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了這個王道士，我們就不能不提一下高中課本當中的那個《道士塔》散文。
當時讀完那篇散文後，高鴻升也很痛心，痛恨那個蠢笨的王道士將中國的瑰寶，藏經洞中的那些古代文獻資料賣給了外國人，痛恨他破壞洞窟內那些精美壁畫跟佛像的事情，更是恨他沒有將這些瑰寶保護好。
可是看著手中的這些資料，他真是對這個王道士連一點點責怪的心思都沒有了，反而對他充滿了同情，一個被一篇文章極度醜化了的文物保護者。
王道士是什麽人？一個失地的農民，一個流民，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盲流，一個為了能夠混口飯吃而不得不假裝加入道門的假道士。
在那個十分愚昧封閉的社會中，一個愚昧無知農民他能懂多少，他能知道那些洞窟中的精美壁畫是無價的珍寶嗎？他能知道藏經洞內的那些文獻資料是中國的國寶嗎？
其實我們真應該感謝他，感謝他沒將莫高窟洞窟裏麵的精美壁畫都給你鏟平了，沒有將藏經洞內的那些文獻資料給你付之一炬，沒有將莫高窟的那些洞窟變成養豬場，變成羊圈、牛棚。
一個一貧如洗的窮道士，在沒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況下，天天跋涉在大漠風沙當中，四處化緣，將乞討來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莫高窟的修複上麵。
單單是清理流沙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這要不是有一份虔誠的敬仰之心，你能辦到嗎？
對於他刷白了好幾個洞窟，敲掉了好幾個佛像，我隻能恨恨的罵句，這個傻草的。
因為他不懂，他無知，對一個這樣的人你能說什麽？責怪一個一點點文物保護知識都不懂的人嗎？
他的當時的行為就好像一個老農在自家地裏挖出一個古老的陶罐，然後他嫌棄那東西耽誤他種莊稼，一鋤頭就把它敲碎了事，你能責怪他嗎？
可我們的一代藝術大師張大千哪？他不是懵懵懂懂的流民，他應該懂得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吧，更是應該懂得如何保護文物是不是，他可是那個時代文化人的代表！
可是他幹了什麽？張大千兩次赴莫高窟臨摹壁畫，在臨摹的時候，經常將表層的後期壁畫剝去，來一睹裏麵的早期壁畫。
今天的第一百三十號洞窟就留下了他的罪證，他先是剝去了第一層的西夏壁畫，跟著又剝去了第二層的晚唐壁畫，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最下層的盛唐壁畫。
最最可惡的是，他剝掉壁畫的時候，就好像剝去他家的舊牆皮一樣，沒有采取任何的保護措施，同樣就跟我們粉刷舊房子前一樣，將那些精美的西夏跟晚唐時期的壁畫扒下來隨手丟棄，而最底層的盛唐壁畫也被後繪者劃的麵目全非。
被他毀掉的那些壁畫在莫高窟總共有三十多處，可我們怎麽了，我們說什麽了？
沒有，僅僅是一句那個年代的人沒有文物保護意識，就結束了。
可張大千是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時候到的莫高窟，他沒有文物保護意識，你難道要求一個清末的半文盲農民有文物保護意識？
難道就因為他是農民，一個小人物，你就把屎盆子給人家扣上嗎？
至於那個王道士盜賣藏經洞內文物的問題，讓我們看看後麵他從發現藏經洞，到後來那些文獻的遭遇我們就知道了。
偌大的一個國家竟然沒有人當成一迴事，竟然連外國人都不如，自己的寶貝不知道珍藏視如草芥，你還能責怪王道士嗎？
我們再看看剩餘的經書在清政府的遭遇吧，在運往北京的一路之上，再一次遭遇洗劫，沿途的官們，雁過拔毛，走一路丟一路，到了北京負責押運的新疆巡撫何彥升更將那些文物視為己物，縱容其子擅自將經卷文物運迴家中，把許多的精品據為己有，為了充數，又把一些較長的卷子一撕為二，充數交差。
這也是高鴻升剛迴濟南時，看到的那假經卷的由來。
對比這樣的一個腐敗政府，你要如何能恨下心來，怪罪一個同時期的假道士呐！同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比起來，我們的淳樸的王道士簡直都可以稱之為聖人了。
他可是沒有隱藏那怕是一卷經卷，更是沒有將變賣的經卷的收入據為己有，而是將所有的收入都毫無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維護當中。
十多年前，任繼愈老先生（當代哲學家、宗教學家、曆史學家，不久前剛去世）在一篇文章中曾評論過“敦煌遺書”被盜事件：“盡管王道士在發現後不久報告過清政府，清政府卻漠然處之。這樣單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無法也無能力來保護它的。於是無可避免地也就決定了這批遺書的不祥和悲慘命運。”
這才是對於敦煌那些文獻資料被盜事件，不管是從曆史的角度還是現實的角度最客觀的評價。
站在王道士的弟子們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看著那碑文上赫然寫著的“功垂百世”四個大字，高鴻升深深的給這為“農民”鞠了一躬，感謝他對敦煌莫高窟的貢獻。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麗的敦煌》中專文介紹了王圓篆的生平與事跡，認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這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他當的起那四個大字“功垂百世”。
讓我們不要受那些片麵的文章的誘導，讓我們能夠正視這個在那篇文章中被唾罵的“敦煌石窟的罪人”、一個國家民族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醜，”公正公平的來評價王圓籙這個假道士。
離開了王圓籙的墓塔，順著人流進了莫高窟藏經閣，站在迎麵的那塊大石頭刻著陳陳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大字前，高鴻升緊緊的撰著拳頭，心裏發著狠，低聲發誓道：“就讓敦煌學從新開始吧。我會帶迴全部的藏經洞中的所有東西。”
