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不錯，看起來金寶你的確是努力了啊，不光是中國的藝術家知道不少，連德國的藝術家你也熟悉啊。”
張天元非常高興地點了點頭，對自己徒弟的優異表現十分滿意。
“原來這個丟勒居然是這麽厲害的人物啊，我還真不知道。”
李雲璐搖了搖頭，雖然承認自己不知道丟勒這個人，不過看起來並沒有什麽慚愧的意思。
畢竟她的心思也不在這裏，倒是可以理解。
“對了師父，您說這幅畫是丟勒的作品，它到底是什麽啊？”
劉金寶又問了一句。
“說起這幅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一隻印度的犀牛！
1515年1月初，一隻來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
這是一次艱難的航行，為了節省空間，犀牛的口糧從草料變為了大米;
船隊也隻在三地做了逗留——莫桑比克、聖赫勒拿島和亞速爾群島，其中第二者，在三百多年後成為了囚禁拿破侖至他生命最後一刻的監獄。
但終於，曆經了千難萬險後，5月20日，這隻犀牛還是到達了它的目的地，葡萄牙首都裏斯本。
在那裏，這隻異域動物激起了歐洲人的強烈好奇，大批民眾慕名前來觀賞，想一睹這隻東方巨獸究竟是何種模樣。
而在有文化的歐洲人看來，這隻犀牛還身攜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古羅馬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也曾提到過犀牛這種動物，它們曾經是古羅馬圓形劇場中的明星，但在其後逾千年的時間裏，它們又在歐洲銷聲匿跡。
再次與犀牛相逢，對於身處文藝複興熱潮之中、提倡恢複古典文化傳統的歐洲人而言，仿佛天降的幸事，他們將這隻犀牛視作了古典文化切實可靠的重要證據。
而這幅畫，其實就是一張以這隻犀牛為題材的版畫，它是由德國文藝複興時期的著名畫家阿爾布雷特·丟勒，根據一張素描繪製的。”
張天元笑著說道。
他仔細鑒賞著這幅版畫。
版畫中，巨獸的頭頂上寫有“rhinocervs”(犀牛)的字樣，再其上的“1515”字樣是畫家繪製這幅作品的年份，而“rhinocervs”之下的“ad”字樣則是畫家名字的縮寫。
犀牛被緊緊“束縛”在長方形的邊框中，畫麵右側是它抵住邊框的角，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經“超出”了左側的畫幅。
無論怎麽看，它都是一隻真正意義上的雄壯犀牛。
“你們知道嗎，丟勒在繪製這隻犀牛的時候，並沒有見過這隻犀牛的真身。”
張天元笑著看向兩個徒弟說道。
“為什麽啊？”
李雲璐顯然對於這種事情，總是有著非常積極的興趣。
張天元歎了口氣道：“因為這隻可憐的動物在1516年初一次從葡萄牙駛向意大利的航途中，就喪生於海難了——
運載它的輪船在離開拉斯帕恰港口後遭遇了風暴，船上人員全部遇難;犀牛本是遊泳健將，但它被鎖鏈拴在了甲板上，最終也沒能逃過一劫。
但這場悲劇並沒有阻礙丟勒創作犀牛版畫的熱情，因為在犀牛在世時，它已然家喻戶曉，關於它的詩歌、故事、素描，已遍布歐洲，其中就包括流傳到丟勒手中的那一幅。
雖然我們現在無從得知流傳到丟勒手中的素描是什麽樣子，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隻犀牛乘上了畫家們的想象翅膀，他們層累疊加地完成了對犀牛形象的‘創作’。
乍看起來，誰都會認同這是一隻犀牛無疑;而且準確地說，它是一隻獨角犀，有著壯碩的身軀、粗糙的皮膚以及細長的尾巴。
但定睛細瞧，很多人也能發現這隻犀牛有違現實的地方：
它的身上遍布鱗片和螺旋紋樣，顯得有些浮誇;
皮膚與其說滿是褶皺，不如說滿是盔甲;
嘴部和尾巴上長有的須毛、背脊上長有的角，都不知道是畫家從哪裏得到的靈感。
相得益彰的是，邊框上方的文字，也這樣描述畫麵中的犀牛：其膚色類似斑點烏龜，通體覆蓋著厚鱗片，體量如大象，但腿更短，刀槍不入……傳說它行動敏捷，活潑而狡猾。
而又得益於丟勒所居的紐倫堡當時就是一座巨大的商業中心，同時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鋪與印刷商的根據地，丟勒本人又早早看準了剛剛進入尋常百姓家的印刷圖書的市場，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氣的版畫出版者。
