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沒說過幾句話的李正，他不急不躁的開始講話：“各位父老鄉親，各位同誌們，我是代表地委特來調查有力大隊發生的一件不尋常的事，地委是12月24號接到閻善目的上訪信，在信裏寄來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揭發材料和抄寫他隊裏貼的大字報，同時也說明了他的處境。領導看過後，非常重視，因為文化大革命雖然沒結束，但是基本上也走上了正軌，全國各地都很安定，形勢一片大好，可是就在這大好的形勢下，卻出現一種反常的現象，又貼出了大字報，又開始了大批判，又搞出來“反革命”，為查明真相，委派我在25號與辛縣組成聯合調查組，當天晚上十點多鍾我們就去了你們的二隊，也就是閻善目住的屯子，進行調查，26號我們分成三組，又去了二隊，看了所有的大字報，也走訪了幾家，有兩個組去了八、九、十隊進行走訪調查，27號去了一、三、四、五、六、七隊調查。28號去了十一隊和十二隊調查”。
說到這他從文件包裏拿出來所有的調查材料放到桌子上繼續說：“這是這幾天調查的所有材料。這些材料證明公社工作組批判王蛇就是想讓全大隊的人，認定閻善目是現行反革命，最後將他逮捕，看他們工作組貼出的大字報也寫得很清楚，他們就是反革命，要將他們繩之以法”。
說到這裏，他看一眼常治仁說：“常治仁同誌，要不要我把這些材料和大字報都念一遍”。
常治仁急忙站起來紅著臉說：“不必了”。
常治仁自己滅著良心幹的事他是一清二楚，最後的下場得說他更清楚。他根本就沒有任何話好說，他沒有任何分辨的餘地，所以現在他隻是等待受處分。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閻善目是反革命的材料，除了大字報上寫的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證據材料”。
常治仁站起來說：“沒有其它材料”。
李正繼續說：“你們的大字報上具體有三個問題，1、砸革委會是反革命行動，是反革命。2、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3、變色龍小爬蟲”。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這三個問題以外還有其他的嗎”。
常治仁站起來迴答說：“沒有了”。
李正從文件包裏拿出“十六條”繼續說：“現在我們討論第一個問題，砸‘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是不是反革命。現在我們聽聽‘十六條’裏的第九條，對‘革委會’是怎麽說的。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新事物’。
現在通過這一條我們很清楚知道‘革委會’是群眾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是群眾組織，它不是憲法規定的，它不受法律保護，砸它不為犯法。現在請大家說一說，砸了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是不是反革命”。
會議室裏很平靜，沒人說出是，還是不是。
李正問常治仁：“常治仁，你說砸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
常治仁站起來臉紅得像張紅紙說：“不是反革命行動”。
李正又問：“那麽王蛇和閻善目是不是反革命”。
常治仁說：“他們不是反革命”。
李正說：“好，你坐下，現在討論第二個問題，閻善目是地富反壞右保皇派的問題”。
李正又翻開“十六條”繼續說：“‘十六條’的第五條有這樣一句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想知道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必須動員群眾去揭露當權派的問題，閻善目堅持以重點為重，要先揭露當權派的問題，不同意先鬥地富反壞右的問題，他的方向錯沒錯？
‘十六條’的第七條是這樣說的：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絕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去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從‘十六條’這兩條的文件中我們好好分析和理解一下，閻善目不同意先鬥地富反壞右，他是不是他們的保皇派，再迴憶一下你們大隊當初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麽搞的，我想你們要比我們調查的會更清楚。現在大家說一下，閻善目到底是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會場裏沒有人發表意見。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你說閻善目是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常治仁又紅著臉站起來說：“他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李正說：“你說的他，是指的誰”。
