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的時不時愛撫她一下，親吻她一下，講段笑話給她聽。如果丈夫具有“科學”頭腦，會在婚前或婚後，花很少的錢買些部件，自己組裝一台收音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在許多新婚夫妻陳設簡單的小家裏見到過他們自己組裝的收音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年輕的工人們，手巧得很，借助廠裏的機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鐵的收音機外殼，看去也挺美觀。年輕的工人們中，總有幾個能工巧匠。他們既為自己做，也很樂於為將要成為丈夫的工友們做。
小時候我家沒有收音機。我太喜歡聽收音機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機的人家闖，尤其愛往有收音機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闖。我不討厭，他們聽什麽我沾光聽什麽，所以他們並不煩我。也可能心裏煩，我小，看不出來。還可能因為我母親人緣兒好，他們容忍我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著他們聽收音機時那一種心態平靜的相依相偎的樣子，當年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多麽地幸福。並且，經常暗自向往這一種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著自己快快長大，早日上班掙錢，也有那麽一個小家，每晚也有那麽一個小媳婦依偎在自己身旁，一邊信手熟練地為自己織毛衣，一邊共同聽收音機裏有意思的節目……那是深印在我腦海中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生活片斷。
如今我每一迴憶，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作“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隻不過是夫妻而已。“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味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婦迴娘家一般從不空手。廠裏發的工作服、勞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麽的，是她們常往娘家帶的東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裏仍總惦著娘家人。她也常會背著家人，尤其背著父親，往母親兜裏塞五元錢或十元錢，並悄悄說：“媽，別吱聲兒，是給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機關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隻不過一間屋子，那麽她迴娘家的神態是很有幾分高傲的。鄰家的母親們，也會以不僅僅是羨慕的目光看待她。她為了證明自己與一般小媳婦的不同，不但會穿得上下簇新，而且會拎兩包點心。並不裝在布袋裏，就一眼可
見地明麵拎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尋常百姓之家一年到頭也見不著一包點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電影裏，不法分子拉攏革命幹部下水，初次也不過就送兩包點心。
而她一進娘家門，她母親就會埋怨她：“你真是，點心怎麽不放布袋裏呢？”
母親趕緊就會收起，怕鄰家小孩兒來看見了，給吧舍不得，不給塊吧顯著小氣。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塊跑出去吃，饞得別人家小孩兒湊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婦還騎迴輛新自行車，那麽全院在家的男人幾乎都將被吸引出家門，圍著羨慕不已地看，問價，聽了價，望“車”興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屬嫻靜型。我小時候沒見過一個所謂“潑辣”的大姑娘。農村多，城市裏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兩麵性，她婚前嫻靜極了，婚後卻往往會變得潑辣。如果她婚後仍住在從小長大的那個院子裏那條街上，那麽她給人的印象依然會是一個嫻靜的小媳婦。如果她搬到別處去住了，別處的人碰見她本街本院的人，談論起她時往往會詫異地問：“她從前是那樣的麽？在我們那兒可一點兒不呀！”
她給街坊鄰居的印象是嫻靜的，在單位也許恰恰相反，拔尖兒逞強，得理不讓人，沒理也不讓人。
這兩麵性是由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居民社區，一種曆史悠久的對大姑娘的要求標準便是嫻靜。“嫻靜”二字，形成一種對大姑娘們的民間審美的傳統。反之，普遍認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從少女時期，便受這一種對她們的民間審美傳統的影響，盡量嫻靜給居民社區母親輩的女人們看。久之，外因轉化為內因，嫻靜也就真的重塑了她們的天性，賦予了她們後天“修養”成的氣質。何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沒有足以吸引大姑娘們不甘嫻靜的事物。比如沒有迪斯科，便沒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經常“蹦迪”的大姑娘嫻靜。她們在婚後，在單位，在別的居民社區的不嫻靜，正是另一種天性的釋放和反叛。隻要丈夫寵她，她便覺得別人管不著她了。所以，古書中有“靜若處子”一詞。“處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嫻靜，還與較多地占有她們業餘時間的編織與針線活兒有關。那些仿佛是她們的“書”。愛讀書會使男人變得嫻靜，正如編織和針線活兒會使大姑娘變得嫻靜。
嫻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美的氣質。所以，
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學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靦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確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確切。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靦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鄰居關係很好，她們到我家借東西，或春節拜年，也會顯出非常靦腆的樣子。而我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學生，我是少年，我家簡直沒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們為什麽也靦腆呢？
正由於我家隻有“小男人”，我母親又特別好客，對大姑娘們一向特別親熱，一向特別被她們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連鄰院的，一條街上的，乃至前街後街的大姑娘們，相當一個時期內，都願結伴兒往我家聚，有時會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著屋裏的燈光，各自手裏皆鉤著織著，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爾發出一陣哧哧的輕笑。鄰居們都說，我家簡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親也常望著她們說：“我要有這麽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麽一種情形，使我這個少年的眼，有機會觀察很多大姑娘。
連我母親和她們說話，她們也顯出靦腆的樣子。
同院有個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說法，可叫作“問題少年”。
有次他問我：“你看她們中哪個漂亮？”
我就指著其中一個說：“她最漂亮！”
他慫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對她說‘我愛你’麽？你若敢，我給你兩個玻璃珠兒！”
於是，我逞強地走到那一個大姑娘跟前大聲說：“我愛你！”
不唯那一個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們都倏地一齊紅了臉，都瞪著我呆住了。片刻，這幾個伏在那幾個身上，一齊笑得前仰後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大姑娘們笑開懷。
她們一個個忍住笑，複一齊瞪著我，臉仍
紅著，都顯出一種很美的靦腆。
我母親因那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不許我以後再跟那“問題少年”接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的靦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邊，賦予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尷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找不準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於一種找不準自我的狀態。
於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靦腆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國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們的嫻靜和靦腆，單就男性對女性的眼光而言，從我這兒講，在我記憶裏永遠是優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隻“蹦迪”蹦得好，卻從不知嫻靜何意，如果一味現代，從未羞澀過，從未靦腆過，細想想，也夠俗得煩人了。
當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另幾類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幹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級文化人士大家閨秀式的女兒們……
當年根本沒接觸過她們那一類，頭腦裏也就連點兒迴憶都不曾保留下來。
二、饑餓年代的中國女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隻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裏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迴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
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並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導致蘇聯板起麵孔討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誌氣償還。
