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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青島即墨和膠州發展起來，靠著東營的利津縣發展起來，同樣的例子還有靠近煙台的福山縣、寧海州，另外還有自己發展起來的萊蕪、濰縣，加上老牌城市濟南、濟寧，還有周村、張店、藍村等一大批從村莊、小鎮發展起來中小城市，讓山東的城市化率終於達到了35%左右，同時一大批小鎮還隻向城鎮方向發展，純粹的農業人口已經下降到了40%一下，這個古老的地方正在快速的脫離農業社會的味道。
隻是楊潮感覺到山東的城市中存在一種古怪的味道，不但沒有西方國家那種城市的味道，甚至連上海這樣的老城市都差別很大。
這種怪怪的味道是來自於文化，文化是來自於生活，因為山東城市中的生活，讓楊潮很陌生。大量剛剛來到城市的人，身上的傳統農村生活印記太濃厚了，在急速城市化中，他們的數量如此的龐大，幾乎瞬間就淹沒了原本的城裏人，將整個城市都同化了。
什麽是農村生活，那是一大群人居住在一起，鄰居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親戚關係，習慣互相幫助，習慣一起合作，在農村中，蓋房子是不需要付工人工資的，因為幫自家蓋房子的往往都是親朋好友，隻需要給他們每每的準備上幾噸美餐，他們之間的勞動力換來的酬勞不是金錢而是親情。
長久以往，互相幫助，互相之間留下了算不清分不明的錯綜複雜的人情體係。
當這些村裏人來到城裏的時候，他們將農村時候的關係也引了進來，他們可以的選擇居住在接近的地方，在鄉下他們住在一個村子裏，在城市他們大都選擇在某一條街安家，然後平時經常走街串戶。你可以看到端著茶壺的老人到鄰居家一坐一天，在鄰居家大大咧咧，渾然當成自己家一樣，因為鄰居可能就是他的老哥哥。
光是生活也就罷了。連生產都是如此，很多農村人來城裏定居，不是自己闖進來的，而是被人帶進來的。很多新市民，甚至是大半新市民。都是沿著這個路子進入城中的，他們有的是某個親戚在城裏安家立業，然後將親戚朋友也帶進了城市，親戚朋友就先在他們的鋪子裏，作坊中，工廠裏工作，積累資本，然後自己又開新鋪子，新作坊和新工廠。
這種產業膨脹的模式跟過去幾百年中晉商、徽商等商幫的傳承模式如出一轍，脫胎於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鄉村文化。那種一個學生考上了大學，全村人掏錢資助的情況，一點都不稀奇，甚至是一種社會現象，那麽這個大學生畢業後，就不僅對自己家庭，對自己家族，甚至對整個村子，整個族群都負有責任。
而做生意的人起家，整個家族出資給他做原始資本的情況。也很普遍。
於是造成了一人成仙雞犬升天的情況，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就帶起了一個宗族進城定居，一個村莊進城定居的情況，由於很多都是舉家、聚族遷入。將農村的社會關係，生活習慣，和倫理道德完整的帶到了城市，形成了很有中國特色的城市文化。
這跟楊潮想象中那種城市發展將鄉村直接摧毀，從實體上到文化上徹底摧毀的想象完全不一樣，頑固的中國百姓不是城市摧毀了農村。不是城市文化取代了鄉村文化，而是鄉村文化侵入了城市，在城市中生根發芽，最後是鄉下人將城市變成了一個大農村。
這種現象楊潮沒有想到，但他並不抵觸，隻是略有所思，一個社會平穩發展，總是會有傳承和替代，不可能斷代發展，後世中國的城市文化跟鄉村文化截然不同，那是激進的曆史造成的，而現在沒有那種激烈的革命發生，所以文化的傳承就出現了連續性，當然楊潮相信城市文化跟鄉村文化還是有所區別的，最後城市中肯定會在鄉村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上誕生新的文化，畢竟這不是幾十、幾百人居住在一起的小國寡民式鄉村，而是一個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聚居的複雜社會，必然有更複雜的文化形態。
鄉下人進城了，那麽鄉村呢？也沒有廢棄。
楊潮發現，很多人在城市中定居了十幾年，二十年，向別人介紹的時候，依然習慣以自己鄉村的名字來介紹自己，會說自己是李官莊的，是杜家村的之類的，顯示出他們在心理上還沒有跟鄉村割裂。
心中沒有割裂，行為模式就不可能割裂，所以很多人會定期迴鄉，很多人舉家在城中，過年又舉家迴鄉村。很多人掙了錢第一件事，不是在城裏買房安家，而是迴農村蓋房子，蓋體麵的房子，盡管他們一年中可能就隻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去住幾天，可依然樂此不疲，還出現豪宅化的攀比風。
很多最靠近城市的鄉村中，出現大量的豪宅，楊潮不由想起荷蘭在海上馬車夫時代，很多城裏人發了大財，也在鄉村中建造別墅，不知道是不是出於同樣的情結。
在城市中發展，不忘記鄉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祖墳、祠堂在鄉村，很多人建豪宅之前，必須先修祖墳，很多人認為自己發財是祖宗保佑，或者是祖墳風水好。
在嘈雜的城市中生活工作，在寧靜的鄉村度假休閑，這倒也是不錯的調節，楊潮自己都很向往這種生活方式，就是不知道等城裏的下一代成長起來，會不會繼承他們父輩的文化，會不會出現瞧不起農村人呢？
