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是月票加更。還有一章推薦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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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過最低工資製度？”
分別跟米青和李富安會麵，米青提出了她的執政核心。
米青點點頭：“立法規定最低工資，這是全世界大國的通用做法，沒道理我們始終視而不見。如果不通過立法，隻靠唿籲的話，效果並不好。”
歐美國家在建立社會福利社會的過程中，這個最低工資保障，其實就是社會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按照教條的經濟學模型來看，規定最低工資，其實對工人本身並不好，這等於是限製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剝奪了一部分缺乏競爭力的工人的工作，因為這等於是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他們會傾向於減少使用工人，降低就業率。
可經濟學是一門學科，經濟本身，卻不單單是經濟學的範疇，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經濟學理論太過傾向於效率了，卻忽視了組成社會的人，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甚至認為，稅收也是對經濟的影響，因為政府收稅等於是從經濟體中抽走資源。
但社會問題，必須考慮一個社會穩定，甚至穩定是第一位的，效率隻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完全按照經濟學原理來運作，起碼不敢放棄稅收，沒有稅收，就沒有管理經費，等於放棄了政府管理，等於是無政府主義。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美好的願望，往往帶來不利的影響，因為人有時候極其盲目，並不會理性的看待問題。比如規定最低工資製度，立法提高工資，往往會起到反效果，會造成底層工人的失業。但卻會得到工人的歡迎，這不符合經濟效率，但卻滿足了人心，人心穩。則社會穩。
所以大部分國家寧可犧牲效率，來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目的不過是在取悅工人，事實上卻是傷害最需要保護的工人，任何製度。到最後沒有競爭力的人，總是受傷最大，可他們還以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楊潮讚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隻不過是一個心理滿足感的問題。就好像猴子不滿意早上三個桃子，晚上四個桃子，養猴人就給他早上吃四個桃子。晚上吃三個桃子，於是猴子就滿意了一樣。
“那麽你如何應對潘訓對農民選票的拉攏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國的農民數量是超過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整個國家層麵，也不過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滿足7成的農業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滿足農民的利益需求，就無法讓農民將手中的票投給你。
米青道：“也許隻能許諾提高糧食關稅。”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楊潮開始，中國就免除了從巴西進口糧食的稅收。所以每年中國都從巴西進口海量的糧食，然後中國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萬人，如果提高糧食關稅，巴西政府肯定會做出反製措施。已經出現的移民問題苗頭，就會立刻尖銳起來，如果讓巴西民族主義借機掌權，恐怕對中國來說等於徹底失去了在巴西這個有潛力養活中國人口的國家，形成決定性影響力的機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農村土地收益確實不高。因為糧食太過便宜，可這會讓農業人口大量遷移到其他產業，是對工業化的一個助推作用，要讓戀土的中國人脫離土地，確實比其他民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不采取強製性，就隻能通過這種經濟手段，讓農民為了獲取城市中豐厚的利益，從而進入城市，如果提高關稅保護現在的農村產業，就等於是幫忙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利於工業化這個戰略目標。
