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荊門博物館監守自盜案，成為華夏這塊大地上文博界第一案。”但凡知道這個案子的人，都有這樣的看法。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鍾道萬豪酒店，一場名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寶物”的拍賣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20多名香港、德國、法國及瑞士籍富商參預競拍，主持拍賣的是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
都是皇宮中的精品49件拍賣品中，最名貴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萬美元(227.4萬港元)購得。
拍賣會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總售價為390萬港元。
未成功拍賣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幾乎與此同時，國家文物總局收到了內地駐港某部門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賣會的大部分拍賣品帶有故宮編號，疑似故宮藏品。
並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編號。
如果是故宮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將非同小可，國家文物總局立即通知國家公安部，並聯同香港警方對拍賣品進行清查，結果發現：20餘件文物確實標有“故字號”。
“最初，國家文物總局拿來了5個故宮編號，核對賬目後，發現有4件編號對應的文物已經在五六十年代調撥到北河外八廟，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還有1件也在同期調撥到西山某古寺。”這是當是張天元翻閱一份過去的資料的時候看到的。
據朱介紹，辛亥革新後，當時的政府將熱河行宮和盛京故宮的文物移至故宮，所有文物都編入“故字號”，並於1914年成立了“古物陳列所”。
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充實地方博物館，國家文物局先後從故宮博物院調撥近十萬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館。
其中，對原屬熱河避暑山莊及外八廟的部分文物進行了返還，並另加撥了原存故宮博物院的部分文物，總共多達5000多件(套)。
可以說，全國省級(少許市)級博物館幾乎都有故宮博物院調撥的文物。
避暑山莊及外八廟是古代皇帝的行宮，因此調撥過去的文物都是皇宮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間文物，更加精美，價值也更高。
竊案疑點重重隨著警方對作為文物流出地的熱河外八廟進行調查，一條侵吞文物的“大鱷”終於浮出水麵。
李海濤，熱河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熱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擔任研究員。
戴副眼睛，個子不高，看樣子挺老實憨厚。衣著很樸素，出入老騎著那輛破自行車。他靠進修拿了大專文憑，對文物鑒定，尤其是對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濤還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和“勞動模範”，並在擔任研究員期間，被評為副高職稱。
熱河市公安局內部人士經過調查懷疑，李海濤早在10年前就開始監守自盜，經其手流出的文物超過百件，主要賣給了國內的文物走私販子和個人收藏家。
據悉，拘捕李海濤當晚，還在李家發現了未轉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盜竊文物庫房的藏品主要有兩條途徑：一個是仿製贗品，換出真品；另一個就是把沒有登記入賬的文物，私自帶出。”曾在熱河市市委任職的一名官員透露，“該案件牽連甚廣，涉案人員約有三十人，包括熱河市文物局官員、帝都和錦市等地購買文物的人。”
熱河外八廟的文物庫房設在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之廟”，“須彌福壽”是藏語“紮什倫布”的漢譯，即“吉祥的須彌”。
此廟建於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麵積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負責管理外八廟的文物庫房，其中一人負責記賬，是不允許進入庫房的。進入庫房要兩人以上，並由保衛科的人陪同。
庫房外的木門和鐵門，鑰匙分別由兩個人掌握。
庫房裏有24小時的監控鏡頭。
作為文物庫房的“禦座樓”是一棟兩層樓房，樓前兩個香爐，獨立的院落，朱紅的高牆。
張天元當是還去這裏看過，他曾試著推最外層的木門，發現門從裏麵反鎖，院子裏的狗聽到聲音，開始狂吠。
院裏的兩名保安聞聲而至，隔著門對來者進行查問。
他們告訴張天元以及當時陪同張天元一起去玩的聶震，24小時輪流有保安人員在文物庫房外看守，每班兩人加一條狗。
在看起來如此嚴密的看守下，李海濤涉嫌單獨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長年作案至今才被發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點重重，尚在偵破中，但熱河市警方證實，去年佳士得拍賣會上的部分文物已經追迴。
監守自盜家賊難防對於外八廟的藏品數目，外八廟管理處的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稱其不清楚具體數目，隻知道外八廟共約有7000餘件，文物庫房裏大約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處的時候，也並未進行清查。
這名負責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過的《新文物保護法》，才要求新任負責人接手之時須辦理館藏文物移交手續，而舊文物法對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發現，之前未來得及對文物進行清查。”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朱誠如認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館的安全措施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麵的人要想偷竊非常困難，但是“家賊難防”。
近年來，我國屢屢發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證了這朱誠如的這一說法。
原荊城博物館副館長王必勝和王傳富盜掘古墓、非法出售館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館考古部副主任黃小江珍貴文物流失案……均是監守自盜。
有專家認為，館藏文物的流失，已經成為我國文物走私市場僅次於盜掘古墓的第二大來源。
而這些案件的案由雖各異，但其共同之處在於：時間跨度長。
從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黃案甚至長達17年才被發現。
帝都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文物學者認為，博物館的管理不規範，文物部門對館藏文物的清查流於形式，已經是普遍的現象。
