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原迴了府衙，今日的刺殺令他是心有餘悸，他以株連、連坐的手段懲處了刺客的全家上下，就是給那些為士紳、富商賣命的亡命之徒一個血的教訓。
別以為以一條爛命換來的錢財，就可以全家吃穿不愁，今後能還敢替士紳、富商搞暗殺之類的，先去掂量掂量要不要搭上家裏高堂、妻子的前程。
當然，懲處刺客那是治標不治本，要想太平必須懲處了幕後主使者。錢謙益這老雜碎肯定是參與者之一，但，單憑他一個退隱之人，哪兒能說得動刺客來為他賣命？與他站在一起的，肯定還有其他富商。
方原正在思緒如潮，負責審訊刺客的秦展已大步的進了，大聲說，“老大，這刺客招了，同謀除了錢謙益，還有洞庭商幫的人。”
“又是洞庭商幫？”
洞庭商幫直到清末民國初年，也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幫之一。其中席家在民國被稱為金融買辦世家；翁氏則是滿清的帝師之家；沈氏則是方原穿越之前，天涯論壇最著名的周公子大戰易燁卿的帖子提到過的，中國現存六大家族之一的沈家。
洞庭商幫主要的倡導者是以常熟翁氏、東山席氏、東山沈氏為主。當然，這種合作模式的商幫，參與的各富商世家並不能一概而論，大麵積的打擊。
至少東山席氏，就捐獻過大量的家財提供給江南的抗清戰爭；而東山沈氏也參與了抗清戰爭，還有沈氏子弟戰死沙場。
除了準備死抗到底的常熟翁氏之外，其他的富商、書香世家隻要願意配合方原在江南的工作，還是不能一竿子全給打死了。全打死了，江南的經濟也就崩潰了。
方原麵不動容的問，“洞庭商幫有多少人參與其中？”
秦展如實說，“刺客隻招了一人，就是洞庭商幫的翁家。翁陽與錢謙益是摯友，時常在一起談詩論道。”
對付錢謙益、翁陽這種名士、富商，單純靠武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就算要發難也必須師出有名，方原如今最缺少的就是能向這幫人發難的真憑實據。
方原發起信訪製度，除了收攬民心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收集這幫人為非作歹的證據，隻要有百姓敢來告狀，他就能名正言順的收拾這幫士紳、富商。
他召集來景傑等人，開始商議之後的對策。
眼下，信訪製度剛開始推行，也不是短時間能見效的，隻能先研究研究怎麽收稅，搞銀子的法子。
飯隻能一口一口，方原的目標就是田賦、商稅、礦稅、市舶稅這四種稅，至於其他的土地兼並、高額田租之類更複雜的課題，絕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隻能繼續暫時擱置。
要想收稅，搞銀子，就必須搞清楚這些稅種的來龍去脈，麵臨的收稅難題，才能對陣下藥的解決。
田賦問題。
其實就是類似錢謙益這類的士紳、富商，通過與官府的勾結，本該繳納的田賦，少繳甚至不繳。而虧空的田賦必須要填補上，所以官府就天才般的發明了水腳費、口食費、運輸費、庫子費、竹簍費等向百姓、農民征收的苛捐雜稅來彌補虧空。
以上的苛捐雜碎還算能叫出口的，甚至還有拜神費，敬天費，甚至還有敬匪費，這些匪夷所思的稅名。
明朝的糧食畝產量大約是300斤/畝，而明律規定，一畝地的田賦根據田地的優劣不同，平均大約是20斤左右的糧食，再加上三餉加派，每畝又多了6-9斤糧食，也就不到30斤糧食。
一畝300斤隻繳納30斤糧食，即使加派了三餉後，明朝的田賦仍是不到十分之一，征收比例是相當的低。
