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鐵血兵王】第四百四十二章：日軍高層的分歧（求訂閱、求月票、求一切！）
顯然，不管是華北方麵軍高層還是大本營的那些首腦人物都沒有想到馬錚所部正在謀劃怎麽報複他們，此時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武漢戰場。確實，與華中重鎮武漢相比，不管是察哈爾還是綏遠都是那樣的微不足道。
戰爭從來都是一個技術活兒，自有戰爭行為以來，往往在作戰部隊還未打掃完戰場的時候，即已確定了下期的作戰任務，這樣能使部隊在作戰後的休息、整頓、補充、訓練、偵察等方麵，有著明確的重點和時間上的妥善安排。對此，做為亞洲第一強國的日本更是深知這一點，並將其發揮的淋漓盡致。
事實上早在南昌作戰發動之前，日軍參謀本部在分析中國戰場的形勢時認為，自第一次武漢會戰之後，中國的國防力量雖然遭到了慘重的打擊，但是主力並未遭到殲滅。而且最近正以武漢為大本營，發動聲勢浩大的抗日運動。日軍大本營很清楚，隻要軍隊還在，國民政府就不會屈服，因此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勢在必行。
正因為如此，大本營製定了專門針對以奪取武漢為目標的作戰計劃，而奪取南昌隻是其中的一個階段。現在他們已經成功攻占贛北重鎮南昌，，接下來自然是對武漢動手了。
在日軍現任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呈裕仁天皇的奏折中這樣寫道：“隨著支那事變的不斷擴大，國內經濟已經陷入了困境。陸軍省認為，從地域、人口、資源等問題看來，企圖現地自給自足難以如願。結果，隻能消耗減弱日本的財力。必須將******政權驅出中原，壓迫到邊陲地區以取得戰略、政略的有利態勢，占領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的要地，並以此為基礎加強新興的親日政權。南昌會戰固不待言，且須斷然進行武漢、重慶作戰。”
然而，日本國內其實對於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還是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其中以現任首相近衛文麿為首的內閣反對的最為激烈。不當家不知柴米貴，近衛文麿很清楚現在日本的經濟狀況，用一個糟糕來形容都不足以說明日本現如今的經濟慘狀。
其實，以近衛文麿為首的內閣並不願意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相比激進的大本營他們更願意逐步蠶食中國的領土和利益。為此，早在1937年12月之前，即南京未陷落的日子裏，中日兩國在德國政府的調停下進行了一次和平談判，當時雙方人員並未會麵，所有的內容均由德國大使進行傳話，這是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雙方進行的第一次非正式談判。
當時日本政府提出四點條件，一是要事實上承認滿州國，二是要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三是國民政府必須停止排日，最後則是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
對於這四項條件，中國政府要人們經過討論之後，原則上同意在保持國家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日本這四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據說參謀副總長白崇禧還說了一句後來流傳很廣的話：“既然如此，不知日本政府為何要開戰？”可見當時日本政府並不想將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沒等雙方坐下來，首都南京陷落了。日本政府利令至昏，又傲慢地加上了多項條件，如，擴大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承認內蒙自治及華北特殊政權、並保證駐兵，必要的賠償。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程序上也提出要求限年內作出答複。並且向日本指定的地點派出媾和的使節，在承認全部條件後，開始締結停戰協定。
而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16日轉達於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對於十一項媾和條件中的細節加以具體說明。但是傲慢的日本政府原以為屢戰屢敗的中國政府會迫不及待的全麵接受日本的議和方案以早日停止戰爭，因此，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這種模棱兩可的答複大為不滿。
隨後，召開了政府和大本營的聯絡會議。會上，多數人說服了反對派後達成一致決議。並由政府出麵，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聲明，即近衛第一次聲明。這樣一來，日本政府自已就把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路子給堵死了。因此二戰結束後，日本許多人士以及史學家都認為近衛第一次聲明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聲明。
當******政府聽到日本政府這個傲慢的聲明之後，當然也就氣憤的放棄了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路子從而更加全力以赴的抵抗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隊了。
隨後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日軍試圖速戰速決，在短時間內擊潰中國的抵抗力量，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結果是戰場越來越大，時間越大越久，日本已經陷入了侵華戰爭的泥潭。
在去年日軍發動武漢會戰的時候，當時日軍大本營在上奏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判斷，隻要大日本皇軍占領了武漢三鎮，並控製了中國的腹心地區，便可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從而結束這場戰爭。原話是：“隻要攻占漢口、廣州，就能支配中國”。