反正上海就有這種情況，阿拉上海人可是真的瞧不起鄉下人，而且鄉下人，鄉巴佬在上海可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貶義詞，上海人高傲的認為，世界上除了上海人，就隻有鄉下人，把其他地方的人都一起鄙視了。
楊潮很悲觀的認為，這種情況幾乎必然會出現，因為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笑貧不笑娼的劣根性，發家致富往往是一個人最大的奮鬥動力，後世為了掙錢不惜冒險去國外經營的華人，讓中國人跑遍了全世界，連黑非洲都隨處可見中國人就知道了。
這種動力一旦被激勵起來，中國人可是相當可怕的，能創造一個個財富神話，也能突破一個個道德底線，山寨什麽的都是小兒科，毒奶粉之類的才更可怕，那是泯滅良知的行為，渴望財富不是錯，笑話窮人卻不好，不擇手段的追求財富更是大錯，歸根結底是中國人心中沒有拷問良知的機製，因為這個民族太過現實主義了。
楊潮不知道城市中的教育發展能不能在中國人心中種下道德種子，讓他們堅守一個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的準則，但法律上一定要對此嚴加製約。
楊潮建立楊子實驗室，聘請了大量的高級工程師，除了讓他們幫自己挑選合理項目外，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他們製定出一套準則，具體就是編製各種標準，工業標準，工程標準等等。
中國這些年一麵是飛速發展，一麵是規則混亂，光是山東的企業執行的標準就有多重，最主要的是美國和德國的標準，因為這兩個國家在山東過去建立了大量的工業，自然就引入了他們國家的標準製度。
製定一整套完善的標準，這不是簡單地事情，通過這些年的發展，楊潮認為時機成熟了，當然重新編製既困難也沒有必要，讓工程師們將主要流行的美德標準進行集成，就是新的標準，楊潮很清楚規則這種東西，最重要的不是嚴格與寬鬆之別，最重要的是執行的力度。
一麵通過製定標準，對全國各行各業的生產進行指導和規範，如果那些中小型企業都能遵守這些標準，那麽他們出產的產品就有質量上的保證，但是執行規範的標準，這是要付出成本的，如何讓小工廠也能夠執行，就必須要靠行政力量來監督。
中國目前的行政製度，當然還有很多不完善，畢竟是這麽一個龐大的國家，連美帝發展了這麽多年都還做不到精細管理，中國開始現代化才多久？
不完善可以理解，但是監督卻一定要重視，楊潮從很早開始，在山東主政的時候，就讓李富安建立了極其嚴格的監管製度，對違規的懲罰極其嚴酷，甚至始終是零容忍，一旦發現某些官員行為不軌，哪怕隻是輕微的違規，無論是如何暴露，是媒體曝光，還是百姓舉報，隻要證實，那麽這個人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結束了。
時至今日，哪怕潘訓是一個崇尚寬鬆政策的人，可是嚴格的監管製度依然在發揮作用，檢察院是隻屬於總統的最龐大的機構，往往是副總統什麽都不做專管這個機構，專管監察，監察院下轄的公務人員數量，甚至占到整個公務員總數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個政府職員工作，就有一個監察人員時刻盯著，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比例。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政府雖然還稱不上高效，但是卻沒有出現係統性的腐敗問題，沒有腐敗這種行政機器中的鏽蝕，行政效率總是有一個基本的保證的，所以共和國政府雖然比之德國、瑞士等等國家政府高效，但是比之美國起碼不差了。
現在楊潮要將這一套監察政府的行政機構，推廣到監察整個國家的生產領域了，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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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青島即墨和膠州發展起來，靠著東營的利津縣發展起來，同樣的例子還有靠近煙台的福山縣、寧海州，另外還有自己發展起來的萊蕪、濰縣，加上老牌城市濟南、濟寧，還有周村、張店、藍村等一大批從村莊、小鎮發展起來中小城市，讓山東的城市化率終於達到了35%左右，同時一大批小鎮還隻向城鎮方向發展，純粹的農業人口已經下降到了40%一下，這個古老的地方正在快速的脫離農業社會的味道。
隻是楊潮感覺到山東的城市中存在一種古怪的味道，不但沒有西方國家那種城市的味道，甚至連上海這樣的老城市都差別很大。
這種怪怪的味道是來自於文化，文化是來自於生活，因為山東城市中的生活，讓楊潮很陌生。大量剛剛來到城市的人，身上的傳統農村生活印記太濃厚了，在急速城市化中，他們的數量如此的龐大，幾乎瞬間就淹沒了原本的城裏人，將整個城市都同化了。
什麽是農村生活，那是一大群人居住在一起，鄰居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親戚關係，習慣互相幫助，習慣一起合作，在農村中，蓋房子是不需要付工人工資的，因為幫自家蓋房子的往往都是親朋好友，隻需要給他們每每的準備上幾噸美餐，他們之間的勞動力換來的酬勞不是金錢而是親情。
長久以往，互相幫助，互相之間留下了算不清分不明的錯綜複雜的人情體係。
