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我們每個人手上或輕或重都有一塊石料，我們都在盡著公民的責任，我們都在完成職業的任務，但是對於這塊石料的解釋卻大不一樣。
第一種人，我稱之為悲觀主義者。我們做任何一種職業都有各自的沉重，都有各自的付出和委屈，其實你有理由認為生活就是一場苦役，但是當你不斷抱怨的時候，你的人生會流失掉許多的快樂年華。
第二種人，我稱為職業主義者。你永遠隻知道一堵牆一堵牆地砌下去，你有自己的職業，有自己的薪水，有老闆給你的職稱，所有這一切你不能辜負，你可以完成保底，但你永遠沒有提升。
第三種人，我稱為理想主義者。這種人有憧憬，有達觀、快樂的理想，他會努力去完成眼下每一塊磚的搬運與堆砌，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未來的遠景——一座神聖的教堂。
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但是真正的君子在融會貫通之後還有一個很高的標準，就是君子從來不是作為一個固定的職業、一個小角色被擺在那裏的，他們是變通的，是與時俱進的，是在這個社會的大變革裏麵隨時調整自我的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而存在的。容器是什麽呢？你是合格的，中規中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這種人就是我剛才說的職業主義者。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境界是理想主義，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於他的所為，而在於他的所為背後的動機。其實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的動物，也就是說態度決定一切。
我們今天的社會，有太多太多的不盡如人意，但恰好是這些地方需要我們去做。心懷夢想，有快樂飛揚的力量，才能從困難中超越而去。也許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太沉重了，我才不希望我們的心困頓於此。我們正需要用這種樂觀的精神與達觀的力量去改變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的自我才必須堅強。
我想，一個現實主義者去做事，他可能會被現實中太多的困難擊垮而妥協；而一個永不妥協的理想主義者，他行走於現實之中，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堅忍，再堅忍一點，下一步就是奇蹟的發生。從這一點來說，如果我們真正對家國有所憂患，我希望在憂患之外，我們能以一種堅強、理想的態度去改變這個社會，在完成這個社會使命的同時，也讓自己的生命寬度能夠因此擴大。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用宋人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天地立心”，我們的一顆心在天地之間，這是一個大的坐標係，有天地之心，天、地、人三方才能共同成長，才不會讓我們覺得生命無根。“為生民立命”，即是說你的使命感是關乎天下百姓的，我們要取這麽大的一個起點，才會有這麽一種責任擔當。“為往聖繼絕學”，我們已經有多少往聖先賢創造出的絕學，因為相隔時空，今人難懂，已經擱置在那裏，需要我們去繼承。而這麽一個“繼”字，我的理解是，不是簡單的傳承，而是真正的闡發，要像司馬遷那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繼承。“究天人之際”是一種哲學；“通古今之變”是一種史學；“成一家之言”，他那樣一種汪洋恣肆、“無韻之離騷”的筆法其實是一種文學。文史哲融入一體的時候，他的《史記》才會成為二十四史之首。雖然它遠遠不如《漢書》那樣經得起推敲，但它那種個人的風發揚厲，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在裏麵是有的。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會成就你（2）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到他的父親司馬談在病中向兒子託付，說五百年有周公，五百年有孔子，而到今天又這麽多年了，有誰可以繼絕學，為往事作一種闡發呢？司馬遷在父親的床前涕泗橫流地說，小子何敢讓賢，這是歷史的選擇，自己是無法推卸的。我覺得，這就是文人的使命，所以你“為往聖繼絕學”，是對歷史的交代；“為萬世開太平”，是對未來的承諾。
今天的社會需要我們太多的人來改變，但那樣一種“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它必須託付給一個健康的、有能力的、蓬勃的、有夢想的生命，這個生命本身不能是暗淡的、瘠薄的、脆弱的、消沉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擁有了風發揚厲狀態之後，才去擔任那樣的職責。你創造，你快樂，你成就世界，世界也會成就你的生命！
給你的是情分，不給的是本分（1）
