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後的華夏後人很難想象得到，天啟與崇禎年間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那些天災人禍到底是怎麽一迴事情，為什麽突然之間所有的災難都降臨到了這片土地之上。
霜降提前，冬季變長，一再發生的地震、海嘯，持續多年的幹旱、蝗災，到了崇禎末年更是出現了蔓延北方數省而且一直傳到了京師城內的瘟疫。
而這場幾乎傳遍了整個中國北方的瘟疫，正是這個年代根本無解的鼠疫。
這是天災。
而除了無年不有的天災之外，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還麵臨著其他的各種內憂外患，塞北的蒙古人，東北的女真人，陝北的流賊，西南的土司，以及東南海上不斷窺視逼近的荷蘭人、西班牙人。
這是人禍。
這些天災人禍，時而單獨一個一個地出現，時而一起成群結隊地出現，使得大明朝接連兩個年紀輕輕的皇帝疲於應付，最後終於都被擊垮了。
不管是天啟皇帝，還是崇禎皇帝，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昏君，而且甚至可以說，他們都是好人。
他們的身上沒有任何令老百姓們無法忍受的惡習，當政的時候也沒有搞過什麽人神共憤的暴政。
若是生在普通的富貴之家，像這樣的人，守住家業應該沒有多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卻被命運推上了皇帝的寶座，而且還是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危機年代，被推上了皇帝的寶座。
後世的人們說，這個時期是人類史上罕見的所謂小冰河時代，全世界都受到了影響。
然而同樣是在這個所謂的小冰河時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卻幾乎瓜分了這個世界。
而且同樣是這個小冰河時代，本來遠在烏拉爾山西側的羅刹人，卻不懼嚴寒，以平均每年東擴四五百裏的速度，一路往東擴張，最終在崇禎末年出現在了華夏大地的最北方，成為繼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之後華夏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這些天災和人禍到底是怎麽迴事，為什麽會突然一起向著華夏曆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湧來？
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謂天命？難道大明王朝的天命已轉移，大明王朝真的氣數已盡？
當崇禎皇帝執意攆走了身邊的所有人，獨自站在武英殿的大殿中，一邊凝視著牆上懸掛的坤輿萬國全圖，一邊在沉思這些惱人問題的時候，遠在山西潞安府剿賊前線的李邦華，終於等來了其他幾路官軍的消息。
延綏巡撫孫傳庭，在得知黃河邊上的葭縣發生暴亂，並最終帶兵趕到的時候，王自用、高迎祥、老迴迴早就往東渡過黃河不知所蹤了。
幾天之後，派去過河偵察的哨探迴來，說陝北的這股流賊攻陷了黃河對麵的吳堡，繼續往東流竄了。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的孫傳庭有點拿不準到底是不是應該跟著過河，追到山西繼續去剿滅這股流賊。
一來，他是延綏巡撫，這裏才是他的轄地，要進入山西追趕流賊，怎麽也得向朝廷報告一聲，否則保不齊就有禦史言官彈劾自己。
當然，孫傳庭若是這樣一個隻考慮自己官聲地位問題的話，那麽他也當不起明末最後一個帥才的稱號。
他所擔心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所倚重為臂膀的陳奇瑜，與參將黃庭政一起，帶走了延綏鎮官軍五千騎兵中的三千，押送著近萬名的亂民去寧夏屯墾，這個時候他在帶著軍隊離開，整個陝北豈不過於空虛，一旦再有變亂，那可就是後路不保了。
再者說了，延綏鎮的官軍雖然戰力強悍，但是其中騎兵的規模卻並不大，滿打滿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陳奇瑜帶走了三千，剩下的僅有兩千，就憑這兩千騎兵，一旦陝北再生變亂，前往彈壓的力量都嫌不夠，又如何敢稀裏糊塗地跟著過河？
就這樣，孫傳庭帶著賀時雨一邊向朝廷上書請罪，一邊請求允許追過黃河，進入山西，流賊既然是自己轄區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責任除惡務盡，無論追到那裏，都要將他們全部剿滅。
同時也抓緊時間讓跟著流賊跑遍了陝北數個州府，辛苦征戰了幾個月的延綏鎮官軍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沒有追究延綏鎮上下的責任，而且對有功將士進行了封賞，還及時下發了崇禎二年一月到六月的軍餉。
崇禎皇帝采取的這幾個舉措，讓孫傳庭、賀時雨等人頓時放下心來，一邊坐鎮延安的監軍禦史馬懋聯絡，遣人前去西安解取軍餉賞賜，一邊補充兵員，厲兵秣馬，準備東渡黃河。
時間轉眼到了二月底，陳奇瑜終於領著那至關重要的三千騎兵，從寧夏迴來了。
陳奇瑜給三邊總督袁崇煥押送去了近萬名的陝北亂民，真的是幫了袁崇煥一個大忙。
三邊總督駐地花馬池往西、往北的曠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廣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還多數都是西北的迴民和其他少數異族。
而這些迴民等少數異族，因為世代居住在寧夏的黃河兩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們占了，而同時他們又不停指揮，抗拒種植和推廣非常適合西北的新型農作物，而且又總是與前來屯墾的漢民發生衝突。
