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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何為華夏
麵對這一股甚囂塵上的逆流，鄭宇隻是靜靜地觀察著，有條不紊地處理著國家的各項急務，做著一係列的戰略安排。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隻是冷眼觀察，si下裏卻在聚攏聯絡各派力量。
眼看著局勢已經開始超出正常的學術討論的範疇，鄭宇終於聯絡內閣。
很快，內閣頒發條令，“嚴厲禁止各種歧視外鄉人，外國人之行為，嚴懲一切違法行為”。對一些sāoluàn嚴重的地方，政fu直接調動了警察乃至警備部隊平息事端，並依法逮捕煽動暴*的責任人並提出公訴。對放任乃至煽動事變的地方官，地方財政院人員，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訴。
不過，那些衝鋒陷陣搖旗呐喊的複古興漢派文人，卻是沒有遭到什麽變故。
一番喧囂過後，社會秩序剛剛lu出的一點hunluàn苗頭又更加迅速地消失無蹤。一些剛剛蠢蠢yu動，卻還沒來得及發力的勢力眼看著形勢似乎有些不對，又忙不迭地縮了迴去。
《華夏時報》，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這篇文章名為《何為華夏》的文章，開宗明義：“華夏就是中國之民，隻要中國之民在，華夏就在。華夏從未滅亡，也不會滅亡，因為無論它曾經經受多少苦難，多少扭曲，華夏民族都不會絕滅。”
北竹提出，“華夏的根基，在於華夏之民，也在於華夏之文化。而華夏文化並非簡單的儒家，更非理學。華夏文化不是區區幾個所謂聖人製定的不可逾越的規矩，不是幾本聖賢書圈定的範圍。華夏文化是全體華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結晶，他不僅僅是少數聖賢mén徒的專利，他屬於全體國民。”
“華夏文化自古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而並非單純地效法古人……漢代之經學，盡管號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卻是外儒內法，並兼取黃老。以儒學訂綱常宗法，以律法約束官民，以黃老之寬仁蓄養民力。而後之宋學，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禪，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內求索，進而發展為理學，逐漸陷入空談務虛。”
“華夏文化，除儒學延續之外，還包括了先秦諸子之學，包括了曆代經世致用之學，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傳承，包括了勞動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創造和經驗積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鄭鷹揚棄傳統融匯東西開創的‘新學’所謂理學即是華夏文化，儒家就是華夏文化，某幾個‘聖人’之言便是華夏文化，某個‘聖學’就是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理，實在是大謬不然。”
“華夏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樣，其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並非天降一聖人，寫下一篇神作，而後世之人隻要不斷地去‘加深領會’。它一樣有時代的局限，隻適用於一定時期，一定背景，一定區域，而絕非推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更不是絕對優於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mi信聖人，敬天法祖，這種種弊病，已經讓中華文化自理學之後一步步走向衰落。幾百年來，以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沒有貢獻一個思想家，也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就，國是日非，可見所謂優越的文化，實在是有大問題，早已落後於時代了。”
北竹筆鋒一轉，又旗幟鮮明地提出，“所謂傳統文化，絕非三綱五常，尊卑上下，家國天下，絕非什麽修齊治平，更非理學宗法。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於其目的而非手段，在於其jing神而非外在。”
“以筆者看來，華夏文化真正需要繼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為本。乃是其jing神內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並非在曆史過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閹割之後麵目全非的宗法禮教。”
“孔子提出‘克己複禮”目的是要通過‘定名分”‘各安其位’來‘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人―那個時代的人的含義隻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隸和剛剛擺脫奴隸身份的底層民眾（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民”）―能夠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思想內核有其偉大之處：以人為本，隻是他眼中的人隻限於士人階層罷了……”