有很多人對我說，《論語》再好，它也是兩千多年前的東西了，當今社會跟兩千多年的那個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他們就又了這樣的疑問：當經典智慧和現實生活發生矛盾的時候，會不會有挫敗感？會不會有懷疑、沮喪的時候？我說，當然人人都有他的懷疑和沮喪，但我們不能將其歸咎於經典或現代給我們的理念。孔子有一句話：“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當你真正了解了生命規律的時候，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抱怨的。你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你也不要指望哪一個經典來拯救你。你不斷章取義，不急來抱佛腳，哪有他人的智慧可以用來抱怨？隻有感激。
我覺得，每個人在完成生命覺悟、修煉、自省的過程中，這個世界給你的都是情分，不給的都是本分，在本分的時候不要抱怨，是情分的時候要學會感恩。用這樣的心態去對待，每悟出來一點，它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在困頓迷惑的時候，我相信泰戈爾說的一句話：“人向前走路，抬腳是走路，落腳也是走路，如果隻抬不落，我們怎麽往前走？”人的情緒總會有它的cháo起cháo落，你在迷惑的時候，會想到這是兩個波峰之間的一個波穀，下一個波峰即將到來，所以凡是路總會走得過去的。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去麵對困頓，佛家有個境界，當世界無情時我多情，當世界多情時我歡喜。歡喜之心一直在，沒有什麽迷惑走不過。
當這個世界給你情分的時候，當經典給你智慧的時候，你要學會感恩。學會感恩，我們的心靈才得以獲得重生的力量，然後我們才可能有一個博大的胸懷去迴報，去愛這個世界，去平等地對待世間萬物。這就是儒家說的“仁”，墨家說的“兼愛非攻”。百家之說異彩紛呈，各有自己的一種闡發。墨家“兼愛非攻”，這是它的核心理念。也許有人會說，儒家被各個朝代的封建君主拿來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它特別強調尊卑、等級，它怎麽會有真正平等的“仁愛”呢？我想所謂等差之說，其實是它在後世作為統治之術被人為地放大了。可以說，當儒家真正強勢起來的時候，也是它弊端最明顯的時候。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候，儒作為絕對主流的意識形態，它的強權被放大，等差就隨之出現，因為它成了統治階級的一種禦用術。但是，如果我們迴到本初，迴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的一個性情層麵，應該說等差是不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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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人，我稱之為悲觀主義者。我們做任何一種職業都有各自的沉重，都有各自的付出和委屈，其實你有理由認為生活就是一場苦役，但是當你不斷抱怨的時候，你的人生會流失掉許多的快樂年華。
第二種人，我稱為職業主義者。你永遠隻知道一堵牆一堵牆地砌下去，你有自己的職業，有自己的薪水，有老闆給你的職稱，所有這一切你不能辜負，你可以完成保底，但你永遠沒有提升。
第三種人，我稱為理想主義者。這種人有憧憬，有達觀、快樂的理想，他會努力去完成眼下每一塊磚的搬運與堆砌，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未來的遠景——一座神聖的教堂。
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但是真正的君子在融會貫通之後還有一個很高的標準，就是君子從來不是作為一個固定的職業、一個小角色被擺在那裏的，他們是變通的，是與時俱進的，是在這個社會的大變革裏麵隨時調整自我的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而存在的。容器是什麽呢？你是合格的，中規中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這種人就是我剛才說的職業主義者。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境界是理想主義，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於他的所為，而在於他的所為背後的動機。其實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的動物，也就是說態度決定一切。
我們今天的社會，有太多太多的不盡如人意，但恰好是這些地方需要我們去做。心懷夢想，有快樂飛揚的力量，才能從困難中超越而去。也許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太沉重了，我才不希望我們的心困頓於此。我們正需要用這種樂觀的精神與達觀的力量去改變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的自我才必須堅強。
