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普通人來說,隻有作為的、發生了的事情,才能夠給他們新的知識。


    而對於敏銳的高智商人士,尤其是做過律師、談判專家或者測試工程師的資深人士而言,沒有發生的、或者以不作為姿態體現的事情,同樣會給他們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因為這些人往往遊走在極限試探作死的邊緣。


    當他們幹了一件自以為肯定會犯法、或者導致人質被劃兩刀、或者bug報錯的事情後,卻居然沒有遭到報應,


    那麽他們就會修正腦內的預設想法:原來現行法律的執法尺度這麽鬆、原來這個歹徒的心理承受極限那麽強、原來搭檔的程序員沒那麽菜……


    而李素顯然也是這麽一個人。


    所以別看他每天聽婢女鼓瑟泡澡沒做事,他在這半個月裏,他就於無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調整了對將來改革變法難度的認知。


    這個認知就是:在漢末,搞關於錢的改革,遠比搞關於人的改革,要容易。


    這個認知說來簡單,但總結的過程卻不簡單,而且很反現代人的認知模式,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靜下來才想通的。


    因為在現代人看來,財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現代人習慣了金融資本注意的大水漫灌,見多了金融危機一來瘋狂印鈔票稀釋窮人財富,所以他們知道錢會生錢,知道錢多的人會越來越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知道有錢人憑空變出錢來本身就是對窮人的剝削。


    李素一開始也下意識怕漢末的人這麽抵觸他,但最後發現想多了。漢末還沒有金融(高利貸是有的),人們腦子裏也沒有普遍的“有錢人會越來越有錢”的絕對認知,大家都還相信財富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實打實東西。


    隻要人心還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應該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後腿上麵,那麽李素就能用技術革新和發展生產力,來彌合稅製改革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矛盾。


    逐漸把人與人的矛盾,轉化為人與自然、人與技術的矛盾,把大漢從末路上帶出來。


    從最終爆發的反抗節奏來看,也是從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產力得到更多發展的郡選擇了支持,隻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議比較多。既然如此,繼續發展生產力,就有可能贏得全麵支持。


    而相比之下,關於人的改革,也就是人事製度或者說選官製度,才是任何時代都一樣難的存在。


    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調製,而是什麽科舉製或者九品中正,引起的爭辯激烈程度肯定要強上十幾倍,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產科技上開掛也壓製不了這種爭辯。


    因為漢末的人已經很理解“人事選拔是一場零和博弈”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錢可以變多,官不會變多,或者說官亂封就會貶值,別人容易做官就等於你不容易做官。


    秦朝初建的時候幾乎要有滅國之功才能封徹侯,到了漢初就貶值了,東漢更貶值,現在相比於秦朝已經算爛大街了。


    這也是為什麽李素建議劉備的改革,一定要先從錢開始,錢徹底搞定了才能動人。


    步子邁大了容易扯著蛋,變法一定要先挑軟柿子立威。


    有了這樣的心理建設之後,李素再麵對現在這種程度的提意見,心態才更加平和。


    這才哪到哪呢,咱要有容人之量。


    ……


    第二天一早,李素跟著劉巴,非常正式而又禮數周全地來到漢中王行宮。


    廣漢郡和新劃的汶山等地的“公車上書”代表官員,也已經在大王麵前,準備正式辯論,暢所欲言了。


    這是一場很正式的辯論,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


    李素到了之後,劉備也不跟他套近乎,而是很正式地詢問:“右將軍,犍為郡和汶山的官員、名士的意見匯總,都看過了吧?是否有理,可能駁斥?”