當然，這些並不是袁崇煥最頭疼的事情，最令他無奈的是，他陝西三邊總督部院的名義，行文陝西、延綏、臨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費授田，給糧給種，這麽好的條件愣是沒有多少人來，大半年過去了，也隻是從固原和臨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麵黃肌瘦的饑民前來就食。
花馬池以西，寧夏沿河兩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數還都是沒有開墾出來的荒草灘子，更別說花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於那裏時不時地還有鄂爾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趕著羊群出現，所以敢於前往開荒種地、屯墾戍邊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這些問題的根子，就是寧夏、甘肅之地的漢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漢族人口，又始終遊離或者半遊離於官府的掌控之外，不僅這些人的稅糧常常收不上來，而且還得防著他們與前來屯墾的漢民矛盾激化，從而生變生亂。
袁崇煥想來想去，終於認識到，這些問題要想得到妥善的解決，隻有一個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遠在西北的寧夏、甘肅、河套之地移植漢民人口。
隻有當漢民占了絕大多數，西北的這幾塊好地方，才能真正穩固下來，成為西北官軍的大糧倉。
好在如今的三邊總督部院衙門移駐到了花馬池，控製了整個西北最大的食鹽生產地，不管是迴迴還是黨項，或者花馬池關外的套虜，甚至遠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馬池出產的食鹽，以及三邊茶馬司掌控之下日益興盛的西北茶馬互市貿易。
正是因為有了鹽和茶這兩樣西北異族緊缺的東西，所以袁崇煥在寧夏、河套等地的屯墾才沒有激起少數異族的激烈反抗。
而現在，袁崇煥最缺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漢族人口。
所以陳奇瑜的到來，以及送來的近萬名陝北亂民，讓袁崇煥非常高興。
袁崇煥作為三邊總督，對延綏鎮的賊亂也負有剿滅的責任，因此趁著這個機會，陳奇瑜就拿著近萬名陝北亂民，從三邊總督袁崇煥和定虜鎮總兵官楊麒的手中，換取了兩千匹戰馬。
若不是等待著交接這兩千匹定虜鎮換裝下來的戰馬，陳奇瑜早就迴來了。
直到陳奇瑜二月底帶著三千騎兵以及另外的兩千匹戰馬趕迴榆林城，孫傳庭、賀時雨才終於會合了麾下五千騎兵，一邊留陳奇瑜坐鎮延綏新編兩千騎兵，一邊趕緊帶著兩千步卒，押解護衛糧草輜重，往東走偏關、過黃河，再轉了向南，往山西太原方向趕來。
霜降提前，冬季變長，一再發生的地震、海嘯，持續多年的幹旱、蝗災，到了崇禎末年更是出現了蔓延北方數省而且一直傳到了京師城內的瘟疫。
而這場幾乎傳遍了整個中國北方的瘟疫，正是這個年代根本無解的鼠疫。
這是天災。
而除了無年不有的天災之外，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還麵臨著其他的各種內憂外患，塞北的蒙古人，東北的女真人，陝北的流賊，西南的土司，以及東南海上不斷窺視逼近的荷蘭人、西班牙人。
這是人禍。
這些天災人禍，時而單獨一個一個地出現，時而一起成群結隊地出現，使得大明朝接連兩個年紀輕輕的皇帝疲於應付，最後終於都被擊垮了。
不管是天啟皇帝，還是崇禎皇帝，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昏君，而且甚至可以說，他們都是好人。
他們的身上沒有任何令老百姓們無法忍受的惡習，當政的時候也沒有搞過什麽人神共憤的暴政。
若是生在普通的富貴之家，像這樣的人，守住家業應該沒有多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卻被命運推上了皇帝的寶座，而且還是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危機年代，被推上了皇帝的寶座。
後世的人們說，這個時期是人類史上罕見的所謂小冰河時代，全世界都受到了影響。
然而同樣是在這個所謂的小冰河時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卻幾乎瓜分了這個世界。
而且同樣是這個小冰河時代，本來遠在烏拉爾山西側的羅刹人，卻不懼嚴寒，以平均每年東擴四五百裏的速度，一路往東擴張，最終在崇禎末年出現在了華夏大地的最北方，成為繼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之後華夏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這些天災和人禍到底是怎麽迴事，為什麽會突然一起向著華夏曆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湧來？
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謂天命？難道大明王朝的天命已轉移，大明王朝真的氣數已盡？
當崇禎皇帝執意攆走了身邊的所有人，獨自站在武英殿的大殿中，一邊凝視著牆上懸掛的坤輿萬國全圖，一邊在沉思這些惱人問題的時候，遠在山西潞安府剿賊前線的李邦華，終於等來了其他幾路官軍的消息。