當這些村裏人來到城裏的時候，他們將農村時候的關係也引了進來，他們可以的選擇居住在接近的地方，在鄉下他們住在一個村子裏，在城市他們大都選擇在某一條街安家，然後平時經常走街串戶。你可以看到端著茶壺的老人到鄰居家一坐一天，在鄰居家大大咧咧，渾然當成自己家一樣，因為鄰居可能就是他的老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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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產業膨脹的模式跟過去幾百年中晉商、徽商等商幫的傳承模式如出一轍，脫胎於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鄉村文化。那種一個學生考上了大學，全村人掏錢資助的情況，一點都不稀奇，甚至是一種社會現象，那麽這個大學生畢業後，就不僅對自己家庭，對自己家族，甚至對整個村子，整個族群都負有責任。
而做生意的人起家，整個家族出資給他做原始資本的情況。也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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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楊潮想象中那種城市發展將鄉村直接摧毀，從實體上到文化上徹底摧毀的想象完全不一樣，頑固的中國百姓不是城市摧毀了農村。不是城市文化取代了鄉村文化，而是鄉村文化侵入了城市，在城市中生根發芽，最後是鄉下人將城市變成了一個大農村。
這種現象楊潮沒有想到，但他並不抵觸，隻是略有所思，一個社會平穩發展，總是會有傳承和替代，不可能斷代發展，後世中國的城市文化跟鄉村文化截然不同，那是激進的曆史造成的，而現在沒有那種激烈的革命發生，所以文化的傳承就出現了連續性，當然楊潮相信城市文化跟鄉村文化還是有所區別的，最後城市中肯定會在鄉村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上誕生新的文化，畢竟這不是幾十、幾百人居住在一起的小國寡民式鄉村，而是一個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聚居的複雜社會，必然有更複雜的文化形態。
鄉下人進城了，那麽鄉村呢？也沒有廢棄。
楊潮發現，很多人在城市中定居了十幾年，二十年，向別人介紹的時候，依然習慣以自己鄉村的名字來介紹自己，會說自己是李官莊的，是杜家村的之類的，顯示出他們在心理上還沒有跟鄉村割裂。
心中沒有割裂，行為模式就不可能割裂，所以很多人會定期迴鄉，很多人舉家在城中，過年又舉家迴鄉村。很多人掙了錢第一件事，不是在城裏買房安家，而是迴農村蓋房子，蓋體麵的房子，盡管他們一年中可能就隻有逢年過節的時候去住幾天，可依然樂此不疲，還出現豪宅化的攀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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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一整套完善的標準，這不是簡單地事情，通過這些年的發展，楊潮認為時機成熟了，當然重新編製既困難也沒有必要，讓工程師們將主要流行的美德標準進行集成，就是新的標準，楊潮很清楚規則這種東西，最重要的不是嚴格與寬鬆之別，最重要的是執行的力度。
一麵通過製定標準，對全國各行各業的生產進行指導和規範，如果那些中小型企業都能遵守這些標準，那麽他們出產的產品就有質量上的保證，但是執行規範的標準，這是要付出成本的，如何讓小工廠也能夠執行，就必須要靠行政力量來監督。
中國目前的行政製度，當然還有很多不完善，畢竟是這麽一個龐大的國家，連美帝發展了這麽多年都還做不到精細管理，中國開始現代化才多久？
不完善可以理解，但是監督卻一定要重視，楊潮從很早開始，在山東主政的時候，就讓李富安建立了極其嚴格的監管製度，對違規的懲罰極其嚴酷，甚至始終是零容忍，一旦發現某些官員行為不軌，哪怕隻是輕微的違規，無論是如何暴露，是媒體曝光，還是百姓舉報，隻要證實，那麽這個人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結束了。
時至今日，哪怕潘訓是一個崇尚寬鬆政策的人，可是嚴格的監管製度依然在發揮作用，檢察院是隻屬於總統的最龐大的機構，往往是副總統什麽都不做專管這個機構，專管監察，監察院下轄的公務人員數量，甚至占到整個公務員總數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個政府職員工作，就有一個監察人員時刻盯著，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比例。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政府雖然還稱不上高效，但是卻沒有出現係統性的腐敗問題，沒有腐敗這種行政機器中的鏽蝕，行政效率總是有一個基本的保證的，所以共和國政府雖然比之德國、瑞士等等國家政府高效，但是比之美國起碼不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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