那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裏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睞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非常感激的，並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著。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麽好，母親歎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於心髒病，而是由於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級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幹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裏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黴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裏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腦力勞動者三十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是一樣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
連黴質的地瓜幹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將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麽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上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裏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
，因為在當時，山區農民征糧指標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
事實上，從一九五八年起，饑餓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見緩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於饑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確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隻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燉湯。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了。
那麽在咄咄逼人的饑餓年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麽？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微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
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麽？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是接近老姑娘了。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隻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上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隻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地被人領走。隻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隻要留住兒子，隻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殊榮。他歸國後，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迴了河南原籍某農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十五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十五歲當屬少女。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初中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發育著的年齡，由於極度的營養缺乏而終止了發育。如果將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並且都來一個向後轉，那麽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學生。如果將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麽會比較明顯地看出，後者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終止的年齡終止以後，就永遠地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裏或經常左手牽著、右手扯著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並且，在她們長大著的過程中，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的中學已增加到七十餘所。十來年內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過去，早晨七點多鍾，下午五點多鍾，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上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學女生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學女生相比，頭腦中對於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她們已不滿足於將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曆的高低，不但關係到自己將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大多數初中女生的誌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於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每備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業或讀書，對絕大多數中學女生而言，並非什麽重大的抉擇，往往服從於父母。倘父母替她們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她們從此中止學業，心裏往往並無太大的遺憾和痛苦。甚至會覺得，早參加工作，早結婚，也好。因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學女生中途退學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
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她們想法已經變了。中止學業對於她們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們會由於不情願而傷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議。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已令她們感到委屈。她們自信如果繼續上學，命運的安排很可能會是另一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城市裏發生過在家長的逼迫之下退學的中學女生自殺的事件，也有過參加工作不久因終日鬱鬱寡歡精神分裂的。不消說，她們都是生活極其貧困的家庭的女兒。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雖在忍饑挨餓，但中國的工業卻在一如既往地發展著。工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行業，新的行業似乎類分了人的命運區別。一個在小商店、小糧店、小飯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別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著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廠的廠徽，她心裏的自卑和羨慕是難以形容的。而那樣的大工廠，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學的中學女生。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誌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於全國的名牌大學耳熟能詳。
“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著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爾濱當年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之一，意味著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隻有一步之遙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公社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出現過大學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學前，預選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將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曆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麽知識和學曆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麽在青年人知識和學曆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生們的好學，以及城市裏的人們尤其大姑娘們對知識和學曆的崇尚蔚然成風。如果她們料定自己難以成為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女性，那麽做一位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男性的妻子，乃是她們認為的終生幸福。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曆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饑餓的黑翼雖然籠罩著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她們已不怎麽樂於被視為大姑娘了，人們已開始順應她們的意識稱她們為“女青年”了——無論是學生還是參加了工作的她們，依然是
