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製，與後世有許多不同之處。
比如說，清朝是沒有閑職的，給你授了一個三品官，但你沒有領差任職，那便沒有俸祿，隻有一個虛名。
但宋朝不一樣，宋朝有專門的散官。給你授了官，那便是官，便可以拿著優厚無比的俸祿。不辦任何差事，天天在自已家裏翹著二郎腿曬太陽，照樣領俸祿。
由此可見，在宋朝當官，那真是太舒服了。
當然，一般來說，隻有你在官場上有一定的資曆了，才會授你一個散官，讓你享享福。
再或者，你父親是當朝宰相，朝廷重臣，或者你是皇親國戚，也可能授你一個散官，以示恩寵。
再有就是你考了狀元，那麽，直接授你一個散官。
你得了這個官，要是不想辦事，你可以天天呆在家裏曬太陽釣魚喝酒，再買一堆年輕漂亮的歌姬在家裏唱歌跳舞，反正大宋朝廷高薪厚祿養著你，也就是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這兩天去點個卯。
實際上都不能叫點卯。因為宋朝不是明清兩朝，不用起得那麽早。宋朝的早朝，不僅次數比明清時期要少得多，時間也比明清時期要遲一個時辰，並不在卯時。
按當時的規定，京官六品以上每日一朝，六品以下則隻有每月的望，朔兩日才需要上朝。
然而，這個規定形同虛設，實際上每個月也就上六、七次朝。當然，一般來說，每個月初一和十五的大朝還是都會進行的。
盡管如此，做了散官的狀元郎們還是會搶著去任事的，力爭在承事郎這個“儲相“位置上積累經曆，為將來當尚書，當宰相賺下本錢。
不去任事雖然清閑，也照樣能領俸祿，但大家卻都不願意的。
君不見，今日當官的都想著“為人民服務“到九十歲，一百歲，你要讓他退休，他是真不願意啊！人家都想再多“為人民服務”十年，二十年呢。
隻有可憐的工薪族們才盼望著早點退休，早點領退休工資，恨不得三十歲就退休了。
大宋的官員們當然也一樣，也會力爭“為天下老百姓服務“的機會。
承事郎是散官，又是京官，要辦的差事都是官家特別委任的差事，奉旨辦差，走到哪裏都是“欽差大臣”，這等差事，當然是要搶著辦了。
承事郎雖然是一個散官，但卻是掛在大理寺的名下，因此，一般來說，交給承事郎辦的差事，多半都是一些審案破案之類的事情。
有宋一朝，對刑獄極其重視。宋代的提刑官，是不受地方節製，完全獨立辦案的。別說地方州府，即使所屬之路的轉運使，自宋真宗之後，便也管不到提刑官了。宋代對刑獄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出現了像宋慈這樣的人物，開創了“法醫鑒定學”，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法醫著作《洗冤集錄》。
但文天祥並不想去查案辦案，因為此刻的他，有太多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迅速行動起來，準備即將到來的大戰，才是當務之急。
這一戰，若是輸了，大宋都亡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流離失所，千千萬萬的人死於戰亂，饑荒，還活著的人，也隻能當著四等人亡國奴。
這一戰，他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哪怕他擁有後世科技文明時代的知識，哪怕他是文天祥，他依然沒有把握，因為他知道，那太難了。
比起後世那些在網絡論壇上指點大宋江山的人，又或者朝野之中，那些相信大宋還能延續千年的人，他更清楚大宋此時的脆弱，敵人的強大，以及要改變這一切的艱難。
除非他現在不是文天祥，而是宋理宗趙昀。帶著自已兩世經曆再附魂到宋理宗身上，那他倒是可以反推蒙古，再開僻新大陸，再有幾十年的時間，一統藍星都有可能。
現在，他隻能一步一步來做，但時間卻已經不多了。
若要改變大宋，首先要改變的是大宋的財政和兵製。
都說大宋是曆史上最繁華最富裕的朝代，但實際上，大宋朝廷也是曆史上最窮的朝廷。
沒錯，大宋每年的稅賦收入確實很高，但是，僅軍費開支一項，就支出了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宋朝廷是真窮啊。