最大的問題是，很有可能提高關稅並不能夠保護農村農民的收益，因為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太多，人均占地麵積太小，大量農民其實隻是佃農，租種著小塊的土地，勞動力並沒有充分利用，相當於沒有充分就業。就算降低了巴西糧食進口，也不可能提高廣大農村農民的收入，隻可能是讓現在大量種植大豆等經濟作物的東北農場主們，開始種植糧食，中國糧食價格依然不可能太高。
所以提高巴西糧食關稅，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巴西在移民問題上跟中國走向對立，卻無法切實的提高農民的收入，唯一的好處是農民心裏感到安慰，這隻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心理問題。
“據我所知巴西的糧食進口主要是玉米，而中國進口玉米現在也不是用來吃，主要是用來做飼料。中國北方的商品小麥主要來自東北，南方的大米倒是主要自產加一小部分進口澳大利亞的。因此起不到現實意義，反而會打擊農村的養豬業。如果隻是為了選票的話，能不能通過其他方式。”
楊潮分析道，中國農村基本自給自足，沒有災害減產的情況下，不需要從外麵運入糧食，可是由於東北地區大農場的機械化生產效率，導致北方城市的糧食市場幾乎被他們壟斷了，南方食用大米還好一些，因為水稻生產的機械化還不普及，機械性能還不夠穩定，水稻又是一個最需要勞動力的糧食種類，同樣土地需要的勞動力往往是小麥需要的三倍，反而比較合適人口眾多的中國南方農村。
同時由於機械化困難，反而導致了大米的價格居高不下，這幾年南方城市中的小麥消費量也在大幅提高，顯然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大米正在慢慢退出中國城市居民的餐桌，哪怕是南方人也正在改變飲食結構，開始更多的食入麵粉。
“其他方式？”
保護一個產業，最好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不就是提高關稅嗎？所以米青對這個建議不太理解。
楊潮道：“第一，免除農業稅；第二，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免除皇糧這個噱頭可以抄一抄，能吸引到足夠的眼球，讓你得到更多的關注。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這個才是根本性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畢竟我們的人均土地麵積太小，種糧食的話，不可能發家致富。像蘇州、湖州一帶的農民那樣種桑養蠶，經濟效益比種糧就高多了。從國外看，荷蘭人就做的很好，他們的園藝師農業，也是在小塊土地上創造出極高的經濟價值，同樣不是通過種糧來獲得，而是通過種植各種花卉和蔬菜。”
米青點點頭：“看來我得要聘請一些農學家了。”
楊潮笑道：“豈止是聘請農學家，你直接去找張謇，他當農商部大臣那時候，可是聘請了大量的美國農學家，也培養出了大批中國農業技術人員，即便現在他的農場裏也有大量的專業人才，找他就什麽都有了，還能得到一大批傳統人士的支持。”
米青道：“這恐怕得您幫忙出麵邀請了，我的麵子狀元公怕是不會給。”
楊潮道：“哎，看來我又該看這個老家夥的臉色了。”
跟李富安的會麵隔了幾天，李富安來上海拉選票的時候，拜見了楊潮。
“四年時間內，降低企業稅收30%。”
這是李富安的競選口號，沒有什麽秘密可言，報紙上天天在宣傳，他不差錢，他能調動輿論。
楊潮問道：“那麽選票呢？這可不是四年前，更不是八年前，那時候工廠主帶著工人去投票，現在是公會帶著工人去投票。你得不到公會的支持，這個非常難。”
李富安笑道：“我會立法通過三年內至少提高工人實質工資20%，對企業的減稅，也是對工人的讓利。”
這是後世美國共和黨的經典理論，通過給企業減負，然後將利益滲透給工人。而民主黨則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切實提高底層人的利益。
楊潮道：“太繞了，工人未必領情，關鍵是工會不會領情。你不了解工會，包括我們富強工會在內的所有工會，他們隻是打著幫助企業旗號，來實現自己權力抱負而已。所以你得讓工會感受到自己的權力。”
李富安沒有像米青那樣，切實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工會組織，他始終活躍在工商業，支持他的更多的是商會。但楊潮感覺，隨著工會的發展，工人跟資本之間的實力對比慢慢接近，商會已經無法帶給李富安足夠的支持了。
李富安道：“我們將立法給與工會更大的權力，讓他們獲得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的合法權力。但是也會立法對工會的行為做一些限製，比如無理的ba工，將得到製裁。”
很顯然李富安跟工業資本達成了默契，他們願意讓出一部分利益，換取工人不搗亂的承諾。這個時代的工會運動剛剛開始發展，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統治階級學會用政治手段來為自己爭取利益了。但是他們學的還不夠好，還不夠理性，因此許多地方的工會表現的貪婪無度，表現的蠻不講理，甚至蔑視法律，很多工會領袖的作風就好像liu氓一樣，而確實有不少社會liu氓進入了這個組織，還因為他們膽子大，敢給工人說話，甚至敢替工人跟資本家打架，被工人擁戴著。
聽李富安說完，楊潮知道李富安是做足了功課的，顯然他的競選團隊極為專業，比米青更專業。
