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21日，廣州國民政府通過北伐戰爭決議案，標誌著北伐戰爭進入起始階段。◇↓，
上海的報刊上紛紛報道此事，絕大多數持讚成態度。
這要歸功於張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為，他的高壓統治讓其失去了新聞界的支持。
4月26日，張座霖下令殺害了北平著名報人邵飄平，引起了新聞界的同仇敵愾，也可以說是兔死狐悲。
張座霖今天能殺害邵飄平，明天就能殺害其他報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說真話。
新聞界一向講究言論自由。
雖然大家知道這是相對的自由，但這是新聞界的堅持和驕傲所在，是新聞界的臉麵。
張座霖殺害邵飄平的舉動是在打新聞界的臉，得罪了整個新聞界。
北平的新聞界懾於張座霖的恐怖統治不敢出聲，連公開的追悼和紀念都沒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聞界則嚴厲聲討了奉軍在北平的暴行。
別小看新聞媒體，媒體能夠通過報紙影響讀者，讀者是什麽，是民心。
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報紙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讚成者居多。
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主要還是因為廣州國民政府和蘇聯合作的事情。
張座霖有日本人撐腰，北伐軍的背後是蘇聯人，說起來兩者是半斤八兩。
林子軒反對和蘇聯聯合，不過卻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點倒台，國家早日統一。這樣中國才能有一段相對安穩的時間，不至於到處都是戰亂。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老百姓。
這段時間，他安下心來撰寫關於美國經濟危機的論文。
宋子聞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想要說服這位經濟學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東西來，為此，林子軒把丟掉很久的經濟學又撿了起來。
他甚至想是不是進修一個經濟學碩士學位，自己的文憑太低了啊。
這時候，徐至摩來到了上海，他並非是專程來上海，而是路過，他要迴老家海寧。
原因是他和陸小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他的父親堅決不同意。
徐父認為兒子離婚已經是大逆不道，現在又要娶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更是敗壞門風。
徐至摩想讓林子軒和他一起迴海寧，勸說父親答應這樁婚事。
這讓林子軒哭笑不得，不過沒有拒絕。
陸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離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願，林子軒隻有祝他們幸福了。
在迴海寧的路上，徐至摩說了他今後的打算。
北平太亂了，張座霖的高壓統治讓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適應。他準備結婚後搬到上海來，買一套房子，在大學裏教書。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這個打算，因為林子軒的關係。上海是他們的首選。
也有人到南京、廈門、廣州等地謀生，要麽到學校教書，要麽在報館任職。
比如語絲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帶著家眷逃離北平。到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他向廈門大學推薦了一批在北平教書的學者。其中就有魯訊。
由此，北平的學者陸續南遷。最終匯聚到上海。
這是林子軒第二次來到海寧硤石鎮，第一次是來海寧觀潮的時候。
有了林子軒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責兒子，讓徐至摩陪著林子軒四處遊逛，熱情招待。
這或許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幾天之後，徐父終於鬆口，徐至摩想要結婚必須經過他的前妻張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迴上海。
此時，張幼怡已從德國迴來，住在二哥張軍勱的別墅內。
林子軒和馮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請了這兩位舊日眷侶，給他們創造一個洽談的機會。
在法租界的餐廳裏，張幼怡穿著一身洋裝，文文靜靜，透著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較而言，徐至摩則有些唯唯諾諾，失去了詩人的自由灑脫。
林子軒和馮程程先行離開。
在路上，馮程程不由得歎了口氣，感情的事情真的說不明白。
看著張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還有了孩子，想不到說離婚就離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戀愛，為此不惜離家出走，以前的馮程程同樣如此，反對包辦婚姻，但現在過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戀愛的人就一定幸福麽？還是會被傷害的遍體鱗傷？
隻能說各有各的緣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軒在後世看慣了男女之間的聚散離合，離婚成了普遍現象，但幸福就很難找到了。
看著餐廳裏的那兩位，他握著妻子的手，覺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張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陸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這讓徐至摩頗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迴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準備離開，他要前往英國，順便到莫斯科參觀訪問。
胡拾到英國是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7月，胡拾離開北平，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
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學歸國後，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也是繼徐至摩和林子軒後，又一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參觀革命博物館，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
隨後，他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
三人看了都覺得很滿意，認為莫斯科的監獄很有人道主義。
胡拾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麵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
他甚至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的感想與至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讚同的，但他們的意誌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隻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經過短短三天的參觀，胡拾對蘇聯大加稱讚。