“……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作為一個舊貴族的後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複周禮”通過由自己身邊的家族關係開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廣到國家，以這樣一套等級秩序和人治體製來消除紛爭，通過教化來弘揚人本xing的善，在統治階層內部實現“推愛”，以肯定各自家族si愛優先來結合禮法尊卑，消除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此基礎上約束統治階層有節製地對底層民眾進行索取。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最佳手段。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這些都隻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學的目的乃是以人為本，而孟子民貴君輕的提法更體現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時移，千年以降，儒學曆經變革，一步步被改造為更加適應**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一步步加深了對國民人xing的扭曲和對思想的束縛……漢朝已經從‘百家爭鳴’發展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下定於一尊”魏晉的開放和學術自由到了隋唐發展為科舉，政fu開始通過官定考試選拔來嚴格控製意識形態，而到了宋元之jiāo，洛學進一步拋棄了唐朝的功利主義學術，完全走入空談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頤到程頤到朱熹，一步步陷入過分強調‘義理’的極端主義。南宋陳亮和朱熹的‘義利之辯’就是典型的例子：宣傳社會進步，提倡務實和經世的陳亮最終‘憂患困折，jing澤內耗，形體外高”鬱鬱而終，滿口空談道德仁義，對一切社會進步完全否定，並空想出一個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認為後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為有‘道德缺陷’而根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卻在之後被曆代統治者推崇，成為了‘聖人”其學術成為‘顯學”其後的心學也好，實學也好，最後也都無法擺脫理學的窠臼，淪入空談或徒勞的‘考據”社會思想越發僵化保守，社會日複一日地**僵化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手段逐漸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學，宗法禮教已經成為目的本身，至於以人為本，如何實現中庸仁恕的jing神，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種等級壓迫的文化，可以適用於中古之méng昧時代，卻不可行於人xing解放之時代……今時今日，如果重拾這一套宗法文化，繼續打造一個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級社會，綱常lun理治國，繼續提倡‘愛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國，無視人xing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時代大cháo，就必然背離中華傳統文化真正的內核：以人為本，則國家也必然重蹈覆轍，再陷治luàn循環……我華夏自先帝開基至今，國勢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堅持以人為本，貫徹了中庸和仁恕的jing神，以開放，理xing和客觀的jing神對待一切民族的先進文明成果，以博愛，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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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北竹筆鋒卻又是一轉：“迴顧曆史，我中華傳統文化，雖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愛’和‘si愛’推崇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學中卻並非沒有博愛的火huā。墨翟主張‘兼愛”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強調的‘愛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愛，jiāo相利”，已經觸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實現博愛平等的思想領域……蓋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張平等博愛，而今日之社會，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寶貴養分。”
“墨子曰：’……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而違反兼愛互利原則的惡果是‘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這表明，墨子認識到愛有現實xing的一麵，反對空談道德，主張把把愛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愛必言利，以愛啟利，以利寓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兼相愛’並不否定自愛，而是把自愛與相愛結合起來，但反對儒家提倡的‘愛以差等”反對把親疏遠近作為差別之愛的基礎。‘jiāo相利’也不是鄙視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與互利兩不偏廢，反對以si愛為基礎強調si利。”
“在墨家的理論中，義利是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而自愛和兼愛也是一體的關係。墨子反對閹割人xing，反對人xing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關係的調整為基礎，兼愛和互利而非禮教秩序才是社會和諧的根基。‘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在這種愛意融融的相互義務xing關係中，在這種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製之下，天下才能實現和諧與富足，也就可以實現不同成員間的博愛。是故，兼愛互利是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yu天下之富，而惡其貧；yu天下之治，而惡其luàn，當兼相愛、jiāo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墨子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攻等主張均以兼愛為出發點。可見我先秦時代，平等博愛思想早已提出，無奈當時統治階層紛紛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漢武又以儒道法合流為經學，‘定天下於一尊”愚民宗法**文化從此大興，si愛泛濫，而墨家平等博愛之jing神漸漸埋沒矣……”