但未必有效，起碼在解決一個問題之前：
“你打算怎麽爭取農民的支持？”(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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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過最低工資製度？”
分別跟米青和李富安會麵，米青提出了她的執政核心。
米青點點頭：“立法規定最低工資，這是全世界大國的通用做法，沒道理我們始終視而不見。如果不通過立法，隻靠唿籲的話，效果並不好。”
歐美國家在建立社會福利社會的過程中，這個最低工資保障，其實就是社會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按照教條的經濟學模型來看，規定最低工資，其實對工人本身並不好，這等於是限製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剝奪了一部分缺乏競爭力的工人的工作，因為這等於是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他們會傾向於減少使用工人，降低就業率。
可經濟學是一門學科，經濟本身，卻不單單是經濟學的範疇，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經濟學理論太過傾向於效率了，卻忽視了組成社會的人，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甚至認為，稅收也是對經濟的影響，因為政府收稅等於是從經濟體中抽走資源。
但社會問題，必須考慮一個社會穩定，甚至穩定是第一位的，效率隻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完全按照經濟學原理來運作，起碼不敢放棄稅收，沒有稅收，就沒有管理經費，等於放棄了政府管理，等於是無政府主義。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美好的願望，往往帶來不利的影響，因為人有時候極其盲目，並不會理性的看待問題。比如規定最低工資製度，立法提高工資，往往會起到反效果，會造成底層工人的失業。但卻會得到工人的歡迎，這不符合經濟效率，但卻滿足了人心，人心穩。則社會穩。
所以大部分國家寧可犧牲效率，來立法規定最低工資，目的不過是在取悅工人，事實上卻是傷害最需要保護的工人，任何製度。到最後沒有競爭力的人，總是受傷最大，可他們還以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楊潮讚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隻不過是一個心理滿足感的問題。就好像猴子不滿意早上三個桃子，晚上四個桃子，養猴人就給他早上吃四個桃子。晚上吃三個桃子，於是猴子就滿意了一樣。
“那麽你如何應對潘訓對農民選票的拉攏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國的農民數量是超過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整個國家層麵，也不過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滿足7成的農業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滿足農民的利益需求，就無法讓農民將手中的票投給你。
米青道：“也許隻能許諾提高糧食關稅。”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楊潮開始，中國就免除了從巴西進口糧食的稅收。所以每年中國都從巴西進口海量的糧食，然後中國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萬人，如果提高糧食關稅，巴西政府肯定會做出反製措施。已經出現的移民問題苗頭，就會立刻尖銳起來，如果讓巴西民族主義借機掌權，恐怕對中國來說等於徹底失去了在巴西這個有潛力養活中國人口的國家，形成決定性影響力的機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農村土地收益確實不高。因為糧食太過便宜，可這會讓農業人口大量遷移到其他產業，是對工業化的一個助推作用，要讓戀土的中國人脫離土地，確實比其他民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不采取強製性，就隻能通過這種經濟手段，讓農民為了獲取城市中豐厚的利益，從而進入城市，如果提高關稅保護現在的農村產業，就等於是幫忙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利於工業化這個戰略目標。
最大的問題是，很有可能提高關稅並不能夠保護農村農民的收益，因為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太多，人均占地麵積太小，大量農民其實隻是佃農，租種著小塊的土地，勞動力並沒有充分利用，相當於沒有充分就業。就算降低了巴西糧食進口，也不可能提高廣大農村農民的收入，隻可能是讓現在大量種植大豆等經濟作物的東北農場主們，開始種植糧食，中國糧食價格依然不可能太高。