所以這幅《犀牛》版畫一炮而紅，僅丟勒在世時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張，不僅滿足了當時歐洲人對異域動物的想象，還讓丟勒自己著實賺了一筆。
甚至於，即便其後的人們已經不再對犀牛感到驚奇，對犀牛更為準確的描繪也陸續出現，但丟勒的這幅《犀牛》仍然在人們心中占據著不可取代的位置。
直到最近一百年，這幅《犀牛》版畫仍然頻頻以新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從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達利的雕像《穿蕾絲的犀牛》，到中國著名戲劇導演孟京輝的代表作《戀愛的犀牛》的海報。
不同於已經從中世紀的陰影中開始走出的意大利，在丟勒所處的年代，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卻是文化頹靡。
而曾兩次遊曆意大利，結識了喬瓦尼·貝利尼和拉斐爾的丟勒，就成為了將先進文化帶至德國的重要人物。
他和達·芬奇一樣研究科學，在幾何學和人體解剖學等方麵都曾著有專著，這對他的現實主義繪畫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幫助。
他熱衷於端詳麵龐、繪製肖像，尤以自畫像彪炳史冊，他一生中創作過的近十幅自畫像，大多細致而嚴整，涉及速寫、素描、版畫和油畫等手法，他因此榮獲“自畫像之父”的美稱。
當然，丟勒更著名的成就在於他的版畫，他不到30歲就完成的經典木刻版畫《啟示錄》，通過描繪最後審判的場景，反映了德國正深處的戰爭、饑餓與瘟疫;
此後他還曾為馬丁·路德的宣傳冊繪製過版畫插圖，以支持後者的宗教革新運動。
雖然作為金匠的兒子，丟勒還多少殘留有神秘主義的傳統思想，但這並不妨礙他被後世讚頌為“德國的達·芬奇”“北部文藝複興的代表人物”，並標誌著那道正從意大利升起的新時代之光，已向北照亮了歐洲中部。
張天元非常高興地點了點頭，對自己徒弟的優異表現十分滿意。
“原來這個丟勒居然是這麽厲害的人物啊，我還真不知道。”
李雲璐搖了搖頭，雖然承認自己不知道丟勒這個人，不過看起來並沒有什麽慚愧的意思。
畢竟她的心思也不在這裏，倒是可以理解。
“對了師父，您說這幅畫是丟勒的作品，它到底是什麽啊？”
劉金寶又問了一句。
“說起這幅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一隻印度的犀牛！
1515年1月初，一隻來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
這是一次艱難的航行，為了節省空間，犀牛的口糧從草料變為了大米;
船隊也隻在三地做了逗留——莫桑比克、聖赫勒拿島和亞速爾群島，其中第二者，在三百多年後成為了囚禁拿破侖至他生命最後一刻的監獄。
但終於，曆經了千難萬險後，5月20日，這隻犀牛還是到達了它的目的地，葡萄牙首都裏斯本。
在那裏，這隻異域動物激起了歐洲人的強烈好奇，大批民眾慕名前來觀賞，想一睹這隻東方巨獸究竟是何種模樣。
而在有文化的歐洲人看來，這隻犀牛還身攜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古羅馬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也曾提到過犀牛這種動物，它們曾經是古羅馬圓形劇場中的明星，但在其後逾千年的時間裏，它們又在歐洲銷聲匿跡。
再次與犀牛相逢，對於身處文藝複興熱潮之中、提倡恢複古典文化傳統的歐洲人而言，仿佛天降的幸事，他們將這隻犀牛視作了古典文化切實可靠的重要證據。
而這幅畫，其實就是一張以這隻犀牛為題材的版畫，它是由德國文藝複興時期的著名畫家阿爾布雷特·丟勒，根據一張素描繪製的。”
張天元笑著說道。
他仔細鑒賞著這幅版畫。
版畫中，巨獸的頭頂上寫有“rhinocervs”(犀牛)的字樣，再其上的“1515”字樣是畫家繪製這幅作品的年份，而“rhinocervs”之下的“ad”字樣則是畫家名字的縮寫。