“西方思想啟méng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會契約理論，早在chun秋時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論中，人生而平等，並受權利於天，乃是天賦人權。而墨家的‘兼愛’思想也正建立在這種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基礎上。《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非若愛馬。’在這裏，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謂以人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也就是在人類社會早期，是不存在統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於無政fu狀態導致‘天下之luàn”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可見墨子在平等，博愛，自由的理論基礎上，公開提出了人類政權組織原本基於民主推選，基於社會公共契約的理論。”
“……墨家重視科學實踐，並提出辯證地看待一切事物，其義利相輔相成的觀念也體現出了這種辯證客觀的jing神，這正是中庸思想的偉大體現……而墨家堅持以利國利民為一切思想文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所謂‘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張天下為公，正是仁恕jing神的體現。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為本……”
“由此可見，儒學也好，墨學也好，雖然手段有不同，但內涵其實有其共xing：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我華夏文化實乃以人為本之文化，無奈卻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隨著大一統皇朝的確立，由於家天下統治階層的利益導向最終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殺和埋沒，思想文化逐漸走向扼殺和扭曲人xing，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讀的慘劇，使寶珠méng塵，此堪為今世之誡……”
“中華傳統文化的以人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這些jing神內核，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實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實現。當今社會民智大開，各國爭逐，稍稍行錯一步就是萬劫不複，俄國已經是眼前的例子……曆史大cháo浩浩湯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由無**人格之奴才，發展為**進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曆史cháo流，也是人xing必然。如此cháo流，要違逆之，便是對國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對華夏先祖的背叛。今時今日，理學提倡的等級尊卑，愛以差等，束縛人xing等手段，實在已經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民主法治，平等博愛自由理念，正需我華夏國民詳加揣摩……”
“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於當今時代，當以合適之手段體現。我華夏新學，貫徹以人為本之人本jing神，以中庸仁恕為信條，以法治維護社會公正與秩序，以科學推動社會進步，一切務實而不務虛，以實踐檢驗真理，而非以聖人之言為真理來檢驗實踐。有了這個根基，才有了帝國民智大開，我華夏各項事業蒸蒸日上，文治武功為一時之盛。”
“我華夏新學，今日之中庸並非因循苟且，並非無原則的‘持中”而是客觀，理xing，不偏執，不頑固。我華夏新學一向認為，中庸即理xing，中庸即科學，中庸即客觀；所謂仁恕，也再非舊王朝的假仁假義，外殘內忍，再非對內寡恩對外慷慨以昭顯‘天朝威儀’。我華夏新政，對內推廣教育，發展經濟，建立公平之社會保障，建平等之法製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國民權益，使國民分享國家成長之實惠。對國家民族之敵，我華夏新政以鐵血對橫暴，此對敵之鐵血，即是對國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見，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愛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學與民主法治……作為社會發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獨有，而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沒有科學，則一切都不過是空談，無非是翻炒聖人之言，說得天huā爛墜，實則毫無用處。沒有民主法治，則整個社會還是要依靠宗法lun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權力，崇拜權威，毫無思想自由，無人格尊嚴，既無自尊也無自信，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與列強虎狼之民同場較技？”
