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胡客抱著姻嬋,離開了洞廳,退出了天道。

    四下裏夜色茫茫,他站在槭樹林裏,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站了好一陣子,他低下頭看了看懷中的妻子。

    人死不能複生,無論他如何心痛,如何難以接受,眼前的事實終究無法改變。姻嬋既然已逝,那就讓她入土為安,好好地離開人世吧。

    胡客來到平武縣城,購置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把姻嬋裝殮入內,卻不知該葬於何處。兩人一直四海漂泊,居無定所,似乎沒有哪個地方,與姻嬋有特別的聯係。

    胡客思來想去,最終想到了一個去處。

    胡客將靈柩運到了長沙府,停放在湘江畔的江神廟中。

    江神廟年久失修,破敗不堪,但這裏是他和姻嬋叩拜天地共結連理的地方,對他和姻嬋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他打算把姻嬋安葬在江神廟的後院裏,安葬在牆腳的臘梅樹下。

    下葬的那天,隻有胡客一個人。

    覆上最後一鍬黃土,他無比失落地坐在墳前。

    七年多了,歲月如浮光掠影,匆匆而逝,最終隻留下苦澀酸楚的迴憶。那些過往與姻嬋相處的畫麵,自腦海深處翻湧而起,一一從眼前掠過。

    胡客拿起墳前的酒壇,那是醉鄉榭的酒。他傾斜酒壇,將酒水傾灑在姻嬋的墳前,然後將酒壇高高舉起,任由剩餘的酒水注入口中。對他而言,姻嬋就是過往歲月裏最美的酒,他的確曾認認真真地醉過。

    胡客搖搖晃晃地走進前殿,跪倒在神像前。他從不信神靈,此時卻無比虔誠地磕頭叩拜。一切緣分都是始於此處,那就讓它終結於開始的地方吧。

    可是一切真的能夠就此終結嗎?

    世人都說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可是胡客心裏的那份思念卻越來越濃。他寄情於酒,常去醉鄉榭飲酒。他以前品而不嗜,喝酒絕不會超過一杯,可現在卻是成碗成壇地縱飲。

    到後來胡客的錢財花光了,醉鄉榭的老板看他可憐,便讓他在店裏做了店保,供他一碗飯吃。世道太亂,常有地痞流氓來喝酒鬧事,索要份子錢,老板讓胡客做店保,原本隻是看中他身材魁梧,讓他充充門麵而已。沒想到胡客做了店保後,每有地痞流氓上門鬧事,他便下狠手教訓,那些地痞流氓即便糾集幾十人一哄而上,也被胡客片刻間悉數撂倒。城裏的地痞流氓從此再不敢上醉鄉榭來鬧事,連醉鄉

    榭所在的街道,也不敢輕易靠近。醉鄉榭的老板沒想到胡客打起架來這麽厲害,自此之後酒食招待,讓胡客吃好喝好,隻要胡客肯留在醉鄉榭繼續做店保就行。

    胡客在醉鄉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時間,這期間有兩個故人來找過他。

    第一個來找他的故人是賀謙。

    胡客在醉鄉榭待了將近半年之時,便到了快過年的時候。賀謙就是在這時找來了醉鄉榭。

    賀謙是特意來尋找胡客。

    離開井山後,賀謙不願再替任何人做事。他聽聞廣州、佛山等地武風盛行,於是南下佛山開了一家小武館,以教人習武為生,生意雖然冷淡,倒也能將就著過日子。

    離過年還有一個月,佛山城內家家戶戶早已年意濃濃,賀謙倒有幾分羨慕,不由得冒出了找親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從刺客道出來的,想來想去,隻想到了胡客。他決定找胡客見上一麵,畢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揚鑣時,兩人是不告而別。

    賀謙知道胡客從小在衡州府的清泉縣長大,於是找去了清泉縣,但沒有打聽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處打聽,偶然聽到當地的小混混說,長沙城裏的醉鄉榭有個三頭六臂的厲害人物,把當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賀謙覺得好奇,於是找來了長沙府的醉鄉榭。