當時讀完那篇散文後，高鴻升也很痛心，痛恨那個蠢笨的王道士將中國的瑰寶，藏經洞中的那些古代文獻資料賣給了外國人，痛恨他破壞洞窟內那些精美壁畫跟佛像的事情，更是恨他沒有將這些瑰寶保護好。
可是看著手中的這些資料，他真是對這個王道士連一點點責怪的心思都沒有了，反而對他充滿了同情，一個被一篇文章極度醜化了的文物保護者。
王道士是什麽人？一個失地的農民，一個流民，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盲流，一個為了能夠混口飯吃而不得不假裝加入道門的假道士。
在那個十分愚昧封閉的社會中，一個愚昧無知農民他能懂多少，他能知道那些洞窟中的精美壁畫是無價的珍寶嗎？他能知道藏經洞內的那些文獻資料是中國的國寶嗎？
其實我們真應該感謝他，感謝他沒將莫高窟洞窟裏麵的精美壁畫都給你鏟平了，沒有將藏經洞內的那些文獻資料給你付之一炬，沒有將莫高窟的那些洞窟變成養豬場，變成羊圈、牛棚。
一個一貧如洗的窮道士，在沒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況下，天天跋涉在大漠風沙當中，四處化緣，將乞討來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莫高窟的修複上麵。
單單是清理流沙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這要不是有一份虔誠的敬仰之心，你能辦到嗎？
對於他刷白了好幾個洞窟，敲掉了好幾個佛像，我隻能恨恨的罵句，這個傻草的。
因為他不懂，他無知，對一個這樣的人你能說什麽？責怪一個一點點文物保護知識都不懂的人嗎？
他的當時的行為就好像一個老農在自家地裏挖出一個古老的陶罐，然後他嫌棄那東西耽誤他種莊稼，一鋤頭就把它敲碎了事，你能責怪他嗎？
可我們的一代藝術大師張大千哪？他不是懵懵懂懂的流民，他應該懂得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吧，更是應該懂得如何保護文物是不是，他可是那個時代文化人的代表！
可是他幹了什麽？張大千兩次赴莫高窟臨摹壁畫，在臨摹的時候，經常將表層的後期壁畫剝去，來一睹裏麵的早期壁畫。
今天的第一百三十號洞窟就留下了他的罪證，他先是剝去了第一層的西夏壁畫，跟著又剝去了第二層的晚唐壁畫，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最下層的盛唐壁畫。
最最可惡的是，他剝掉壁畫的時候，就好像剝去他家的舊牆皮一樣，沒有采取任何的保護措施，同樣就跟我們粉刷舊房子前一樣，將那些精美的西夏跟晚唐時期的壁畫扒下來隨手丟棄，而最底層的盛唐壁畫也被後繪者劃的麵目全非。
被他毀掉的那些壁畫在莫高窟總共有三十多處，可我們怎麽了，我們說什麽了？
沒有，僅僅是一句那個年代的人沒有文物保護意識，就結束了。
可張大千是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時候到的莫高窟，他沒有文物保護意識，你難道要求一個清末的半文盲農民有文物保護意識？
難道就因為他是農民，一個小人物，你就把屎盆子給人家扣上嗎？
至於那個王道士盜賣藏經洞內文物的問題，讓我們看看後麵他從發現藏經洞，到後來那些文獻的遭遇我們就知道了。
偌大的一個國家竟然沒有人當成一迴事，竟然連外國人都不如，自己的寶貝不知道珍藏視如草芥，你還能責怪王道士嗎？
我們再看看剩餘的經書在清政府的遭遇吧，在運往北京的一路之上，再一次遭遇洗劫，沿途的官們，雁過拔毛，走一路丟一路，到了北京負責押運的新疆巡撫何彥升更將那些文物視為己物，縱容其子擅自將經卷文物運迴家中，把許多的精品據為己有，為了充數，又把一些較長的卷子一撕為二，充數交差。
這也是高鴻升剛迴濟南時，看到的那假經卷的由來。
對比這樣的一個腐敗政府，你要如何能恨下心來，怪罪一個同時期的假道士呐！同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比起來，我們的淳樸的王道士簡直都可以稱之為聖人了。
他可是沒有隱藏那怕是一卷經卷，更是沒有將變賣的經卷的收入據為己有，而是將所有的收入都毫無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維護當中。
十多年前，任繼愈老先生（當代哲學家、宗教學家、曆史學家，不久前剛去世）在一篇文章中曾評論過“敦煌遺書”被盜事件：“盡管王道士在發現後不久報告過清政府，清政府卻漠然處之。這樣單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無法也無能力來保護它的。於是無可避免地也就決定了這批遺書的不祥和悲慘命運。”
這才是對於敦煌那些文獻資料被盜事件，不管是從曆史的角度還是現實的角度最客觀的評價。
站在王道士的弟子們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看著那碑文上赫然寫著的“功垂百世”四個大字，高鴻升深深的給這為“農民”鞠了一躬，感謝他對敦煌莫高窟的貢獻。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麗的敦煌》中專文介紹了王圓篆的生平與事跡，認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這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他當的起那四個大字“功垂百世”。
讓我們不要受那些片麵的文章的誘導，讓我們能夠正視這個在那篇文章中被唾罵的“敦煌石窟的罪人”、一個國家民族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醜，”公正公平的來評價王圓籙這個假道士。
離開了王圓籙的墓塔，順著人流進了莫高窟藏經閣，站在迎麵的那塊大石頭刻著陳陳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大字前，高鴻升緊緊的撰著拳頭，心裏發著狠，低聲發誓道：“就讓敦煌學從新開始吧。我會帶迴全部的藏經洞中的所有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