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這個人口大普查相互配合的便是整合村莊，把錯落在山間荒穀的小戶人家都遷移到大塢堡裏麵，避免戰亂對這些人家的損害，各地郡縣兵四下出動，搜遍每一處山隘荒村，把散落的小戶人家、小村莊都遷移到大塢堡裏麵。
特別是左馮翊郡，因為那裏時常有羌胡、匈奴、鮮卑等胡人南下劫掠。
根據魏延意誌建造的大塢堡都是棱堡結構，那些彎刀騎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們隻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間荒穀毫無防備的小戶人家、小村莊，胡人經常會在過冬前對該地進行一次掃蕩，要趕在這次掃蕩前完成遷移。
每個郡縣鄉亭都有當地駐軍協助執行人口統計任務，讓每戶的家庭成員都要當地官府衙門，由當地官吏當麵驗視，檢視完畢發放戶籍憑證，憑證是一張硬殼紙，上麵有個大概的畫像，畫像下麵的信息有郡、縣、鄉、亭、裏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別、年齡、身高、膚色，上麵蓋著當地縣尉的大印。
雖然魏延已經想法設法鼓動民眾主動申報戶口，但不可避免會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報，甚至還有一些有過劣跡的不敢露麵的，魏延便下令發動檢舉，建安二年年末前，完成義陽八郡人口調查，到時候還沒有入戶者又非新移民，不僅本人罰做官奴，所在亭長、裏長皆要罰做苦役。
三個月過去後，整個義陽八郡人口統計出來，總計有八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萬。
魏延對這個結果並不驚訝，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隱匿的人口會遠超過大家的估計，按照原先估計的世家隱匿人口而估算出來的人口不過是七百萬，現在看來，那個估計還是太保守了。可能還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隱匿人口尚未報上來，最近幾個月陸續從其他州郡投奔過來的流民算起來，現在大概有九百萬人口，算是大漢鼎盛時期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魏延本來認為按照古代的條件，很難做什麽人口普查，但看了王粲掌握的典籍後，他發現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這個國度最遲在周代就已經普遍開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製。《周禮?地官?小司徒》記載：“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其各登其鄉之眾寡”。可見，當時設置的“小司徒”和“鄉大夫”等官職的職責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務—登記民之“眾寡”。
魏延大規模地進行人口統計，並未引起強烈的反彈，就是因為在漢代，人口核查製度已經得到鞏固和發展，戶口典章製度已經日臻完善，每年農曆八月，各郡、縣都要核對戶籍，進行人口統計。
魏延重視人口，是因為人是構成社會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國”、“強兵”都離不開人力資源，所以必須掌握本國的人口狀況。
但以前的劉漢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當時的賦稅與徭役製度是分不開。魏延當政之前，直接以納稅人為課征對象的“人頭稅”曾經是劉漢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此外，百姓還須無償承擔各種徭役，在這種賦役製度下，人口核查就成為政府財政、稅收管理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漢代課征的“人頭稅”主要有“口賦”與“算賦”。“口賦”是對七至十四歲的少年兒童征收的一種稅，每人每年繳納二十錢，作為皇室收入。當時，為了推行國家的有關社會經濟政策，算賦對商人、十五歲至三十歲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規定；對孕婦、產婦、以及有年過八旬老人的家庭則有免征規定。此外，漢代規定百姓從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均有服徭役的義務，徭役的種類主要包括：適齡男丁一生中須到國都服兵役一年，稱為“正卒”；到邊塞戍守一年，稱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縣服勞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須繳納代役金，稱為“更賦”。
在這種賦役製度之下，人口的數量、性別、年齡、職業、社會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況直接關係到“人頭稅”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隻有準確掌握人口動態信息才能確定百姓應承擔的賦役義務和應享受的稅收政策，人口核查成為實施這種賦役製度的前提條件。
《漢書蕭何傳》中記載，在反秦戰爭時，劉邦的軍隊進入秦都鹹陽，蕭何就先把秦朝丞相禦史收藏的圖書收繳上來了，所以劉邦知道此時的人口已由原3000萬降到1300萬左右。
西漢末年，戰亂和天災使人口從6000萬降至2100萬，這2100萬的數字是經過東漢對戶口調查得來的。
東漢對戶口調查，有一套嚴格的製度。東漢時的戶口調查稱為“案比”，即案驗、比較，常常在每年8月舉行，同時，宮廷還會派人來“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選少女入宮，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麗的就可以入宮選妃子，像太後何蓮當年就是這樣選入宮裏的。
東漢每年的戶口調查規模也是非常之大，從縣到鄉，上至80歲老人，下到6歲以下孩童，都要一一進行調查。東漢戶口調查的內容也很細，連身高、相貌都要調查。因為東漢重視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數量比之前增長不少，桓帝永壽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記載的東漢最高人口記錄。
