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張天元對法國瓷器的了解。
到了18世紀的法國，瓷器鑲接工藝又有了更極致的發展。
這一時期，銅鎏金工藝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功能性和裝飾性角色。
在王公貴族家庭中，銅鎏金被廣泛應用於鐵製柴架、家具五金、壁燈、燭台、枝形吊燈中。
當然，它也被用在亞洲和歐洲瓷器的架置裝飾中。尤其是洛可可藝術興起後，瓷器的架置裝飾變得更加富麗堂皇，而這種風格正好符合“法式口味”。
其中有一對18世紀中國瓷瓶，法國銅鎏金鑲接，尺寸約為32.4厘米x16.5厘米x12.4厘米。
這對瓷瓶的鑲接工藝體現了洛可可和新古典主義的藝術思潮，製作年代在1760年至1770年期間，這正好是兩種藝術思潮的過渡時期。
這是一對典型的仿古瓷，仿製的對象是青銅器。
與此風格迥然不同的是，其鑲接設計充滿濃鬱的異國風情，由丘比特、花飾、貝殼和植物組成。
當時，法國人對中國瓷器尤為推崇，他們試圖改變這些瓷器的外貌，創造出一種完全符合“法式口味”的奢侈物品。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法式口味”，類似的一對瓷瓶被英國富豪、著名收藏家威廉·貝克福德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英格蘭西南部威爾特郡的“放山居”，其前身就是這位收藏家故園的殘存部分。
而眼前這對瓷瓶與貝克福德收藏的那一對有九成相似，而且同樣做工極為精美。
另外還有一件也是18世紀中國瓷瓶，尺寸為59.4厘米x34.9厘米x31.8厘米。
與這件尺寸較大的中國瓷瓶相配的，是別具一格的銅鎏金架置。
瓷瓶的側麵已經完全被改變了，繁複的雕刻、金屬的形狀，營造出典型的洛可可風格。
銅鎏金架置的製作可謂價格不菲，十分昂貴。
像這樣一件瓷器，其擁有者想必為此付出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
當然了，也可能是通過別的什麽不太正當的手段得到的。
畢竟真要說起來的話，科南克議員家的人還真沒有這麽有錢。
18世紀的拍賣目錄顯示，裝飾有銅鎏金架置的器皿經常會出現在貴族收藏中。
而且他們認識到，這類器皿的價格恰恰是它們價值的真正體現，因為這種裝飾風格已經走在了時尚前沿。
與前兩件不同，不僅因為這件中國青瓷中部為一“壽”字，更引人注目的是，瓷瓶的高度發生了變化。
顯然，在它原始高度的基礎上，巴黎的金匠截去了一部分，然後為它裝飾了帶有卷渦、穿孔手柄以及底座的銅鎏金架置。
這種架置裝飾被用來與jean-ude duplessis père的作品相比較。
他是一位極具天賦的金匠，不僅有著精湛的銅鎏金技藝，而且在瓷器設計方麵有所建樹。
1748年至1758年，在古董zare duvaux的賬冊中，他的名字常常被提及。
1750年9月，duvaux將一對中國青瓷賣給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侯爵。
而這對青瓷就是由duplessis進行的銅鎏金鑲接，花費3000裏弗(古時的法國貨幣單位)。
這一筆數額高昂的費用顯示了這類瓷器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這些18世紀出產的“法式”中國瓷對當下的藝術領域或許是一種啟發。
對於外來的優秀藝術形式，藝術家們不應隻進行單純地拷貝，加入本國的藝術元素與其融合，才能創造出經典的作。
這些法式風味的中國瓷器很有收藏價值，張天元也是相當喜歡的。
東西一共有三件，雖然不多，可是每一件都是精品。
除了這三件法國風味的中國瓷之外，還有一件東西則純粹就是中國貨了。
這是一件筆筒，高13.6厘米，直徑9.7厘米。
筆筒腹部所繪畫麵為清供圖。
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二行六字楷書青花款。
