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李鏗的創意,頓時全場如驚雷乍響!師傅們一致叫好。


    廠領導把主創任務交給了李鏗。


    李鏗將積鬱在心中多年的情愫,傾注在刻刀下。


    三個月後,《百鳥鳴春硯》問世。


    旭日冉冉,仙鶴、喜鵲、黃鶯等,或振翅高飛,或昂首歡唱,或怡然嬉戲……牡丹盛開、臘梅怒放、金菊映日、桃李爭豔……百花盛開,生機盎然。


    春天的氣息在硯上流淌。


    此硯在廣交會甫一亮相,引得看客如雲。


    一向呆板的端硯,呈現出鮮活的生機。


    有位學者慨歎:‘這是端硯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新的裏程碑’。


    此硯被帝都故宮博物館收藏。時年,李鏗26歲。”


    “我的天,才二十六歲竟然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太厲害了!”


    英雄人物,厲害的天才,總是會被人推崇。


    也難怪柳夢尋會如此驚歎呢。


    “其實說起來,你們三個倒也不輸給這個李鏗啊。”


    蕭峰銳笑道:“你們三個應該都不到三十歲吧,但是神羅集團的名聲,卻已經響徹整個世界。


    從曾經微不足道的小公司,到如今人盡皆知的大集團,這中間經曆了也其實沒有幾年時間而已。”


    “蕭大哥就別誇我們了,跟李大師相比,我們能算什麽呢。


    這李大師可是精品迭出啊,他的靈感來自腳下的土地!


    1978年,廠裏物色到一塊石品奇特的麻子坑硯石。


    李鏗騎著自行車來到七星岩,尋找創作靈感。


    天柱岩下,葉將軍遊七星岩的石刻詩躍入眼簾:‘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陽朔七堆山,堤邊添上絲絲柳,畫幅長留天地間’。


    李鏗驀然開竅:硯石上有七顆活眼,恰似七星岩;那‘魚腦凍’正如煙波浩淼的湖水。


    為何不將眼前美景與詩句融於硯中呢?


    幾個月後,《星湖春曉硯》誕生了:


    峭壁奇峰,流雲穿岫;綠樹紅花,蝶舞歡飛;虹橋柳岸,水光瀲豔。


    《星湖春曉硯》被選送全國工藝美術展覽,獲輕工部科技一等獎。


    李鏗開創了將本土文化、當地風光與傳統技藝相結合的端硯藝術先河。


    2003年,廣省政府要給洋顧問送禮品,省領導指定李鏗製作端硯。


    如何在硯上體現出廣省人‘敢為天下先’又富有南粵地方特色呢?


    有一天,李鏗到星湖寫生,見木棉樹繁花怒放,如燃燒的火焰:‘啊,紅棉花正好象征著廣省人熱情如火。


    孫中山推翻清朝帝製,毛大人曾讚他是敢為天下先的革新先行者。


    李鏗製硯時選廣省中山紀念堂為背景,前有孫中山拄拐杖的銅像,配襯燦爛的紅棉花。


    《南粵花開硯》得到了黃華華的高度評價。


    其父親冤案得到平反,李鏗的創作激情似火山噴發,好作品頻頻問世:


    1989年《七星岩古今名刻硯》獲第八屆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一等獎,被中國工藝美術珍品館收藏;


    1997年《七星迎珠硯》被肇城市人民政府選中贈予香港特首辦;


    1999年《中華九龍寶硯》為帝都人民大會堂收藏;


    2006年,《盛世龍騰硯》,是廣省送給北棒國家領導人的禮品;


    1988年,被輕工部授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


    1989年,獲‘全國勞模’稱號。


    1991年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


    2000年,被國家文化部和國家郵政總局選為‘新時期中國一百名藝術家’並發行明信片;


    最近,被評為亞太地區手工藝大師。


    人的命運與時代息息相關。


    李鏗從事端硯製作40多年,與共和國一起走過起伏跌宕的崢嶸歲月。


    他在雕刻端硯的同時,也在雕刻著自己的人生。”


    說完這些,張天元自己都有些激動不已。


    一位大師的作品,此時正活靈活現地在他的眼前擺放著,而且不止一件,如何能不激動呢。


    最無奈的,怕就是蕭峰銳了。


    他真得很想得到這兩件硯台,如今卻一件也無法得到,這心中,總是感覺有些無奈啊。


    “蕭大哥,喜歡的話,我可以把《中華圖騰硯》賣給你。”


    張天元突然說道。


    比起《中華圖騰硯》他更喜歡那件《周大人詩詞硯》。


    “當真?”


    蕭峰銳聽到張天元這話,整個人瞬間就興奮得呆住了。


    因為這樣的好事兒,他可不敢想啊。


    “我還能用這事兒來忽悠您嗎?”


    張天元苦笑道:“說了可以賣給你,就肯定賣給你。”


    “看起來你是周大人的粉絲了?”


    蕭峰銳笑道。


    “那倒也不是,我對當年的那些偉人都很崇拜,在那種艱難的情況下能打造出一個令世界震撼的國家來,那真得非常不容易。


    我有神羅集團,所以最明白這一點艱辛。”


    張天元感慨道。


    “我聽說周大人當年去腳盆的時候,可混得不怎麽好啊?”


    牟瑩突然說道。


    張天元點了點頭道:“那沒錯,1917年9月,19歲的周大人東渡日本留學,開始學習日語。


    這是他第一次踏上異國的土地,他的目的其實是很單純的。


    當時,日中兩國之間有一個教育交流協議,規定凡考入政府指定的大學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高師,後改為東京教育大學,也就是現在的築波大學、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也就是現在的東京大學、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等,就會成為中國政府的官費留學生。


    不管出身如何,隻要學習成績好,官費留學生的大門就會打開。


    在這種環境下,在南開學校上學的周大人的很多前輩和友人都選擇了留學日本並取得了成功。


    這些事例似乎使出身貧寒的周大人堅定了前往東京的決心。


    最後,他與很多同學一樣,選擇了留學日本這條道路。


    到達東京的第二個月即1917年10月,周大人就進入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上學。


    這是一所為外國留學生提供日語和其他科目教學的講座製預備學校,當時有1000多名中國留學生在校注冊,其中大部分人的目標就是成為官費留學生。


    周大人在南開學校讀書時,因崇拜基督徒張伯苓校長,遂立誌做一名教師,在決定第一誌願報考高師、第二誌願報考一高之後,他立即開始應考的準備。


    但最關鍵的考試用語——日語的學習卻進步不大。


    5個月後的1918年3月初,周大人第一次參加了高師的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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