雖然經過了幾年的黃巾暴亂和大規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數在那裏，同時還有很多世家大族隱瞞人口，魏延現在粗略估算，大概整個大漢的總人口還是在4000萬左右。
人口普查完畢後，有一個新問題產生了，魏延發現憑空多出了許多沒有田地急待魏軍給他們分配田地的人口。
特別是左馮翊郡，因為那裏時常有羌胡、匈奴、鮮卑等胡人南下劫掠。
根據魏延意誌建造的大塢堡都是棱堡結構，那些彎刀騎射不善攻城的胡人根本攻不破，他們隻好去劫掠那些散落在山間荒穀毫無防備的小戶人家、小村莊，胡人經常會在過冬前對該地進行一次掃蕩，要趕在這次掃蕩前完成遷移。
每個郡縣鄉亭都有當地駐軍協助執行人口統計任務，讓每戶的家庭成員都要當地官府衙門，由當地官吏當麵驗視，檢視完畢發放戶籍憑證，憑證是一張硬殼紙，上麵有個大概的畫像，畫像下麵的信息有郡、縣、鄉、亭、裏等所在地名、姓名、性別、年齡、身高、膚色，上麵蓋著當地縣尉的大印。
雖然魏延已經想法設法鼓動民眾主動申報戶口，但不可避免會有一些人把官府的意思曲解拒不到官府申報，甚至還有一些有過劣跡的不敢露麵的，魏延便下令發動檢舉，建安二年年末前，完成義陽八郡人口調查，到時候還沒有入戶者又非新移民，不僅本人罰做官奴，所在亭長、裏長皆要罰做苦役。
三個月過去後，整個義陽八郡人口統計出來，總計有八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五十二人，男子有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二人，女子有四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人，女子比男子多出九十一萬。
魏延對這個結果並不驚訝，他早就想得到，世家隱匿的人口會遠超過大家的估計，按照原先估計的世家隱匿人口而估算出來的人口不過是七百萬，現在看來，那個估計還是太保守了。可能還有某些世家有一些隱匿人口尚未報上來，最近幾個月陸續從其他州郡投奔過來的流民算起來，現在大概有九百萬人口，算是大漢鼎盛時期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魏延本來認為按照古代的條件，很難做什麽人口普查，但看了王粲掌握的典籍後，他發現不能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這個國度最遲在周代就已經普遍開展了人口核查，且形成定製。《周禮?地官?小司徒》記載：“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其各登其鄉之眾寡”。可見，當時設置的“小司徒”和“鄉大夫”等官職的職責中就包括了人口核查事務—登記民之“眾寡”。
魏延大規模地進行人口統計，並未引起強烈的反彈，就是因為在漢代，人口核查製度已經得到鞏固和發展，戶口典章製度已經日臻完善，每年農曆八月，各郡、縣都要核對戶籍，進行人口統計。
魏延重視人口，是因為人是構成社會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國”、“強兵”都離不開人力資源，所以必須掌握本國的人口狀況。
但以前的劉漢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當時的賦稅與徭役製度是分不開。魏延當政之前，直接以納稅人為課征對象的“人頭稅”曾經是劉漢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此外，百姓還須無償承擔各種徭役，在這種賦役製度下，人口核查就成為政府財政、稅收管理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漢代課征的“人頭稅”主要有“口賦”與“算賦”。“口賦”是對七至十四歲的少年兒童征收的一種稅，每人每年繳納二十錢，作為皇室收入。當時，為了推行國家的有關社會經濟政策，算賦對商人、十五歲至三十歲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規定；對孕婦、產婦、以及有年過八旬老人的家庭則有免征規定。此外，漢代規定百姓從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均有服徭役的義務，徭役的種類主要包括：適齡男丁一生中須到國都服兵役一年，稱為“正卒”；到邊塞戍守一年，稱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縣服勞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須繳納代役金，稱為“更賦”。
在這種賦役製度之下，人口的數量、性別、年齡、職業、社會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況直接關係到“人頭稅”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隻有準確掌握人口動態信息才能確定百姓應承擔的賦役義務和應享受的稅收政策，人口核查成為實施這種賦役製度的前提條件。
《漢書蕭何傳》中記載，在反秦戰爭時，劉邦的軍隊進入秦都鹹陽，蕭何就先把秦朝丞相禦史收藏的圖書收繳上來了，所以劉邦知道此時的人口已由原3000萬降到1300萬左右。
西漢末年，戰亂和天災使人口從6000萬降至2100萬，這2100萬的數字是經過東漢對戶口調查得來的。
東漢對戶口調查，有一套嚴格的製度。東漢時的戶口調查稱為“案比”，即案驗、比較，常常在每年8月舉行，同時，宮廷還會派人來“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選少女入宮，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麗的就可以入宮選妃子，像太後何蓮當年就是這樣選入宮裏的。
東漢每年的戶口調查規模也是非常之大，從縣到鄉，上至80歲老人，下到6歲以下孩童，都要一一進行調查。東漢戶口調查的內容也很細，連身高、相貌都要調查。因為東漢重視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數量比之前增長不少，桓帝永壽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記載的東漢最高人口記錄。
雖然經過了幾年的黃巾暴亂和大規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數在那裏，同時還有很多世家大族隱瞞人口，魏延現在粗略估算，大概整個大漢的總人口還是在4000萬左右。
人口普查完畢後，有一個新問題產生了，魏延發現憑空多出了許多沒有田地急待魏軍給他們分配田地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