延綏巡撫孫傳庭，在得知黃河邊上的葭縣發生暴亂，並最終帶兵趕到的時候，王自用、高迎祥、老迴迴早就往東渡過黃河不知所蹤了。
幾天之後，派去過河偵察的哨探迴來，說陝北的這股流賊攻陷了黃河對麵的吳堡，繼續往東流竄了。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的孫傳庭有點拿不準到底是不是應該跟著過河，追到山西繼續去剿滅這股流賊。
一來，他是延綏巡撫，這裏才是他的轄地，要進入山西追趕流賊，怎麽也得向朝廷報告一聲，否則保不齊就有禦史言官彈劾自己。
當然，孫傳庭若是這樣一個隻考慮自己官聲地位問題的話，那麽他也當不起明末最後一個帥才的稱號。
他所擔心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所倚重為臂膀的陳奇瑜，與參將黃庭政一起，帶走了延綏鎮官軍五千騎兵中的三千，押送著近萬名的亂民去寧夏屯墾，這個時候他在帶著軍隊離開，整個陝北豈不過於空虛，一旦再有變亂，那可就是後路不保了。
再者說了，延綏鎮的官軍雖然戰力強悍，但是其中騎兵的規模卻並不大，滿打滿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陳奇瑜帶走了三千，剩下的僅有兩千，就憑這兩千騎兵，一旦陝北再生變亂，前往彈壓的力量都嫌不夠，又如何敢稀裏糊塗地跟著過河？
就這樣，孫傳庭帶著賀時雨一邊向朝廷上書請罪，一邊請求允許追過黃河，進入山西，流賊既然是自己轄區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責任除惡務盡，無論追到那裏，都要將他們全部剿滅。
同時也抓緊時間讓跟著流賊跑遍了陝北數個州府，辛苦征戰了幾個月的延綏鎮官軍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沒有追究延綏鎮上下的責任，而且對有功將士進行了封賞，還及時下發了崇禎二年一月到六月的軍餉。
崇禎皇帝采取的這幾個舉措，讓孫傳庭、賀時雨等人頓時放下心來，一邊坐鎮延安的監軍禦史馬懋聯絡，遣人前去西安解取軍餉賞賜，一邊補充兵員，厲兵秣馬，準備東渡黃河。
時間轉眼到了二月底，陳奇瑜終於領著那至關重要的三千騎兵，從寧夏迴來了。
陳奇瑜給三邊總督袁崇煥押送去了近萬名的陝北亂民，真的是幫了袁崇煥一個大忙。
三邊總督駐地花馬池往西、往北的曠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廣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還多數都是西北的迴民和其他少數異族。
而這些迴民等少數異族，因為世代居住在寧夏的黃河兩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們占了，而同時他們又不停指揮，抗拒種植和推廣非常適合西北的新型農作物，而且又總是與前來屯墾的漢民發生衝突。
當然，這些並不是袁崇煥最頭疼的事情，最令他無奈的是，他陝西三邊總督部院的名義，行文陝西、延綏、臨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費授田，給糧給種，這麽好的條件愣是沒有多少人來，大半年過去了，也隻是從固原和臨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麵黃肌瘦的饑民前來就食。
花馬池以西，寧夏沿河兩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數還都是沒有開墾出來的荒草灘子，更別說花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於那裏時不時地還有鄂爾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趕著羊群出現，所以敢於前往開荒種地、屯墾戍邊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這些問題的根子，就是寧夏、甘肅之地的漢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漢族人口，又始終遊離或者半遊離於官府的掌控之外，不僅這些人的稅糧常常收不上來，而且還得防著他們與前來屯墾的漢民矛盾激化，從而生變生亂。
袁崇煥想來想去，終於認識到，這些問題要想得到妥善的解決，隻有一個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遠在西北的寧夏、甘肅、河套之地移植漢民人口。
隻有當漢民占了絕大多數，西北的這幾塊好地方，才能真正穩固下來，成為西北官軍的大糧倉。
好在如今的三邊總督部院衙門移駐到了花馬池，控製了整個西北最大的食鹽生產地，不管是迴迴還是黨項，或者花馬池關外的套虜，甚至遠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馬池出產的食鹽，以及三邊茶馬司掌控之下日益興盛的西北茶馬互市貿易。
正是因為有了鹽和茶這兩樣西北異族緊缺的東西，所以袁崇煥在寧夏、河套等地的屯墾才沒有激起少數異族的激烈反抗。
而現在，袁崇煥最缺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漢族人口。
所以陳奇瑜的到來，以及送來的近萬名陝北亂民，讓袁崇煥非常高興。
袁崇煥作為三邊總督，對延綏鎮的賊亂也負有剿滅的責任，因此趁著這個機會，陳奇瑜就拿著近萬名陝北亂民，從三邊總督袁崇煥和定虜鎮總兵官楊麒的手中，換取了兩千匹戰馬。
若不是等待著交接這兩千匹定虜鎮換裝下來的戰馬，陳奇瑜早就迴來了。
直到陳奇瑜二月底帶著三千騎兵以及另外的兩千匹戰馬趕迴榆林城，孫傳庭、賀時雨才終於會合了麾下五千騎兵，一邊留陳奇瑜坐鎮延綏新編兩千騎兵，一邊趕緊帶著兩千步卒，押解護衛糧草輜重，往東走偏關、過黃河，再轉了向南，往山西太原方向趕來。