小時候我家沒有收音機。我太喜歡聽收音機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機的人家闖，尤其愛往有收音機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闖。我不討厭，他們聽什麽我沾光聽什麽，所以他們並不煩我。也可能心裏煩，我小，看不出來。還可能因為我母親人緣兒好，他們容忍我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著他們聽收音機時那一種心態平靜的相依相偎的樣子，當年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多麽地幸福。並且，經常暗自向往這一種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著自己快快長大，早日上班掙錢，也有那麽一個小家，每晚也有那麽一個小媳婦依偎在自己身旁，一邊信手熟練地為自己織毛衣，一邊共同聽收音機裏有意思的節目……那是深印在我腦海中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生活片斷。
如今我每一迴憶，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作“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隻不過是夫妻而已。“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味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婦迴娘家一般從不空手。廠裏發的工作服、勞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麽的，是她們常往娘家帶的東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裏仍總惦著娘家人。她也常會背著家人，尤其背著父親，往母親兜裏塞五元錢或十元錢，並悄悄說：“媽，別吱聲兒，是給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機關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隻不過一間屋子，那麽她迴娘家的神態是很有幾分高傲的。鄰家的母親們，也會以不僅僅是羨慕的目光看待她。她為了證明自己與一般小媳婦的不同，不但會穿得上下簇新，而且會拎兩包點心。並不裝在布袋裏，就一眼可
見地明麵拎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尋常百姓之家一年到頭也見不著一包點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電影裏，不法分子拉攏革命幹部下水，初次也不過就送兩包點心。
而她一進娘家門，她母親就會埋怨她：“你真是，點心怎麽不放布袋裏呢？”
母親趕緊就會收起，怕鄰家小孩兒來看見了，給吧舍不得，不給塊吧顯著小氣。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塊跑出去吃，饞得別人家小孩兒湊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婦還騎迴輛新自行車，那麽全院在家的男人幾乎都將被吸引出家門，圍著羨慕不已地看，問價，聽了價，望“車”興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屬嫻靜型。我小時候沒見過一個所謂“潑辣”的大姑娘。農村多，城市裏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兩麵性，她婚前嫻靜極了，婚後卻往往會變得潑辣。如果她婚後仍住在從小長大的那個院子裏那條街上，那麽她給人的印象依然會是一個嫻靜的小媳婦。如果她搬到別處去住了，別處的人碰見她本街本院的人，談論起她時往往會詫異地問：“她從前是那樣的麽？在我們那兒可一點兒不呀！”
她給街坊鄰居的印象是嫻靜的，在單位也許恰恰相反，拔尖兒逞強，得理不讓人，沒理也不讓人。
這兩麵性是由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居民社區，一種曆史悠久的對大姑娘的要求標準便是嫻靜。“嫻靜”二字，形成一種對大姑娘們的民間審美的傳統。反之，普遍認為失美、不美。故大姑娘的心理，從少女時期，便受這一種對她們的民間審美傳統的影響，盡量嫻靜給居民社區母親輩的女人們看。久之，外因轉化為內因，嫻靜也就真的重塑了她們的天性，賦予了她們後天“修養”成的氣質。何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沒有足以吸引大姑娘們不甘嫻靜的事物。比如沒有迪斯科，便沒有“蹦迪”的大姑娘。而不知“蹦迪”何意的大姑娘，自然性情上肯定比如今經常“蹦迪”的大姑娘嫻靜。她們在婚後，在單位，在別的居民社區的不嫻靜，正是另一種天性的釋放和反叛。隻要丈夫寵她，她便覺得別人管不著她了。所以，古書中有“靜若處子”一詞。“處子”者，婚前大姑娘是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嫻靜，還與較多地占有她們業餘時間的編織與針線活兒有關。那些仿佛是她們的“書”。愛讀書會使男人變得嫻靜，正如編織和針線活兒會使大姑娘變得嫻靜。
嫻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美的氣質。所以，
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學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靦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確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確切。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靦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鄰居關係很好，她們到我家借東西，或春節拜年，也會顯出非常靦腆的樣子。而我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學生，我是少年，我家簡直沒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們為什麽也靦腆呢？
正由於我家隻有“小男人”，我母親又特別好客，對大姑娘們一向特別親熱，一向特別被她們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連鄰院的，一條街上的，乃至前街後街的大姑娘們，相當一個時期內，都願結伴兒往我家聚，有時會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著屋裏的燈光，各自手裏皆鉤著織著，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爾發出一陣哧哧的輕笑。鄰居們都說，我家簡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親也常望著她們說：“我要有這麽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麽一種情形，使我這個少年的眼，有機會觀察很多大姑娘。
連我母親和她們說話，她們也顯出靦腆的樣子。
同院有個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說法，可叫作“問題少年”。
有次他問我：“你看她們中哪個漂亮？”
我就指著其中一個說：“她最漂亮！”
他慫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對她說‘我愛你’麽？你若敢，我給你兩個玻璃珠兒！”
於是，我逞強地走到那一個大姑娘跟前大聲說：“我愛你！”
不唯那一個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們都倏地一齊紅了臉，都瞪著我呆住了。片刻，這幾個伏在那幾個身上，一齊笑得前仰後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大姑娘們笑開懷。
她們一個個忍住笑，複一齊瞪著我，臉仍
紅著，都顯出一種很美的靦腆。
我母親因那件事狠狠訓了我一通，不許我以後再跟那“問題少年”接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的靦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邊，賦予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尷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找不準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於一種找不準自我的狀態。
於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靦腆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國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姑娘們的嫻靜和靦腆，單就男性對女性的眼光而言，從我這兒講，在我記憶裏永遠是優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隻“蹦迪”蹦得好，卻從不知嫻靜何意，如果一味現代，從未羞澀過，從未靦腆過，細想想，也夠俗得煩人了。
當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有另幾類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幹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級文化人士大家閨秀式的女兒們……
當年根本沒接觸過她們那一類，頭腦裏也就連點兒迴憶都不曾保留下來。
二、饑餓年代的中國女人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隻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裏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迴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
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並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導致蘇聯板起麵孔討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誌氣償還。
