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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章誰都得暈（5）
吳安平沒想到李大釗還在堅持，便決定再加些猛料，於是就道：“武斷不武斷，請先生再聽我往下說。”
李大釗也未想到他還有說辭，就問道：“還有哪方麵不妥？”
吳安平笑道：“我們就說說權力鬥爭和人性。”
李大釗思量道：“你要說權力爭奪，這或許難以避免，但北伐大業未成，這方麵應該沒有多激烈。至於說人性，這又與人性何幹？”
吳安平驚訝道：“還不激烈？依我看，現在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刻。”
“其他人不說，我們就說蔣介石吧。雖然這位**軍總司令，在工農運動方麵對貴黨有諸多不滿，但他如果要清黨**，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此，而在於他始終懷疑貴黨在暗中挑動民眾，製造倒蔣風潮。”這其實是後世蔣介石日記曝光後，許多研究人員發現的，現在則被吳安平拿來當做了自己的獨特看法。
李大釗斷然否定道：“這不可能我們**中央已經一再叮囑各地黨部，要設法維係與蔣介石的關係。包括對在迎汪精衛一事上，我們也提出必須以蔣介石同意或北伐戰事大勝為前提條件，萬萬不會魯莽從事，甚至如果蔣介石堅持不讓步，也會實行汪精衛暫時不迴國而以廣東省政府權交給左派這樣的策略以為妥協。他如何還會懷疑？”
吳安平搖著頭道：“問題在於，無論貴黨和共產國際的代表怎樣向蔣介石許諾保證，你們多數的基層組織，實際上還是把迎汪同倒蔣混為一談，甚至在去年年底，各地就已經開始出現‘打倒蔣介石’的唿聲。這些事先生不會不知道吧？你說，蔣介石會相信你們的許諾和保證嗎？”
李大釗道：“我一直在北京，這些事不太清楚，但我想應該沒有你說得那樣嚴重。”
吳安平大笑道：“實際上是太嚴重，我給先生講一下先生就知道了。國民政府攻占武漢後，去年十一月上旬在武昌搞了一次軍民集會，當時又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分校的學生在場，而蔣介石正是這所學校的校長。當時場內的工人，就當著這些學生的麵，公開喊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甚至因此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這算不算嚴重？”
“當時蔣介石在九江，知道後自然大為惱火，但武漢是唐生智控製的，唐生智本就有取蔣介石代之的野心，因此就沒有很在意，隻是敷衍了事。但十多天後，就連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也出現了類似武昌工友那樣的言論，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有多看重，先生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這一消息對蔣介石的刺激更大，如果說先前他還是不勝憤慨，到此時就已經暴躁怨恨形諸口舌了。這算不算嚴重？”
“如果說，蔣介石對武漢工人和黃埔軍校學生的反蔣言論，還隻是懷疑是由貴黨挑唆，那麽，隨著鮑羅廷公然的惡語相向，就讓蔣介石砸實了自己的猜測。”
李大釗道：“又關鮑羅廷何事？”
吳安平忍不住道：“我且告訴你，你們這位太上皇是如何行事的，先生不妨想想他是來壞事的，還是來成事的。這幫蘇聯人，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啊。”
李大釗見他又攻擊共產國際，也不便說什麽，便追著說道：“你仔細講講。”
吳安平想了想到：“當時因為國民政府要遷都武漢，鮑羅廷在到武漢的第二日，便召集會議，提出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開會之前，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會議並決定以徐謙為主席，可笑的是，卻將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和他的代表張靜江，排除在了最高職權之外。”
“蔣介石最初雖有不滿，但並沒有公開反對，但後來他終於發現，如果同意聯席會議可以代行最高職權，就等於重新讓蘇聯顧問說了算。於是，他便乘張靜江、譚延闓等中央執行委員路過南昌北上武漢之際，召集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最高權力機關暫時設置於南昌，遷都問題以後再議。”