    李素拿著當笏板的扇子,拱手正色:“迴稟大王,駁斥談不上,大家都是一心為國,當同舟共濟集思廣益。諸位同僚之言,我都擇其緊要看過了,有些確有可取之處,可以吸納補充到新法裏,但大多數假設並不足慮。”


    這番話就說得非常有風度大度,而且實事求是,並沒有王安石司馬光之流的斬盡殺絕不講理。


    劉備點點頭,就轉向代表蜀郡貧困地區的名士代表楊洪:“既如此,你且先向右將軍陳述你們的擔憂。”


    要說楊洪這人,李素之前也見過一麵,還去他家做過客。他來自青城山區邊緣的都安縣,也就是都江堰那一帶。


    而曆史上劉備入蜀後曾經把蜀郡拆分為蜀郡和汶山郡,汶山地區就是青城山以西的山區,比較窮一些。現在雖然還沒正式拆成郡級單位,但當地的經濟風格已經跟蜀郡的成都平原部分頗為不同了。這些貧困山區的意見確實應該兼顧。


    而楊洪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在漢中之戰,當諸葛亮麵對劉備的求援時,楊洪建議諸葛亮:“此何時也?無漢中則無蜀,男子當戰,女子當運”,也算是個忠於漢室之人了,後來諸葛亮執政後封為蜀郡太守。


    此刻,隻聽楊洪誠懇地建議道:“大王,這租庸調法所定的新稅率,我們汶山諸縣上下士紳並不敢有異議,刪繁就簡名實相副,也堪稱善政。


    隻是此法允許錢幣、蜀錦與納糧隨意兌換,百姓繳納什麽劃算就繳納什麽,看似是惠民之舉,防止百姓因為換錢而被盤剝,實際上卻有可能傷農,不可不查!


    右將軍每自比管仲,不會不知道春秋時管仲衰魯之策吧?魯人擅事農桑、織魯縞,管仲便建議齊桓公鼓勵齊地士紳穿魯縞、又嚴禁齊人自營蠶桑,哄抬縞價,誘惑魯人棄梁粟而專事蠶桑。兩年之後,又禁止齊國再買縞賣米,使魯糧盡幾乎亡國,成為齊之附庸,殷鑒不遠呐!


    如今百姓繳稅可以完全不納糧,那遇到蜀錦漲價的年份,他們還種什麽糧?要是蜀錦兩年三年持續高位,百姓定然毀田種桑,甚至這種蜀錦價格的虛高完全是可以由諸侯誘導的——


    比如劉表或者袁術、孫堅知道了大王行租庸調法之後,他們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利用長江商路,高價瘋狂收購蜀錦,哄抬錦價,益州百姓一旦瘋狂織錦,不用三年就會糧荒。


    而且蜀道艱難,運錢、錦等價高輕便之物易,運糧米等大宗沉重之物難。到時候就算想從荊州買糧,就算荊州的諸侯沒有抱團不賣,我們的運力也不可能支持從荊州運糧養活蜀郡數百萬人口……”


    楊洪說來說去,其實主要就是個糧食安全的問題。


    當然他最初還是說了幾句吹捧李素和劉巴的好話的,也承認了李素的本意是“防止百姓被盤剝”。


    這一點必須稍微解釋一下,那就是漢朝幾百年來收銅錢的算賦,這項製度其實也是很盤剝百姓的。


    因為百姓如果不經商隻種田,手上是湊不出銅錢隻有糧食的。所以一旦到了繳稅季節,為了強行湊一百二十錢交人頭稅,百姓就得再費一番手腳賣糧。


    而眾所周知,兩年年的封建社會,隻要存在“農民非賣糧湊銀湊錢繳稅”這個剛需,那就一定會出來囤積居奇的奸商趁著百姓集中賣糧的時候壓低糧價,多宰百姓一筆。可能百姓要拿出相當於兩百錢甚至更多的糧食,來換迴實打實的一百二十枚銅錢。


    而李素和劉巴的“允許錢、錦和糧自由兌換”,對於緩解這個問題絕對是大有好處的,哪怕是政敵都得承認,楊洪這樣的善意提建議者就更得承認。


    因為錢錦互通之後,百姓雖然沒錢但百姓也可以自己織錦,自給自足就可以湊齊一切稅賦所需,也就不用去商業交易被差價盤剝了。


    李素也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求同存異單說糧食安全的問題。


    隻聽李素很有風度地等對方全部說完,才好整以暇反駁:“大王,楊洪之議確是老成謀國之言,可惜未能見古今時勢之異。


    我與劉巴並非沒有對糧食安全問題留出應對,如今的局勢,與管仲齊桓公之世也大不相同。首先,管仲之謀之所以成功,隻因在他之前,世人並無以通商亡人之國的先例,各國沒有戒心。