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麵對的軍事壓力太大，不得不養的更多兵；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兵製與前朝不一樣。
收入比前朝增加了十倍，支出卻增加了十幾倍，能不窮嗎？
正是因為朝廷支出大增，所以財政收入才大漲，開創了一種畸形繁榮。
因為早前實行的是“量出以製入”的財政製度，即國家需要花多少錢，就要想辦法收多少錢。
這是為了防止稅賦過重，限製朝廷收更高的稅，以照顧百姓的生計。但現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被沉重的軍費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來，隻能想辦法去創收了。
也虧得南宋商業繁榮，經濟發達，冠絕於全球，這才能勉強維持下去。
北宋有封樁庫，南宋自孝宗之後，也設了封樁庫。但經過端平入洛和隨後的宋元戰爭，封樁庫也空了。
朝廷的收支沒有結餘，這在古代農業社會，簡直就是一個大災難。
正常年景沒有結餘，碰上災年，荒年，大規模兵事，錢從何出呢？
端平入洛之後，當時朝中便有人直言不諱，現在的財政，已是“無可醫之藥”，“補疤剜肉，血指汗顏，籌沙作米，安足療饑，巧匠為之束手”。
南宋的財政體係已經病入膏盲，沒得救了——不可藥之病。
與現代社會不一樣，現代社會國家可以印鈔票搞赤字財政，其根源是科技文明的推動，是生產力的提高，是社會生產效率的飛躍。
印鈔票多出來的錢，被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所抵銷。比如說，國家印了很多鈔票，民眾的收入也大增，物價也上漲，但是，有些大規模生產的東西，卻是基本保持不變的。
比如說，十年前，大多數工人工資一千元左右的時代，可樂是三塊錢一瓶；十年後，工資翻了幾番，可樂仍然是三塊錢一瓶。電子產品更是如此，甚至比十年前還要便宜。
這就是生產力的提高對衝了印鈔票的副作用，而在一些生產力水平無法大幅度提高的地方，比如很多需要人力服務而不能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的東西，那價格也跟著翻了幾番了。
至於土地資源受到國家嚴格控製的房地產業，就更是如此。
在現代社會，適當的印鈔票搞赤字財政不但無礙，反而對社會經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當然，前提是不要搞過頭了，一定在適當。
赤字財政實際是向未來借錢，是透支明天的錢。
我預計我今年可以賺三萬元，明年可以賺五萬元，後年可以賺十萬元，再後年可以賺十五萬元……所以，我今年就敢花四萬，明年敢花六萬，後年敢花十一萬，因為預計未來我賺錢的能力會提高，所以，我現在敢透支明天的錢。
如果你明年和今年的收入一樣，而你一年的開支超過你一年的收入，那麽，不出幾年，你就完蛋了。
但古代農業社會不一樣，農業社會的生產效率幾乎是千年不變，與今天科技文明時代，不出十年便已天翻地覆完全沒有可比性。
在生產力水平無法迅速提高的時代，國家是不能搞赤字財政的，必須要有結餘。就如同一個人每年賺固定數目的錢，那麽，他必須要有結餘，不能讓自已的支出超過收入。
然而，大宋朝廷的財政卻是年年入不敷出。
沒有辦法，隻能靠印鈔票。大量印刷會子，飲鴆止渴，最終造成國民經濟體係的全麵崩潰。
要想從根子上解決財政和兵製問題，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再有兩年，蒙古大軍便會大舉南下，這一戰雖然沒有滅宋，但卻將南宋逼到了一個更艱難的境地。
但對熟知這一曆史的文天祥來說，這也是他的一個機會，他知道這一戰將要發生的確切時間，還知道蒙古人的進攻路線，大致的兵力部署，他還有後世的軍事曆史眼光以及科技文明的知識，在這樣的一場戰爭中，便是他獲得軍功的機會。
狀元身份，精通兵事，有戰功。這樣他便能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去，迅速掌握權力，改革財政兵製，扭轉當前不利的局麵。
要做到這一點，當務之前，他首先需要建立一支軍隊，一直為自已所掌握的精兵。