“這讓鮑羅廷進退維穀，他首先致電莫斯科，聲稱在遷都問題上不能對蔣介石妥協，否則不僅會加強蔣介石的**地位，還會被北洋和列強看成是廣州軟弱的表現，進而導致對方轉入攻勢，自己也將會因此非辭職不可。莫斯科迴電反對鮑羅廷因為任何理由離開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崗位，它也讚同鮑羅廷的擔心，但同時仍建議他應親赴南昌勸蔣，妥協解決爭端。”
“有莫斯科的支持，鮑羅廷自然橫下一條心，把自己推上了第一線，要與蔣介石攤牌，其意在利用國民黨多數不願分裂的心理，使蔣介石陷於孤立而被迫屈服。”
“於是，他在今年一月歡迎蔣介石的一次宴會上，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有軍人摧殘黨權、欺壓**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繼而指名道姓地對蔣介石說：‘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
吳安平突然頓住，對李大釗道：“先生可知蔣介石是如何說的？”
李大釗有些緊張道：“他怎麽說？”
吳安平道：“他說：‘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如今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裏麵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麽一迴事？’他還對鮑羅廷說：‘你不止是欺負我個人，不止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這算不算嚴重？這就是我說的人性因素，你們不能忽視蔣介石的自尊心。”
李大釗皺眉道：“自尊心？”
吳安平又道：“其實‘中山艦事件’就是因為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過於忽視蔣介石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蔣介石成功地利用這一事件打擊俄國人的威信，並限製顧問們的權力之後，鮑羅廷卻再蹈複轍，由自己親自出麵，來向蔣介石的自尊心挑戰，這不得不說是他的愚蠢。”
“當然，他或許自認為有幾個殺手鐧。一是宋子文在武漢，掌握著蔣介石所需的大筆軍費；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如譚延闓、何香凝等亦不願追隨蔣介石，使國民黨分裂；三是唐生智等相當一批北伐將領，已在武漢方麵的領導之下；四是他認為工農運動正在廣泛興起，勢必會對國民黨及其北伐軍形成強大的牽製作用；五是各地讚成迎汪精衛的國民黨人聲勢日漸浩大，必然會對蔣介石造成極大的壓力。”
“可能就是因為如此，鮑羅廷雖然事後暗托宋子文等人對蔣介石表示歉意，甚至聲言今後願與其一同隨軍行動，不再過問中央之事，但他實際上卻從沒有停止過推動剝奪蔣介石黨政權力的鬥爭。”
李大釗默默道：“就算蔣介石自尊心受辱，但分權還是必須的，**終究要不得。”
吳安平反駁道：“那季山嘉算不算**？鮑羅廷算不算**？如果不算，為何中**政大事竟由這幾個蘇聯人一言而定？照我看，這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先生和我這兩個中國人的恥辱，如果在西北他們敢這樣大言不慚，我就算不殺，也會讓他們修二十年鐵路的。”
李大釗愕然道：“你竟這樣說？”
吳安平恨恨道：“我不是這樣說，而是必定這樣做。此次先生西來，或有搭救那幾十個蘇聯人之意，但莫怪我薄先生麵子，如果他們是中國人，一切都好說，既然他們是蘇聯人，扛著槍、推著炮、開著飛機、坐著戰車來到了中國，那當然不能對他們客氣。我已經把他們打發去修路了。不過先生也無需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天都有一斤半的高粱麵，每半個月還有一個大洋工錢，這可不算虐待。”
李大釗搖頭道：“我本來卻有勸解之意，但你說了這麽多，實際一直在攻擊蘇聯，態度如何我已經心中有數，便不提了。隻是切記，莫要死人。”
吳安平心中暗喜。這或許是李大釗態度轉變的一個信號，隻要他邊鼓敲得勤，必然最終能讓蘇聯人滾蛋。
他沒將這高興帶到臉上，而是又繼續道：“這幫蘇聯人對中國根本不了解，他們根本不明白，在中國，不僅政權要靠槍杆子維係，就是社會上的所謂階級分化，也遠未達到他們所希望的那種程度。不要說中間階層占人口比例極大，就是貴黨最為重視的工人階級，通常也處於分散甚至是分裂的狀態，很多工人不僅不為貴黨掌握，甚至是站在相反立場上。”??
