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大風包子、n2007、zjm3246 、半把刀zsz、南陽火、夢夢夢夢夢夢諸位的月票支持和打賞，特別感謝大風包子一萬幣打賞，謝謝！）
轉眼已經進入盛夏，夏收如火如荼的展開。各地的學校都放了農忙假，就是州縣各衙門，還有地方的團結軍與鄉軍也都解散迴家農忙。
李璟也從遼東返迴登州，領著一從官員四處巡視各州縣的夏收情況。麥收與占城稻搶收之後，還得趕著曬場打穀。鎮國軍在各州縣都設立了糧管所和糧倉，各糧管所都開始增派人手忙著收購糧食。鎮國軍下的百姓基本上都有自己分到的田地，不過鎮國軍也麵臨著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征稅的問題。
大唐此時的地方藩鎮，除了東南的數鎮外，其它的藩鎮幾乎都不用向朝廷納稅，稅收都是留作藩鎮養兵等用。之前鎮國軍沒向朝廷納過稅，李璟也不缺這點錢，為了吸引更多百姓前來，李璟對於新分的田地和新開墾的田地，都是實行一定時期的免稅賦的規定。隻是對原有的田地主人，按兩稅法征收稅收。
不過這兩稅法雖然是不到百年前才改革過的新稅法，但李璟卻覺得這個稅法並不算太好，至少，對於眼下已經擁有十個州的李璟來說，這個稅製就不夠合適。
不過稅製可謂是根本，不但關係到鎮國軍的藩鎮財稅收入，同時也關係到鎮國軍下每一個百姓家庭。
在經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準備之後，李璟準備將這個稅賦改革正式提上議程。
登州城中，十州的刺史以及轄下一共五十五縣的縣令，還有各州的司戶參軍等一同接令前來。
“本朝之初，實行均田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這些土地，可以承擔朝廷的租稅和瑤微，並維持一家征討，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
李讓做為安東大都護府的司戶參軍事，也是李璟手下實際的錢穀管家，首先發言。對於李璟要改革稅製，本來他是不太支持的。畢竟稅製牽涉太大，牽一發而動全身。眼下鎮國軍並算不上多穩固，要是改革不好，就容易引發動亂，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特別是，他覺得德宗時楊炎提出的兩稅法比起早先的租、庸、調製要好的多。
在唐建中之後，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麵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地稅粟穀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藩鎮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
德宗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製。兩稅法的主要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隻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征稅。
“兩稅法其主要的特點就是取消租庸調以及各項雜稅，保留戶稅和地稅。同時量出製入，朝廷先以某一年的各項稅收錢穀數，作為之後征稅的總額，再按這個數量分攤給各州，各州又分攤於各地。
戶稅則是按戶等高低征錢（按九等分攤），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征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征錢隻是很少一部分。
地稅按畝征收穀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
另外無論戶稅與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征收，且對不定居的商賈征稅三十分之一。”
李璟對於李讓的總結很是滿意，他也一直在研究楊炎的兩稅法，說起來，這兩稅法對於均田製早崩潰的唐朝來說，效果不錯。兩稅法不分主戶、客戶，一律編入現居住州縣戶籍，就地納稅。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為逃避租庸調，而到其他州縣置產。同時取消租庸調及雜稅。並且規定夏秋交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按戶等納錢，按田畝納粟米。
兩稅法的積極影響不容忽視，兩稅法的“舍人稅地”使官府對農民的人身控製有所放鬆；並且規定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兩稅法以土地資產納稅，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沒有土地的貧苦農民的負擔，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
“李司戶說的那些不錯，可是兩稅法的弊端也有不少。”李璟敲了敲桌子，緩緩道，“由於長期不調整戶等，無法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而且兩稅中的戶稅部份的稅額是以錢計算，官府隻征錢不征物，而大唐本就錢荒，市麵上錢幣流通量不足，因而導致錢重物輕現象。每當夏秋稅前之時，物價更是大跌，百姓就得賤賣絹帛、穀物以及其它產品以交納稅錢，大大增加了負擔。
並且在兩稅製下，土地合法買賣，土地兼並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到後來無法交納，隻有逃亡。土地集中達到前所未有程度，而農民淪為佃戶、莊客者更多。特別是地方上實行的是聯保的製度，每個村子的稅額是早定好的，十戶人中如果有一戶破產逃亡，剩下的九戶依然得交十戶的稅，如果兩戶三戶逃亡，剩下的人負擔更重，如果更多人逃亡，那麽沉重的稅就會直接把剩下的人給壓跨，逼他們逃亡。”