“我華夏新學，乃是華夏文化jing髓於新時代之傳承體現，乃是融匯中外文明jing華凝鑄而成，並經受了國家發展考驗，並不斷進步的學說……我華夏新學，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一切權威不mi信，不盲從。我華夏新學，不以具體而微的聖人之言鉗製思想，而以明達之理論啟發民智，促使其主動思考，辨別吸收，創新進取。我華夏新學，對一切文明的成果，從不以出處而論優劣，而以其效力為準，批判揚棄，去劣存優。我華夏新學，從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決定資源分配。我華夏新學，不定一尊於己，不以強權而毀棄其他學術。”
“我華夏之政，並不盲從西方，更不附會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實。我帝國有開明君上，有國會握立法和預算之權，有司法**，有地方參政院行地方立法，監督，編製和財政之權，有國民選舉，有輿論監督，有多黨，有憲法，又有國民之監督。於戰時，我華夏有大本營統轄軍政要務，凝聚國力以禦外侮；於和平，我國會，內閣，君上各有職司，萬事決於公論，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從之法。如此，賢明君上得指導仲裁國家要務，國會得秉持民意決斷國政，內閣對國會負責，以才是舉。簡要而言之：萬事決於公議，有司各有其職並互相監督互相製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華夏新學承先啟後，融匯東西，卓然成家。此新學即為新華夏之學，乃去偽存真，優勝劣汰，而且不斷發展完善不斷進步的學問。故而新學非西學，也非幾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時代的聖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斷發展進步的學問，是以科學和法治為內涵的學問。”
“華夏有了華夏新學，也就真正成為了新華夏，而非被宗法禮教牢牢捆縛，沉淪於治luàn循環之中的舊華夏。華夏之民有了華夏新學，便可以從奴才變為人才，從愚民變成自由之民，從屈從權力的草民變成參與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學興則華夏興，新學衰則華夏衰。與其死抱著文化糟粕給曆史塗脂抹粉，還不如睜開眼睛看看曆史，正視現實，多想一想如何豐富我華夏之新學，如何奠定我華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陽紙貴。
一直氣勢洶洶的“複古興漢”派，原本看著各地風cháo湧動自然是暗自興奮，可之前政fu出手平息sāoluàn，卻讓一些敏銳之人如同冷水潑頭。緊接著這篇大作出台，更讓一些知道北竹內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氣。
這些人自然清楚，這看似是北竹出於一貫立場，站在“國民”，“民權”，“法治”的角度說話，但實際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這些人一時也失了聲。
原本都想著這政fu的曖昧態度，尤其是中華宮方麵始終默不作聲，就算不是放縱，也應該是暗中有些盤算。隻要賣力一些，到時候皇帝取消國會修訂憲法大權在握，他們這些人成為文化巨擎，並進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
可現在看來，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學一邊，也是提倡“科學”，“法治”，“民權”
不少人都犯了糊塗，死活想不明白這位皇帝到底葫蘆裏賣的什麽yào
至於墨翟……很多人都趕忙開始翻nong故紙堆，尋找《墨子》的隻言片語：這位“先秦巨巨”雖然久聞大名，但其學問實在是埋沒太久，少有人問津了。
.第三十六章何為華夏
麵對這一股甚囂塵上的逆流，鄭宇隻是靜靜地觀察著，有條不紊地處理著國家的各項急務，做著一係列的戰略安排。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隻是冷眼觀察，si下裏卻在聚攏聯絡各派力量。
眼看著局勢已經開始超出正常的學術討論的範疇，鄭宇終於聯絡內閣。
很快，內閣頒發條令，“嚴厲禁止各種歧視外鄉人，外國人之行為，嚴懲一切違法行為”。對一些sāoluàn嚴重的地方，政fu直接調動了警察乃至警備部隊平息事端，並依法逮捕煽動暴*的責任人並提出公訴。對放任乃至煽動事變的地方官，地方財政院人員，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訴。
不過，那些衝鋒陷陣搖旗呐喊的複古興漢派文人，卻是沒有遭到什麽變故。
一番喧囂過後，社會秩序剛剛lu出的一點hunluàn苗頭又更加迅速地消失無蹤。一些剛剛蠢蠢yu動，卻還沒來得及發力的勢力眼看著形勢似乎有些不對，又忙不迭地縮了迴去。
《華夏時報》，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這篇文章名為《何為華夏》的文章，開宗明義：“華夏就是中國之民，隻要中國之民在，華夏就在。華夏從未滅亡，也不會滅亡，因為無論它曾經經受多少苦難，多少扭曲，華夏民族都不會絕滅。”
北竹提出，“華夏的根基，在於華夏之民，也在於華夏之文化。而華夏文化並非簡單的儒家，更非理學。華夏文化不是區區幾個所謂聖人製定的不可逾越的規矩，不是幾本聖賢書圈定的範圍。華夏文化是全體華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結晶，他不僅僅是少數聖賢mén徒的專利，他屬於全體國民。”
“華夏文化自古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而並非單純地效法古人……漢代之經學，盡管號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卻是外儒內法，並兼取黃老。以儒學訂綱常宗法，以律法約束官民，以黃老之寬仁蓄養民力。而後之宋學，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禪，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內求索，進而發展為理學，逐漸陷入空談務虛。”
“華夏文化，除儒學延續之外，還包括了先秦諸子之學，包括了曆代經世致用之學，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傳承，包括了勞動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創造和經驗積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鄭鷹揚棄傳統融匯東西開創的‘新學’所謂理學即是華夏文化，儒家就是華夏文化，某幾個‘聖人’之言便是華夏文化，某個‘聖學’就是世間顛撲不破的真理，實在是大謬不然。”