常治仁又說：“閻善目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李正說：“好，你坐下，我們再來討論第三個問題，小爬蟲變色龍。所說的小爬蟲，是不是說閻善目想當個一官半職的。常治仁，你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常治仁說：“是這個意思”。
李正說：“我們經過調查，閻善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當上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後來因為和主任觀點不一樣，路線不一樣，他是自動下去的，如果說，他是為了當官，為什麽他當上了革委會副主任還要下去呢，這不合乎情理。就砸大隊革委會而言，所有的人，都能證明，他是為了達到和革委會的人麵對麵進行大辯論，才作出此種舉動。大家說閻善目是不是小爬蟲”。
還是沒人發表意見。
李正說：“常治仁，還是你來迴答這個問題”。
常治仁說：“閻善目不是小爬蟲”。
李正說：“這幾個問題大家還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這時很多人都說了話：“沒有”。
李正說：“如果大家沒有別的看法，我現在宣布，經過我們地、縣聯合組調查取證，於1969年12月29日在常見公社有力大隊辦公室，有常見公社全體工作組及各小隊隊長、民兵排長、老貧農代表、黨員，參加的討論會，認定，閻善目不是反革命”。
很多人鼓起掌。
李正說：“有力大隊這起陷害群眾的事情，組織工作組要把一個好同誌打成反革命，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還有情可原。可現在一再講安定團結，要抓革命促生產，這裏卻又搞起轟轟烈烈的大批判，貼大字報，挑動群眾鬥群眾，實在是叫人吃驚，這個問題我們迴去一定如實地向領導匯報，我相信領導會嚴肅、從重處理這個問題。
今天關於閻善目是不是反革命的問題，已經澄清，我們調查組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我們向領導匯報後再處理下一步的問題。今天的會到此結束”。
來開會的人陸續的走了，他們邊走邊議論。有的說：“正義終究壓倒了邪惡”。
有的說：“閻善目真行，他把常治仁罵了，他反而還贏了”。
有的說：“這事也就是閻善目，換了任何人都得進去”。
有的說：“別人誰敢象他這麽幹，再說誰有他這樣的水平”。
有的說：“他上邊是不是有硬人”。
有的說：“他上邊真有硬人，那就是共產黨，是共產黨的政策好，保護群眾，保護好人，及時下來保護了他，不然他再行也得抓進去”。
會場裏隻有工作組和調查組的人，還有大隊書記沒走。
李正對常治仁說：“常治仁，你作為政府幹部，中共黨員，不顧黨的政策，以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群眾，你不僅給黨的形象在群眾中造成嚴重損失，也給被陷害的人在經濟上、精神上造成了損失。你怎麽去負責，你不講黨性，你更不講良心，你想一下，如果有人在陷害你，你會有什麽感覺，做任何事，我們要以人心比自心，你也有子女吧，也應該給子女留一步，以後別把事情做得太絕”。
這些話說得常治仁有些受不住了，他急忙站起來漲紅了臉說：“是我錯了，我有罪，我願接受任何處分”。
李正說：“你要寫出書麵檢查，是誰的指使，讓你這麽幹的，你要老實交待，也要把你思想深處犯錯誤的根源挖出來，可能會對你的處分減輕一些，你不要一錯再錯。寫完了明天上午去縣裏政府招待所交給我們，我們好向領導匯報”。
常治仁說：“是，我馬上就寫，明天上午一定送到”。
調查組離開了大隊辦公室。走在去縣城的路上，張順問李正：“李領導，咱們不是要讓他把他的後台、他的指使人交待出來再迴來的嗎”？
江洪解釋說：“我昨天晚上去十一隊被他們查覺出來了，今天早上他們工作組的人給他報了信，咱們來時他正和他的領導通電話，他的領導絕對不會讓他把領導說出來。如果咱們早來二十分鍾，那可就不知道他咋交待了。所以我和咱李領導說沒必要在這浪費時間了，他願意咋交待就咋交待吧”。
李正說：“江洪，你們明天去閻善目家，告訴他，他的問題已經澄清，征求一下他對他們的處理意見。我和張順在招待所等著常治仁送來檢查後，向領導去匯報，今天迴去就不開會了，這幾天你們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調查組出了大隊的辦公室，常治仁就馬上拿起電話筒嘩嘩嘩的搖起來，接通了書記的電話急促的說：“林書記，我該咋辦啊”。
林書記說：“你說是什麽事該咋辦”。
常治仁說：“他們讓我寫檢查”。
林書記說：“寫就寫唄，這事你也問我”。
常治仁說：“他們是讓我把指使我的人也交待出來”。林書記說：“你傻呀，我不是和你說了嗎，不能把我交代出去，你保住我，你也就沒事了，你要是把我交待出去咱倆就全都完了，那時誰也就保不了誰了”。
常治仁說：“你說我該咋寫呀”。
林書記說：“隻要不把我寫出去，咋寫都行，咋寫你都得受處分，處分大、處分小都一樣，隻要我不下去，啥事都沒有，隻要你們好好表現，用不了多長時間，我會把你的處分給撤消，你聽明白了嗎”。
常治仁說：“那我就放心了，我就隨便寫了”。
林書記說：“當時你去那，我就和你說過，閻善目這個人不可輕視，我讓你要特別注意，結果你到底沒把我的話當迴事，搞到這個下場，你真給我丟人，你那時不爭著去，我也不能讓你去呀，你是真應該好好檢查檢查，給你那麽多人組成工作組，你沒整過他孤身一人，你太沒用了，你真是叫我太失望了”。