於是日本禦前會議決定發動武漢會戰，迅速攻占武漢，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為此還規定“集中國家力量，以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但是，結果很讓日本政府和大本營鬱悶，國民政府竟然守住了大武漢，反倒是他們損兵折將。戰爭並未結束，反而因為第一次武漢會戰的失敗，致使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被徹底粉碎。
武漢會戰以後，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日軍，隨著戰線的延長，兵力益發感到不足，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保守。這就使中國的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則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願意進行的持久戰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從而導致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
更重要的是，因為第一次武漢會戰引發了日本國內的諸多矛盾，尤其是經濟方麵。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物資缺乏，主要依賴輸入。而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並不很強，據日軍戰史記載，“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隻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戰爭雖然明麵上是人和人在打，但實際上卻是打經濟，誰的經濟實力強誰就更有取勝的希望。
而對日來說，它的黃金儲備量製約著侵華戰爭的規模。如此少的黃金儲備意味著日本的正幣儲備量不足，這就從一開始就限定了這場戰爭。因此我們就不難看到日本為什麽率先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盡快解決中國事變。為了維持侵華戰爭，1937年日本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這幾乎占到了國內黃金儲備的70%。
到1938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日本政府窮的就差賣內褲了。甚至於為了裝備新建的部隊，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迴。
同時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國內勞力、糧食、能源均感不足，可以說這場戰爭的規模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儲備量，從而使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麵化，甚至於已經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因此對於要不要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日本國內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未完待續。)
顯然，不管是華北方麵軍高層還是大本營的那些首腦人物都沒有想到馬錚所部正在謀劃怎麽報複他們，此時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武漢戰場。確實，與華中重鎮武漢相比，不管是察哈爾還是綏遠都是那樣的微不足道。
戰爭從來都是一個技術活兒，自有戰爭行為以來，往往在作戰部隊還未打掃完戰場的時候，即已確定了下期的作戰任務，這樣能使部隊在作戰後的休息、整頓、補充、訓練、偵察等方麵，有著明確的重點和時間上的妥善安排。對此，做為亞洲第一強國的日本更是深知這一點，並將其發揮的淋漓盡致。
事實上早在南昌作戰發動之前，日軍參謀本部在分析中國戰場的形勢時認為，自第一次武漢會戰之後，中國的國防力量雖然遭到了慘重的打擊，但是主力並未遭到殲滅。而且最近正以武漢為大本營，發動聲勢浩大的抗日運動。日軍大本營很清楚，隻要軍隊還在，國民政府就不會屈服，因此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勢在必行。
正因為如此，大本營製定了專門針對以奪取武漢為目標的作戰計劃，而奪取南昌隻是其中的一個階段。現在他們已經成功攻占贛北重鎮南昌，，接下來自然是對武漢動手了。
在日軍現任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呈裕仁天皇的奏折中這樣寫道：“隨著支那事變的不斷擴大，國內經濟已經陷入了困境。陸軍省認為，從地域、人口、資源等問題看來，企圖現地自給自足難以如願。結果，隻能消耗減弱日本的財力。必須將******政權驅出中原，壓迫到邊陲地區以取得戰略、政略的有利態勢，占領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的要地，並以此為基礎加強新興的親日政權。南昌會戰固不待言，且須斷然進行武漢、重慶作戰。”
然而，日本國內其實對於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還是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其中以現任首相近衛文麿為首的內閣反對的最為激烈。不當家不知柴米貴，近衛文麿很清楚現在日本的經濟狀況，用一個糟糕來形容都不足以說明日本現如今的經濟慘狀。
其實，以近衛文麿為首的內閣並不願意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相比激進的大本營他們更願意逐步蠶食中國的領土和利益。為此，早在1937年12月之前，即南京未陷落的日子裏，中日兩國在德國政府的調停下進行了一次和平談判，當時雙方人員並未會麵，所有的內容均由德國大使進行傳話，這是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雙方進行的第一次非正式談判。
當時日本政府提出四點條件，一是要事實上承認滿州國，二是要締結中日防共協定，三是國民政府必須停止排日，最後則是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