“華夏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樣，其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並非天降一聖人，寫下一篇神作，而後世之人隻要不斷地去‘加深領會’。它一樣有時代的局限，隻適用於一定時期，一定背景，一定區域，而絕非推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更不是絕對優於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mi信聖人，敬天法祖，這種種弊病，已經讓中華文化自理學之後一步步走向衰落。幾百年來，以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沒有貢獻一個思想家，也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就，國是日非，可見所謂優越的文化，實在是有大問題，早已落後於時代了。”
北竹筆鋒一轉，又旗幟鮮明地提出，“所謂傳統文化，絕非三綱五常，尊卑上下，家國天下，絕非什麽修齊治平，更非理學宗法。傳統文化的價值，在於其目的而非手段，在於其jing神而非外在。”
“以筆者看來，華夏文化真正需要繼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為本。乃是其jing神內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並非在曆史過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閹割之後麵目全非的宗法禮教。”
“孔子提出‘克己複禮”目的是要通過‘定名分”‘各安其位’來‘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人―那個時代的人的含義隻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隸和剛剛擺脫奴隸身份的底層民眾（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民”）―能夠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思想內核有其偉大之處：以人為本，隻是他眼中的人隻限於士人階層罷了……”
“……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作為一個舊貴族的後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複周禮”通過由自己身邊的家族關係開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廣到國家，以這樣一套等級秩序和人治體製來消除紛爭，通過教化來弘揚人本xing的善，在統治階層內部實現“推愛”，以肯定各自家族si愛優先來結合禮法尊卑，消除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在此基礎上約束統治階層有節製地對底層民眾進行索取。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最佳手段。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這些都隻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學的目的乃是以人為本，而孟子民貴君輕的提法更體現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時移，千年以降，儒學曆經變革，一步步被改造為更加適應**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一步步加深了對國民人xing的扭曲和對思想的束縛……漢朝已經從‘百家爭鳴’發展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下定於一尊”魏晉的開放和學術自由到了隋唐發展為科舉，政fu開始通過官定考試選拔來嚴格控製意識形態，而到了宋元之jiāo，洛學進一步拋棄了唐朝的功利主義學術，完全走入空談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頤到程頤到朱熹，一步步陷入過分強調‘義理’的極端主義。南宋陳亮和朱熹的‘義利之辯’就是典型的例子：宣傳社會進步，提倡務實和經世的陳亮最終‘憂患困折，jing澤內耗，形體外高”鬱鬱而終，滿口空談道德仁義，對一切社會進步完全否定，並空想出一個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認為後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為有‘道德缺陷’而根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卻在之後被曆代統治者推崇，成為了‘聖人”其學術成為‘顯學”其後的心學也好，實學也好，最後也都無法擺脫理學的窠臼，淪入空談或徒勞的‘考據”社會思想越發僵化保守，社會日複一日地**僵化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手段逐漸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學，宗法禮教已經成為目的本身，至於以人為本，如何實現中庸仁恕的jing神，已經沒有幾個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種等級壓迫的文化，可以適用於中古之méng昧時代，卻不可行於人xing解放之時代……今時今日，如果重拾這一套宗法文化，繼續打造一個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級社會，綱常lun理治國，繼續提倡‘愛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國，無視人xing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時代大cháo，就必然背離中華傳統文化真正的內核：以人為本，則國家也必然重蹈覆轍，再陷治luàn循環……我華夏自先帝開基至今，國勢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堅持以人為本，貫徹了中庸和仁恕的jing神，以開放，理xing和客觀的jing神對待一切民族的先進文明成果，以博愛，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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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北竹筆鋒卻又是一轉：“迴顧曆史，我中華傳統文化，雖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愛’和‘si愛’推崇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學中卻並非沒有博愛的火huā。