    故人相見,兩人縱情痛飲,談起以往刺客道和禦捕門的種種軼事,都是唏噓不已,感慨萬千。賀謙還刻意提到了索克魯,覺得很對不起這位曾經的禦捕門總捕頭,畢竟索克魯曾悉心栽培他,把他當作禦捕門的接班人來培養。雖說他是刺客道天層的人,但畢竟在禦捕門待了整整十五年,與索克魯朝夕相處,最後叛出了禦捕門,難免會有愧疚之意。

    賀謙在醉鄉榭待了五天。

    在這五天裏,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兩人空手較量,較量之時都用了全力。賀謙很想贏胡客一次,可最終還是未能如願。

    “以你的身手,”賀謙說道,“如果去佛山的話,那邊所有的武館就該關門歇業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關一過,賀謙便與胡客告辭,離開了醉鄉榭。

    第二個找來的故人,則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開春後找來醉鄉榭的。

    當時“刺宋案”已經發生,杜心五參加完宋教仁的喪事後,深感世道黑暗,猶勝滿清之時。他一心幫扶革命大業,原以為能換

    來一個朗朗乾坤,沒想到在新政府的統治下,世道甚至還不如滿清朝廷當政之時。憂憤交加之下,杜心五辭去了所有職務,打算迴歸故鄉,就此隱居。

    杜心五的故鄉在湖南省慈利縣,迴家時途經長沙府,像賀謙一樣,聽聞醉鄉榭有個很能打的人。他是武術界的宗師,是青洪幫的“雙龍頭”,一時手癢,想來會一會這個很能打的人,沒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這次會麵後,杜心五每隔一兩個月,便來找胡客一次,兩人敘舊論武,倒也樂得自在。

    杜心五雖然隱居市井,但心中仍然關心國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發時,他在醉鄉榭一住就是一個多月,隻因長沙是省城,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前線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為導火索而爆發的一場討袁戰爭,但由於軍政實力過於懸殊,討袁軍從一開始便節節敗退,隻勉強堅持了一個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孫文、黃興和陳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時,已是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沒有想到,這場起初鬧得轟轟烈烈的討袁戰爭,竟然這麽快便以潰敗收場。他來的時候情緒激昂,離開的時候卻是無比失望。

    這次離開後,或許是因為意誌消沉,此後的三個多月裏,杜心五沒有再來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現身於醉鄉榭時,已是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這一次前來,不是為了敘舊論武,而是想拜托胡客一件事。

    他想請胡客出山,替他殺一個人。

    “應桂馨。”杜心五說出了刺殺的目標。

    “姓應的殺害了鈍初,現今卻逍遙法外。”杜心五說出了刺殺應桂馨的原因,“國民黨現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應的,但總須有一個法子,讓姓應的付出代價,以命償命,以祭奠鈍初在天之靈。”

    鈍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殺應桂馨,歸根結底,正是因為九個月前發生在上海火車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當初袁世凱軟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黨兌現之前作出的承諾,準備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為限製袁世凱的總統權力,孫文在卸任之前,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隨後辭去大總統職務,投身鐵路實業建設。黃興自言“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後辭去南京留守,隱居於上海,不問政事。

    至此,

    同盟會的元老級人物中,唯有宋教仁還在為政治和國事唿號奔走。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內閣因為職權得不到保障,根本無法有效地限製總統的權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深知必須建立一個與總統權力相製衡的責任內閣製,而責任內閣製的核心在於議會政治,議會政治的重心則在於政黨製衡。彼時同盟會還帶有一定的草莽氣息,各地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竟多有三百餘個,可謂黨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麵極為混亂。正因為如此,宋教仁決定“毀黨造黨”,以同盟會為基礎,吸納一些其他黨派,改組成立一個帶有建設性質的議會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治之地位”。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顧一部分同盟會成員的反對,以“朝野合作,新舊合作”為號召,以同盟會為基幹,聯合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等小黨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國民黨。