“清供”又稱清玩，主要包括金石、書畫、古器、盆景在內的一切可供古人案頭賞玩的文玩雅品，可以為廳堂、書齋增添生活情趣。
清供入畫就成了清供圖。
清中後期，清供圖在書畫領域很是盛行。畫家們以清供之品入畫，兼工帶寫，敷衍成詩，使之成為圖文並茂的文人畫。
這件筆筒作品作於辛卯年，是為光緒十七年，為當時清供畫風下的產物之一。
清供圖主角是一尊碩大的梅瓶，矗立在畫麵的中央，方口直頸，豐肩收腹，亭亭玉立，在視覺上頗為給力。
梅瓶上的紋飾也豐富多彩，有弦紋、迴文、蓮瓣紋、如意紋等，中間一道粉紅的包袱錦極盡祥和吉利之意。
瓶內植有一株木本花卉，虯曲蒼老的主幹與充滿活力的新枝相得益彰。
枝頭花繁葉綠，顯示出老樹的勃勃生機。
瓶的兩邊有古籍、水仙花、蘭草、水果、青銅器相襯。
作品題款“瓶伴琴書古，花開德澤新”點明了畫麵之意蘊。
末尾署贈送款“雪六老哥大人雅正，紹旭弟鼎持贈”。
由於是為他人定製的贈送品，作者未署名，隻留了創作地點“寫於昌江掄珠山房之西軒”和一款印文。
張天元根據“掄珠山館”款識推斷，作品或為清末民初時期淺絳彩名家汪藩所作。
當然，也隻是可能而已，並沒有太過確鑿的證據。
汪藩，字介眉、解眉，號梅莊居士、半隱山人;安省黟縣人，是清同治至民國時期的一位畫技精湛的淺絳彩名家，曾為景德鎮禦窯廠畫師。
據考證，清同光時期的禦窯廠有七十二軒室(堂館)供禦窯廠畫師作畫，“掄珠山館”便是其中之一。
而在張天元所見署名汪藩的作品中，與“掄珠山館”有關的地點就有“掄珠山館之西窗、掄珠山館之碧雲軒、掄珠山館之硯香軒”等。
說明掄珠山館有多個供畫師作畫的軒(室)。
以汪藩當時在禦窯廠的畫師地位推測，偌大一個“掄珠山館”不會是他的專用畫館，因而在掄珠山館作畫的也就不止汪藩一人。
再看印文，在汪藩的作品中，印文有介眉、介、眉、掄珠山館、畫、之印、印等，且以“介眉”兩字或其中一字做印文為多。
此方印文不常見，讀音也難以確定，故有人認為是一個符號印文。
有行家曾考證過，一些淺絳彩畫家常將“仿古”兩字結合成一個字作為印文。
這種表現形式是漢字的合文寫法。
到了18世紀的法國，瓷器鑲接工藝又有了更極致的發展。
這一時期，銅鎏金工藝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功能性和裝飾性角色。
在王公貴族家庭中，銅鎏金被廣泛應用於鐵製柴架、家具五金、壁燈、燭台、枝形吊燈中。
當然，它也被用在亞洲和歐洲瓷器的架置裝飾中。尤其是洛可可藝術興起後，瓷器的架置裝飾變得更加富麗堂皇，而這種風格正好符合“法式口味”。
其中有一對18世紀中國瓷瓶，法國銅鎏金鑲接，尺寸約為32.4厘米x16.5厘米x12.4厘米。
這對瓷瓶的鑲接工藝體現了洛可可和新古典主義的藝術思潮，製作年代在1760年至1770年期間，這正好是兩種藝術思潮的過渡時期。
這是一對典型的仿古瓷，仿製的對象是青銅器。
與此風格迥然不同的是，其鑲接設計充滿濃鬱的異國風情，由丘比特、花飾、貝殼和植物組成。
當時，法國人對中國瓷器尤為推崇，他們試圖改變這些瓷器的外貌，創造出一種完全符合“法式口味”的奢侈物品。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法式口味”，類似的一對瓷瓶被英國富豪、著名收藏家威廉·貝克福德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英格蘭西南部威爾特郡的“放山居”，其前身就是這位收藏家故園的殘存部分。
而眼前這對瓷瓶與貝克福德收藏的那一對有九成相似，而且同樣做工極為精美。
另外還有一件也是18世紀中國瓷瓶，尺寸為59.4厘米x34.9厘米x31.8厘米。
與這件尺寸較大的中國瓷瓶相配的，是別具一格的銅鎏金架置。
瓷瓶的側麵已經完全被改變了，繁複的雕刻、金屬的形狀，營造出典型的洛可可風格。
銅鎏金架置的製作可謂價格不菲，十分昂貴。
像這樣一件瓷器，其擁有者想必為此付出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
