理才不至於積重難返。
說到底，核心思想就是一個：解決土地兼並，絕對不能一味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是人口稀缺、需要動員戰爭國力的曆史時期才有效的特有產物。
秦始皇漢武帝那時候要重農抑商，是為了對外戰爭。不打仗了還長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農抑商，逼著過剩的錢沒處去、隻能囤糧田，那是自掘墳墓。
劉備現在當然可以適度重農抑商，而對麵的曹操已經是徹底重農抑商了，但這都是建立在目前瘋狂打仗的社會基礎上的。不打仗了腦子必須切換迴來，創業守業不能用一套思路，不然又是一個秦始皇。
劉備越想越覺得李素補充的那些遠景顧慮實在是非常有價值，仔細把這些全部整理下來，以備將來有用。
在切磋商討的最後，劉備還恰巧跟李素聊起了李素自家的產業近況。
得知李素的家人，之前因為賣菜生意遇到豐年、還得堅持執行包銷契約，所以巨虧了一筆，精神壓力很大，還早產了。
劉備對於李素公私分明、自家生意虧了還堅持遵守合同、寧可虧錢的舉措，也是大加讚賞。
劉備提議道：“賢弟倡導朝廷上下守信，自家首先做了表率，寧可虧錢也要守約，著實可嘉。這也算是在守住朝廷的體麵，朕可撥皇室內帑，安慰一部分賢弟的損失。
這種市義立信的事兒，不能讓賢弟自己擔著嘛，丞相的體麵，也是朝廷體麵的一部分。”
對於劉備臨了的這番示好，李素連忙拒絕了：“陛下多慮了，剛才是臣沒說清楚，其實臣隻是讓家人承諾按約定價全數進貨，目前滯銷了，但還沒虧損呢。
臣讓家人緊急去阿亮家的窯廠定了海量的密封性更好的甕，把賣不出去的都做成‘泡菜’。先試試看能保鮮多久，若是有前途，說不定將來還能在沿海各郡推廣多種，製作泡菜後供給遠航海軍。
反正虧是不會虧的，臣的覺悟還沒高到虧自己的錢為朝廷立信的程度。”
所以，李素根本不存在甄宓擔心的那種“孟嚐君市義”的問題，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虧。
李素既沒必要學孟嚐君，也不屑於學王翦、蕭何。
劉備微微一愣，後續的人心推演倒是沒必要說下去了。伯雅賢弟這麽滴水不漏，連讓人聯想的機會都不給，真是做人穩當啊。
不過，還真別說，李素這麽做確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天劉備跟他的會談結束後沒多久，就在新年之前幾天，就有一些負責諫議的新人納言官，上表彈劾丞相家人“沽恩市義，邀買人心”。
劉備看了彈劾表章之後，簡直忍不住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