不僅上級文物主管部門對所屬博物館館藏情況不知其詳，一些地方博物館連自己有多少館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數量呢？而造成這種後果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鍾道萬豪酒店，一場名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寶物”的拍賣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20多名香港、德國、法國及瑞士籍富商參預競拍，主持拍賣的是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
都是皇宮中的精品49件拍賣品中，最名貴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萬美元(227.4萬港元)購得。
拍賣會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總售價為390萬港元。
未成功拍賣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幾乎與此同時，國家文物總局收到了內地駐港某部門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賣會的大部分拍賣品帶有故宮編號，疑似故宮藏品。
並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編號。
如果是故宮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將非同小可，國家文物總局立即通知國家公安部，並聯同香港警方對拍賣品進行清查，結果發現：20餘件文物確實標有“故字號”。
“最初，國家文物總局拿來了5個故宮編號，核對賬目後，發現有4件編號對應的文物已經在五六十年代調撥到北河外八廟，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還有1件也在同期調撥到西山某古寺。”這是當是張天元翻閱一份過去的資料的時候看到的。
據朱介紹，辛亥革新後，當時的政府將熱河行宮和盛京故宮的文物移至故宮，所有文物都編入“故字號”，並於1914年成立了“古物陳列所”。
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充實地方博物館，國家文物局先後從故宮博物院調撥近十萬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館。
其中，對原屬熱河避暑山莊及外八廟的部分文物進行了返還，並另加撥了原存故宮博物院的部分文物，總共多達5000多件(套)。
可以說，全國省級(少許市)級博物館幾乎都有故宮博物院調撥的文物。
避暑山莊及外八廟是古代皇帝的行宮，因此調撥過去的文物都是皇宮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間文物，更加精美，價值也更高。
竊案疑點重重隨著警方對作為文物流出地的熱河外八廟進行調查，一條侵吞文物的“大鱷”終於浮出水麵。
李海濤，熱河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熱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擔任研究員。
戴副眼睛，個子不高，看樣子挺老實憨厚。衣著很樸素，出入老騎著那輛破自行車。他靠進修拿了大專文憑，對文物鑒定，尤其是對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濤還多次被評為“先進個人”和“勞動模範”，並在擔任研究員期間，被評為副高職稱。
熱河市公安局內部人士經過調查懷疑，李海濤早在10年前就開始監守自盜，經其手流出的文物超過百件，主要賣給了國內的文物走私販子和個人收藏家。
據悉，拘捕李海濤當晚，還在李家發現了未轉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盜竊文物庫房的藏品主要有兩條途徑：一個是仿製贗品，換出真品；另一個就是把沒有登記入賬的文物，私自帶出。”曾在熱河市市委任職的一名官員透露，“該案件牽連甚廣，涉案人員約有三十人，包括熱河市文物局官員、帝都和錦市等地購買文物的人。”
熱河外八廟的文物庫房設在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之廟”，“須彌福壽”是藏語“紮什倫布”的漢譯，即“吉祥的須彌”。
此廟建於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麵積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負責管理外八廟的文物庫房，其中一人負責記賬，是不允許進入庫房的。進入庫房要兩人以上，並由保衛科的人陪同。
庫房外的木門和鐵門，鑰匙分別由兩個人掌握。
庫房裏有24小時的監控鏡頭。
作為文物庫房的“禦座樓”是一棟兩層樓房，樓前兩個香爐，獨立的院落，朱紅的高牆。
張天元當是還去這裏看過，他曾試著推最外層的木門，發現門從裏麵反鎖，院子裏的狗聽到聲音，開始狂吠。
院裏的兩名保安聞聲而至，隔著門對來者進行查問。
他們告訴張天元以及當時陪同張天元一起去玩的聶震，24小時輪流有保安人員在文物庫房外看守，每班兩人加一條狗。
在看起來如此嚴密的看守下，李海濤涉嫌單獨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長年作案至今才被發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點重重，尚在偵破中，但熱河市警方證實，去年佳士得拍賣會上的部分文物已經追迴。
監守自盜家賊難防對於外八廟的藏品數目，外八廟管理處的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稱其不清楚具體數目，隻知道外八廟共約有7000餘件，文物庫房裏大約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處的時候，也並未進行清查。
這名負責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過的《新文物保護法》，才要求新任負責人接手之時須辦理館藏文物移交手續，而舊文物法對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發現，之前未來得及對文物進行清查。”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朱誠如認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館的安全措施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麵的人要想偷竊非常困難，但是“家賊難防”。
近年來，我國屢屢發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證了這朱誠如的這一說法。
原荊城博物館副館長王必勝和王傳富盜掘古墓、非法出售館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館考古部副主任黃小江珍貴文物流失案……均是監守自盜。
有專家認為，館藏文物的流失，已經成為我國文物走私市場僅次於盜掘古墓的第二大來源。
而這些案件的案由雖各異，但其共同之處在於：時間跨度長。
從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黃案甚至長達17年才被發現。
帝都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文物學者認為，博物館的管理不規範，文物部門對館藏文物的清查流於形式，已經是普遍的現象。
不僅上級文物主管部門對所屬博物館館藏情況不知其詳，一些地方博物館連自己有多少館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數量呢？而造成這種後果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