當然了，也可能是通過別的什麽不太正當的手段得到的。
畢竟真要說起來的話，科南克議員家的人還真沒有這麽有錢。
18世紀的拍賣目錄顯示，裝飾有銅鎏金架置的器皿經常會出現在貴族收藏中。
而且他們認識到，這類器皿的價格恰恰是它們價值的真正體現，因為這種裝飾風格已經走在了時尚前沿。
與前兩件不同，不僅因為這件中國青瓷中部為一“壽”字，更引人注目的是，瓷瓶的高度發生了變化。
顯然，在它原始高度的基礎上，巴黎的金匠截去了一部分，然後為它裝飾了帶有卷渦、穿孔手柄以及底座的銅鎏金架置。
這種架置裝飾被用來與jean-ude duplessis père的作品相比較。
他是一位極具天賦的金匠，不僅有著精湛的銅鎏金技藝，而且在瓷器設計方麵有所建樹。
1748年至1758年，在古董zare duvaux的賬冊中，他的名字常常被提及。
1750年9月，duvaux將一對中國青瓷賣給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侯爵。
而這對青瓷就是由duplessis進行的銅鎏金鑲接，花費3000裏弗(古時的法國貨幣單位)。
這一筆數額高昂的費用顯示了這類瓷器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這些18世紀出產的“法式”中國瓷對當下的藝術領域或許是一種啟發。
對於外來的優秀藝術形式，藝術家們不應隻進行單純地拷貝，加入本國的藝術元素與其融合，才能創造出經典的作。
這些法式風味的中國瓷器很有收藏價值，張天元也是相當喜歡的。
東西一共有三件，雖然不多，可是每一件都是精品。
除了這三件法國風味的中國瓷之外，還有一件東西則純粹就是中國貨了。
這是一件筆筒，高13.6厘米，直徑9.7厘米。
筆筒腹部所繪畫麵為清供圖。
底部有“大清乾隆年製”二行六字楷書青花款。
“清供”又稱清玩，主要包括金石、書畫、古器、盆景在內的一切可供古人案頭賞玩的文玩雅品，可以為廳堂、書齋增添生活情趣。
清供入畫就成了清供圖。
清中後期，清供圖在書畫領域很是盛行。畫家們以清供之品入畫，兼工帶寫，敷衍成詩，使之成為圖文並茂的文人畫。
這件筆筒作品作於辛卯年，是為光緒十七年，為當時清供畫風下的產物之一。
清供圖主角是一尊碩大的梅瓶，矗立在畫麵的中央，方口直頸，豐肩收腹，亭亭玉立，在視覺上頗為給力。
梅瓶上的紋飾也豐富多彩，有弦紋、迴文、蓮瓣紋、如意紋等，中間一道粉紅的包袱錦極盡祥和吉利之意。
瓶內植有一株木本花卉，虯曲蒼老的主幹與充滿活力的新枝相得益彰。
枝頭花繁葉綠，顯示出老樹的勃勃生機。
瓶的兩邊有古籍、水仙花、蘭草、水果、青銅器相襯。
作品題款“瓶伴琴書古，花開德澤新”點明了畫麵之意蘊。
末尾署贈送款“雪六老哥大人雅正，紹旭弟鼎持贈”。
由於是為他人定製的贈送品，作者未署名，隻留了創作地點“寫於昌江掄珠山房之西軒”和一款印文。
張天元根據“掄珠山館”款識推斷，作品或為清末民初時期淺絳彩名家汪藩所作。
當然，也隻是可能而已，並沒有太過確鑿的證據。
汪藩，字介眉、解眉，號梅莊居士、半隱山人;安省黟縣人，是清同治至民國時期的一位畫技精湛的淺絳彩名家，曾為景德鎮禦窯廠畫師。
據考證，清同光時期的禦窯廠有七十二軒室(堂館)供禦窯廠畫師作畫，“掄珠山館”便是其中之一。
而在張天元所見署名汪藩的作品中，與“掄珠山館”有關的地點就有“掄珠山館之西窗、掄珠山館之碧雲軒、掄珠山館之硯香軒”等。
說明掄珠山館有多個供畫師作畫的軒(室)。
以汪藩當時在禦窯廠的畫師地位推測，偌大一個“掄珠山館”不會是他的專用畫館，因而在掄珠山館作畫的也就不止汪藩一人。
再看印文，在汪藩的作品中，印文有介眉、介、眉、掄珠山館、畫、之印、印等，且以“介眉”兩字或其中一字做印文為多。
此方印文不常見，讀音也難以確定，故有人認為是一個符號印文。
有行家曾考證過，一些淺絳彩畫家常將“仿古”兩字結合成一個字作為印文。
這種表現形式是漢字的合文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