    國民黨成立後,孫文被推選為理事長,但孫文聲稱要“專心致誌於鐵路之建築”,遂辭去理事長一職,委托宋教仁代理。

    剛剛成立的國民黨,立刻積極投入到第一屆國會選舉當中。為幫助國民黨爭取國會選舉的勝利,宋教仁於十月離京南下,在南方各地發表演講,抨擊時政,宣傳政見。他每到一處,均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淩厲的“宋教仁旋風”。國會選舉雖然還沒開始,但國民黨的唿聲已經非常之高。

    在國民黨有望選舉勝利並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文卻沒有與宋教仁就選舉的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反而在選舉前一個月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此時宋教仁已經抵達上海,寄住在黃興家中。他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明確地撇開孫文的五權憲法,大講自己的三權分立憲政設想,然後以激烈的言辭,全盤否定了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隻有國民黨方麵出麵組織責任內閣,才能解決當前的種種問題。

    民國二年三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束,國民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在參議院與眾議院皆獲得最多席次,成為國會最大黨。

    第一屆正式國會定於四月在北京開幕,宋教仁躊躇滿誌,準備以國民黨黨首的身份籌劃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與此同時,袁世凱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會商要政”。宋教仁於是決定出發北上,並選擇了三月二十日作為他離開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臨行之前,他接

    連收到“友人密函”,說他之前在南京之時,已經有人“潛隨其後,希圖行刺”,勸他暫時不要北上,平時也要多加防範。宋教仁卻不以為然,認為這隻是坊間的謠言,沒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點多鍾,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於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上海火車站,準備乘坐特別快車前往南京,轉而北上。

    火車出發是在十一點鍾,時間尚早,宋教仁、黃興等人便在議員接待室裏休息。

    宋教仁與眾友人議論時政,聊談甚歡,根本沒注意到此時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頻頻向內窺探。

    十點四十分,離發車時間隻剩下二十分鍾了,檢票處開始檢票。

    宋教仁等人離開接待室,有說有笑地來到檢票處,排隊等待檢票。

    就在這時,幾步開外突然響起了一聲沉悶的槍聲!

    黃興、廖仲愷等人急忙驚惶四顧,卻見宋教仁靠在旁邊的鐵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對近旁的於右任痛苦地說道:“我中槍了……”

    黃興等人還沒迴過神來,又聽見了兩聲槍響,幸而無人被擊中,其中一顆子彈,堪堪貼著黃興的身邊掠過。

    黃興急忙向槍響處望去,隻見一個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顧一切地撥開人群,躍過車站鐵欄,向東麵逃竄,頃刻間沒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彈擊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臉色刹那間一片蒼白。

    於右任急忙衝出車站,找來一輛汽車,將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滬寧鐵路醫院。但由於是深夜十一點鍾,醫生不在醫院,隻好又急忙找人去通知醫生。

    此時的宋教仁,神誌還算清醒。他腹部疼痛,無法大聲說話,隻能讓於右任把頭挨近他胸前,然後喘息著說道:“我痛得很,恐怕是活不下去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所有存書捐入南京圖書館……我老母尚在,唯有請諸位替我照料了……”

    十幾分鍾後,醫生聞訊趕來,查看了宋教仁的傷情,認為傷在腹部,且傷勢嚴重,必須立即進行手術,才有一線活命的希望。

    此時已是淩晨,手術立刻進行。醫生通過腹部手術,很快取出了子彈。子彈是從側後方穿過腰際射入腹部的,傷及了小腹及大腸,所以醫生又主刀進行了腸道縫補手術。

    手術結束後,宋教仁的情況不見好轉,反而不斷地惡化。

    宋教仁自知難逃一死,於是授意黃興代擬電報發給袁世凱:“北京袁

    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宋教仁。哿。”他又叮囑守在病榻前的諸位革命友人勿以他為念,要奮力國事,然後感歎道:“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般民眾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此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隻可惜兇手在逃,終不知誤會吾者為何許人。罷了,罷了……”