但通過層層苛捐雜碎的加碼後，農民需要繳納的田賦就達到了驚人的200-250斤/畝，甚至更高，根本就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才會風起雲湧的起來造反。
這些將農民逼反的加碼田賦並不是入了崇禎，甚至是政府的手中，全落進了士紳、富商、官員的腰包裏。
商稅問題。
就是各大富商，通過買通官府的稅收人員，虛報、瞞報，本該繳納的商稅，通常進行運作之後，實收的不到十分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逃鈔關。鈔關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大運河上的七個收取往來商品運輸稅的收稅機構，其中方原巡撫的四府就占了兩個，揚州府的揚州鈔關，還有蘇州府的滸墅鈔關。
明朝富商逃鈔關的法子是五花八門。最直接的是買通鈔關官吏，以《金瓶梅》裏描述為例，西門慶過臨清鈔關的貨物值一萬兩，本該繳納三百銀子的商稅，但通過花五十兩銀子收買鈔關官員，實際繳納國庫的商稅隻有三十兩，等於正常征收的十分之一。
除了收買鈔關官員，其他逃鈔關的法子也是不少，因為明朝規定上級官員、太監、舉人以上功名學子的商船是免稅的，所以就誕生了一個熱門的逃鈔關法子，就是尋常商船隻需要掛著官員、太監的牌子，或是請一，兩個舉人上船，便能不花一兩銀子過了鈔關。當然，商船給這些官員、太監，還有舉人的銀子是少不了的。
所以照方原估計，單是鈔關這一項稅收，崇禎年間實收的鈔關費是三、四十萬兩左右的銀子，真要如實收齊了，至少也能有三百萬銀子。中間近九成的差額，就是類似於西門慶、官員、太監、考了功名的讀書人這幫人勾結起來大肆侵吞國家稅收的額度。
礦稅問題
礦稅問題是明朝的老大難問題，萬曆年間就曾鬧得沸沸揚揚。
明朝政府明令禁止私人開礦，但私礦卻在明朝長期、半公開的存在。私礦的收入，也是一筆公開的灰色收入，盡數到了富商、還有地方監督官員的腰包裏。
到了萬曆年間，因國庫開支入不敷出，萬曆皇帝也關注到礦稅這塊大肥肉，開征礦稅來充盈國庫。
萬曆皇帝開征礦稅的行為，和穿越前的嫖娼合法化一樣，以國家名義來收稅，自然就打破了灰色收入存在的土壤，嚴重損壞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其中就包括了開私礦的富商，還有從中收取黑錢的官員。
無論是代表士紳、富商的東林黨，還是代表皇帝監督、巡撫地方的閹黨，態度出奇的一致，集體反對萬曆開征礦稅。
萬曆皇帝為了征收礦稅，和朝中群臣，還有司禮監太監鬧得是雞飛狗跳，幸好萬曆算是態度強硬，將礦稅的征收堅持了下來。
但自萬曆皇帝死後，經過東林黨人所謂轟轟烈烈的‘保國本’運動，保住的那個逗逼太子朱常洛，即位隻有一個月就死了。
但是在這一個月裏，這個明光宗除了如饑似渴的玩宮女，投桃報李的提拔了一堆被萬曆打壓的東林黨官員，就幹了一件正事，就是取消了萬曆皇帝強硬堅持征收的礦稅。
從此以後，礦稅就被徹底取消，灰色收入繼續迴到了富商、監督官員的手中，無論是天啟，還是崇禎，都沒能再次將這個礦稅，提上過收稅流程。
重新征收礦稅，那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牽涉的利益關聯方多如牛毛，絕不是方原拍拍腦袋就能做主的。既然連萬曆、天啟、崇禎都搞不定的難題，方原一時間其實也想不到法子，隻能走一步看一步。
市舶稅的問題
所謂市舶稅，就是海洋貿易稅。大明的海洋貿易非常發達，據統計，通過海洋對外貿易，總共流入大明的銀子，達到數億兩之多。明朝還專門設置了市舶司來進行市舶稅這塊的管理。
但因為海洋貿易走私現象普遍存在，市舶司的課稅對象十分稀少，海外流入大明的巨額銀子，絕大部分落入了走私海商的手中，造成政府稅收嚴重流失。