“他們隻會壞事。蔣介石受鮑羅廷刺激後，就一再公開警告說：‘不要試圖讓我走開，總理在生的時候，我無論對那一個同誌，或者有一句話與我不對，或者有一點得罪了我，我馬上就要跑開。現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開，中國**根芽從此就要斷絕，誰也不要想讓我放棄責任因為，我隻知道我是**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反對我的**，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先生聽聽，這樣的表態有多嚴重”
“其實，蔣介石之所以不擇手段地來與貴黨爭奪地方和群眾，原因便在於他感受到了權力失落的嚴重威脅，而這種威脅，很大程度上便是蘇聯人給他的。當然，貴黨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釗慨歎道：“你這麽一說，我也有所意識。郭沫若同誌一直是跟著蔣介石工作的，先前他提交的報告，雖然對蔣介石在個別地方工人運動問題上的處置手法心存疑問，卻並未發現其有明顯異常的表現。但在最近，當蔣介石被迫同意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緊接著武漢又召開旨在削弱其權力的二屆三中全會之後，郭沫若才意外地發現蔣介石大踏步地轉向了極端。”
吳安平一拍手道：“很明顯，因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鄂，而使蔣介石產生了太大的權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懼感。他或許深信，如果再不采取斷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區，轉眼間就會落到武漢的手掌心去，而丟掉這些地區，他連討價還價的資本可能都沒有了。如果他最終向武漢臣服，非但此前一切可能功虧一簣，就連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結束。困獸猶鬥，蔣介石有過‘中山艦事件’的經驗，他當然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那你認為該怎麽辦呢？”李大釗滿懷希冀問道。
吳安平歎口氣道：“如果你們現在能擺脫蘇聯人的掣肘，那事情或許還有挽迴的餘地，但我認為，你們沒有這樣的勇氣，至少暫時沒有。為今之計，隻有收縮力量，盡可能挽迴些損失。這裏有蔣介石及各地國民黨軍政大員，這段時間會議與多方聯絡的資料，先生不妨看看，采取一些必要的應對措施。”他又拿出第五個箱子，擺放到了李大釗麵前。
李大釗頹然道：“難道就任由大**就此失敗不成？”
吳安平慨歎道：“大**失敗與否其實無所謂，民眾已經意識到時代已經變革，隻要堅持，**終有成功的一天。最應該痛心的是，此番風雨，必將是一場腥風血雨，還不知多少人要為之犧牲、流血。若真有變，你們**人或許損失嚴重，但國民黨方麵的損失或許還要超你們十倍，它有幾十萬黨員，要分辨哪個是貴黨的秘密成員，並非那麽容易。北伐北伐，到頭來內訌死的人，或許還要比伐掉的北洋軍多得多。”
李大釗訝然道：“你這麽悲觀？”
“其實這不是悲觀，事情發展下去必然如此。其實我想貴黨應該做些讓步，另外國民黨那邊也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避免嚴重流血事件的發生。但我能努力的地方真的不多，這不僅僅是理念的較量，也是權力的全麵爭奪，我就算把幾十萬解放軍擺到當麵，也未必能勸阻一些偏執的人的偏執決定。”
吳安平確實有阻止一切發生的野心，使“四?一二”、“七?一五”之類的慘劇不再發生，使那句“寧可錯殺三千，不可錯放一個”的話不再出現，使國共兩黨不再由這一刻起便結下深仇，但他無論怎樣計較，都難以找到完美的解決辦法。正如剛才所說，這不僅僅是理念的較量，更摻雜著權力的爭奪，他隻能盡人事而已，能取得多大成效，就看老天幫不幫忙了。
想起這一切，他就覺得意氣闌珊，正好與李大釗該說的都已說完，便告辭道：“先生，我還有事需要處理，就不多陪了。外麵有我安排的兩個警衛，先生有什麽需要，可以直接吩咐他們去做，不用客氣，也無需客氣。”施了一禮，他便匆匆去了，背影甚是蕭索。