    二十二日淩晨四點,宋教仁的傷勢急劇惡化。他雙手發冷,目睛仰翻,已經不能言語,隻能以黯淡的目光環顧四周,眼神裏充滿了不舍之情。

    黃興、於右任、陳其美等人均圍侍在病榻旁,黃興在宋教仁的耳旁大聲地說道:“鈍初,我們會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淚光,然後緩緩閉上雙眼,慢慢地斷了氣。

    兩條線索

    “刺宋案”發生後,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文聞訊,當即發出急電,“望黨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謀昭雪”。袁世凱得知此事後,感歎道:“國民黨失去宋鈍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遂命擬電報,擬優恤命令;黃興與陳其美各方聯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懸賞萬元緝拿兇手;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省:“如兇手就縛,當立予賞洋一萬元,通風報信、身充眼線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滬寧鐵路局認為兇案發生在火車站內,有損鐵路局聲譽,也主動懸賞五千元緝兇。

    上海地方檢察廳組織警力,對兇案現場進行了調查取證,盡管現場沒有人看清兇手的長相,但地方檢察廳通過細致的調查,還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斷。

    首先,兇手行刺之時,距離宋教仁僅僅數步之遙,敢走得這麽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認識的人。其次,兇手既然與宋教仁素不相識,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兇手行刺時舉止從容,逃跑時方向明確,附近一定有藏身之處或接應之人。

    地方檢察廳由此得出結論,該案是“為人買通行刺,故就性質而論,破案獲兇或非難事也”。

    地方檢察廳雖然做出了破案或許並不難的判

    斷,但也完全沒有預料到,這件案子的破獲,竟然遠比想象中還要來得輕鬆。

    第一條線索,出現於案發後的第二天,來自於六野旅館的旅客。

    這位旅客向國民黨方麵舉報線索,說住在六野旅館十四號房的武士英行為舉止可疑。

    據該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麵目兇惡,身材短小,自稱是雲南軍隊的管帶,可是平時吃穿卻非常拮據,有時還會向旅館內的其他旅客借錢。

    三月二十日上午,該旅客看見武士英引領幾個陌生人走進了六野旅館,進入了十四號房,想必是商談事情。不久後,這些陌生人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把這些陌生人送走後,顯得非常高興,向該旅客借錢,說要出門去辦點事,但是沒有車費。

    該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時和武士英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太好意思不借,於是借給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這點錢不夠,”武士英卻說道,“我要去西門,路很遠的。”

    該旅客於是又加了兩角,總共借給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點左右,武士英返迴旅館,找到該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幾十元錢,從中抽出一元,還給了該旅客。

    “你何必還給我這麽多?”該旅客有些吃驚,也頗覺納悶,不明白武士英從何處得來了這麽多錢。

    武士英卻得意洋洋地說道:“這點錢算什麽?過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戶了。”說完他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一夜未迴,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點左右,才迴到六野旅館,結清旅費,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離開了。

    武士英這一係列奇怪的舉動,引起了該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沒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見報紙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聯想到武士英的行為,覺得其舉止甚為可疑,於是向國民黨方麵舉報了這一消息。

    國民黨方麵得到這條線索後,沒有向司法當局報案,反而自行派出職業偵探,到六野旅館核實了這條線索,然後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條線索出現了。

    第二條線索,來自於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督察長黃金榮。

    二十三日這天,有一個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來法租界巡捕房舉報,說幾天前他到小西門外應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畫,應桂馨卻拿出一張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辦”了,如果能夠完成任務,便付給他

    酬洋一千元。王阿發當然不敢做殺人的勾當,於是急匆匆地離開了應家。“刺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報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與當日應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個人。他思慮再三,還是覺得應該把此事說出來,於是跑來巡捕房報案。