其中最大的走私海商、海盜，就是盤踞在浙江、福建一代，打著大明旗號，幹著走私勾當的大海商鄭芝龍。這個鄭芝龍常年勾結佛朗機商會、荷蘭人，倭人進行走私活動，帶甲十萬，戰艦上千艘，艦隊火炮十分的精良。
論海戰實力，鄭芝龍的艦隊遠勝明朝、朝鮮、倭國的水師，絕對是東方第一艦隊，比之當年西班牙縱橫大航海時代的無敵艦隊，也不遑多讓，還曾經全殲了明朝的福建水師。
鄭芝龍招安後，名義上是福建都督同知，其實早已是浙江、福建二省的實際控製者，官府根本不敢幹涉他的任何行動，相反為了買得平安，還不得不對鄭芝龍賣力討好。
方原和眾人整理了四種稅收的來龍去脈，要一籃子解決這四種稅收難題絕不可能，隻能逐一解決。
根據難易程度，緊要程度，方原製定了依次解決四種稅收的順序，最先是田賦，這種稅在官府是有案可查的，更關係到收攏江南百姓的民心，必須提到首位來解決；
其次是商稅，這種稅緊要程度要小於田賦，但卻是塊大肥肉，就放在第二位；
其三是礦稅，這種稅解決起來非常困難，而且牽一發而動全身，隻能走一步看一步，排在第三；
最後是市舶稅，這種稅是個天文數字，真要能收齊了，能解決明朝至少百年的長治久安。但要整治這種稅，其實是難於登天，難度絕不亞於與滿清的全麵戰爭。
必然要麵對海商走私集團的龍頭-鄭芝龍，還有荷蘭、葡萄牙等佛朗機商會的全麵反彈，沒有一支強大，對鄭芝龍，佛朗機人具有威懾力的水師，貿然去動這塊稅收，招惹得大海商鄭芝龍，還有佛朗機人率水師打上門來，就是自取其辱。
所謂三年陸軍，十年空軍，百年海軍，打造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所需要花費的銀子那是個天文數字，需要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計其數，短時間是根本不用指望。
別以為以一條爛命換來的錢財，就可以全家吃穿不愁，今後能還敢替士紳、富商搞暗殺之類的，先去掂量掂量要不要搭上家裏高堂、妻子的前程。
當然，懲處刺客那是治標不治本，要想太平必須懲處了幕後主使者。錢謙益這老雜碎肯定是參與者之一，但，單憑他一個退隱之人，哪兒能說得動刺客來為他賣命？與他站在一起的，肯定還有其他富商。
方原正在思緒如潮，負責審訊刺客的秦展已大步的進了，大聲說，“老大，這刺客招了，同謀除了錢謙益，還有洞庭商幫的人。”
“又是洞庭商幫？”
洞庭商幫直到清末民國初年，也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幫之一。其中席家在民國被稱為金融買辦世家；翁氏則是滿清的帝師之家；沈氏則是方原穿越之前，天涯論壇最著名的周公子大戰易燁卿的帖子提到過的，中國現存六大家族之一的沈家。
洞庭商幫主要的倡導者是以常熟翁氏、東山席氏、東山沈氏為主。當然，這種合作模式的商幫，參與的各富商世家並不能一概而論，大麵積的打擊。
至少東山席氏，就捐獻過大量的家財提供給江南的抗清戰爭；而東山沈氏也參與了抗清戰爭，還有沈氏子弟戰死沙場。
除了準備死抗到底的常熟翁氏之外，其他的富商、書香世家隻要願意配合方原在江南的工作，還是不能一竿子全給打死了。全打死了，江南的經濟也就崩潰了。
方原麵不動容的問，“洞庭商幫有多少人參與其中？”
秦展如實說，“刺客隻招了一人，就是洞庭商幫的翁家。翁陽與錢謙益是摯友，時常在一起談詩論道。”
對付錢謙益、翁陽這種名士、富商，單純靠武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就算要發難也必須師出有名，方原如今最缺少的就是能向這幫人發難的真憑實據。