李大釗看著旁邊的五個箱子，一時也不知道該想什麽才好，隻覺諸事紛雜混亂，根本理不出頭緒來。他就那麽怔怔坐著，顯得很是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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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安平沒想到李大釗還在堅持，便決定再加些猛料，於是就道：“武斷不武斷，請先生再聽我往下說。”
李大釗也未想到他還有說辭，就問道：“還有哪方麵不妥？”
吳安平笑道：“我們就說說權力鬥爭和人性。”
李大釗思量道：“你要說權力爭奪，這或許難以避免，但北伐大業未成，這方麵應該沒有多激烈。至於說人性，這又與人性何幹？”
吳安平驚訝道：“還不激烈？依我看，現在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刻。”
“其他人不說，我們就說蔣介石吧。雖然這位**軍總司令，在工農運動方麵對貴黨有諸多不滿，但他如果要清黨**，最主要的原因還不在此，而在於他始終懷疑貴黨在暗中挑動民眾，製造倒蔣風潮。”這其實是後世蔣介石日記曝光後，許多研究人員發現的，現在則被吳安平拿來當做了自己的獨特看法。
李大釗斷然否定道：“這不可能我們**中央已經一再叮囑各地黨部，要設法維係與蔣介石的關係。包括對在迎汪精衛一事上，我們也提出必須以蔣介石同意或北伐戰事大勝為前提條件，萬萬不會魯莽從事，甚至如果蔣介石堅持不讓步，也會實行汪精衛暫時不迴國而以廣東省政府權交給左派這樣的策略以為妥協。他如何還會懷疑？”
吳安平搖著頭道：“問題在於，無論貴黨和共產國際的代表怎樣向蔣介石許諾保證，你們多數的基層組織，實際上還是把迎汪同倒蔣混為一談，甚至在去年年底，各地就已經開始出現‘打倒蔣介石’的唿聲。這些事先生不會不知道吧？你說，蔣介石會相信你們的許諾和保證嗎？”
李大釗道：“我一直在北京，這些事不太清楚，但我想應該沒有你說得那樣嚴重。”
吳安平大笑道：“實際上是太嚴重，我給先生講一下先生就知道了。國民政府攻占武漢後，去年十一月上旬在武昌搞了一次軍民集會，當時又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分校的學生在場，而蔣介石正是這所學校的校長。當時場內的工人，就當著這些學生的麵，公開喊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甚至因此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這算不算嚴重？”
“當時蔣介石在九江，知道後自然大為惱火，但武漢是唐生智控製的，唐生智本就有取蔣介石代之的野心，因此就沒有很在意，隻是敷衍了事。但十多天後，就連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也出現了類似武昌工友那樣的言論，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有多看重，先生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這一消息對蔣介石的刺激更大，如果說先前他還是不勝憤慨，到此時就已經暴躁怨恨形諸口舌了。這算不算嚴重？”
“如果說，蔣介石對武漢工人和黃埔軍校學生的反蔣言論，還隻是懷疑是由貴黨挑唆，那麽，隨著鮑羅廷公然的惡語相向，就讓蔣介石砸實了自己的猜測。”
李大釗道：“又關鮑羅廷何事？”
吳安平忍不住道：“我且告訴你，你們這位太上皇是如何行事的，先生不妨想想他是來壞事的，還是來成事的。這幫蘇聯人，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啊。”
李大釗見他又攻擊共產國際，也不便說什麽，便追著說道：“你仔細講講。”
吳安平想了想到：“當時因為國民政府要遷都武漢，鮑羅廷在到武漢的第二日，便召集會議，提出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遷到武昌開會之前，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織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會議並決定以徐謙為主席，可笑的是，卻將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和他的代表張靜江，排除在了最高職權之外。”
