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元稹與白居易同入才識兼茂名體用科,元稹授職左拾遺,白居易出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

    白居易在任期間,深入民間,去親身感受農家的勞作艱辛。而他看到的卻是,百姓在田地裏辛勤勞作,早出晚歸,由於賦稅的繁重,多數農家拚命耕耘至麥收,到頭來卻根本不夠繳納官租。有甚者,有些農家賣光了田地,最後隻能依靠撿拾剩麥充饑。農家的一幕幕淒慘景狀,讓白居易賦予深切同情的同時,重新去審視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希望通過自己的詩作能夠讓統治者有所感悟和觸動。

    《觀刈麥》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署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複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近日不能忘。

    元和二年,白居易返迴長安。十一月,授翰林學士,任左拾遺。次年,白居易在一次遊覽長安西南終南山上的紫閣峰後,黃昏暮宿山下村居時,遭遇了極不和諧的一幕。時神策軍為憲宗大興土木四處置辦木材,一夥神策軍士恃強淩弱,肆意砍伐白居易居住的一老漢家院中的樹木,白居易據理力爭,而造成雙方不愉快的場麵。這一次不期而遇的事件,讓白居易更加深刻的認識了朝廷存在的弊端,加深了自己以文諷時責無旁貸的責任感。

    《宿紫閣山北村》

    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餘喜,為餘開一尊。

    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

    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饗。主人退立後,斂手反如賓。

    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

    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德宗時,朝廷就開始設立神策軍護軍中尉一職,並由宦官擔任。神策軍從此倚仗皇恩,勢焰熏天,無所顧忌的肆虐百姓。憲宗初,宦官吐突承璀貴為中尉,被憲宗寵信,為所欲為,囂張不可一世。白居易諷刺的筆端猶如一把堅鋒的利刃,透過暴卒,直指中尉,又透過中尉,直指皇帝的昏聵。詩的藝術風格精警透徹,語言平白如話,老嫗能解,成為“握軍要者切齒,執政柄者扼腕”的諷喻詩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時任校書郎的李紳做《新題樂府》二十首(今已散佚)貺於元稹,元稹讀罷,認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做《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相和。李紳新題樂府的主張與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與元九書》中“反對嘲風雪,弄花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觀點不謀而合。白居易另作《新樂府》五十首,與元稹、李紳共同倡導發揚漢樂府諷喻時事的精神,或“寓意古題”,或效仿杜甫“即事名篇”開始從事新樂府的創作,並以他們創作的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文命名為“新樂府”,文學史上稱之為“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是在內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賦稅繁重,外有異邦侵擾等階級、民族矛盾日趨尖銳下產生的,在《新樂府序》中,就已明確的提出了“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基本宗旨。新樂府的詩風具有“辭質而輕”辭句質樸,表達直率。“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的特點。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白居易通過賣炭翁艱辛伐薪燒炭,本想通過自己的勞動所得換來衣食度日,卻不想被宦官強搶豪奪,最終希望化為泡影的殘酷現實,揭露了“宮市”帶給勞動人民的悲苦命運,引人深思,發人深省,體現出了新樂府運動強調詩歌反映民生疾苦的社會功能和揭露社會弊端的諷喻作用。

    元和六年,白居易的母親意外落井而死,白居易返鄉服喪。期滿後迴京任職,卻不想這一次變故和之後發生的刺客事件,徹底改變了白居易的人生觀。

    元和九年,吳元濟在淮西叛亂,時任宰相的武元衡和禦史中丞裴度積極倡議削藩政策,力主憲宗對淮西用兵。元和十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公開聲援吳元濟,並派人潛入京師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身亡,裴度重傷。一時間朝野大嘩,人情激憤。時任左讚善大夫的白居易第一時間作出反應,立即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卻被朝廷中當權宦官惡其僭越言事,就是說,你的言論超越了你的本分和職權範圍,我們主管此事的自有主張,要你狗拿耗子多管什麽閑事。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白居易的諷喻詩“言未聞而謗先成”,深深地刺痛了當朝權貴的神經,他們早已對白居易恨之入骨,想置之於死地,隻是苦於沒找到太好的借口。此事一出,正好以此來做文章,請奏憲宗,以造謠中傷、越俎代庖的罪責將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

    江州之貶,成為了白居易對人生態度的一個分水嶺。如果說在此前白居易是“兼濟天下”的話,那麽至此以後,白居易則采取了“獨善其身”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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