墨翟主張‘兼愛”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強調的‘愛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愛，jiāo相利”，已經觸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實現博愛平等的思想領域……蓋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張平等博愛，而今日之社會，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寶貴養分。”
“墨子曰：’……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而違反兼愛互利原則的惡果是‘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這表明，墨子認識到愛有現實xing的一麵，反對空談道德，主張把把愛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愛必言利，以愛啟利，以利寓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兼相愛’並不否定自愛，而是把自愛與相愛結合起來，但反對儒家提倡的‘愛以差等”反對把親疏遠近作為差別之愛的基礎。‘jiāo相利’也不是鄙視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與互利兩不偏廢，反對以si愛為基礎強調si利。”
“在墨家的理論中，義利是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而自愛和兼愛也是一體的關係。墨子反對閹割人xing，反對人xing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關係的調整為基礎，兼愛和互利而非禮教秩序才是社會和諧的根基。‘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在這種愛意融融的相互義務xing關係中，在這種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製之下，天下才能實現和諧與富足，也就可以實現不同成員間的博愛。是故，兼愛互利是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yu天下之富，而惡其貧；yu天下之治，而惡其luàn，當兼相愛、jiāo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墨子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攻等主張均以兼愛為出發點。可見我先秦時代，平等博愛思想早已提出，無奈當時統治階層紛紛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漢武又以儒道法合流為經學，‘定天下於一尊”愚民宗法**文化從此大興，si愛泛濫，而墨家平等博愛之jing神漸漸埋沒矣……”
“西方思想啟méng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會契約理論，早在chun秋時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論中，人生而平等，並受權利於天，乃是天賦人權。而墨家的‘兼愛’思想也正建立在這種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基礎上。《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非若愛馬。’在這裏，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謂以人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也就是在人類社會早期，是不存在統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於無政fu狀態導致‘天下之luàn”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可見墨子在平等，博愛，自由的理論基礎上，公開提出了人類政權組織原本基於民主推選，基於社會公共契約的理論。”
“……墨家重視科學實踐，並提出辯證地看待一切事物，其義利相輔相成的觀念也體現出了這種辯證客觀的jing神，這正是中庸思想的偉大體現……而墨家堅持以利國利民為一切思想文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所謂‘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張天下為公，正是仁恕jing神的體現。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為本……”
“由此可見，儒學也好，墨學也好，雖然手段有不同，但內涵其實有其共xing：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我華夏文化實乃以人為本之文化，無奈卻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隨著大一統皇朝的確立，由於家天下統治階層的利益導向最終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殺和埋沒，思想文化逐漸走向扼殺和扭曲人xing，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讀的慘劇，使寶珠méng塵，此堪為今世之誡……”