在李璟看來，量出為入，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稅製。而且無論何時，土地兼並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事情。李璟認為，新的稅製，起碼得在這方麵有些準備。
眾官員都望著李璟，不知道自家這位三朝以來第一個異姓封王的郡王，要怎麽繼戰場上無往不利之後，又要在這稅製上提出自己的新觀念。
在場的都是文職，雖然也有不少高級武將和諸多帶著諮議、顧問、教授等頭銜的著名文士們列席，但他們都隻是列席，並不能直接參與到討論之中來。但顯然，今天在場的人，並沒有人會相信，李璟能想出一個取代兩稅法的更好稅製來。
“我一直在思考一種更合理的稅製，對更多的百姓來說合理，又要讓官府有稅可征的新稅法。兩稅法以前，大部份貴族、官僚都並不交稅，新稅法後，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增加了官府的收放。兩稅法以土地資源納稅，減輕了沒有土地貧苦農民的負擔，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這是極好的事情，但是，這還不夠。”
李璟停頓了下，整理著腦中的思緒，對於新稅法改革他思考了許久。
“我有個想法，首先新法將是以土地多少納稅為主，並且，我打算廢除人頭稅！”
一石驚起千層浪，李璟的話讓在座的官員們都嚇了一跳。人頭稅，也稱丁稅。這幾乎是自秦以前就開始收的一個稅，而且十分的重要。
秦代以後的課稅均有人頭稅性質。人頭稅效率高，但最不公平。從福利經濟學理論分析，人頭稅的征收，隻能使貧富差距加大。在後世，由於人頭稅很不公平，現代國家幾乎都不再征收。李璟的想法，便是要首先將這個明顯對貧富間不公平的稅取消。
在清代時，攤丁入畝新稅法，最終取消了人頭稅的征收。
李璟現在的十州地盤，大部份都是新打下的地盤，並大量從中原移民。這些新移來的百姓都因此分到一塊土地，十分類似於唐初時的均田製。對於朝廷來說，更多的自耕農，絕對比土地大量兼並在少量大地主手中要強上許多。在這樣的時代，農耕時代中，土地是最重要的。
土地大量兼並後，必然導致大量無地丁民，淪為大地主們的隱戶佃農，大量人口的損失，必然會導致丁役不均。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會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危及到朝廷的統治。
曆史上，清朝攤丁入畝後，對於土地兼並有很大的緩和作用。
攤丁入畝的原則就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農民田少丁多，於是“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
攤丁入畝其實是一項極大的改革，曆史上兩稅法沿用了八百多年，後來明朝時又經曆了一條鞭法重要改革，最後到了清朝時，才又在一條鞭法上再次改革，變成了攤丁入畝。李璟現在一下子把這個千餘年後的稅製拋出來，滿堂官員全都一頭霧水，茫然不解。rs
轉眼已經進入盛夏，夏收如火如荼的展開。各地的學校都放了農忙假，就是州縣各衙門，還有地方的團結軍與鄉軍也都解散迴家農忙。
李璟也從遼東返迴登州，領著一從官員四處巡視各州縣的夏收情況。麥收與占城稻搶收之後，還得趕著曬場打穀。鎮國軍在各州縣都設立了糧管所和糧倉，各糧管所都開始增派人手忙著收購糧食。鎮國軍下的百姓基本上都有自己分到的田地，不過鎮國軍也麵臨著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征稅的問題。
大唐此時的地方藩鎮，除了東南的數鎮外，其它的藩鎮幾乎都不用向朝廷納稅，稅收都是留作藩鎮養兵等用。之前鎮國軍沒向朝廷納過稅，李璟也不缺這點錢，為了吸引更多百姓前來，李璟對於新分的田地和新開墾的田地，都是實行一定時期的免稅賦的規定。隻是對原有的田地主人，按兩稅法征收稅收。
不過這兩稅法雖然是不到百年前才改革過的新稅法，但李璟卻覺得這個稅法並不算太好，至少，對於眼下已經擁有十個州的李璟來說，這個稅製就不夠合適。
不過稅製可謂是根本，不但關係到鎮國軍的藩鎮財稅收入，同時也關係到鎮國軍下每一個百姓家庭。
在經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準備之後，李璟準備將這個稅賦改革正式提上議程。
登州城中，十州的刺史以及轄下一共五十五縣的縣令，還有各州的司戶參軍等一同接令前來。
“本朝之初，實行均田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這些土地，可以承擔朝廷的租稅和瑤微，並維持一家征討，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
李讓做為安東大都護府的司戶參軍事，也是李璟手下實際的錢穀管家，首先發言。對於李璟要改革稅製，本來他是不太支持的。畢竟稅製牽涉太大，牽一發而動全身。眼下鎮國軍並算不上多穩固，要是改革不好，就容易引發動亂，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特別是，他覺得德宗時楊炎提出的兩稅法比起早先的租、庸、調製要好的多。
在唐建中之後，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麵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地稅粟穀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藩鎮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
德宗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製。兩稅法的主要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隻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征稅。