犀牛被緊緊“束縛”在長方形的邊框中，畫麵右側是它抵住邊框的角，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經“超出”了左側的畫幅。
無論怎麽看，它都是一隻真正意義上的雄壯犀牛。
“你們知道嗎，丟勒在繪製這隻犀牛的時候，並沒有見過這隻犀牛的真身。”
張天元笑著看向兩個徒弟說道。
“為什麽啊？”
李雲璐顯然對於這種事情，總是有著非常積極的興趣。
張天元歎了口氣道：“因為這隻可憐的動物在1516年初一次從葡萄牙駛向意大利的航途中，就喪生於海難了——
運載它的輪船在離開拉斯帕恰港口後遭遇了風暴，船上人員全部遇難;犀牛本是遊泳健將，但它被鎖鏈拴在了甲板上，最終也沒能逃過一劫。
但這場悲劇並沒有阻礙丟勒創作犀牛版畫的熱情，因為在犀牛在世時，它已然家喻戶曉，關於它的詩歌、故事、素描，已遍布歐洲，其中就包括流傳到丟勒手中的那一幅。
雖然我們現在無從得知流傳到丟勒手中的素描是什麽樣子，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隻犀牛乘上了畫家們的想象翅膀，他們層累疊加地完成了對犀牛形象的‘創作’。
乍看起來，誰都會認同這是一隻犀牛無疑;而且準確地說，它是一隻獨角犀，有著壯碩的身軀、粗糙的皮膚以及細長的尾巴。
但定睛細瞧，很多人也能發現這隻犀牛有違現實的地方：
它的身上遍布鱗片和螺旋紋樣，顯得有些浮誇;
皮膚與其說滿是褶皺，不如說滿是盔甲;
嘴部和尾巴上長有的須毛、背脊上長有的角，都不知道是畫家從哪裏得到的靈感。
相得益彰的是，邊框上方的文字，也這樣描述畫麵中的犀牛：其膚色類似斑點烏龜，通體覆蓋著厚鱗片，體量如大象，但腿更短，刀槍不入……傳說它行動敏捷，活潑而狡猾。
而又得益於丟勒所居的紐倫堡當時就是一座巨大的商業中心，同時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鋪與印刷商的根據地，丟勒本人又早早看準了剛剛進入尋常百姓家的印刷圖書的市場，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氣的版畫出版者。
所以這幅《犀牛》版畫一炮而紅，僅丟勒在世時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張，不僅滿足了當時歐洲人對異域動物的想象，還讓丟勒自己著實賺了一筆。
甚至於，即便其後的人們已經不再對犀牛感到驚奇，對犀牛更為準確的描繪也陸續出現，但丟勒的這幅《犀牛》仍然在人們心中占據著不可取代的位置。
直到最近一百年，這幅《犀牛》版畫仍然頻頻以新的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從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達利的雕像《穿蕾絲的犀牛》，到中國著名戲劇導演孟京輝的代表作《戀愛的犀牛》的海報。
不同於已經從中世紀的陰影中開始走出的意大利，在丟勒所處的年代，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卻是文化頹靡。
而曾兩次遊曆意大利，結識了喬瓦尼·貝利尼和拉斐爾的丟勒，就成為了將先進文化帶至德國的重要人物。
他和達·芬奇一樣研究科學，在幾何學和人體解剖學等方麵都曾著有專著，這對他的現實主義繪畫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幫助。
他熱衷於端詳麵龐、繪製肖像，尤以自畫像彪炳史冊，他一生中創作過的近十幅自畫像，大多細致而嚴整，涉及速寫、素描、版畫和油畫等手法，他因此榮獲“自畫像之父”的美稱。
當然，丟勒更著名的成就在於他的版畫，他不到30歲就完成的經典木刻版畫《啟示錄》，通過描繪最後審判的場景，反映了德國正深處的戰爭、饑餓與瘟疫;
此後他還曾為馬丁·路德的宣傳冊繪製過版畫插圖，以支持後者的宗教革新運動。
雖然作為金匠的兒子，丟勒還多少殘留有神秘主義的傳統思想，但這並不妨礙他被後世讚頌為“德國的達·芬奇”“北部文藝複興的代表人物”，並標誌著那道正從意大利升起的新時代之光，已向北照亮了歐洲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