    春秋之時,魯國並無平糴之法,而平糴之法就是出自《管子》,又為戰國之初魏國變法的李悝所實際推行。此後數百年,各諸侯、州郡都有常平倉,平抑糧價,也防穀賤傷農。蜀地自先秦一直富庶,糧秣自給有餘,官倉積穀豐饒,隻要治倉嚴謹,至少可消弭八成的風險。


    其次,魯國當年之衰,還在於反應遲緩,須知毀田種桑需要數年,毀桑複田卻隻需一年。如果反應迅速果決,行政高效,隻要田地還在,改弦更張就能防止受害。‘藏糧於倉’,不如‘藏糧於田’,隻要確保耕地的總麵積,即使暫時不種,或者暫時種的是別的東西,能切換迴來就不怕。


    我們現在隻是允許蜀錦納稅,並不是蜀錦天然可以變出一切,如果糧食變少了,糧價上漲種糧有利可圖,百姓也是會種糧的。而且朝廷也給了糧食保護價,一石三百錢是無論如何都兜底的,還有何患?”


    李素說的“藏糧於地”,確實有些超前,但他還有別的後手。


    而“藏糧於地”的道理,其實是挺先進的,那就是確保耕地總麵積要受控,確保隨時想還田就能還田,那敵國就不敢輕易在糧食安全上算計你。


    後世國際貿易那麽發達,已經形成了多年的買外國糧食吃、買外國糧食存起來,同時自己的耕地休耕輪耕恢複土地肥力。隻要田不跑,別荒漠化別變水泥地,那就不怕。種糧又沒什麽技術含量,哪一年都能種,關鍵是倉庫裏要有夠吃兩年甚至三年的存糧,這樣反應時間就足夠了。


    當然現在還是農業社會,蜀地的地皮大部分還是要確保用來種糧食的,李素那點“工業化”規模,影響幅度比較有限。


    李素等劉備和楊洪、以及其他旁聽的文官消化了一下,才繼續說道:


    “而且,租庸調法裏麵製定的蜀錦兌換價格,還是刻意壓低的——目前市麵上一匹舊式的尺八蜀錦,大約是兩千錢,五尺蜀錦更是要七千錢。租庸調法給的兌換價才千八百錢,比實價打了九折。對於五尺寬錦更是沒有溢價,完全按同等麵積折抵。


    所以市麵上的錦至少要分別富餘一到兩成,才能達到官府的收購價,正常情況下也隻有自產蜀錦的百姓會這麽繳納,他們其實是虧了一成多,作為‘手續費’。而商人是不會頂著‘手續費’大規模囤錦抵稅的。”


    李素說到這兒,又停頓了一下,本意是等楊洪他們消化這些概念,不過沒想到楊洪隻是稍微思索了一下,就想出了反駁的法子:


    “可是,如今蜀錦價格沒有降低,不過是因為這幾年蜀錦產量還沒上去。可都安、郫縣等地水車繅絲工坊遍地,民間投錢建造新式弩梭織機的商戶與百姓層出不窮。要是這些產錦能力全部成熟,錦價格是有可能下跌的,到時候隻要下跌兩成,商人就有操作的空間了。”


    李素無所謂地一笑:“那又如何?能夠頂住如此低價的,必然是采用了新技術織錦的思想開明的商人和百姓,用舊生產工藝織錦的,依然達不到這個成本。那麽,朝廷隻要控製好新技術的產能,就能防止百姓投入過熱、毀良田種桑。”


    楊洪一愣,他們楊氏家族就在青城山有上千頃山腳丘陵桑園,弩梭織機也買了超過兩千架了,所以他是知道這個技術封鎖有多難的。


    他不由自主就反駁,後半句話還是轉向劉備說的:“右將軍低估了百姓與商賈的逐利之心了吧?新的技術能擴散到多大,豈是官府能控製的?臣……有一事需向大王請罪,臣族中也有新式弩梭織機兩千部,臣認為民間貪婪過於臣者不可勝數。”


    李素依然是那麽雲淡風輕,看著楊洪坦白自曝,他還先點了個讚:“說出來就好,合法賺的錢,不寒磣,大王並非武帝那樣的憎商之主。


    可惜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弩梭織機確實容易擴散,但水力繅絲呢?楊洪,恕我直言,你們楊氏一門的織機,所有的生絲應該都是買的吧?織完錦再往外賣。如果沒有水車繅絲,靠傳統手工繅絲,你們還能降到五尺寬一匹五千錢還有厚利可圖麽?”


