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學啟沒有辜負曾紀澤對他的信任,他憑借著先進的槍炮優勢,以及頑強的戰鬥力,先後擊敗了無錫太平軍的三次猛攻,程學啟守住了寶帶橋,並協助胡雪參部攻下了五龍橋等蘇州外圍多數要塞。

    與此同時,吳長慶團也成功的擊退了由忠王李秀成親自指揮的數次成功,進占虎丘、滸墅關,完全切斷了蘇州與無錫之間的聯係,至此,淮軍徹底完成了對蘇州城的戰略包圍。

    與此同時,左宗棠的楚軍也在浙江戰場節節勝利,迫使侍王李世賢不得不率軍撤迴浙江。

    浙江是李世賢的封地,金華作為太平軍占領地的首府,是左宗棠進取的最終目標。從1861年初楚軍建立之初,左宗棠即選擇以嚴州為進攻金華的突破口,與太平軍在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但在李世賢出色的指揮下,整整一年的時間裏,楚軍都無所作為。

    今年初,湘軍對天京的圍攻,迫使李世賢不得率大軍與李秀成一同迴援天京,這就給了左宗棠絕佳的機會。而左宗棠對火器的作用也相當的重視,其部楚軍雖較淮軍、湘軍為少,但裝備的洋槍洋炮頗多,僅次於曾紀澤的淮軍。

    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左宗棠重新發起了對嚴州,及金華外圍湯溪、蘭溪、龍遊三城的進攻,至5月末,攻陷四城,如此,則金華外圍的防線完全崩潰。

    而就在左宗棠集結大軍,準備向金華這座李世賢苦心經營的要塞發起進攻時,守將劉政運動場卻因感到勢孤力單,竟是棄城而去,左宗左不戰而得金華重鎮,這多少令人感到出乎意料。

    左宗棠在浙江戰場上進展之神速,甚至超出了曾紀澤的意料。大約是因為淮軍在蘇州一線的攻勢太過淩厲,本就超前於曆史的進程,故而促使李秀成要求李世賢不顧浙江戰場的形勢,在離開天京之後,隨調大軍同歸保蘇。也正是因此,使得金華等地的太平軍守軍數量更為減少,從而為左宗棠的進兵減輕了難度。

    曾紀澤意識到,他的穿越而來對曆史的大走向之影響,已經是越來的越明顯,也許再過不久,整個曆史的發展也許就要完全的擺脫原先的版本,到了那個時候,他還會有那麽敏銳而準確的判斷力嗎?

    所以,他必須要盡可能的加強淮軍的實力,當他的實力強大到足以左右大局的走向之時,即使沒有那所謂的“先知先覺”,亦可以隨心所欲的按照自我的意願主宰形勢的發展。

    為了最大限度的扼製楚軍的發展,曾紀澤在蘇州戰場忙得不可開交之時,

    向南下的淮軍九、十、十一團發去命令,命陳慶國、鄭爽傑和許冠容三人立即對嘉興展開進攻。

    而這三位被曾紀澤親手提拔的黃浦係將官也並沒有辜負他的信任,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三個團就分別肅清了嘉興外圍的太平軍防禦要塞,從北、西、東三麵對嘉興完成了包圍。

    淮軍的南下攻勢立即引起了左宗棠的不滿,雖然嘉興仍為太平軍占領之下,但作為浙江省的巡撫,左宗棠當然不能容忍淮軍進入他的地盤。

    他這人一向自恃才高,名義上雖屬曾國藩屬下,但對待淮軍入浙這件事上,卻並沒有事先向曾國藩提出意見,而是直接一道折子送到了北京,參奏曾紀澤的淮軍越境爭功。

    目下剿滅太平天國的戰事已經到了收關階段,曾、左的淮軍楚軍都是清廷依靠的地方武裝,此件事涉及到兩軍之間的矛盾,清廷自然不好在這個時候責難任何一方。

    不久之後,朝廷分下了兩道書,分別對曾、左二人大為嘉獎一番,並強調兩軍要同心協力,凡事務必要以剿滅發匪為綱,不可妄逞私人意氣。

    清廷是以調和者,而非評判者的身份處理他二人的紛爭,明麵上並沒有偏袒,但其實卻是默認了淮軍的入浙是以“剿滅發匪為綱”。這也難怪,他曾氏父子掌握湘、淮二軍,是為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主力,而浙江畢竟不是主戰場,西太後在與恭親王商議之後,從大局著想,也隻有委屈左宗棠的份了。