“中華傳統文化的以人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這些jing神內核，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實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實現。當今社會民智大開，各國爭逐，稍稍行錯一步就是萬劫不複，俄國已經是眼前的例子……曆史大cháo浩浩湯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由無**人格之奴才，發展為**進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曆史cháo流，也是人xing必然。如此cháo流，要違逆之，便是對國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對華夏先祖的背叛。今時今日，理學提倡的等級尊卑，愛以差等，束縛人xing等手段，實在已經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民主法治，平等博愛自由理念，正需我華夏國民詳加揣摩……”
“以人為本，中庸仁恕，於當今時代，當以合適之手段體現。我華夏新學，貫徹以人為本之人本jing神，以中庸仁恕為信條，以法治維護社會公正與秩序，以科學推動社會進步，一切務實而不務虛，以實踐檢驗真理，而非以聖人之言為真理來檢驗實踐。有了這個根基，才有了帝國民智大開，我華夏各項事業蒸蒸日上，文治武功為一時之盛。”
“我華夏新學，今日之中庸並非因循苟且，並非無原則的‘持中”而是客觀，理xing，不偏執，不頑固。我華夏新學一向認為，中庸即理xing，中庸即科學，中庸即客觀；所謂仁恕，也再非舊王朝的假仁假義，外殘內忍，再非對內寡恩對外慷慨以昭顯‘天朝威儀’。我華夏新政，對內推廣教育，發展經濟，建立公平之社會保障，建平等之法製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國民權益，使國民分享國家成長之實惠。對國家民族之敵，我華夏新政以鐵血對橫暴，此對敵之鐵血，即是對國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見，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愛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學與民主法治……作為社會發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獨有，而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沒有科學，則一切都不過是空談，無非是翻炒聖人之言，說得天huā爛墜，實則毫無用處。沒有民主法治，則整個社會還是要依靠宗法lun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權力，崇拜權威，毫無思想自由，無人格尊嚴，既無自尊也無自信，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與列強虎狼之民同場較技？”
“我華夏新學，乃是華夏文化jing髓於新時代之傳承體現，乃是融匯中外文明jing華凝鑄而成，並經受了國家發展考驗，並不斷進步的學說……我華夏新學，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一切權威不mi信，不盲從。我華夏新學，不以具體而微的聖人之言鉗製思想，而以明達之理論啟發民智，促使其主動思考，辨別吸收，創新進取。我華夏新學，對一切文明的成果，從不以出處而論優劣，而以其效力為準，批判揚棄，去劣存優。我華夏新學，從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決定資源分配。我華夏新學，不定一尊於己，不以強權而毀棄其他學術。”
“我華夏之政，並不盲從西方，更不附會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實。我帝國有開明君上，有國會握立法和預算之權，有司法**，有地方參政院行地方立法，監督，編製和財政之權，有國民選舉，有輿論監督，有多黨，有憲法，又有國民之監督。於戰時，我華夏有大本營統轄軍政要務，凝聚國力以禦外侮；於和平，我國會，內閣，君上各有職司，萬事決於公論，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從之法。如此，賢明君上得指導仲裁國家要務，國會得秉持民意決斷國政，內閣對國會負責，以才是舉。簡要而言之：萬事決於公議，有司各有其職並互相監督互相製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華夏新學承先啟後，融匯東西，卓然成家。此新學即為新華夏之學，乃去偽存真，優勝劣汰，而且不斷發展完善不斷進步的學問。故而新學非西學，也非幾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時代的聖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斷發展進步的學問，是以科學和法治為內涵的學問。”
“華夏有了華夏新學，也就真正成為了新華夏，而非被宗法禮教牢牢捆縛，沉淪於治luàn循環之中的舊華夏。華夏之民有了華夏新學，便可以從奴才變為人才，從愚民變成自由之民，從屈從權力的草民變成參與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學興則華夏興，新學衰則華夏衰。與其死抱著文化糟粕給曆史塗脂抹粉，還不如睜開眼睛看看曆史，正視現實，多想一想如何豐富我華夏之新學，如何奠定我華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陽紙貴。
一直氣勢洶洶的“複古興漢”派，原本看著各地風cháo湧動自然是暗自興奮，可之前政fu出手平息sāoluàn，卻讓一些敏銳之人如同冷水潑頭。緊接著這篇大作出台，更讓一些知道北竹內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氣。
這些人自然清楚，這看似是北竹出於一貫立場，站在“國民”，“民權”，“法治”的角度說話，但實際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這些人一時也失了聲。
原本都想著這政fu的曖昧態度，尤其是中華宮方麵始終默不作聲，就算不是放縱，也應該是暗中有些盤算。隻要賣力一些，到時候皇帝取消國會修訂憲法大權在握，他們這些人成為文化巨擎，並進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
可現在看來，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學一邊，也是提倡“科學”，“法治”，“民權”
不少人都犯了糊塗，死活想不明白這位皇帝到底葫蘆裏賣的什麽yào
至於墨翟……很多人都趕忙開始翻nong故紙堆，尋找《墨子》的隻言片語：這位“先秦巨巨”雖然久聞大名，但其學問實在是埋沒太久，少有人問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