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們可知至少在宋代宮廷中,還藏有武則天的一卷行書《夜宴詩》,如今已散佚。


    而今天,張天元就在這洛杉磯貴族博物館裏看到了《夜宴詩》的真跡。


    雖然從書法上來說,未必能比得上那些大書法家。


    可是武則天的書法清秀卻不失王者之氣,也是難得的好東西。


    宋之後的文獻中,提到武氏書法也多為頌揚:“凜凜英斷,脫去英華脂粉氣。”


    這不僅是對她書風的評論,想必也是一班男子對其人格的點評。


    《偃縣誌》載:“今觀其草法極工,有鳥絲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書。”


    跳脫出古人評論再看《升仙太子碑》,當說確是一件成熟且優美的作品。


    碑麵正文行草有個人風格,形製完整疏朗。


    細觀其結體,品態端方、法度森嚴,明顯有唐楷雄強遒勁的品格;細觀筆畫聯結飛揚處,又見其筆勢運籌帷幄,時而雷厲風行,時而婉轉瀟灑,仿佛窺得二王神韻,又維持了自家麵目。


    這是武則天76歲時的作品,浸淫數十載的功力可謂精熟而老辣。


    歐陽詢、柳公權之“唐楷”風流天下之時,武則天恰起於微末。


    侍奉帝王的她必然要投其所好,而宮廷中豐富的古籍真跡為她的臨習研摹提供了條件,書中載:“(後)初得晉王導十世孫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跡,摹拓把玩,自此筆力益進。”


    ——《宣和書譜》卷一


    可見,她在學書上下了不少功夫。


    另有一尊出土於蒲縣的唐代碑刻《大唐故金仙長公主墓誌》,也能一窺李唐書風,此碑為金仙公主的親妹妹玉真公主手書,她們同為睿宗李旦之女,即武則天的孫女輩,和《升仙太子碑》相較,書風又為之一變。


    碑文通篇楷體,字跡十分勻稱俊逸,從字畫之間可見其書風脫胎於歐體,卻減去了歐陽詢的瘦、硬,整體字形化為端正的方形,筆畫內筋骨挺直,靈肉豐滿,不失為一件精品。


    由此見,唐代宮廷還有不少擅長書法的女性,《新唐書》等文獻中提及“善書”的公主有七位,比如小小年紀的晉陽公主李兕子,便能完美模仿父親李世民的“飛白書”,令臣下無以分辨,這與李唐王朝對書法的重視以及與諸位帝王對書技之青睞不無關係。


    此外,唐代內侍省設置了宮教博士,掌管教習宮人書算眾藝,《新唐書》《舊唐書》裏記載了十數位能寫善畫的後妃也不足為奇,宮廷中還有如上官婉兒之流的女官,也有書法優美之名。


    除去唐朝,縱觀整個書法史,宮廷女性一直在女性書家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書中對她們“善書”的記載比比皆是。


    而起初,在漢及魏晉時代,後妃於書藝的造詣多與文史相連,比如,最早有稱“善史書”的女子馮嫽,便是一位隨解憂公主遠嫁的宮中女子。


    又如《後漢書皇後紀》中雲東漢和帝鄧皇後:“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品位高雅、賢惠善書。


    有宋一代文風昌明,宮中自然不俗,《老學庵筆記》載仁宗曹皇後“工飛白……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


    而南宋高宗皇後吳氏與寧宗皇後楊氏如今仍有筆墨留存。


    楊妹子一說為楊皇後本人,而元明人則認定她乃是楊皇後之妹,因其墨跡落款常為“楊娃”。


    後據啟功《談南宋院畫上題字的“楊妹子”》和江兆申《楊妹子》二文考證,“楊娃”之印,實為“楊姓”之印,今天學界多有共識,楊妹子與楊皇後為一人,而非楊皇後之妹。


    時隔數百年,她的娟秀筆跡仍然訴說著主人的身份:這是出自一位長期生活在宋代宮中的女子之手,並且受到一定寵愛。


    因其筆墨多存在於院畫題額之上,且在如馬遠、夏圭等最為炙手可熱的南宋宮廷畫家的多幅作品中,都留下了她的題款。


    眼前就有一枚團扇上有她的題詩:“瀹雪凝酥點嫩黃,薔薇清露染衣裳。西風掃盡狂蜂蝶,獨伴天邊桂子香。”


    最後兩句似乎點破了作者“中宮之主”的身份,然而細看其字體,卻頗有些柔弱纖秀,結構也略微稚嫩,這與史書中記載的剛斷果決的形象頗有出入,與前文唐代兩塊碑刻相比,筆力有著明顯差距,似乎也體現出唐宋兩朝之間的氣質區別。


    有人猜測,楊氏之書,更多的目的大約是為政治服務,為的是向士大夫顯露並塑造一個知書達理的皇後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對宮中女子書法的記載雖然不多,卻各有特色,體現出明代書法藝術昌盛之象。


    如《玉台書史》記神宗貴妃鄭氏所抄經書“楷法秀整”,《列朝詩集》曰武宗王妃“詩幸薊州溫泉題詩自書石刻,今石刻尚存”,《書史會要》稱婁妃所書江省永和門並龍興普賢寺額,寧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書”等等——由此可見,不僅在書法字體上門類眾多,連藝術表現形式也比前朝豐富了起來。


    相比之下,清朝後妃宮女幾乎全無記載,大約也類同元代,“番邦女子”誌不在此道吧。


    曆朝曆代對於宮廷女性書法的記錄大多如蜻蜓點水寥寥數字耳,一旦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據,則全然流於“善書、工文”的敷衍。


    在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藝術才能原本就很難得到重視,縱觀故紙當中的點評,或諂媚,或輕浮,或臆測,又或許隻不過是人雲亦雲。


    大約宮廷中的女性之於古代社會,隻不過是幾朵裝飾於屏風上的花枝,她們的存在似乎隻是某種意義符號,因為一道高牆以及“皇室”這個詞匯的鍍金,徒為她們增添了神秘感。


    對於“宮外”的人而言,她們大概就是想象中虛無縹緲的畫像,想必是美麗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詩書歌賦之類的才藝,便更為難得。


    一如《紅樓夢》裏,賈寶玉寫了幾首軟綿綿的歪詩,也有人爭相傳抄了去,隻因為“風傳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哥兒所作”,與其說是對才華的欣賞,更多的大概隻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綺思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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