那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裏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睞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非常感激的，並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著。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麽好，母親歎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於心髒病，而是由於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級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幹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裏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黴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裏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腦力勞動者三十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是一樣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
連黴質的地瓜幹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將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麽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上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裏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
，因為在當時，山區農民征糧指標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
事實上，從一九五八年起，饑餓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見緩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於饑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確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隻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燉湯。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了。
那麽在咄咄逼人的饑餓年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麽？
那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微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
斤糧食、少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麽？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是接近老姑娘了。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隻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上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個男人領走，隻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地被人領走。隻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為隻要留住兒子，隻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殊榮。他歸國後，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迴了河南原籍某農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十五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十五歲當屬少女。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初中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發育著的年齡，由於極度的營養缺乏而終止了發育。如果將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並且都來一個向後轉，那麽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學生。如果將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麽會比較明顯地看出，後者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終止的年齡終止以後，就永遠地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裏或經常左手牽著、右手扯著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並且，在她們長大著的過程中，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的中學已增加到七十餘所。十來年內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過去，早晨七點多鍾，下午五點多鍾，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上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學女生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學女生相比，頭腦中對於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她們已不滿足於將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曆的高低，不但關係到自己將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大多數初中女生的誌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於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每備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業或讀書，對絕大多數中學女生而言，並非什麽重大的抉擇，往往服從於父母。倘父母替她們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她們從此中止學業，心裏往往並無太大的遺憾和痛苦。甚至會覺得，早參加工作，早結婚，也好。因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學女生中途退學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
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她們想法已經變了。中止學業對於她們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們會由於不情願而傷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議。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已令她們感到委屈。她們自信如果繼續上學，命運的安排很可能會是另一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城市裏發生過在家長的逼迫之下退學的中學女生自殺的事件，也有過參加工作不久因終日鬱鬱寡歡精神分裂的。不消說，她們都是生活極其貧困的家庭的女兒。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雖在忍饑挨餓，但中國的工業卻在一如既往地發展著。工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行業，新的行業似乎類分了人的命運區別。一個在小商店、小糧店、小飯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別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著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廠的廠徽，她心裏的自卑和羨慕是難以形容的。而那樣的大工廠，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學的中學女生。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誌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於全國的名牌大學耳熟能詳。
“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著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爾濱當年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之一，意味著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隻有一步之遙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公社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出現過大學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學前，預選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將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曆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麽知識和學曆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麽在青年人知識和學曆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生們的好學，以及城市裏的人們尤其大姑娘們對知識和學曆的崇尚蔚然成風。如果她們料定自己難以成為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女性，那麽做一位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男性的妻子，乃是她們認為的終生幸福。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曆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饑餓的黑翼雖然籠罩著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她們已不怎麽樂於被視為大姑娘了，人們已開始順應她們的意識稱她們為“女青年”了——無論是學生還是參加了工作的她們，依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