我想，一個現實主義者去做事，他可能會被現實中太多的困難擊垮而妥協；而一個永不妥協的理想主義者，他行走於現實之中，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堅忍，再堅忍一點，下一步就是奇蹟的發生。從這一點來說，如果我們真正對家國有所憂患，我希望在憂患之外，我們能以一種堅強、理想的態度去改變這個社會，在完成這個社會使命的同時，也讓自己的生命寬度能夠因此擴大。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用宋人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天地立心”，我們的一顆心在天地之間，這是一個大的坐標係，有天地之心，天、地、人三方才能共同成長，才不會讓我們覺得生命無根。“為生民立命”，即是說你的使命感是關乎天下百姓的，我們要取這麽大的一個起點，才會有這麽一種責任擔當。“為往聖繼絕學”，我們已經有多少往聖先賢創造出的絕學，因為相隔時空，今人難懂，已經擱置在那裏，需要我們去繼承。而這麽一個“繼”字，我的理解是，不是簡單的傳承，而是真正的闡發，要像司馬遷那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繼承。“究天人之際”是一種哲學；“通古今之變”是一種史學；“成一家之言”，他那樣一種汪洋恣肆、“無韻之離騷”的筆法其實是一種文學。文史哲融入一體的時候，他的《史記》才會成為二十四史之首。雖然它遠遠不如《漢書》那樣經得起推敲，但它那種個人的風發揚厲，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在裏麵是有的。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會成就你（2）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到他的父親司馬談在病中向兒子託付，說五百年有周公，五百年有孔子，而到今天又這麽多年了，有誰可以繼絕學，為往事作一種闡發呢？司馬遷在父親的床前涕泗橫流地說，小子何敢讓賢，這是歷史的選擇，自己是無法推卸的。我覺得，這就是文人的使命，所以你“為往聖繼絕學”，是對歷史的交代；“為萬世開太平”，是對未來的承諾。
今天的社會需要我們太多的人來改變，但那樣一種“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它必須託付給一個健康的、有能力的、蓬勃的、有夢想的生命，這個生命本身不能是暗淡的、瘠薄的、脆弱的、消沉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擁有了風發揚厲狀態之後，才去擔任那樣的職責。你創造，你快樂，你成就世界，世界也會成就你的生命！
給你的是情分，不給的是本分（1）
有很多人對我說，《論語》再好，它也是兩千多年前的東西了，當今社會跟兩千多年的那個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他們就又了這樣的疑問：當經典智慧和現實生活發生矛盾的時候，會不會有挫敗感？會不會有懷疑、沮喪的時候？我說，當然人人都有他的懷疑和沮喪，但我們不能將其歸咎於經典或現代給我們的理念。孔子有一句話：“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當你真正了解了生命規律的時候，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抱怨的。你不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你也不要指望哪一個經典來拯救你。你不斷章取義，不急來抱佛腳，哪有他人的智慧可以用來抱怨？隻有感激。
我覺得，每個人在完成生命覺悟、修煉、自省的過程中，這個世界給你的都是情分，不給的都是本分，在本分的時候不要抱怨，是情分的時候要學會感恩。用這樣的心態去對待，每悟出來一點，它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在困頓迷惑的時候，我相信泰戈爾說的一句話：“人向前走路，抬腳是走路，落腳也是走路，如果隻抬不落，我們怎麽往前走？”人的情緒總會有它的cháo起cháo落，你在迷惑的時候，會想到這是兩個波峰之間的一個波穀，下一個波峰即將到來，所以凡是路總會走得過去的。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去麵對困頓，佛家有個境界，當世界無情時我多情，當世界多情時我歡喜。歡喜之心一直在，沒有什麽迷惑走不過。
當這個世界給你情分的時候，當經典給你智慧的時候，你要學會感恩。學會感恩，我們的心靈才得以獲得重生的力量，然後我們才可能有一個博大的胸懷去迴報，去愛這個世界，去平等地對待世間萬物。這就是儒家說的“仁”，墨家說的“兼愛非攻”。百家之說異彩紛呈，各有自己的一種闡發。墨家“兼愛非攻”，這是它的核心理念。也許有人會說，儒家被各個朝代的封建君主拿來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它特別強調尊卑、等級，它怎麽會有真正平等的“仁愛”呢？我想所謂等差之說，其實是它在後世作為統治之術被人為地放大了。可以說，當儒家真正強勢起來的時候，也是它弊端最明顯的時候。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候，儒作為絕對主流的意識形態，它的強權被放大，等差就隨之出現，因為它成了統治階級的一種禦用術。但是，如果我們迴到本初，迴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的一個性情層麵，應該說等差是不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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