所以提高巴西糧食關稅，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巴西在移民問題上跟中國走向對立，卻無法切實的提高農民的收入，唯一的好處是農民心裏感到安慰，這隻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心理問題。
“據我所知巴西的糧食進口主要是玉米，而中國進口玉米現在也不是用來吃，主要是用來做飼料。中國北方的商品小麥主要來自東北，南方的大米倒是主要自產加一小部分進口澳大利亞的。因此起不到現實意義，反而會打擊農村的養豬業。如果隻是為了選票的話，能不能通過其他方式。”
楊潮分析道，中國農村基本自給自足，沒有災害減產的情況下，不需要從外麵運入糧食，可是由於東北地區大農場的機械化生產效率，導致北方城市的糧食市場幾乎被他們壟斷了，南方食用大米還好一些，因為水稻生產的機械化還不普及，機械性能還不夠穩定，水稻又是一個最需要勞動力的糧食種類，同樣土地需要的勞動力往往是小麥需要的三倍，反而比較合適人口眾多的中國南方農村。
同時由於機械化困難，反而導致了大米的價格居高不下，這幾年南方城市中的小麥消費量也在大幅提高，顯然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大米正在慢慢退出中國城市居民的餐桌，哪怕是南方人也正在改變飲食結構，開始更多的食入麵粉。
“其他方式？”
保護一個產業，最好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不就是提高關稅嗎？所以米青對這個建議不太理解。
楊潮道：“第一，免除農業稅；第二，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免除皇糧這個噱頭可以抄一抄，能吸引到足夠的眼球，讓你得到更多的關注。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這個才是根本性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畢竟我們的人均土地麵積太小，種糧食的話，不可能發家致富。像蘇州、湖州一帶的農民那樣種桑養蠶，經濟效益比種糧就高多了。從國外看，荷蘭人就做的很好，他們的園藝師農業，也是在小塊土地上創造出極高的經濟價值，同樣不是通過種糧來獲得，而是通過種植各種花卉和蔬菜。”
米青點點頭：“看來我得要聘請一些農學家了。”
楊潮笑道：“豈止是聘請農學家，你直接去找張謇，他當農商部大臣那時候，可是聘請了大量的美國農學家，也培養出了大批中國農業技術人員，即便現在他的農場裏也有大量的專業人才，找他就什麽都有了，還能得到一大批傳統人士的支持。”
米青道：“這恐怕得您幫忙出麵邀請了，我的麵子狀元公怕是不會給。”
楊潮道：“哎，看來我又該看這個老家夥的臉色了。”
跟李富安的會麵隔了幾天，李富安來上海拉選票的時候，拜見了楊潮。
“四年時間內，降低企業稅收30%。”
這是李富安的競選口號，沒有什麽秘密可言，報紙上天天在宣傳，他不差錢，他能調動輿論。
楊潮問道：“那麽選票呢？這可不是四年前，更不是八年前，那時候工廠主帶著工人去投票，現在是公會帶著工人去投票。你得不到公會的支持，這個非常難。”
李富安笑道：“我會立法通過三年內至少提高工人實質工資20%，對企業的減稅，也是對工人的讓利。”
這是後世美國共和黨的經典理論，通過給企業減負，然後將利益滲透給工人。而民主黨則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切實提高底層人的利益。
楊潮道：“太繞了，工人未必領情，關鍵是工會不會領情。你不了解工會，包括我們富強工會在內的所有工會，他們隻是打著幫助企業旗號，來實現自己權力抱負而已。所以你得讓工會感受到自己的權力。”
李富安沒有像米青那樣，切實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工會組織，他始終活躍在工商業，支持他的更多的是商會。但楊潮感覺，隨著工會的發展，工人跟資本之間的實力對比慢慢接近，商會已經無法帶給李富安足夠的支持了。
李富安道：“我們將立法給與工會更大的權力，讓他們獲得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的合法權力。但是也會立法對工會的行為做一些限製，比如無理的ba工，將得到製裁。”
很顯然李富安跟工業資本達成了默契，他們願意讓出一部分利益，換取工人不搗亂的承諾。這個時代的工會運動剛剛開始發展，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統治階級學會用政治手段來為自己爭取利益了。但是他們學的還不夠好，還不夠理性，因此許多地方的工會表現的貪婪無度，表現的蠻不講理，甚至蔑視法律，很多工會領袖的作風就好像liu氓一樣，而確實有不少社會liu氓進入了這個組織，還因為他們膽子大，敢給工人說話，甚至敢替工人跟資本家打架，被工人擁戴著。
聽李富安說完，楊潮知道李富安是做足了功課的，顯然他的競選團隊極為專業，比米青更專業。
但未必有效，起碼在解決一個問題之前：
“你打算怎麽爭取農民的支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