常治仁說：“閻善目給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讓我上當了，我要是不去管他，仍然按原計劃做，就啥事都沒有了，當時我是有點太自信了，我認為隻要去他們隊兩次，就可以把他抓起來。沒想到，第一次去開訴苦動員會，通過他的訴苦和最後的講演，引起群眾非常同情他，成了他向我進攻的動員會，讓他占據了會場，我沒法往下開了。第二次他硬是不去開會，而且說的理由讓你無法狡辯。第三次我想他是不會去開會，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結果他突然又去了，在會場上大勢發表演講，又攪散了我的會場。第四次我以為他還會像第三次那樣，就做了以攪鬧會場為罪名，準備將他逮捕，結果他是一言不發。我無法下手，沒想到那天的大字報又出了問題”。
林書記說：“現在說啥都晚了，等待上級的處分吧”。
說完把電話掛了。
說到這他從文件包裏拿出來所有的調查材料放到桌子上繼續說：“這是這幾天調查的所有材料。這些材料證明公社工作組批判王蛇就是想讓全大隊的人，認定閻善目是現行反革命，最後將他逮捕，看他們工作組貼出的大字報也寫得很清楚，他們就是反革命，要將他們繩之以法”。
說到這裏，他看一眼常治仁說：“常治仁同誌，要不要我把這些材料和大字報都念一遍”。
常治仁急忙站起來紅著臉說：“不必了”。
常治仁自己滅著良心幹的事他是一清二楚，最後的下場得說他更清楚。他根本就沒有任何話好說，他沒有任何分辨的餘地，所以現在他隻是等待受處分。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閻善目是反革命的材料，除了大字報上寫的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證據材料”。
常治仁站起來說：“沒有其它材料”。
李正繼續說：“你們的大字報上具體有三個問題，1、砸革委會是反革命行動，是反革命。2、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3、變色龍小爬蟲”。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這三個問題以外還有其他的嗎”。
常治仁站起來迴答說：“沒有了”。
李正從文件包裏拿出“十六條”繼續說：“現在我們討論第一個問題，砸‘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是不是反革命。現在我們聽聽‘十六條’裏的第九條，對‘革委會’是怎麽說的。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新事物’。
現在通過這一條我們很清楚知道‘革委會’是群眾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是群眾組織，它不是憲法規定的，它不受法律保護，砸它不為犯法。現在請大家說一說，砸了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是不是反革命”。
會議室裏很平靜，沒人說出是，還是不是。
李正問常治仁：“常治仁，你說砸革委會，是不是反革命行動”。
常治仁站起來臉紅得像張紅紙說：“不是反革命行動”。
李正又問：“那麽王蛇和閻善目是不是反革命”。
常治仁說：“他們不是反革命”。
李正說：“好，你坐下，現在討論第二個問題，閻善目是地富反壞右保皇派的問題”。
李正又翻開“十六條”繼續說：“‘十六條’的第五條有這樣一句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想知道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必須動員群眾去揭露當權派的問題，閻善目堅持以重點為重，要先揭露當權派的問題，不同意先鬥地富反壞右的問題，他的方向錯沒錯？
‘十六條’的第七條是這樣說的：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絕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去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從‘十六條’這兩條的文件中我們好好分析和理解一下，閻善目不同意先鬥地富反壞右，他是不是他們的保皇派，再迴憶一下你們大隊當初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麽搞的，我想你們要比我們調查的會更清楚。現在大家說一下，閻善目到底是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會場裏沒有人發表意見。
李正又問常治仁：“常治仁，你說閻善目是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常治仁又紅著臉站起來說：“他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李正說：“你說的他，是指的誰”。
常治仁又說：“閻善目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保皇派”。
李正說：“好，你坐下，我們再來討論第三個問題，小爬蟲變色龍。所說的小爬蟲，是不是說閻善目想當個一官半職的。常治仁，你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常治仁說：“是這個意思”。
李正說：“我們經過調查，閻善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當上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後來因為和主任觀點不一樣，路線不一樣，他是自動下去的，如果說，他是為了當官，為什麽他當上了革委會副主任還要下去呢，這不合乎情理。就砸大隊革委會而言，所有的人，都能證明，他是為了達到和革委會的人麵對麵進行大辯論，才作出此種舉動。大家說閻善目是不是小爬蟲”。