他的信件傳迴國內，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輪對於蘇聯的爭論。(未完待續。)
上海的報刊上紛紛報道此事，絕大多數持讚成態度。
這要歸功於張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為，他的高壓統治讓其失去了新聞界的支持。
4月26日，張座霖下令殺害了北平著名報人邵飄平，引起了新聞界的同仇敵愾，也可以說是兔死狐悲。
張座霖今天能殺害邵飄平，明天就能殺害其他報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說真話。
新聞界一向講究言論自由。
雖然大家知道這是相對的自由，但這是新聞界的堅持和驕傲所在，是新聞界的臉麵。
張座霖殺害邵飄平的舉動是在打新聞界的臉，得罪了整個新聞界。
北平的新聞界懾於張座霖的恐怖統治不敢出聲，連公開的追悼和紀念都沒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聞界則嚴厲聲討了奉軍在北平的暴行。
別小看新聞媒體，媒體能夠通過報紙影響讀者，讀者是什麽，是民心。
正因為如此，上海的報紙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讚成者居多。
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主要還是因為廣州國民政府和蘇聯合作的事情。
張座霖有日本人撐腰，北伐軍的背後是蘇聯人，說起來兩者是半斤八兩。
林子軒反對和蘇聯聯合，不過卻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點倒台，國家早日統一。這樣中國才能有一段相對安穩的時間，不至於到處都是戰亂。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老百姓。
這段時間，他安下心來撰寫關於美國經濟危機的論文。
宋子聞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想要說服這位經濟學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東西來，為此，林子軒把丟掉很久的經濟學又撿了起來。
他甚至想是不是進修一個經濟學碩士學位，自己的文憑太低了啊。
這時候，徐至摩來到了上海，他並非是專程來上海，而是路過，他要迴老家海寧。
原因是他和陸小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他的父親堅決不同意。
徐父認為兒子離婚已經是大逆不道，現在又要娶一個結過婚的女人，更是敗壞門風。
徐至摩想讓林子軒和他一起迴海寧，勸說父親答應這樁婚事。
這讓林子軒哭笑不得，不過沒有拒絕。
陸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離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願，林子軒隻有祝他們幸福了。
在迴海寧的路上，徐至摩說了他今後的打算。
北平太亂了，張座霖的高壓統治讓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適應。他準備結婚後搬到上海來，買一套房子，在大學裏教書。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這個打算，因為林子軒的關係。上海是他們的首選。
也有人到南京、廈門、廣州等地謀生，要麽到學校教書，要麽在報館任職。
比如語絲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帶著家眷逃離北平。到廈門大學任文科主任，他向廈門大學推薦了一批在北平教書的學者。其中就有魯訊。
由此，北平的學者陸續南遷。最終匯聚到上海。
這是林子軒第二次來到海寧硤石鎮，第一次是來海寧觀潮的時候。
有了林子軒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責兒子，讓徐至摩陪著林子軒四處遊逛，熱情招待。
這或許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幾天之後，徐父終於鬆口，徐至摩想要結婚必須經過他的前妻張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迴上海。
此時，張幼怡已從德國迴來，住在二哥張軍勱的別墅內。
林子軒和馮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請了這兩位舊日眷侶，給他們創造一個洽談的機會。
在法租界的餐廳裏，張幼怡穿著一身洋裝，文文靜靜，透著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較而言，徐至摩則有些唯唯諾諾，失去了詩人的自由灑脫。
林子軒和馮程程先行離開。
在路上，馮程程不由得歎了口氣，感情的事情真的說不明白。
看著張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還有了孩子，想不到說離婚就離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戀愛，為此不惜離家出走，以前的馮程程同樣如此，反對包辦婚姻，但現在過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戀愛的人就一定幸福麽？還是會被傷害的遍體鱗傷？
隻能說各有各的緣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軒在後世看慣了男女之間的聚散離合，離婚成了普遍現象，但幸福就很難找到了。
看著餐廳裏的那兩位，他握著妻子的手，覺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張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陸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這讓徐至摩頗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迴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準備離開，他要前往英國，順便到莫斯科參觀訪問。
胡拾到英國是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7月，胡拾離開北平，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
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學歸國後，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也是繼徐至摩和林子軒後，又一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參觀革命博物館，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
隨後，他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
三人看了都覺得很滿意，認為莫斯科的監獄很有人道主義。
胡拾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麵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
他甚至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的感想與至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讚同的，但他們的意誌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隻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經過短短三天的參觀，胡拾對蘇聯大加稱讚。
他的信件傳迴國內，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輪對於蘇聯的爭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