他想建立的軍隊，不是普通的軍隊，而是海軍。
比如說，清朝是沒有閑職的，給你授了一個三品官，但你沒有領差任職，那便沒有俸祿，隻有一個虛名。
但宋朝不一樣，宋朝有專門的散官。給你授了官，那便是官，便可以拿著優厚無比的俸祿。不辦任何差事，天天在自已家裏翹著二郎腿曬太陽，照樣領俸祿。
由此可見，在宋朝當官，那真是太舒服了。
當然，一般來說，隻有你在官場上有一定的資曆了，才會授你一個散官，讓你享享福。
再或者，你父親是當朝宰相，朝廷重臣，或者你是皇親國戚，也可能授你一個散官，以示恩寵。
再有就是你考了狀元，那麽，直接授你一個散官。
你得了這個官，要是不想辦事，你可以天天呆在家裏曬太陽釣魚喝酒，再買一堆年輕漂亮的歌姬在家裏唱歌跳舞，反正大宋朝廷高薪厚祿養著你，也就是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這兩天去點個卯。
實際上都不能叫點卯。因為宋朝不是明清兩朝，不用起得那麽早。宋朝的早朝，不僅次數比明清時期要少得多，時間也比明清時期要遲一個時辰，並不在卯時。
按當時的規定，京官六品以上每日一朝，六品以下則隻有每月的望，朔兩日才需要上朝。
然而，這個規定形同虛設，實際上每個月也就上六、七次朝。當然，一般來說，每個月初一和十五的大朝還是都會進行的。
盡管如此，做了散官的狀元郎們還是會搶著去任事的，力爭在承事郎這個“儲相“位置上積累經曆，為將來當尚書，當宰相賺下本錢。
不去任事雖然清閑，也照樣能領俸祿，但大家卻都不願意的。
君不見，今日當官的都想著“為人民服務“到九十歲，一百歲，你要讓他退休，他是真不願意啊！人家都想再多“為人民服務”十年，二十年呢。
隻有可憐的工薪族們才盼望著早點退休，早點領退休工資，恨不得三十歲就退休了。
大宋的官員們當然也一樣，也會力爭“為天下老百姓服務“的機會。
承事郎是散官，又是京官，要辦的差事都是官家特別委任的差事，奉旨辦差，走到哪裏都是“欽差大臣”，這等差事，當然是要搶著辦了。
承事郎雖然是一個散官，但卻是掛在大理寺的名下，因此，一般來說，交給承事郎辦的差事，多半都是一些審案破案之類的事情。
有宋一朝，對刑獄極其重視。宋代的提刑官，是不受地方節製，完全獨立辦案的。別說地方州府，即使所屬之路的轉運使，自宋真宗之後，便也管不到提刑官了。宋代對刑獄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出現了像宋慈這樣的人物，開創了“法醫鑒定學”，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法醫著作《洗冤集錄》。
但文天祥並不想去查案辦案，因為此刻的他，有太多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迅速行動起來，準備即將到來的大戰，才是當務之急。
這一戰，若是輸了，大宋都亡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流離失所，千千萬萬的人死於戰亂，饑荒，還活著的人，也隻能當著四等人亡國奴。
這一戰，他並沒有必勝的把握。
哪怕他擁有後世科技文明時代的知識，哪怕他是文天祥，他依然沒有把握，因為他知道，那太難了。
比起後世那些在網絡論壇上指點大宋江山的人，又或者朝野之中，那些相信大宋還能延續千年的人，他更清楚大宋此時的脆弱，敵人的強大，以及要改變這一切的艱難。
除非他現在不是文天祥，而是宋理宗趙昀。帶著自已兩世經曆再附魂到宋理宗身上，那他倒是可以反推蒙古，再開僻新大陸，再有幾十年的時間，一統藍星都有可能。
現在，他隻能一步一步來做，但時間卻已經不多了。
若要改變大宋，首先要改變的是大宋的財政和兵製。
都說大宋是曆史上最繁華最富裕的朝代，但實際上，大宋朝廷也是曆史上最窮的朝廷。
沒錯，大宋每年的稅賦收入確實很高，但是，僅軍費開支一項，就支出了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宋朝廷是真窮啊。
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麵對的軍事壓力太大，不得不養的更多兵；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兵製與前朝不一樣。