“蔣介石最初雖有不滿，但並沒有公開反對，但後來他終於發現，如果同意聯席會議可以代行最高職權，就等於重新讓蘇聯顧問說了算。於是，他便乘張靜江、譚延闓等中央執行委員路過南昌北上武漢之際，召集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最高權力機關暫時設置於南昌，遷都問題以後再議。”
“這讓鮑羅廷進退維穀，他首先致電莫斯科，聲稱在遷都問題上不能對蔣介石妥協，否則不僅會加強蔣介石的**地位，還會被北洋和列強看成是廣州軟弱的表現，進而導致對方轉入攻勢，自己也將會因此非辭職不可。莫斯科迴電反對鮑羅廷因為任何理由離開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崗位，它也讚同鮑羅廷的擔心，但同時仍建議他應親赴南昌勸蔣，妥協解決爭端。”
“有莫斯科的支持，鮑羅廷自然橫下一條心，把自己推上了第一線，要與蔣介石攤牌，其意在利用國民黨多數不願分裂的心理，使蔣介石陷於孤立而被迫屈服。”
“於是，他在今年一月歡迎蔣介石的一次宴會上，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有軍人摧殘黨權、欺壓**和妨礙工農運動的發展，繼而指名道姓地對蔣介石說：‘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
吳安平突然頓住，對李大釗道：“先生可知蔣介石是如何說的？”
李大釗有些緊張道：“他怎麽說？”
吳安平道：“他說：‘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如今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軍的領袖，又是中國國民黨裏麵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麽一迴事？’他還對鮑羅廷說：‘你不止是欺負我個人，不止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這算不算嚴重？這就是我說的人性因素，你們不能忽視蔣介石的自尊心。”
李大釗皺眉道：“自尊心？”
吳安平又道：“其實‘中山艦事件’就是因為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過於忽視蔣介石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蔣介石成功地利用這一事件打擊俄國人的威信，並限製顧問們的權力之後，鮑羅廷卻再蹈複轍，由自己親自出麵，來向蔣介石的自尊心挑戰，這不得不說是他的愚蠢。”
“當然，他或許自認為有幾個殺手鐧。一是宋子文在武漢，掌握著蔣介石所需的大筆軍費；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如譚延闓、何香凝等亦不願追隨蔣介石，使國民黨分裂；三是唐生智等相當一批北伐將領，已在武漢方麵的領導之下；四是他認為工農運動正在廣泛興起，勢必會對國民黨及其北伐軍形成強大的牽製作用；五是各地讚成迎汪精衛的國民黨人聲勢日漸浩大，必然會對蔣介石造成極大的壓力。”
“可能就是因為如此，鮑羅廷雖然事後暗托宋子文等人對蔣介石表示歉意，甚至聲言今後願與其一同隨軍行動，不再過問中央之事，但他實際上卻從沒有停止過推動剝奪蔣介石黨政權力的鬥爭。”
李大釗默默道：“就算蔣介石自尊心受辱，但分權還是必須的，**終究要不得。”
吳安平反駁道：“那季山嘉算不算**？鮑羅廷算不算**？如果不算，為何中**政大事竟由這幾個蘇聯人一言而定？照我看，這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先生和我這兩個中國人的恥辱，如果在西北他們敢這樣大言不慚，我就算不殺，也會讓他們修二十年鐵路的。”
李大釗愕然道：“你竟這樣說？”
吳安平恨恨道：“我不是這樣說，而是必定這樣做。此次先生西來，或有搭救那幾十個蘇聯人之意，但莫怪我薄先生麵子，如果他們是中國人，一切都好說，既然他們是蘇聯人，扛著槍、推著炮、開著飛機、坐著戰車來到了中國，那當然不能對他們客氣。我已經把他們打發去修路了。不過先生也無需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天都有一斤半的高粱麵，每半個月還有一個大洋工錢，這可不算虐待。”
李大釗搖頭道：“我本來卻有勸解之意，但你說了這麽多，實際一直在攻擊蘇聯，態度如何我已經心中有數，便不提了。隻是切記，莫要死人。”
