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專家都認為，斧鉞和“王權”的關聯，萌芽於新石器時代。
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
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
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征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
如《說文》引《司馬法》雲：“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戉，右秉白髦。”
《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詩·商頌·長發》：“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征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
《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製之。’複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製之。’”
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征，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
《逸周書·世浮》中雲：“(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
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
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後須設有繪製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征之一仍殘留在禮製的行列中。
《後漢書·輿服誌》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製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證實。
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複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複了斧鉞製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
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嚐幸內廝，(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
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後，斧鉞非常少見了。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征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
圭一般為玉石質，可以佩戴，更適於朝政、出行等活動。
國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別。
尤其在西周的分封製體係中，諸侯王雖然擁有使用“青銅鉞”的資格，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
什麽樣的青銅鉞可以被使用在什麽地方、用在什麽人的身上，都大有講究；
而質地、大小、紋飾不同的青銅鉞，也對應不同等級的使用者——這些被專家們稱之為“斧鉞製度”的規範，必須被嚴格遵守，即便尊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青銅鉞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而號令三軍總要以軍法相佐，青銅鉞因此具有了執行軍法的功能，並一度擴大到軍法以外的刑法領域，成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詞。
作為刑具的青銅鉞同樣具有極高的尊嚴，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獲得斧鉞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製。
文獻記載中的斧鉞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貴族或者官吏，諸如商紂及其嬖妾，還有蘇武和趙充國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為曆代天子所專用的“黃鉞”，明顯有別於各級貴族用鉞。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率軍攻破殷都朝歌，“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旗”。
顯然，在周武王看來，擁有“天子”地位的商紂才有資格被黃鉞砍頭，而其嬖妾之刑隻能使用質地不同的玄鉞。
所謂“黃鉞”，漢代學者解釋為以黃金飾斧，非純金製品；“玄鉞”是純鐵所鑄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鑄造而成。
在北河槁城台西遺址和帝都平穀縣劉家河遺址都曾出土過鐵刃銅鉞，其中所使用的鐵經鑒定皆屬隕鐵製品。
在人工冶鐵技術發明之前，天然隕鐵被賦予了宗教色彩，銅鐵合成的斧鉞也象征著使用者某種程度上的尊貴身份。
青銅鉞的大小、紋飾也大有講究，對應不同身份的使用者。
商代盤龍城、蘇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婦好墓所出青銅大鉞，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
雖然西周以來，青銅斧鉞開始趨於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這一點文獻記載甚為清楚。
《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周公與畢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鉞仍有大小之別，說明斧鉞的大小與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
青銅斧鉞，往往飾有神秘威嚴的紋飾，以顯示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
姑且不論傳說中周王的鉞要“以黃金飾斧”，就是傳世或流散的青銅鉞，不僅鑄有各種不同的花紋，而且還鑲嵌以綠鬆石等。
西周時期的諸侯方國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態與裝飾各不相同的異型鉞，如耳形鉞、人頭鉞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國(族)別，同時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雖然古籍中多有“王者之鉞”的記載，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文獻記載中天子級別的“王者之鉞”尚未明確發現。
但目前已經發現的夏商周等級較高且未被盜的墓葬中，時有方國或諸侯國級別的“王者之鉞”出土。
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
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
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征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
如《說文》引《司馬法》雲：“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戉，右秉白髦。”
《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詩·商頌·長發》：“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征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
《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製之。’複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製之。’”
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征，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
《逸周書·世浮》中雲：“(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
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
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後須設有繪製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征之一仍殘留在禮製的行列中。
《後漢書·輿服誌》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製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證實。
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複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複了斧鉞製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
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嚐幸內廝，(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
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後，斧鉞非常少見了。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征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
圭一般為玉石質，可以佩戴，更適於朝政、出行等活動。
國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別。
尤其在西周的分封製體係中，諸侯王雖然擁有使用“青銅鉞”的資格，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
什麽樣的青銅鉞可以被使用在什麽地方、用在什麽人的身上，都大有講究；
而質地、大小、紋飾不同的青銅鉞，也對應不同等級的使用者——這些被專家們稱之為“斧鉞製度”的規範，必須被嚴格遵守，即便尊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青銅鉞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征，而號令三軍總要以軍法相佐，青銅鉞因此具有了執行軍法的功能，並一度擴大到軍法以外的刑法領域，成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詞。
作為刑具的青銅鉞同樣具有極高的尊嚴，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獲得斧鉞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製。
文獻記載中的斧鉞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貴族或者官吏，諸如商紂及其嬖妾，還有蘇武和趙充國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為曆代天子所專用的“黃鉞”，明顯有別於各級貴族用鉞。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率軍攻破殷都朝歌，“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旗”。
顯然，在周武王看來，擁有“天子”地位的商紂才有資格被黃鉞砍頭，而其嬖妾之刑隻能使用質地不同的玄鉞。
所謂“黃鉞”，漢代學者解釋為以黃金飾斧，非純金製品；“玄鉞”是純鐵所鑄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鑄造而成。
在北河槁城台西遺址和帝都平穀縣劉家河遺址都曾出土過鐵刃銅鉞，其中所使用的鐵經鑒定皆屬隕鐵製品。
在人工冶鐵技術發明之前，天然隕鐵被賦予了宗教色彩，銅鐵合成的斧鉞也象征著使用者某種程度上的尊貴身份。
青銅鉞的大小、紋飾也大有講究，對應不同身份的使用者。
商代盤龍城、蘇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婦好墓所出青銅大鉞，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
雖然西周以來，青銅斧鉞開始趨於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這一點文獻記載甚為清楚。
《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周公與畢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鉞仍有大小之別，說明斧鉞的大小與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
青銅斧鉞，往往飾有神秘威嚴的紋飾，以顯示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
姑且不論傳說中周王的鉞要“以黃金飾斧”，就是傳世或流散的青銅鉞，不僅鑄有各種不同的花紋，而且還鑲嵌以綠鬆石等。
西周時期的諸侯方國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態與裝飾各不相同的異型鉞，如耳形鉞、人頭鉞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國(族)別，同時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雖然古籍中多有“王者之鉞”的記載，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文獻記載中天子級別的“王者之鉞”尚未明確發現。
但目前已經發現的夏商周等級較高且未被盜的墓葬中，時有方國或諸侯國級別的“王者之鉞”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