方原發起信訪製度，除了收攬民心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收集這幫人為非作歹的證據，隻要有百姓敢來告狀，他就能名正言順的收拾這幫士紳、富商。
他召集來景傑等人，開始商議之後的對策。
眼下，信訪製度剛開始推行，也不是短時間能見效的，隻能先研究研究怎麽收稅，搞銀子的法子。
飯隻能一口一口，方原的目標就是田賦、商稅、礦稅、市舶稅這四種稅，至於其他的土地兼並、高額田租之類更複雜的課題，絕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隻能繼續暫時擱置。
要想收稅，搞銀子，就必須搞清楚這些稅種的來龍去脈，麵臨的收稅難題，才能對陣下藥的解決。
田賦問題。
其實就是類似錢謙益這類的士紳、富商，通過與官府的勾結，本該繳納的田賦，少繳甚至不繳。而虧空的田賦必須要填補上，所以官府就天才般的發明了水腳費、口食費、運輸費、庫子費、竹簍費等向百姓、農民征收的苛捐雜稅來彌補虧空。
以上的苛捐雜碎還算能叫出口的，甚至還有拜神費，敬天費，甚至還有敬匪費，這些匪夷所思的稅名。
明朝的糧食畝產量大約是300斤/畝，而明律規定，一畝地的田賦根據田地的優劣不同，平均大約是20斤左右的糧食，再加上三餉加派，每畝又多了6-9斤糧食，也就不到30斤糧食。
一畝300斤隻繳納30斤糧食，即使加派了三餉後，明朝的田賦仍是不到十分之一，征收比例是相當的低。
但通過層層苛捐雜碎的加碼後，農民需要繳納的田賦就達到了驚人的200-250斤/畝，甚至更高，根本就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才會風起雲湧的起來造反。
這些將農民逼反的加碼田賦並不是入了崇禎，甚至是政府的手中，全落進了士紳、富商、官員的腰包裏。
商稅問題。
就是各大富商，通過買通官府的稅收人員，虛報、瞞報，本該繳納的商稅，通常進行運作之後，實收的不到十分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逃鈔關。鈔關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大運河上的七個收取往來商品運輸稅的收稅機構，其中方原巡撫的四府就占了兩個，揚州府的揚州鈔關，還有蘇州府的滸墅鈔關。
明朝富商逃鈔關的法子是五花八門。最直接的是買通鈔關官吏，以《金瓶梅》裏描述為例，西門慶過臨清鈔關的貨物值一萬兩，本該繳納三百銀子的商稅，但通過花五十兩銀子收買鈔關官員，實際繳納國庫的商稅隻有三十兩，等於正常征收的十分之一。
除了收買鈔關官員，其他逃鈔關的法子也是不少，因為明朝規定上級官員、太監、舉人以上功名學子的商船是免稅的，所以就誕生了一個熱門的逃鈔關法子，就是尋常商船隻需要掛著官員、太監的牌子，或是請一，兩個舉人上船，便能不花一兩銀子過了鈔關。當然，商船給這些官員、太監，還有舉人的銀子是少不了的。
所以照方原估計，單是鈔關這一項稅收，崇禎年間實收的鈔關費是三、四十萬兩左右的銀子，真要如實收齊了，至少也能有三百萬銀子。中間近九成的差額，就是類似於西門慶、官員、太監、考了功名的讀書人這幫人勾結起來大肆侵吞國家稅收的額度。
礦稅問題
礦稅問題是明朝的老大難問題，萬曆年間就曾鬧得沸沸揚揚。
明朝政府明令禁止私人開礦，但私礦卻在明朝長期、半公開的存在。私礦的收入，也是一筆公開的灰色收入，盡數到了富商、還有地方監督官員的腰包裏。
到了萬曆年間，因國庫開支入不敷出，萬曆皇帝也關注到礦稅這塊大肥肉，開征礦稅來充盈國庫。