    在調兵入浙的同時,蘇州戰場的淮軍攻勢反而暫時停止。淮軍在連續數月的作戰中,士兵頗有傷亡,需要一段時間的休整,以養精蓄銳進行下一步對蘇州的總攻。更重要的是,全部進口槍炮武裝的淮軍,彈藥消耗極大,每月從美國而來的軍火運輸船隻有十艘之多,盡管這樣,彈藥的庫存依然在不斷的減少,這也是曾紀澤下令暫時停止進攻的最主要原因。

    從常勝軍到淮軍,彈藥一直是製約軍隊作戰的重要因素,盡管不久前成立的上海武器製造局,已經開始國淮軍生產彈藥,但由於製造局的規模,人員數量並不寬裕,所以生產能力十分有限,每月生產的彈藥,甚至還不夠兩個團一場戰鬥的消耗。

    曾紀澤最終的目標是能使彈藥全國國產化,但在容閎從美國購買迴下批的生產機器之前,除了督促技工們日夜輪班趕製彈藥之外,丁日昌的武器製造局並無其他提高生產能力的有效手段。淮軍的彈藥供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依然需要依賴進口來滿足。

    巡撫府。

    前線戰事漸止,曾紀澤抽空迴到了上海,等待他的是堆積如山的批文,這些批文都涉及到了軍政要事,周馥等人無權替曾紀澤批複,故而隻攢到他迴來。

    令曾紀澤稍感欣慰的是,除了令他頭痛的批文之外,等待他的還有幾名他欣賞已久的人才。其中之一就是廣東人伍廷芳,這是曾紀澤開幕之初選定的精通英語的留英法學博士,早在年初曾紀澤就派人前往香港尋訪,並邀請他加入幕府,一直未有音詢。曾紀澤原以為他是不願意,而今秋末之時突然抵達上海,無疑是一個驚喜。

    幾乎與伍廷芳同時抵達上海的還有另外三名曾紀澤迫切需要的人才,他們分別是李善蘭、徐壽、華蘅芳,此三人俱是當世傑出的西學人才,不但通曉英語,所學還涉及幾何、力學、礦產、醫學、天文等多個學科。

    如果說馮桂芬可以為曾紀澤的變革大業提供理論支持的話,那這三人便能將理論化為實際,以所學的科學知識操辦實業。他三人原在曾國藩的安慶軍械局下工作,是在曾紀澤再三的請求之下,曾國藩才放他二人來滬助曾紀澤操辦洋務。

    曾紀澤設宴為他四人接風洗塵,以前曾紀澤與那些保守的清國官吏們談話時,總有一種在和原始人說話,對牛彈琴的感覺。而這四人雖不如曾紀澤這般眼界開闊,但思想卻遠較那些迂腐保守的官吏們開化,所以把酒攀談之間,分外的投機。

    “曾大人,我等從安慶來之前,聽說北京在恭親王的主持之下,開辦了一所‘同文館’,專門培養精通歐美語言的翻譯之才。所以我想請大人奏請朝廷,在上海也開辦一家同文館。”李善蘭迫不及待的向曾紀澤進言。

    徐壽附合道:“西學學科極廣,而我國目前所有的西學書籍卻少得可憐。大人一力主張‘師夷長技’,而師夷的根本就是要培養精通西學的人才,而培養西學人才,就如我們讀四書五經一樣,必須要有大量的西學書籍。竟芳的建議,也正是我的想法,還請大人能夠準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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