收入比前朝增加了十倍，支出卻增加了十幾倍，能不窮嗎？
正是因為朝廷支出大增，所以財政收入才大漲，開創了一種畸形繁榮。
因為早前實行的是“量出以製入”的財政製度，即國家需要花多少錢，就要想辦法收多少錢。
這是為了防止稅賦過重，限製朝廷收更高的稅，以照顧百姓的生計。但現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被沉重的軍費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來，隻能想辦法去創收了。
也虧得南宋商業繁榮，經濟發達，冠絕於全球，這才能勉強維持下去。
北宋有封樁庫，南宋自孝宗之後，也設了封樁庫。但經過端平入洛和隨後的宋元戰爭，封樁庫也空了。
朝廷的收支沒有結餘，這在古代農業社會，簡直就是一個大災難。
正常年景沒有結餘，碰上災年，荒年，大規模兵事，錢從何出呢？
端平入洛之後，當時朝中便有人直言不諱，現在的財政，已是“無可醫之藥”，“補疤剜肉，血指汗顏，籌沙作米，安足療饑，巧匠為之束手”。
南宋的財政體係已經病入膏盲，沒得救了——不可藥之病。
與現代社會不一樣，現代社會國家可以印鈔票搞赤字財政，其根源是科技文明的推動，是生產力的提高，是社會生產效率的飛躍。
印鈔票多出來的錢，被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所抵銷。比如說，國家印了很多鈔票，民眾的收入也大增，物價也上漲，但是，有些大規模生產的東西，卻是基本保持不變的。
比如說，十年前，大多數工人工資一千元左右的時代，可樂是三塊錢一瓶；十年後，工資翻了幾番，可樂仍然是三塊錢一瓶。電子產品更是如此，甚至比十年前還要便宜。
這就是生產力的提高對衝了印鈔票的副作用，而在一些生產力水平無法大幅度提高的地方，比如很多需要人力服務而不能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的東西，那價格也跟著翻了幾番了。
至於土地資源受到國家嚴格控製的房地產業，就更是如此。
在現代社會，適當的印鈔票搞赤字財政不但無礙，反而對社會經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當然，前提是不要搞過頭了，一定在適當。
赤字財政實際是向未來借錢，是透支明天的錢。
我預計我今年可以賺三萬元，明年可以賺五萬元，後年可以賺十萬元，再後年可以賺十五萬元……所以，我今年就敢花四萬，明年敢花六萬，後年敢花十一萬，因為預計未來我賺錢的能力會提高，所以，我現在敢透支明天的錢。
如果你明年和今年的收入一樣，而你一年的開支超過你一年的收入，那麽，不出幾年，你就完蛋了。
但古代農業社會不一樣，農業社會的生產效率幾乎是千年不變，與今天科技文明時代，不出十年便已天翻地覆完全沒有可比性。
在生產力水平無法迅速提高的時代，國家是不能搞赤字財政的，必須要有結餘。就如同一個人每年賺固定數目的錢，那麽，他必須要有結餘，不能讓自已的支出超過收入。
然而，大宋朝廷的財政卻是年年入不敷出。
沒有辦法，隻能靠印鈔票。大量印刷會子，飲鴆止渴，最終造成國民經濟體係的全麵崩潰。
要想從根子上解決財政和兵製問題，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再有兩年，蒙古大軍便會大舉南下，這一戰雖然沒有滅宋，但卻將南宋逼到了一個更艱難的境地。
但對熟知這一曆史的文天祥來說，這也是他的一個機會，他知道這一戰將要發生的確切時間，還知道蒙古人的進攻路線，大致的兵力部署，他還有後世的軍事曆史眼光以及科技文明的知識，在這樣的一場戰爭中，便是他獲得軍功的機會。
狀元身份，精通兵事，有戰功。這樣他便能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去，迅速掌握權力，改革財政兵製，扭轉當前不利的局麵。
要做到這一點，當務之前，他首先需要建立一支軍隊，一直為自已所掌握的精兵。
他想建立的軍隊，不是普通的軍隊，而是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