    楊洪想了想:“不能,自從新式織機增多後,市麵上的絲價先升後降,現在又有迴升的趨勢。應該是因為一開始水車繅絲增加的產量超過了新式織機的需求,新式織機多起來之後,又把絲價哄抬起來一些。但現在還是比手工絲便宜。”


    李素:“那不就行了?繅絲這個中間環節,要想用上新技術,必須跟官府配合——你應該沒見過繅絲的水車建造起來要求有多嚴格,必須要有旱澇季節相近的水量,才不至於衝壞了水車。


    如果水車按最澇的水位水速設計,壞倒是不會壞,但自身過於笨重,一年中隻有汛期幾個月可以用,成本還不如手工。所以,可以繅絲的水車能部署多少,全看朝廷能修幾處都江堰那樣的水利設施,確保旱汛時節水力穩定。


    而興修水利之權握在朝廷手中,朝廷允許水力繅絲規模有多大,上遊的養蠶規模就隻能有多大,否則根本賣不出去,誰還會胡亂毀田種桑?至於下遊的織戶,隻要絲價上漲,誰還會貿然多買多造織機?”


    聽到這兒,劉備和楊洪才陡然眼神一亮,如同打了腎上腺素。


    原來管仲哦不李素這廝,早在幾年前就在這兒埋伏了一手麽?他偏偏死死抓住了產業鏈三環的中間第二環,把上家下家都吃得死死的。


    想種桑隨便種,想買織機也隨便買,哥家裏隻經營三千架水車,其他生意都可以讓,統統讓友商分享。


    劉備觀察了一會兒,見楊洪沉吟不語,他隻好親自提問:“剛才還有誰對此法有異議的?對了,王連,你怎麽看?你不是代表種太守,以及廣漢各地官員士紳,也有疑惑麽?”


    聽劉備點名了,楊洪才暫時歎服地退下,請廣漢代表發言。


    梓潼縣令王連,這才出列準備奏對。


    李素並不知道,王連這人曆史上也算一號幹才,原本是劉璋登位初年入仕,從梓潼縣丞、縣令做起,在這個位置上踏踏實實幹了十幾年,後來梓潼郡拆分後又做了幾個副郡級幹部。


    劉備入蜀後,因為發現他管後勤挺不錯,尤其是在劉備打漢中的過程中,組織調度方麵立了功,被諸葛亮建議提拔為鹽鐵校尉,總管整個蜀地的鹽政。別看這個官隻是校尉,級別比太守還低,但卻是超級肥缺,諸葛亮也是看重了此人的明於理財又能律己不貪,才破格委任的,曆史上諸葛亮的鹽政都是靠這個王連實施的。


    不過這一切,隨著曆史的改變,早已截然不同。王連因為史書上記載太少,李素上輩子看書都不記得,現在就當他是無名npc來拆招。


    隻聽那王連也誠懇地總結:“右將軍剛才此言,足以解釋租庸調法如何抵禦天災、或是別有用心者的囤積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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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是,右將軍之法,畢竟依賴民間自發根據價錢的漲跌而調整田、桑比例,未免不夠敏感,而且有可能浪費資源。臣有一議,並不是反對租庸調製,而是希望加上一些額外的管製,減少民間的無知損耗。”


    ——


    ps:雖然沒有三更……但今天四千多字加五千多字,其實也是三更的量了,就這樣吧。不好斷章。感謝書友“馬來西亞的張家輝”又一個舵主打賞,以及“靈韻雪”等等書友的小額打賞(好幾個都是數字id的20塊錢左右,就不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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