萬曆皇帝開征礦稅的行為，和穿越前的嫖娼合法化一樣，以國家名義來收稅，自然就打破了灰色收入存在的土壤，嚴重損壞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其中就包括了開私礦的富商，還有從中收取黑錢的官員。
無論是代表士紳、富商的東林黨，還是代表皇帝監督、巡撫地方的閹黨，態度出奇的一致，集體反對萬曆開征礦稅。
萬曆皇帝為了征收礦稅，和朝中群臣，還有司禮監太監鬧得是雞飛狗跳，幸好萬曆算是態度強硬，將礦稅的征收堅持了下來。
但自萬曆皇帝死後，經過東林黨人所謂轟轟烈烈的‘保國本’運動，保住的那個逗逼太子朱常洛，即位隻有一個月就死了。
但是在這一個月裏，這個明光宗除了如饑似渴的玩宮女，投桃報李的提拔了一堆被萬曆打壓的東林黨官員，就幹了一件正事，就是取消了萬曆皇帝強硬堅持征收的礦稅。
從此以後，礦稅就被徹底取消，灰色收入繼續迴到了富商、監督官員的手中，無論是天啟，還是崇禎，都沒能再次將這個礦稅，提上過收稅流程。
重新征收礦稅，那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牽涉的利益關聯方多如牛毛，絕不是方原拍拍腦袋就能做主的。既然連萬曆、天啟、崇禎都搞不定的難題，方原一時間其實也想不到法子，隻能走一步看一步。
市舶稅的問題
所謂市舶稅，就是海洋貿易稅。大明的海洋貿易非常發達，據統計，通過海洋對外貿易，總共流入大明的銀子，達到數億兩之多。明朝還專門設置了市舶司來進行市舶稅這塊的管理。
但因為海洋貿易走私現象普遍存在，市舶司的課稅對象十分稀少，海外流入大明的巨額銀子，絕大部分落入了走私海商的手中，造成政府稅收嚴重流失。
其中最大的走私海商、海盜，就是盤踞在浙江、福建一代，打著大明旗號，幹著走私勾當的大海商鄭芝龍。這個鄭芝龍常年勾結佛朗機商會、荷蘭人，倭人進行走私活動，帶甲十萬，戰艦上千艘，艦隊火炮十分的精良。
論海戰實力，鄭芝龍的艦隊遠勝明朝、朝鮮、倭國的水師，絕對是東方第一艦隊，比之當年西班牙縱橫大航海時代的無敵艦隊，也不遑多讓，還曾經全殲了明朝的福建水師。
鄭芝龍招安後，名義上是福建都督同知，其實早已是浙江、福建二省的實際控製者，官府根本不敢幹涉他的任何行動，相反為了買得平安，還不得不對鄭芝龍賣力討好。
方原和眾人整理了四種稅收的來龍去脈，要一籃子解決這四種稅收難題絕不可能，隻能逐一解決。
根據難易程度，緊要程度，方原製定了依次解決四種稅收的順序，最先是田賦，這種稅在官府是有案可查的，更關係到收攏江南百姓的民心，必須提到首位來解決；
其次是商稅，這種稅緊要程度要小於田賦，但卻是塊大肥肉，就放在第二位；
其三是礦稅，這種稅解決起來非常困難，而且牽一發而動全身，隻能走一步看一步，排在第三；
最後是市舶稅，這種稅是個天文數字，真要能收齊了，能解決明朝至少百年的長治久安。但要整治這種稅，其實是難於登天，難度絕不亞於與滿清的全麵戰爭。
必然要麵對海商走私集團的龍頭-鄭芝龍，還有荷蘭、葡萄牙等佛朗機商會的全麵反彈，沒有一支強大，對鄭芝龍，佛朗機人具有威懾力的水師，貿然去動這塊稅收，招惹得大海商鄭芝龍，還有佛朗機人率水師打上門來，就是自取其辱。
所謂三年陸軍，十年空軍，百年海軍，打造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所需要花費的銀子那是個天文數字，需要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計其數，短時間是根本不用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