吳安平心中暗喜。這或許是李大釗態度轉變的一個信號，隻要他邊鼓敲得勤，必然最終能讓蘇聯人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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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蔣介石之所以不擇手段地來與貴黨爭奪地方和群眾，原因便在於他感受到了權力失落的嚴重威脅，而這種威脅，很大程度上便是蘇聯人給他的。當然，貴黨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釗慨歎道：“你這麽一說，我也有所意識。郭沫若同誌一直是跟著蔣介石工作的，先前他提交的報告，雖然對蔣介石在個別地方工人運動問題上的處置手法心存疑問，卻並未發現其有明顯異常的表現。但在最近，當蔣介石被迫同意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緊接著武漢又召開旨在削弱其權力的二屆三中全會之後，郭沫若才意外地發現蔣介石大踏步地轉向了極端。”
吳安平一拍手道：“很明顯，因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鄂，而使蔣介石產生了太大的權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懼感。他或許深信，如果再不采取斷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區，轉眼間就會落到武漢的手掌心去，而丟掉這些地區，他連討價還價的資本可能都沒有了。如果他最終向武漢臣服，非但此前一切可能功虧一簣，就連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結束。困獸猶鬥，蔣介石有過‘中山艦事件’的經驗，他當然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那你認為該怎麽辦呢？”李大釗滿懷希冀問道。
吳安平歎口氣道：“如果你們現在能擺脫蘇聯人的掣肘，那事情或許還有挽迴的餘地，但我認為，你們沒有這樣的勇氣，至少暫時沒有。為今之計，隻有收縮力量，盡可能挽迴些損失。這裏有蔣介石及各地國民黨軍政大員，這段時間會議與多方聯絡的資料，先生不妨看看，采取一些必要的應對措施。”他又拿出第五個箱子，擺放到了李大釗麵前。
李大釗頹然道：“難道就任由大**就此失敗不成？”
吳安平慨歎道：“大**失敗與否其實無所謂，民眾已經意識到時代已經變革，隻要堅持，**終有成功的一天。最應該痛心的是，此番風雨，必將是一場腥風血雨，還不知多少人要為之犧牲、流血。若真有變，你們**人或許損失嚴重，但國民黨方麵的損失或許還要超你們十倍，它有幾十萬黨員，要分辨哪個是貴黨的秘密成員，並非那麽容易。北伐北伐，到頭來內訌死的人，或許還要比伐掉的北洋軍多得多。”
李大釗訝然道：“你這麽悲觀？”
“其實這不是悲觀，事情發展下去必然如此。其實我想貴黨應該做些讓步，另外國民黨那邊也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避免嚴重流血事件的發生。但我能努力的地方真的不多，這不僅僅是理念的較量，也是權力的全麵爭奪，我就算把幾十萬解放軍擺到當麵，也未必能勸阻一些偏執的人的偏執決定。”
吳安平確實有阻止一切發生的野心，使“四?一二”、“七?一五”之類的慘劇不再發生，使那句“寧可錯殺三千，不可錯放一個”的話不再出現，使國共兩黨不再由這一刻起便結下深仇，但他無論怎樣計較，都難以找到完美的解決辦法。正如剛才所說，這不僅僅是理念的較量，更摻雜著權力的爭奪，他隻能盡人事而已，能取得多大成效，就看老天幫不幫忙了。
想起這一切，他就覺得意氣闌珊，正好與李大釗該說的都已說完，便告辭道：“先生，我還有事需要處理，就不多陪了。外麵有我安排的兩個警衛，先生有什麽需要，可以直接吩咐他們去做，不用客氣，也無需客氣。”施了一禮，他便匆匆去了，背影甚是蕭索。
李大釗看著旁邊的五個箱子，一時也不知道該想什麽才好，隻覺諸事紛雜混亂，根本理不出頭緒來。他就那麽怔怔坐著，顯得很是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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