“兩稅法其主要的特點就是取消租庸調以及各項雜稅，保留戶稅和地稅。同時量出製入，朝廷先以某一年的各項稅收錢穀數，作為之後征稅的總額，再按這個數量分攤給各州，各州又分攤於各地。
戶稅則是按戶等高低征錢（按九等分攤），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征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征錢隻是很少一部分。
地稅按畝征收穀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
另外無論戶稅與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征收，且對不定居的商賈征稅三十分之一。”
李璟對於李讓的總結很是滿意，他也一直在研究楊炎的兩稅法，說起來，這兩稅法對於均田製早崩潰的唐朝來說，效果不錯。兩稅法不分主戶、客戶，一律編入現居住州縣戶籍，就地納稅。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為逃避租庸調，而到其他州縣置產。同時取消租庸調及雜稅。並且規定夏秋交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按戶等納錢，按田畝納粟米。
兩稅法的積極影響不容忽視，兩稅法的“舍人稅地”使官府對農民的人身控製有所放鬆；並且規定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兩稅法以土地資產納稅，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沒有土地的貧苦農民的負擔，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
“李司戶說的那些不錯，可是兩稅法的弊端也有不少。”李璟敲了敲桌子，緩緩道，“由於長期不調整戶等，無法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而且兩稅中的戶稅部份的稅額是以錢計算，官府隻征錢不征物，而大唐本就錢荒，市麵上錢幣流通量不足，因而導致錢重物輕現象。每當夏秋稅前之時，物價更是大跌，百姓就得賤賣絹帛、穀物以及其它產品以交納稅錢，大大增加了負擔。
並且在兩稅製下，土地合法買賣，土地兼並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到後來無法交納，隻有逃亡。土地集中達到前所未有程度，而農民淪為佃戶、莊客者更多。特別是地方上實行的是聯保的製度，每個村子的稅額是早定好的，十戶人中如果有一戶破產逃亡，剩下的九戶依然得交十戶的稅，如果兩戶三戶逃亡，剩下的人負擔更重，如果更多人逃亡，那麽沉重的稅就會直接把剩下的人給壓跨，逼他們逃亡。”
在李璟看來，量出為入，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稅製。而且無論何時，土地兼並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事情。李璟認為，新的稅製，起碼得在這方麵有些準備。
眾官員都望著李璟，不知道自家這位三朝以來第一個異姓封王的郡王，要怎麽繼戰場上無往不利之後，又要在這稅製上提出自己的新觀念。
在場的都是文職，雖然也有不少高級武將和諸多帶著諮議、顧問、教授等頭銜的著名文士們列席，但他們都隻是列席，並不能直接參與到討論之中來。但顯然，今天在場的人，並沒有人會相信，李璟能想出一個取代兩稅法的更好稅製來。
“我一直在思考一種更合理的稅製，對更多的百姓來說合理，又要讓官府有稅可征的新稅法。兩稅法以前，大部份貴族、官僚都並不交稅，新稅法後，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增加了官府的收放。兩稅法以土地資源納稅，減輕了沒有土地貧苦農民的負擔，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這是極好的事情，但是，這還不夠。”
李璟停頓了下，整理著腦中的思緒，對於新稅法改革他思考了許久。
“我有個想法，首先新法將是以土地多少納稅為主，並且，我打算廢除人頭稅！”
一石驚起千層浪，李璟的話讓在座的官員們都嚇了一跳。人頭稅，也稱丁稅。這幾乎是自秦以前就開始收的一個稅，而且十分的重要。
秦代以後的課稅均有人頭稅性質。人頭稅效率高，但最不公平。從福利經濟學理論分析，人頭稅的征收，隻能使貧富差距加大。在後世，由於人頭稅很不公平，現代國家幾乎都不再征收。李璟的想法，便是要首先將這個明顯對貧富間不公平的稅取消。
在清代時，攤丁入畝新稅法，最終取消了人頭稅的征收。
李璟現在的十州地盤，大部份都是新打下的地盤，並大量從中原移民。這些新移來的百姓都因此分到一塊土地，十分類似於唐初時的均田製。對於朝廷來說，更多的自耕農，絕對比土地大量兼並在少量大地主手中要強上許多。在這樣的時代，農耕時代中，土地是最重要的。
土地大量兼並後，必然導致大量無地丁民，淪為大地主們的隱戶佃農，大量人口的損失，必然會導致丁役不均。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會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危及到朝廷的統治。
曆史上，清朝攤丁入畝後，對於土地兼並有很大的緩和作用。
攤丁入畝的原則就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農民田少丁多，於是“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
攤丁入畝其實是一項極大的改革，曆史上兩稅法沿用了八百多年，後來明朝時又經曆了一條鞭法重要改革，最後到了清朝時，才又在一條鞭法上再次改革，變成了攤丁入畝。李璟現在一下子把這個千餘年後的稅製拋出來，滿堂官員全都一頭霧水，茫然不解。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