    黃金榮沒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應桂馨扯上關係。

    當日天口賭台圍殺黃金榮失敗後,應桂馨急匆匆地趕赴南京,就任總統府庶務科長。但是不久之後,他因與人持槍械鬥,被調任到下關兵站任差,隨後又遭解職。離職後的應桂馨希望東山再起,南京方麵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幫的舊部兄弟,組建了共進會,自任會長,不久後又攀附上了江蘇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電薦給北京政府。應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其間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牽線,先後受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大總統袁世凱的接見,被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總長,這才又大搖大擺地返迴上海。

    黃金榮和應桂馨舊仇頗深,但是應桂馨就任江蘇駐滬巡查總長,可謂今非昔比,所以盡管知道應桂馨迴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揚威地住在法租界裏,黃金榮卻拿他沒有任何辦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黃金榮深知眼下時局動蕩,應桂馨今朝得勢攀上了高枝,保不準明天便跌落穀底成了落水狗,到時候再收拾應桂馨不遲。隻是他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竟如此之快,僅僅過去了幾個月,“刺宋案”便發生了,而應桂馨則被人舉報,和這件轟動全國的大案扯上了關係。

    有這樣的機會,黃金榮當然要好好地借題發揮。

    黃金榮立刻將這一線索報告給國民黨方麵,然後派華探喬裝打扮,去應桂馨府上打聽應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現成的,他要確定應桂馨在家,才會帶巡捕前去實施抓捕。打聽消息的華探很快迴來稟報,說應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個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過夜。黃金榮當即聯係公共租界巡捕房。雖說是深夜,可事關“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趕到李桂玉的住處,將應桂馨抓了個現成。

    因為有機會將應桂馨拉下馬,所以黃金榮不像以往處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變得雷厲風行。得知應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時,天才剛剛亮,黃金榮立刻率巡捕趕往應桂馨的府上,封鎖各處出口,衝進應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與“刺宋案”相關的證據。

    應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經起床。黃金榮一進門,便大吼一聲:“全都不

    許動!”嚇得幾個起早的人驚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

    在這些紋絲不動的人當中,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卻突然拔腿就跑。

    黃金榮立刻帶人追趕。

    矮小男子逃到應家後院,準備翻牆逃跑。

    黃金榮追得最快,一個箭步躥上去,將兩隻懸空的腳抓住,把矮小男子從牆頭上拉扯下來。眾巡捕一擁而上,迅速將矮小男子製服。

    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黃金榮命眾巡捕仔細搜查應家,最後從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響手槍,槍內尚有三顆子彈,事後經過比對,其規格與射殺宋教仁的子彈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黃金榮還從應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疊電報,全都是與洪述祖往來的密電,事後又在上海電報局查到了相應的電報底稿。

    在這些密電當中,第一份是應桂馨在三月十三日發給洪述祖的,電文道:“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應桂馨又名夔丞,電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應桂馨又給洪述祖發去一份密電:“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電應桂馨:“寒電應即照辦。”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電應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淩晨兩點十分,即“刺宋案”發生三個多小時後,應桂馨發電向洪述祖報告:“廿四十分鍾,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

    二十一日上午九點,應桂馨給洪述祖發去了最後一份電報:“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

    手槍和電報的出現,已是鐵證如山,兇手武士英和應桂馨雙雙被緝拿歸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時距離案子發生,僅僅過去了三天而已。

    離奇死亡

    兇手被緝拿歸案後,接下來要做的,便是審訊。

    武士英在被捕當天便立即認罪,承認宋教仁是自己所殺。根據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陽人,曾在雲南任七十四標二營管帶。辛亥革命後,軍隊裁員,他丟了飯碗,於是來到上海謀生,結識了陳玉生,經陳玉生引薦加入了共進會。

    三月二十日上午,陳玉生帶人來六野旅館找他,請他辦一個人,他考慮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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