對於這四項條件，中國政府要人們經過討論之後，原則上同意在保持國家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日本這四項條件為雙方談判的基礎。據說參謀副總長白崇禧還說了一句後來流傳很廣的話：“既然如此，不知日本政府為何要開戰？”可見當時日本政府並不想將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沒等雙方坐下來，首都南京陷落了。日本政府利令至昏，又傲慢地加上了多項條件，如，擴大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承認內蒙自治及華北特殊政權、並保證駐兵，必要的賠償。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程序上也提出要求限年內作出答複。並且向日本指定的地點派出媾和的使節，在承認全部條件後，開始締結停戰協定。
而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16日轉達於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對於十一項媾和條件中的細節加以具體說明。但是傲慢的日本政府原以為屢戰屢敗的中國政府會迫不及待的全麵接受日本的議和方案以早日停止戰爭，因此，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這種模棱兩可的答複大為不滿。
隨後，召開了政府和大本營的聯絡會議。會上，多數人說服了反對派後達成一致決議。並由政府出麵，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聲明，即近衛第一次聲明。這樣一來，日本政府自已就把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路子給堵死了。因此二戰結束後，日本許多人士以及史學家都認為近衛第一次聲明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聲明。
當******政府聽到日本政府這個傲慢的聲明之後，當然也就氣憤的放棄了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路子從而更加全力以赴的抵抗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隊了。
隨後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日軍試圖速戰速決，在短時間內擊潰中國的抵抗力量，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結果是戰場越來越大，時間越大越久，日本已經陷入了侵華戰爭的泥潭。
在去年日軍發動武漢會戰的時候，當時日軍大本營在上奏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判斷，隻要大日本皇軍占領了武漢三鎮，並控製了中國的腹心地區，便可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從而結束這場戰爭。原話是：“隻要攻占漢口、廣州，就能支配中國”。
於是日本禦前會議決定發動武漢會戰，迅速攻占武漢，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為此還規定“集中國家力量，以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目的”、“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但是，結果很讓日本政府和大本營鬱悶，國民政府竟然守住了大武漢，反倒是他們損兵折將。戰爭並未結束，反而因為第一次武漢會戰的失敗，致使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被徹底粉碎。
武漢會戰以後，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日軍，隨著戰線的延長，兵力益發感到不足，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保守。這就使中國的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則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願意進行的持久戰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從而導致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
更重要的是，因為第一次武漢會戰引發了日本國內的諸多矛盾，尤其是經濟方麵。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個島國，戰略物資缺乏，主要依賴輸入。而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並不很強，據日軍戰史記載，“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隻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戰爭雖然明麵上是人和人在打，但實際上卻是打經濟，誰的經濟實力強誰就更有取勝的希望。
而對日來說，它的黃金儲備量製約著侵華戰爭的規模。如此少的黃金儲備意味著日本的正幣儲備量不足，這就從一開始就限定了這場戰爭。因此我們就不難看到日本為什麽率先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盡快解決中國事變。為了維持侵華戰爭，1937年日本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這幾乎占到了國內黃金儲備的70%。
到1938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日本政府窮的就差賣內褲了。甚至於為了裝備新建的部隊，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迴。
同時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國內勞力、糧食、能源均感不足，可以說這場戰爭的規模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儲備量，從而使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麵化，甚至於已經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因此對於要不要發動第二次武漢會戰，日本國內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