還是沒人發表意見。
李正說：“常治仁，還是你來迴答這個問題”。
常治仁說：“閻善目不是小爬蟲”。
李正說：“這幾個問題大家還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這時很多人都說了話：“沒有”。
李正說：“如果大家沒有別的看法，我現在宣布，經過我們地、縣聯合組調查取證，於1969年12月29日在常見公社有力大隊辦公室，有常見公社全體工作組及各小隊隊長、民兵排長、老貧農代表、黨員，參加的討論會，認定，閻善目不是反革命”。
很多人鼓起掌。
李正說：“有力大隊這起陷害群眾的事情，組織工作組要把一個好同誌打成反革命，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還有情可原。可現在一再講安定團結，要抓革命促生產，這裏卻又搞起轟轟烈烈的大批判，貼大字報，挑動群眾鬥群眾，實在是叫人吃驚，這個問題我們迴去一定如實地向領導匯報，我相信領導會嚴肅、從重處理這個問題。
今天關於閻善目是不是反革命的問題，已經澄清，我們調查組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我們向領導匯報後再處理下一步的問題。今天的會到此結束”。
來開會的人陸續的走了，他們邊走邊議論。有的說：“正義終究壓倒了邪惡”。
有的說：“閻善目真行，他把常治仁罵了，他反而還贏了”。
有的說：“這事也就是閻善目，換了任何人都得進去”。
有的說：“別人誰敢象他這麽幹，再說誰有他這樣的水平”。
有的說：“他上邊是不是有硬人”。
有的說：“他上邊真有硬人，那就是共產黨，是共產黨的政策好，保護群眾，保護好人，及時下來保護了他，不然他再行也得抓進去”。
會場裏隻有工作組和調查組的人，還有大隊書記沒走。
李正對常治仁說：“常治仁，你作為政府幹部，中共黨員，不顧黨的政策，以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群眾，你不僅給黨的形象在群眾中造成嚴重損失，也給被陷害的人在經濟上、精神上造成了損失。你怎麽去負責，你不講黨性，你更不講良心，你想一下，如果有人在陷害你，你會有什麽感覺，做任何事，我們要以人心比自心，你也有子女吧，也應該給子女留一步，以後別把事情做得太絕”。
這些話說得常治仁有些受不住了，他急忙站起來漲紅了臉說：“是我錯了，我有罪，我願接受任何處分”。
李正說：“你要寫出書麵檢查，是誰的指使，讓你這麽幹的，你要老實交待，也要把你思想深處犯錯誤的根源挖出來，可能會對你的處分減輕一些，你不要一錯再錯。寫完了明天上午去縣裏政府招待所交給我們，我們好向領導匯報”。
常治仁說：“是，我馬上就寫，明天上午一定送到”。
調查組離開了大隊辦公室。走在去縣城的路上，張順問李正：“李領導，咱們不是要讓他把他的後台、他的指使人交待出來再迴來的嗎”？
江洪解釋說：“我昨天晚上去十一隊被他們查覺出來了，今天早上他們工作組的人給他報了信，咱們來時他正和他的領導通電話，他的領導絕對不會讓他把領導說出來。如果咱們早來二十分鍾，那可就不知道他咋交待了。所以我和咱李領導說沒必要在這浪費時間了，他願意咋交待就咋交待吧”。
李正說：“江洪，你們明天去閻善目家，告訴他，他的問題已經澄清，征求一下他對他們的處理意見。我和張順在招待所等著常治仁送來檢查後，向領導去匯報，今天迴去就不開會了，這幾天你們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調查組出了大隊的辦公室，常治仁就馬上拿起電話筒嘩嘩嘩的搖起來，接通了書記的電話急促的說：“林書記，我該咋辦啊”。
林書記說：“你說是什麽事該咋辦”。
常治仁說：“他們讓我寫檢查”。
林書記說：“寫就寫唄，這事你也問我”。
常治仁說：“他們是讓我把指使我的人也交待出來”。林書記說：“你傻呀，我不是和你說了嗎，不能把我交代出去，你保住我，你也就沒事了，你要是把我交待出去咱倆就全都完了，那時誰也就保不了誰了”。
常治仁說：“你說我該咋寫呀”。
林書記說：“隻要不把我寫出去，咋寫都行，咋寫你都得受處分，處分大、處分小都一樣，隻要我不下去，啥事都沒有，隻要你們好好表現，用不了多長時間，我會把你的處分給撤消，你聽明白了嗎”。
常治仁說：“那我就放心了，我就隨便寫了”。
林書記說：“當時你去那，我就和你說過，閻善目這個人不可輕視，我讓你要特別注意，結果你到底沒把我的話當迴事，搞到這個下場，你真給我丟人，你那時不爭著去，我也不能讓你去呀，你是真應該好好檢查檢查，給你那麽多人組成工作組，你沒整過他孤身一人，你太沒用了，你真是叫我太失望了”。
常治仁說：“閻善目給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讓我上當了，我要是不去管他，仍然按原計劃做，就啥事都沒有了，當時我是有點太自信了，我認為隻要去他們隊兩次，就可以把他抓起來。沒想到，第一次去開訴苦動員會，通過他的訴苦和最後的講演，引起群眾非常同情他，成了他向我進攻的動員會，讓他占據了會場，我沒法往下開了。第二次他硬是不去開會，而且說的理由讓你無法狡辯。第三次我想他是不會去開會，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結果他突然又去了，在會場上大勢發表演講，又攪散了我的會場。第四次我以為他還會像第三次那樣，就做了以攪鬧會場為罪名，準備將他逮捕，結果他是一言不發。我無法下手，沒想到那天的大字報又出了問題”。
林書記說：“現在說啥都晚了，等待上級的處分吧”。
說完把電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